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巨著合上时我们才翻开

听到贝时璋和钱学森两位长者仙逝的消息时,正送孩子去上奥数班.

跟孩子说起这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她一脸茫然.也难怪,学奥数、参加华罗庚数学竞赛的很多孩子,连华罗庚是谁都不知道,何况其他.

不只是孩子,跟学生家长聊起两位先生,对钱老有印象的还算不少,但说起贝时璋先生,大多数人都是表情茫然.

媒体倒是格外热闹.从贝老“学问要看胜似我者,生活要看不如我者”的恬淡,到钱老“我姓钱,但我不爱钱”的风骨等边边角角的故事都被挖掘出来.如山的景仰,似水的追颂,却掩不住痛悼者痛定思痛的一问：为什么我们总要等这些厚厚的书本永远合上之后,才想起来匆匆地翻开?

我们太忙,找工作、写房子、评职称、发论文、找经费、要项目,红尘滚滚中放一张平静的书桌并不容易；我们太急,六十年过去,诺贝尔奖、菲尔茨奖、图灵奖年年花落他家,玩命拼搏也只是争个SCI论文数世界第一；我们太纠结,日思夜想将孩子送到哈佛、耶鲁、牛津、剑桥,巴望着名扬天下、光宗耀祖,却只懂得教他们抄N遍、背N遍、做N遍等

为什么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李约瑟为这个难题苦苦思索了四十年.为什么黑云压城的救亡图存中,我们出了蔡元培、任鸿隽、李四光,颠沛流离的避难之路上我们出了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而今天能与其比肩者依然如凤毛麟角?这个难题,是否也要困扰我们另一个四十年?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中国新闻周刊》特地请了九位名人给四十年后的中国写一封信.法学家江平、前审计长李金华、戏剧家魏明伦、诗人北岛、围棋名手陈祖德等真正属于科教界的人不多,但几乎毫无例外,他们都谈到了中国的教育、中国的科技、中国的文化.

“我们国家的经济目前处于与全世界竞争的状态,而我们的文化没有.”这是魏明伦的感慨；

“上学时不再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很少有孩子戴近视眼镜,分数和名次也不再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这是李金华的期待；

“早日从物质主义昏梦中醒过来,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掀起伟大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这是北岛的呼喊；

而憧憬“中国世纪”的江平则认为：“‘中国世纪’的真正标准,并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在总量中居于世界第一,更是中国的政治文明、科学文明以及文化的文明是否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人民的认可?是否让多数国家和人民乐于去效仿?”

就在贝老和钱老离世前一个多月,浙江大学归国博士涂序新选择了离开.遗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此时刻,我认为当初的决定下得是草率的,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等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这当然是一桩极端的个案,但对教育的弊病、科研管理的弊病、学术环境的弊病,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会视而不见.

远的不讲,就说我自己.明明知道孩子不喜欢奥数,可为了上一所好点的学校,仍要逼着她学；明明知道快乐和热爱是成才最大的动力,却无奈地选择“适应现实”,因为它比“对抗现实”更容易.由于职业的关系,我对贝老、对钱老、对科学大师的了解比一般人稍多一点,但我给孩子讲过吗?我会时时以他们自励、向他们看齐吗?

漫天大雪,飘落在深秋的北京.一群奥数班的孩子,正从周末补习班鱼贯而出.就在这个城市里,两位曾经改变世界的科学巨匠,心脏停止了跳动.大雪消散时,他们将融入大地,化为科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上闪光的片段.这思想的烛光,将怎样照亮未来的人们?而这群无邪的孩子们中,下一个贝时璋、钱学森又在哪里?

（摘自《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