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姚晨一起探访难民

马尼拉的幸福指数还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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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影视明星姚晨以联合国难民署中国区代言人的身份,走进了菲律宾马尼拉的一些难民家庭.其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以及小有成就的企业主.他们已然融入了这座城市,过上了安稳的生活,只是仍然没有菲律宾国籍.安全感是他们内心最缺失的东西.

虽然嘴巴比别人的大一些,但对于约翰来说,姚晨与其他中国姑娘没什么区别.坐在眼前的这位说话有些紧张的长发演员,以待任联合国难民署形象大使的身份,不远千里来到菲律宾,探访生活在城市里的难民们.在约翰身后,是9年前才爆发过的一座活火山,已经被开发成度检测胜地.不过约翰的遭遇与自然灾害无关,他和妻子伊莎贝尔看起来甚至比其他菲律宾居民还要胖一些,这对不想公开自己真实姓名和身份的非洲难民夫妻,已经在菲律宾生活了23年.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或许很少有机会知晓菲律宾的生活会如此美好:全民免费医疗,即使重病,全民免费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房价较低,人人爱欢笑,幸福指数较高,包括难民.

随着交流的增多,拘谨的约翰夫妇逐渐敞开心扉.他们在逃离祖国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本科学位,懂得使用英语.“在菲律宾,即使是市场上卖菜的老太太,也会说英语.”约翰说,虽然他们的英语很不灵光,但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最大的苦难是被遣返,“在飞往马尼拉的飞机上,我曾看到一张表格,上面写着‘菲律宾入境和遣返管理处’,我看到遣返二字,就感到心惊肉跳,现在好了,听说那个部门去掉了那两个字.”

约翰最开始获得了教友的帮助,他们都是天主教徒.而在这里,大部分人都是天主教徒,在教堂朋友的帮助下,他联系上了联合国难民署在菲律宾的办公室,后者协助他在这里获得一张“难民”,它可以帮助约翰家暂时生活在这个国家.随后,神秘雇主在得知他的“特长”之后,为他安排了住房和工作.“生活变得很美好,我们又在这里生下两个孩子,一共有6个孩子了.”妻子伊莎贝尔说.

“我已经没有回家的必要了.”约翰是个乐观的人,但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是能明显感觉到苍凉.他的父母都已经过世,而伊莎贝尔的父母也年事已高,那是他们在祖国最后的亲人了.“菲律宾的生活非常美好,我们都已经在申请入籍,而在这里出生的孩子们,只要长到18岁,也可以自然入籍.”约翰最小的孩子已经16岁了,不但懂得母语、英语,还会说菲律宾语,一种连当地人都不常用的语言.

马尼拉人的生活方式早已全盘美国化:说英语,吃快餐,唱“雷帝嘎嘎”,看好莱坞影视剧.约翰一家从来没有居住过如此现代化的城市,“我们在非洲的首都,比这里差得太远,经历了很长时间,我们才适应了现代化的生活”.伊莎贝尔对马尼拉非常感激,是这里为她的家人提供了庇护之所,他们在水泥森林里隐姓埋名,不担心粮食和水,不担心身体生病,不为后代的教育操心―他们大多已经获得本科学历,取得相当体面的工作.

与乐观豁达的约翰相比,农业博士、一名来自索马里的难民莫恩依然坚守着没有申入菲律宾国籍,而是憧憬着回家之路.

“我叫马莫恩,你们可以喊我莫恩(Moon).”姚晨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外号“月亮哥”.月亮哥今年53岁了,看起来比正常年龄要老很多,他对联合国难民署牢骚满腹.谈话从控诉难民署开始.“他们自己的工作不去做,而是把很多任务分派给菲律宾的NGO.”月亮哥沦为难民之后,一直靠当地的NGO提供资金帮助.

月亮哥沦为难民与国家的政权交替有关.月亮哥最初也是留学生,来菲律宾学习农业技术,在索马里,农业是他们的经济支柱.国家每年选拔500名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公费送到国外读研,就在他即将学成归国的时候,索马里发生政治动乱,支持他上学的政府被推翻,一名军阀掌握了这个国家,“整个国家民不聊生,我的父母被杀死了,4个兄弟姐妹,两个被杀,两个成为难民,我回去也有可能被杀死,就只好留在马尼拉”.

月亮哥的大学同学帮了他的大忙,在他没有吃、没有住的时,借给他钱,给他送吃的,生病的时候还照顾他.这位同学帮助了他20多年,现在又为他在国土局找到一份工作.“我的同学是这个局的土地处长,他跟局长说了我的情况,就让我来这里上班了.”月亮哥读研时候,曾把自己的奖学金省下来,准备回国干些事情,后来回国无望,他又在这里读完博士.

在国土局的院子里,月亮哥不但独自操作了所有园林的景观设计,还把很多闲置空地开垦出来,种上各种蔬菜,供应给国土局里的食堂.“这是来自中国的空心菜.”月亮哥一提起自己的专业,就不再抱怨了,他为所有的植物配制了营养液,还利用土壤和树叶沤肥,蔬菜不但长得旺盛,还没有虫害.

月亮哥一直没有成家,他当处长的同学也一直劝他成家或入籍,他都不为所动.“我们一直梦想着明天下午或者后天早晨,索马里就能结束战乱,那样我就能回家了.”月亮哥说.

即使放在相对发达的中国,扎拉也算是富人.他的女儿听说中国女明星要来做客,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网络上搜索了姚晨的海报和视频,甚至打印出很多留待签名的海报.扎拉开着一家猎头公司,管理着13名职员,主要业务是为沙特的建筑公司寻找菲律宾工人.这家小小的劳务输出公司,每天也面试上百人,在工作环境并不好的菲律宾,出国打工是很多人的选择.

扎拉是巴勒斯坦人,出生在科威特,即使他不来菲律宾留学,也会沦为难民,因为他们全家是在1968年以前离开巴勒斯坦的,巴方拒绝再接收他们.

他无法回到科威特是因为1991年爆发了海湾战争,伊拉克进攻了科威特.科威特不再向生活在这里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庇护,他们全家失去了祖国,又再次失去了庇护,扎拉只好滞留在菲律宾.

在菲律宾颠沛流离5年之后,扎拉被认定为难民,也获得了工作许可,开始自力更生.有次在饭馆里吃饭,偶遇一群沙特阿拉伯人,对方不会英文,无法点菜,扎拉帮助了他们,随后这些中亚人决定聘请扎拉做导游,于是扎拉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野导游”.随着与旅行社打交道越来越多,他被聘为正式导游.

6年前,有了一些积蓄的扎拉联合几个朋友开了这家猎头公司,为国外的建筑业、加工业、旅馆和餐厅提供劳动力,主要市场在沙特阿拉伯.两年前,业务突飞猛进,连续签约了几家沙特大客户,业务量陡增.下一步,扎拉准备进军本地的房地产业.他担心目前的生意随时会因为中东局势的动荡而中断.

“人多的地方我不去,每天除了在公司,就是回家,没有夜生活.”扎拉对外部世界保持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警惕感,在陌生人较多的环境里,他会感到害怕,尽管他已经过上有钱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