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法官的整合型法律解释

摘 要：在司法过程中,基层法院主审法官扮演着法律问题解决者的角色,其在各个审判组织之间陈述观点和意见,谋求法律问题的解决.解决法律问题,做出司法裁判,其正当性和可接受性,不仅取决于法律本身的正当性,也取决于法律适用的程序正当性.合议、汇报、讨论、请示作为基层法官处理案件的通常程序,其不仅消解了基层法官对于法律的独断理解与解释,司法过程中正当程序的遵循,也构造了基层法官通过议论解决法律问题的整合解释模式.

关 键 词：基层法官；整合解释；法律议论

中图分类号：D916.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5001605

作为立法程序最终产品的法律和作为司法诉讼程序最终产品的司法裁决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都同样取决于有关程序能否满足议论主体的对话理论所阐明的关于理性对话、商谈或沟通的先决条件、前提和检测设.基层法官在正当司法诉讼程序中,大多通过议论解决法律问题.在法官与法官之间意见相左时,每位法官也应当强调自身对于审判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认可.法官需提升专业知识技能,提高个人德性,确保审判共同体的司法裁判自洽性.通过交往行动在具体生活形式中确立的监督与指导的法律关系,每个参与法官都平等地采纳其他法官的意见,维护司法诉讼程序运行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保障司法判决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一、独断型法律解释的实践消解

(一)主审法官的法律判断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法官需要论证司法的合理性,来解决法律的不确定性问题.在基层审判共同体中,主审法官主要靠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与解释,解决法律问题,但还需要考虑来自其他法官的解释,这取决于司法信念的一致性.”（1）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官需要在实践中发现和维护法律的生命和尊严.法官不断地学习法律的逻辑、规则和制度,领悟法律的精神、原理和意旨,把各种专门知识、技能和经验运用法律的思维进行整合,选择法律,准确解释和适用.

主审法官有个重要的责任,就是基于所处的时代和历史使命,判断司法权如何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往往成为主审法官进行裁判的重要前提.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能力,是指法官在司法实践中以其法律知识、实践经验、裁判技能,在已查明的事实基础上,将法律规定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思维与方法.“思维方式甚至比他们的专业知识更为重要,因为专业知识是有据可查的,而思维方式是靠长期专门训练而成的.”[1]独断解释反映的是主审法官个体的法律适用思维,独断解释并非法官解释适用法律过程中的具体方法.“所谓独断型诠释学是指旨在把文献中早已众所周知的固定了的意义应用于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即使独断的知识内容应用于具体的问题上,它的前提是文献中的意义是早已固定和清楚明了的,无须我们重新加以探究.等这种诠释学认为,法律条文的意义一般都是确定的,因为这一意义通过权威注释而被认为是有效的.法官阅读法律条文正如我们查字典一样,不是为了研究法律文本中的意义,而是为了证实法律文本中的意义.法官的任务就是在共性法律与个案冲突时调解一般和个别.”[2]

(二)合议的模糊状态

实体上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需要正当的法律程序保障.“在司法领域,法律的合法性和实证性的张力在内容的层面上被作为这样一个问题来处理：要做出的判决应该既是正确的,同时又是自洽的.”[3]287司法判决反映司法诉讼程序各个组成部分的商谈与沟通,需要符合论辩的逻辑审理程序与沟通合议解决法律问题的机理,并且其组织形式必须规范.

合议庭的合议是司法的开端.主审法官之外,合议庭组成之其他人员的意见,亦是解决法律问题的不同角度的思考结论.法律知识专业的基层沟通情景,在合议庭中完美表达出来.“法律适用关键在于法律解释,法律解释不正确,最后必然导致法律适用不当.所以说,法律解释直接关系到法律适用的正确性,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现代民法解释学认为,法官处理法律问题,归结为法律解释,法律问题说穿了是一个解释问题.法律问题的本质是解释问题.法律摆在那里,谁都可以解释,看谁的解释正确、高明.”[4]法官们最初都在发现司法过程中的确定性,但在发现的过程中,却遭遇了不可避免的模糊性.“法律乃是部分地不确定或不完整,而且法官针对法律的这种特性应该行使有限的造法裁量权限以填补法律的漏洞.”[5]240合议庭成员理解法律的立场、角度、知识背景,决定着对于法律问题意义的方案寻求.现实的基层尤其农村审判一线,合议庭组成的复杂性,影响着法律问题解决评议的充分性,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多数法官并非法科专业出身,法律思维缺乏系统性,审判思维多来源于经验,形成了遇见问题后即翻阅法条的问题处理模式.陪审员虽然经过多年的培训,但对法律知识的认识仍然朴素.合议庭成员评议过程中,朴素的认识与专业的思考相互交织.

(三)合议结论的不确定性

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法律问题的解决是法官共同的信念.不同的法官会采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因为解释过程中会融入不同的价值判断.法官依据概念要素的重要性,决定选择何种解释结果,法官价值判断不同,导致解释结果不尽相同.从此可以看出,解释过程中的实践性方法会伴随着价值判断的融入,从而给解释结果带来不确定性.主审法官案件处理意见,习惯性地成为司法裁判的依据,但合议庭合议过程中的辩论,应成为通达和接近“真理”的路径.合议庭的不同意见,应与裁判文书的表达相匹配.对于法律的不同理解,法律关系及裁判结论的定性认识,影响法官解决法律问题的思维模式.基层审判一线合议庭合议,一般处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情形包括合议庭成员对于案件事实以及法律关系的认定,较少地在法律适用以及法律解释方面出现分歧.基层司法不可忽视、待解决的不规范现象有时表现为依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合而不议”、“陪而不审”.“合而不议”中,主审法官制造出所有的法律文书,让其他人员流水线式地“签字”；对于“陪审率”的考核,则导致了大量“陪而不审”的“虚拟合议庭”,司法化、大众化的虚拟形式显现在文字的载体中.（四）结论不确定性的限制

合议庭成员参加了庭审,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质证、辩论,对案情了解,合议庭成员在评议时都要对案件的处理发表意见,合议庭做出的裁判实质上是每一个合议庭成员行使审判权相互整合的结果.“人群共处则须有一定的规范（社会游戏规则）,诸如习惯、宗教、道德及法律,以共同协力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生活.”[6]3作为最基本审判组织的合议庭,其“三人行”的单数组成模式,初衷是为了防止司法专断,陪审员的加入,又反映了审判权的“人民性、大众性”.通过合议庭合议,进而解决法律问题,是较为理想的方式.若合议庭通过合议,未得出一致的意见,法律问题解决的方案不会产生,但多人的法律智慧,提供的是商谈与辩论的裁量理性.不同的法官因其所受的教育程度、思想品德、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潜在的好恶心理等个人因素不同,对同一法律条款可能存在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法官理解并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过程中,由于其个体因素和主观性,使得裁判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实行合议庭审判,依据多数法官的意见裁判,尽管不能完全排除理解和适用法律的不确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或限制这种不确定性,抑制主观偏见,使裁判尽可能地体现出法律的精神.

二、平等沟通对话中的非正式制度

(一)合议庭意见的口头概括

“如果我们把现行法律看作一个理想地融贯的规范体系的话,那么这种依赖于程序的法律确定性可以满足一个着意于自己的完整性、以原则作为取向的法律共同体的期待,从而保证每个人都拥有他理应拥有的那些权利.”[3]271法律事实在论辩中逐渐明了,合议庭未达成一致意见,或存在不同的意见,实践中,主审法官则会主动向分管院长汇报案件.“汇报案件”是监督管理色彩比较浓厚的作为审判管理一部分的非正式制度,其前提是“合议庭没有最终确定意见”、主审法官没有决定性的解决方案.“法官必须在成文法之语词的具有选择性的意义之间做出选择,或是在对判决先例之要旨‘究竟是什么’的相互竞争的诠释间做出选择.”[5]11主审法官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案情、证据以及合议庭意见,法官对于案情的描述,暗示了法官对于案件解决的初步判断.在汇报案件这个没有规范依据的非正式制度中,主审法官受益之处在于,分管院长以法律问题解决的熟悉经验指导主审法官理解法律、解决法律问题.

(二)证据裁判主义理念的运用

作为现代司法理念的“证据裁判主义”,常为人诟病.“证据裁判主义”有时排斥对生活事实的客观还原,“证据裁判主义”理念常受到分管院长的规训,分管院长会指出“证据裁判主义”存在的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缺陷.主审法官口头转述案情的不完全性,影响分管院长对于被汇报案件的法律判断.作为现代司法理念的“证据裁判主义”,法律语言运用载体的主审法官口头转述案情,成为司法诉讼程序中商谈与沟通机制中的较为重要的因素.“证据裁判主义”实为法律问题解决的实用主义理念,追寻法律程序正义的同时,有时远离法律的实质正义.

法官在审判各种社会纠纷的同时,也承受了代表各种利益阶层的压力,有些压力来自对审判权的监督,有些压力则源于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干预.汇报案件过程中主审法官口头转述不清晰,则分管院长会要求查看案卷,查看案卷中的庭审笔录、案件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汇报案件作为非正式制度其在运行过程中,于审判管理角度而言,能提高案件处理质量.分管院长与主审法官的交流,加深主审法官对于法律问题解决方案选择的反思.非正式制度的运行,带来解决法律问题的多种规范化方案.

(三)平等对话的业务征询程序

法律知识专业化的前提,设置了基层主审法官与分管业务审判庭的副院长之间的平等沟通与对话的主动征询模式.基层主审法官在审判合议庭充分合议之后,对于合议庭意见仍然没有定论的情况下,向分管院长汇报案情,征求和询问分管院长的法律问题解决观点和意见.

汇报案件作为非正式制度运行,可以展示主审法官与分管院长之间的业务交流与沟通情形.于审判组织与审判共同体的组成原理而言,法律专业知识应用化的背景,给主审法官与分管院长提供平等的对话程序.在某种程度上,“错案责任追究”的存在,促使主审法官积极主动汇报案件.“法律适用是没有精确的方法可以依循的.在法学三段论中,不管是在规范前提方面,还是在事实前提方面,都有可能出现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讲,不管是在法律解释方面,还是在事实认定方面,其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是无法完全消除的.”[7]

三、“审委会”议论中的定性法律问题

(一)选择性转述与协商讨论

疑难复杂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原因多在事实认定、法律关系确定等方面难以定论,对于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律条款的理解与解释较少讨论,但法律问题的解决又摆脱不了对于法律条款的理解与解释.主审法官书写汇报报告,程序价值多于实体价值,审委会阅读主审法官汇报报告的同时,听取主审法官陈述案情,审委会委员对于主审法官所汇报个案的了解,依据上述两个途径.在汇报报告的成文过程中,主审法官梳理案情具有选择性,故主审法官口头转述案情须系统、清晰,否则影响审委会委员对于案件的全面了解.作为沟通与交流载体的汇报报告,需体现案件司法诉讼过程的所有具体环节的情境.

对于案件处理结果的讨论,建立在自由发言的程序平等基础之上.主审法官不期待讨论结果的不确定性,但由于审委会委员并非全是法律专业知识背景,依据常识、常情讨论案件中提炼出的命题成为常见的情况.情理化讨论案件,给主审法官开创的是非法教义学的思维模式,讲究的是方法运用于疑难案件讨论的具体化.非法条主义的思维模式,坚持违背常识的结论并非合情合理的理念.主审法官不仅要陈述清楚合议庭意见,还要回答对于法律问题思考的结果,认真分析领会书面记录中的方案讨论与最后决定,给合情合理命题以解决方案.

(二)司法化的理性商谈

“一个法庭程序的结果如果可以根据法官的利益状况、社会化过程、阶级隶属关系、政治态度和人格结构来说明的话,或者通过意识形态传统、权力格局以及法律体系内外的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来说明的话,判决的实践就不再是由内部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由对程序、案例和法律根据的选择决定的.”[3]248法律问题解决方案的得出,无须决定,但源于多数意见的定论.“解释方法不必然保证结论的正确,但却可减少个人判断的主观性.切勿任意选择一种解释方法,应作通盘性的思考检讨,始能获致合理结果,而在个案中妥当调和当事人利益,贯彻正义的理念.”[6]20“法官发现裁判的过程是由制定法上的推导、对问题的认识和个人的感受混合而成的结果.法院如果不想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论证其判决,那么最好是对自己最初限制,对其评判做出与制定法一致的论证.”[8]主审法官需要整合审委会多数委员对所汇报案件所涉及事实、法律问题的理解与解释.司法裁决中的多数意见总结出的案件结论,整合了专业化与非专业化的对于案件理解与解释的意见.（三）通过议论解决法律问题

“社会或共同体”这样的术语非常灵活,它们可能包括一所大学、一个戏剧协会或是一种职业的成员、一个乡村、城镇或地区的住户,或者一个国家的居民,等等[9].经过合议庭合议,向分管院长征询,仍然没有定案结论的话,主审法官将这类疑难案件提交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集体议论模式之下,审判委员会依法讨论做出的决定,主审法官及合议庭必须贯彻执行.经审判委员会合法、合情、合理的讨论,基层法官贯彻法律意旨,融合讨论意见,探寻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

审委会讨论案件,形象地展示基层审判组织司法化的理性商谈机制运转的过程.与现实的案件责任考核结合,疑难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后,若出现“发改还”的现象,可为主审法官提供规避责任的理由,因为案件司法判决结论定于审委会讨论意见.审委会委员与主审法官之间,平等地“一问一答”.案件在审委会讨论,充分展示协商与对话的司法精神.

四、司法裁判的可能性参照因素

(一)同一法律文本的不同理解

理解法律是法官适用法律的前提,理解法律需要具备法律思维方式,掌握法律基本知识和原理,解释学称之为理解的合法前见.法律规范以此形式限制法官不能任意曲解法律,只能在法律所允许的可能意义范围内理解法律.

法律适用过程中不断地限制权力,法律人时刻受到从程序正义到实体正义的约束.法律体系建成后,解释者的时代即将来临,法官需要系统地学习法学方法论.法官审级不同,但适法渊源相同.法律问题的解决,源于对同一法律文本的理解与解释.“法律的内容所涉及的必须主要是（但不一定完全是）一整个阶层或种类的人、行为、事物与情况；而法律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运作与范围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是因为社会的成员广泛地有能力将特定行为、食物和情况涵摄到法条文字所做的一般化分类中.”[5]113只有当一个有效的规范被证明是对有待判决的案例来说唯一恰当的规范,这规范才为一个唯一可以主张是正确的判决提供论证.说一个规范是显见有效的,仅仅意味着它已经被公平地论证过了；只有这个规范被公平地运用,才导致关于一个案例的有效判决.普遍规范的有效性还不能保证单个案例中的正义.

(二)裁判参照上级法院请示

基层法院遇到疑难、复杂案件经常对于法律依据的确定性理解把握不准,通常得请示上级,以解决法律规范适用困难的状况.司法判决前的请示,决定主审法官有可能参照上级法院法官的意见做出裁判.一审法官在审理时,不仅在思考自己如何审理案件,还要揣测二审法官的心理,二审法官会不会做出与自己不同的判断.从制度设计上,上级法官有权改判下级法官,这没有争议.但是,很多案件的审理,法官在判断事实或适用法律时,即使同一个法官也会在选择中由于难断,难以下判,也许是因为不同的思考得出的结论.

法官适用法律,首先必须理解法律,而理解法律在实际上就是解释法律,可以说解释法律是适用法律的前提和基本环节.“一切文本学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任何类型的文本如果要为人们所理解,首先要进行解释.这对法律工作意味着：任何法律、具体的法律规定以及受合同约束的协议在能够恰当地适用或执行之前都需要解释.”[10]一个适合某个规则的事态的构成,取决于根据运用于它的那个规范的概念对它的描述,而这个规范的意义,恰恰只有当它被用于一个被变成规则之一例的事态时才得以具体化.一个规范永远只是根据由这规范自身所规定的相关标准而有选择地吸纳复杂的生活世界情境,而由规范所构成的那个事态也绝没有穷尽一个普遍规范的模糊的意义内容,而是也非常有选择地体现着各规范.

(三)整合型法律解释模式

问题总是在协商与讨论中解决,整合解释集中了多数法官的司法智慧.“法律解释的任务在探求法律意旨,而在这个意旨即追求正义在人类共同生活上的体现.故法律解释必须把握这个意旨,并帮助它的实现.亦即在正义及其衍生价值的指引下,以衡平的、可以被理解的方式去满足由人类共同生活所发生的法律上需要.”[11]“法院时常强调,在审理未受规范的案件时,他们会通过类推的方式,援引既存的法律或判例,以确保他们所造的新法,尽管是新的法,仍能与既存法律中所蕴涵的原则以及基础原理相互一致.确实当某些法律或判例在个案中遇到无法确定的状况时,或者当法律沉默时,法官不会就把他们的法律书推到一旁,然后开始立法,不去寻求现存法律的指引.法官们在审理这种疑难案件时,经常会按照人们对于该等法律的理解,援引相当范围内各项法律所体现和表达的一般性原则,或者一般性目标或意旨,为当下的疑难案件指出确定的答案.”[5]242

五、结语

“现代解释学,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理解的学问.”[12]基层主审法官对于法律问题的理解,怎么写作于法律问题当事者的法律保护,疑难个案解决的正义性,须与法律运用和法律发展的统一性相结合.消解独断解释之后,对于司法诉讼程序中多方对法律理解与适用的意见的参考,是整合解释的主要内容.在司法程序中,通过对司法判决的前置沟通、对话和对结论的审核得出解决方案,进而统一法律.整合解释的最终目的,在于保护法律问题当事者的利益.通过议论解决法律问题的整合解释模式（2）,基层主审法官对个案进行判决,保持司法诉讼程序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维持法律秩序的融贯性.

注释：

（1）法律解释因解释者身份的不同,包括裁判的解释.裁判的解释,指法官于裁判案件时所作解释.法官所作解释不必列举详细理由,重要的是结论之妥当性.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法官独任审判或合议审判解决法律问题适用法律时,主审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为独断解释,经合议、汇报等采取其他法官的意见时,则为整合解释,呈现法官适用法律过程的整体智慧.

（2）“法律议论”理论由德国著名法哲学家阿列克西（RobertAlexy）教授提出,主张把法的正当化归结到人们的讨论过程.一个主张在法律之所以被认为是正确的,必须经得起质疑,经得起批评,经得起辩驳,经得起推敲,只有以合理的、公正的程序为基础进行讨论才能真正使规范正当化,讨论必须与正当程序结合在一起,才产生规范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