长沙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变模式

【摘 要】随着城市的发展,长沙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也随之变化.本文首先界定了长沙城市边缘区的范围,其次总结了近年来长沙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的演变,然后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产业园区发展模式、房地产发展模式、教育科研发展模式以及旅游发展模式几种长沙城市边缘区适合采用的模式,提出了长沙城市边缘区组团发展的设想.

【关 键 词】长沙；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发展模式

1城市边缘区的定义及长沙市边缘区的范围界定

1.1城市边缘区的定义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要素扩散与乡村要素集聚且彼此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位于典型城市与典型乡村之间界限模糊的过渡性、动态性区域.城市边缘区是指城市外缘由城市向郊区过渡的地带,其土地利用方式、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人口社会构成以及生态环境等要素具有城市与乡村相混合的特征,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沿阵地.

城市边缘区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混杂性和动态性：过渡性主要表现在城市边缘区是城乡结合的混合地带,因此兼有两种地域的形态特征；混杂性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经济方面,城市边缘区人口构成相对复杂,经济类型较为多样化；动态性主要表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边缘区的界限不断发生变化,往城市外推.

1.2长沙市边缘区的范围界定

长沙现辖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望城六区和长沙、宁乡两县以及浏阳市,面积达到1923.6平方公里.本文先根据相关图文资料和城市景观划分出模糊的边界,然后依据万有引力公式等定量方法,参照政府行政区划的变动,最终综合界定城市边缘区的范围.

本文采用万有引力公式计算经济联系强度,表达式为：

Rij等于*A

式中Rij为经济联系强度,Pi、Pj分别为某年城镇i、j的人口数量,Vi、Vj分别为某年城镇i、j的GDP,Dij为i、j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A为系数,式中取值为1.在此基础上建立经济联系隶属度计算公式：

Fij等于*100%

综合运用上述两式,同时参照行政区划变动可界定长沙市城市边缘区缘区为外环线―机场高速―京珠高速―西外环―南三环―北三环,包括黄花镇、高塘岭镇、暮云镇、含浦镇、雷锋镇、跳马乡、坪塘镇、莲花镇、双江镇等乡镇.

2长沙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变

我国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演变具有工业导向性.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核心区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为“退二进三”.工业的搬迁特别是重工业的外迁导致人口随之流动,人口聚集引起资金、信息等向城市边缘区转移,相关怎么写作产业迅速发展起来.相对而言,城市边缘区地租低廉、环境承载力较强、环境优美,依托这些优势,城市边缘区吸引城市部分企业、人口、资金、信息等集聚.城市边缘区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为“退一进二”,由传统农业逐渐向城郊型农业转化.城市边缘区逐渐扩张,其界限再次往地区推移,最终融合为未来城市的一部分.

随着经济的发展,长沙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十一五”初期长沙市区面积为556.3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积为167.7平方公里.到十一五后期长沙市区面积扩展到954.6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扩展到249.3平方公里.2011年,望城正式成为长沙第六区,城区面积扩大一倍,市区面积达到1923.6平方公里.

长沙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沿老城区呈蔓延式扩张,同时其空间形态在原基础上呈现出沿轴向四周分散的趋势.长沙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1949年到1958年,长沙城市人口和面积逐步增加,城镇化建设得到恢复并且初步发展起来；第二阶段即1959年到1966年,长株潭三市鼎立的格局初步形成,城市建设变化较大,同时带动着城市与城市、城市与郊区之间地区的发展；第三阶段即1967年到1978年,长沙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受到严重冲击,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市中各企业、单位大多分布在郊区,布局上较为零散；第四阶段即1979年到1999年,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城市土地利用结构被重构,长沙空间格局为“一主体、两翼、两组团”,其中两翼、两组团即马坡岭、泉塘、望城坡,天顶乡、捞霞组团和坪扩组团为当时长沙的城市边缘区.第五阶段即2000年到现在,长沙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城市空间形态出现新的嬗变,城市边缘区的界限变化显著,在原来基础上见缝插针式建设,同时也呈现出了快速无节制的蔓延式扩张.

3长沙城市边缘区发展模式研究

3.1长沙城市边缘区发展模式的选择

城市边缘区发展模式种类较多,其选择应当从长沙市边缘区原有基础条件出发合理选择,使其符合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要求.影响长沙城市边缘区发展模式选择的机制,可归结为国家政策强制机制、基层农民自发机制、外地企业驱动机制三种.国家政策强制机制即通过城乡规划将长沙市边缘区纳入长沙市整体规划之中、加强对边缘区的投资以及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和文件促进边缘区发展；基层农民自发机制即通过长沙市边缘区的农民群体自筹资金发展农业产业化或者创办乡镇企业带动边缘区人口的集聚和当地景观的改变；外地企业驱动机制即通过外地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的投资,利用其较大的影响力系数和较高的感应度系数带动长沙市整个边缘区的发展.

目前长沙市边缘区的发展可以考虑以下几种模式：

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在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长沙市提出了“兴工强市,园区兴工,项目兴园”的思路,积极创造条件,大力招商引资,从而带动边缘区经济结构的升级、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管理水平的现代化.目前,长沙市包括“两区六园”（国家级长沙高开区、国家级长沙经开区、湖南环保科技产业园、浏阳生物医药园、隆平高科技园、宁乡经济技术开发区、望城食品园、长沙经济开发区）在内,有各类园区近百个,重点建设望城坡、星马、捞霞、高星等工业发展区和发展教育、科研、生产一条龙的岳麓山、井湾子知识产业园.因此,星沙、黄兴、坪塘、暮云、含浦、洞井、东方红、星城、丁字等地可考虑借鉴该模式进行发展,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规模,创造经济效益.房地产发展模式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的快速膨胀,长沙市已出现了住宅郊区化的趋势,今后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增强,实行大规模、综合性地开发,实现商业活动的组织化和集团化.因此长沙市一些边缘区利用住宅郊区化的机遇,采取了房地产的发展模式,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的发展.高塘岭、含浦、坪塘、暮云、黄金、星城、雷锋、莲花等地适合采用房地产发展模式.

教育科研发展模式教育科研区是教育科研机构如大学、研究所等的聚集,它是以高等院校为纽带,辐射周边地区,集教育、产业和生活怎么写作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特定的区域.城市边缘区引入适当的教育科研发展模式,从宏观来看有助于城市在空间形态上的跨越和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从而达到“大学拉动、科教兴城”的目的.特别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大学城,必然吸引一些高科技产业就近布局,从而促进产业的升级,加快经济结构的逐步高级化和软化,将大学城与科技园区相邻布局也是目前许多大城市的做法.目前长沙主要有岳麓山、含浦、金盆岭、井湾子、马泉五大文教科研区,含浦、黎托等地适合采用教育科研发展模式.

旅游发展模式长沙市边缘区能吸引城市居民旅游,是由自身的区位和条件而决定的,一方面具有较小的旅游时间比,另一方面具有令人心旷神怡的田园风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开敞的绿色空间,与城市的感知环境差异非常大.因此,就长沙市城市居民而言,他们通常在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和有限的余暇时间（主要利用周末）条件下,倾向于到城市边缘区旅游比如农家乐,以放松自己的心情、消除紧张和不安.因此,旅游发展模式必将成为长沙市边缘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模式,加速边缘区的发展,黄兴、黄金、雷锋、跳马、暮云、榔梨、洞井、桥驿、北山、安沙等地应采用旅游发展模式.

长沙市在边缘区发展模式选择之时,一定要综合其发展模式与现有机制进行灵活分析.图1是长沙市边缘区选择发展模式的分析图,即纺锤形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的“纺锤形关系”,模型中部即城市边缘区实际发展模式,是基于既有的四种发展模式选择的综合发展模式,可以其中几种,亦可以是四种皆有,但以其中的某一种或几种模式处于主导地位.实际发展模式与发展机制之间也是一种选择的关系,可以是一、两种机制作用,也可以是三种机制共同作用,作用的过程中也会存在主导与辅助的区别.比如以暮云镇为例,在发展机制上,受三种机制共同作用,但以国家强制机制为主；在选择发展模式上,既有房地产发展模式,也有产业园发展模式.因此实际的发展模式选择中,可以以“纺锤形关系”作互动分析,综合选择适合长沙城市边缘区的发展模式.

图1城市边缘区选择发展模式的“纺锤形关系”

3.2长沙城市边缘区组团发展

长沙市的边缘区可充分考虑用地、交通等因素进行组团,共同实现快速发展.同时应依据产业协调发展的需要对各已建设或尚未建设的组团分别做好主体功能定位,从功能的角度来突出组团和工业园区的特色,打造边缘区的产业链.且应加快城市交通干线的建设,致力于以交通干线作为纽带,加强各个组团与中心城区的联系,使得组团能对中心城区起到分流作用的同时,能充分享受到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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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汤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