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需要树立标准

点赞:17300 浏览:79895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2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问:李先生,在所有的当代文学样式中,诗歌可能是最边缘的,也是最寂寞的.我注意到你以前好像对小说比较关注,写过大量小说方面的评论.那么,为什么这些年你突然如此热衷于诗歌研究、评论、推介,以至多年来惟一的一个诗歌评论奖“明天诗歌双年奖评论奖”授予了你,民间的撒娇诗院也授予了你“诗坛金哨奖”,而有些媒体如《南方都市报》等,在其“2005年文化年鉴”中,将你作为了惟一的诗歌评论家列入,对此你怎么看而也就在这两年,好像出现了一个起码是表面上的“诗歌热”,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答:我们知道,虽然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是最边缘寂寞,但诗歌同时也是最敏感、尖端、先锋的,因此在每一次大的社会转折前期,诗歌会变得空前地活跃.上一次诗歌出现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正好是中国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么,在我看来,这一次“诗歌热”的出现其实也是一个预兆,预示一个从一味模仿学习向自主创新、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的时代的出现.比如,在诗歌界,关于新诗的“民族性”、“中国性”包括我提倡的“草根性”等近年来也突然成为热衷讨论的话题.这与其他领域也开始陆续出现的比如重新评价现当代文学、重新看待中国现当代美术的发展等潮流是一致的.

诗歌这两年确实开始大热,诗会此起彼伏,诗集诗选、民间诗歌报刊出版不断呈现亮点,诗歌网站数以万计,连大众媒体如都市报之类也开始开辟专门的诗歌版面,这些逆潮而上的现象让很多人跌破眼镜,大惑不解.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个人认为的“诗教”传统的复兴.

“诗歌热”的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恰是一个传统价值道德分崩离析、新的规范尚待重建的过渡时期,在这样的时代,精神危机感、灵魂空虚感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人们到处寻找寄托、安慰,在中国原本就具有宗教作用的诗歌,此时恰好可以起到填补信仰情感真空的作用,有诗人在描述当下“诗歌热”时概括为“借诗还婚”,确是一语中的.在我们这样物质逐渐丰盛、温饱基本不成问题的时代,精神的匮乏与需求愈显突出,灵魂的引领与提升日趋急迫,有人说:“唯有诗歌还能使我们动心”.确实,唯有诗歌能使我们超尘脱俗,境界高远.因为,与其他的文学样式相比,唯有诗歌是超越性的,高于尘世的,那些永恒的自然山水、强烈饱满的情愫、美妙绝伦的意境,可以使我们灵魂出窍,暂时忘却烦恼与痛苦;可以安慰我们破碎的心灵,让我们抚平激烈拼搏竞争中碰触的累累伤痕.而如今小说、散文、电视剧之类以叙事的琐碎平庸,完全平行于等同于我们的可怜无聊生活,甚至更低俗、龌龊,让人悲观绝望,看不到一点光亮、希望与理想,起不到提升精神、净化心灵的作用.

所以在我看来,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无论全社会还是我们自己,都急切地需要诗与诗意.此外,我还觉得,“诗教”的普及还有助于建立一个真正的所谓和谐社会.诗,无论作为宗教还是教育,由于诗歌是从体谅人心、培育人情出发的,所以,一个“诗教”社会就绝对不会是一个冷冰冰的机械化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残酷社会,就绝对不会是一个科层分明、规范森严、没有人情味只有交易与物质关系的社会,就绝对不会是一个视自然与他人为征服对象的掠夺性动物化的社会.“诗教”普及的社会,就一定会更人性化一些,温情脉脉一些,互相依存与互相理解一些,从而也更和谐一些.而那可能就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都更加和谐从而也更加舒适一些的理想社会.

至于我自己,其实我从事诗歌编辑、研究、评论已近二十年.在大学时代,我就是我所在的武汉大学的大学生诗歌评论家,我们同时代的很多诗人当时就知道我.我近年将较多的精力投入诗歌研究、推广,几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同时也于我所说的“心灵的需要”有关,因为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我也感到我心灵深处的那种和其他人一样的空虚感、恐慌感暂时缓解了.

问:我们知道,你为当代诗歌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十年来一直编辑每年一辑的《天涯》杂志的“诗歌精选”栏目,推出了《莽汉撒娇》等书,举办雷平阳、潘维等青年诗人的研讨会,在《星星》杂志主持“诗歌虚拟研讨”栏目,相继推出杨键、桑克等青年诗人,最近又编辑出版了《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尤其是你提出的诗歌“草根性”的理论,引起了诗歌界强烈的持久的反响,能谈谈你当初为何会想到“草根性”问题吗

答:我们都知道,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原因,中国诗歌在五四前后出现了一个“断裂”.这也注定了新诗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新诗是由于形势的需要、出于功利的所谓思想启蒙的需要生搬硬套来的.被称为新诗第一人的居然是一个毫无诗歌天赋的、非常理性的学者胡适,在他的心目中,诗完全是可以制造、甚至可以经培训后制作出来的,只要事先有了一个想法、观念.这样的诗歌理念,可想而知对诗歌的伤害何其深重.从此,新诗就追随西方的思潮、观念,被各种产生于西方的新思潮、观念引领,成为各种新思潮、观念的附庸.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新诗的理解始终是混乱的,在各种观念、思潮的支配下,各自为政的,五四一代、九月派诗人、前期诗人、朦胧派诗人、第三代诗人(第三代诗人中的“非非”,更是直接在观念指导下写诗,而另一“他们”诗派中的韩东,竟然可以直接针对前辈诗人杨炼的《大雁塔》写一首“反《大雁塔》”,还被视为“杰作”),以及被称为70后、80后的诗人,都把自己写的诗称为“新诗”,但他们的实际理解是大相径庭的.

既然在很多人的理解中,诗歌不过是观念的产物,所以经常随着观念而且主要是西方思潮观念的变化、流行,诗坛也是一会儿流行这种潮流,一会儿流行那种潮流,就像盲人摸象,每个摸到部分的人都大惊小怪.所以潮流很多,却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废名对此曾看得很清楚,他说新诗是以散文的形式写诗,所以只是新诗总是很别扭,只是有些诗意、靠近诗而已,但还不是成熟的文体.确实,在观念支配下的写作,自然是最适合散文式的理性逻辑的创作方法.而这在胡适等人那儿就开了先河,以至谬种流传.

新诗的这一混乱到如今仍然没有解决,但现在情况有所好转,现在没有什么潮流了,诗歌恢复到一种自生自长的自然状态,在很多偏僻的角落,也有人在那儿潜心于诗艺本身的雕琢、培育与发展.诗歌开始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差异性、多样性与多元化,因为各自的背景、土壤与个人修养、领悟力、天赋均会有所不同.这是一种真正的诗歌良心发展的状态,从自己的土壤中慢慢地成长、茁壮起来了.也因此,我有感而发地提出诗歌的“草根性”,就是想模仿引进来的新诗最终应该逐步“中国化”、“本土化”,在这一意义上,“草根性”强调: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 化,它强调个人性.由于一些人认为我是想为诗歌树立“标准”,这一理论掀起轩然大波.其实,我觉得“草根性”对于一个中国诗人来说,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我当时提出这一想法,本身就是深入江南的一些传统文化深厚的地区,强烈感受到本土、草根文化魅力而触发的.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四点里,个人性尤其重要,是一个基础.没有个人性,就会显得空洞、概念化,变得和我们前面反对的观念写作一样.比如八十年代有个红极一时的所谓“边塞诗派”,如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为什么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个诗派的一些诗歌突出的是一些表面上的西部的边塞的地域性特点,比如荒漠啊,男子气啊,并没有深刻的个人性在里面,没有把那些外在的严酷与生存环境内在化,转换为个人独有的经验感受,所以不能产生长远的影响,缺乏长久的打击力,深入人心的感染力.这是我们所要警惕的.

我承认西方文学、诗歌给我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也对此非常敬重,但恰如我近年来在一些大学演讲时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在年轻的时候,刚踏人社会的时候,我确实感受到过卡夫卡所描述的那种现代性处境的荒谬感,但随着对世事与社会的深入,《红楼梦》更得我心,《红楼梦》的那种深层的中国化的审美魅力,更让我沉醉.比起卡夫卡,《红楼梦》也更能深入中国人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然认为《红楼梦》是更伟大的文学.是卡夫卡无法比拟的.

问:我注意到与前些年你经常谈论新诗的“草根性”、“中国性”不同,你最近谈得比较多的是新诗的“标准”问题.在很多场合,我也看到对你喜欢谈所谓“标准”经常有各种批评.你最近不断大力度地推介一些诗人如李亚伟、杨键、黄灿然、桑克、雷平阳、潘维等,为他们办研讨会,组织出版、评论,我个人理解是你想通过对他们的推广来树立你的诗歌“标准”,或者说你认为这些人符合你的“标准”,所以你评论、推介他们.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答:基本可以这么说吧.其实不光对这几个诗人的介绍.我十年来编辑每年一辑的《天涯》杂志的“诗歌精选”栏目,最近又编辑出版了《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都是为了把我心目中的“好诗”推荐给读者.而李亚伟、杨键、黄灿然、桑克、雷平阳、潘维这些诗人,也确实是我心目中的“好诗人”.

有人反对诗歌标准的说法,理由是会扼杀诗歌的多样化.其实这是没有想透彻的缘故.其实在诗歌的发展历史中,会不断地有人提出标准的树立,但能否被广泛接受,成为共识,却并非提出者所能把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标准的不重要,恰恰相反,经过了广泛讨论、接受了时间考验的诗歌标准的确立,对于诗歌的发展、传播是有好处的.像《唐诗三百首》的选本出来,其实就是一个诗歌标准确立的象征,由此也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地位与尺度.在此之前或之后,也有大量选本出来,但只有《唐诗三百首》被普遍接受了,这就说明《唐诗三百首》中确立的诗歌标准确实代表了无法超越的高度.在我看来,尝试通过组织广泛的对话、讨论,通过鉴别、遴选,来树立标准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需要从事这一工作者有包容性,不重关系名利,怀有公平超越之心.也不怕被谩骂攻击.一切遵循公正原则和宏观历史视角,我想,只要标准不是强制的,是自然而然促成产生的,它就不怕检验与挑战.


《草根诗歌特辑》是第一步工作,是根据我在十多年的诗歌编辑经验中认定的标准编的一个选本,但我想还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所以最近我邀请了近百位诗歌评论家、专家教授、诗人及诗歌编辑共同推选一个当代诗歌五十人名单,希望将这一工作做得更深入.通过广泛讨论、鉴别,树立真正的“标准”.

小说家哈金最近呼吁“伟大的中国小说”,我觉得是很敏感的.在我看来,我们呼唤诗歌的“标准”其实也是呼唤“伟大的中国诗歌”.那么,什么是“伟大的中国诗歌”在我看来,就是能够深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传递中国人的内在情愫、表达中国人的微妙细腻情感、反映现时代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处境的诗歌,它既是普遍的,每个中国人都能从中读到自己的内心感受,又是极其独特的、个性化的语言艺术表达,无法模仿复制的.

我相信,新诗的黄金时间真正来临了.如果说在小说界,还没人敢随便说超越了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那么,诗歌界相对幸运得多.几乎都是一个公认的定论,五四之后到朦胧诗之前都没出过多少特别了不得的诗人.只有勉强七八个还过得去.由于新诗基础相对的薄弱,一直没有发展出成熟的文体,存在着像我前面所说的被观念误导和主导的问题,标准与尺度也非常有限,因此好诗也很有限.而这恰恰是当代汉语诗歌的契机与优势,在相对空白的新诗历史上可以真正添上些浓墨重彩.

问:对于你大力推介的青年诗人,我注意到也有很多争议,比如杨键和桑克,有人认为还是不过延续古代知识分子的老传统而已,而雷平阳与潘维,争议也不小,你是如何看待的还有你强调“草根性”,但另一方面好像你并没有把你也很推举的诗人多多、李亚伟他们纳入这个范围内,这是什么原因

答:争议是永远存在的,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让更广大的诗歌读者来评判.我甚至觉得应该推动这种争议,使争议的范围与程度更大更深,这样才能真正讨论出一个新诗的“标准”来.比如在朦胧诗中,我认为北岛、多多、王小妮是比较突出的,在第三代诗人中,于坚、李亚伟无疑应该排在前面.这其实都可以讨论,诗歌史也不一定是某个人说了算.从另一方面说,我的眼光也不一定永远是准确的,但我相信这些诗人都有其独特之处.

新诗需要树立标准参考属性评定
有关论文范文主题研究: 关于诗歌的论文例文 大学生适用: 研究生毕业论文、学术论文
相关参考文献下载数量: 20 写作解决问题: 本科论文怎么写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论文模板、论文摘要 职称论文适用: 技师论文、职称评副高
所属大学生专业类别: 本科论文怎么写 论文题目推荐度: 优秀选题

我觉得说他们继承并延续了古代知识分子的老传统之类,在我看来,并非一个坏的评价,我倒认为这恰恰是很高的评价,就好像说我们复活了某种古典精神.大家都知道,西方文艺复兴也是先以“复古”为标志的.比如有人称李亚伟是“当代李白”,我并不认为是贬义,我甚至觉得可能评价过高了.在我的价值取向中,我认为这无论如何比称为什么“中国的艾略特”、“中国的弗罗斯特”一类的评价要高出一筹.我倒不是说我所推介的诗人已经如何如何地了不得了,但他们的追求,那种融化中西传统又从所处生存环境个人背景经验出发的写作是值得肯定的,并且确实因此写出了不少好诗.

对于我推介的这些青年诗人,很多人可能认同这个不认同那个,也可能大部分都不认同,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讨论,这也是我极力推动在网络上讨论、举办虚拟诗歌研讨会的原因之一,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发言,甚至不必用真名实姓,不必忌讳得罪什么人,不必考虑面子.不过,我发现起码对首先推出的杨键、桑克两位的评价还不是太悬殊.虽然意见有些不同,比如有人认为杨键无与伦比,也有人认为杨键虽然还不错,但也就是在多元格局中聊备一格,不宜推得过高.也有人认为桑克更好.杨键有些单一.我倒觉得如何评价其实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严肃认真的讨论应该 鼓励,应该开辟更多渠道来达到.

说到这儿,我还重提一下我前面的一个看法.在新诗历史上,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少杰出诗人是事后才得当确认的,由此也可见出当下时代诗歌标准的混乱.而在盛唐,大部分的诗人的地位当时就确认了,如李白、王维等等,所以我们来做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尝试当代确认的可能性,这本身是文化自信的表现.我们不要由西方来说了算,比如通过什么诺贝尔奖之类的,我们也不要非得等到死后追认,我们可以尝试一下通过普遍的认同来辨别.

当然,有时候对诗人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作为一个评论家,有时也会有意无意的忽视掉一些诗人,但是,只要你真的是出于客观公正的心态,抱着一种如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去对待研究评论对象,你就会发现真的金子.对此我深有体会,比如杭州的诗人潘维,由于他的诗中会出现大量的典故、历史名词,我以前想当然地认为他过于强调文化,但在我去过江南很多次以后,在我对潘维的生活和为人了解之后,我逐渐喜欢上了潘维的诗,而且觉得他的诗歌很有味道,是与他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紧密联系的.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领悟的“草根性”.事实上,在杭州那样的地方,到处是古迹墓地,你怎么可能不写到这些呢,你不写这些,就是你在回避你所处的世界.就是虚检测的.比如对于潘维来说,写苏小小墓就既是历史、文化,也是他的现实,因为他每天都要经过那儿,那么,对于潘维来说,他写苏小小墓就是直面他的生活和生存处境,而非一种故意的躲避.

从对潘维诗歌的前后认识中,我领悟到写评论搞研究,了解和体会你所评论研究的对象的生活与存在方式是重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他,了解到他为何会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这其实就是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搞历史研究一定要抱着一种“同情之了解”的态度.其实我们写评论时也常有这种体验,一类是直接就打动、感染你的诗歌作品,这种诗歌的评论你会写得好;一种就是你熟人、朋友的诗歌作品,你也会言而有物,因为你和他熟悉,知道他的为人、生活,就能深人体会他写到的那些场景、人物、生活,写这样的评论,就像你自己在回味一遍你也经历过的那些生活、环境.这样的评论,自然也就写得好.

因此,只要我们真正是出于公心公正,心底没有成见偏见,真正是抱着一种“同情之了解”的善意,我们就能把那些真正好的诗歌辨认、挖掘出来.

至于多多、李亚伟,他们是些特别的诗人,我想不必随意归类,诗人中从来都有些特例,这是因为“诗有别材”,有些诗人是天才性的,多多、亚伟就属于那种天才式的诗人,横空出世的,因此对他们无须妄加谈论.可以从别的角度来谈论他们.毕竟,对于诗歌,“草根性”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是惟一的谈论角度,它不过是具有针对性的一个总结与发现.它也不是指导性的观念,它只是一个概况,值得鼓励与培育的一种新诗的方向.

问:除了编书、虚拟研讨会,你还有什么计划吗

答:前面说到“诗教”,除了诗歌具有宗教功能的作用,另外我觉得诗歌教育非常重要.诗歌教育是诗歌最终走向普及、被接受、传播的过程.

事实上,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树立新诗的标准,选出好的诗歌,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被广泛认同、接受,而教育是比较好的途径.我自己经常去大、中学讲诗歌,我觉得,相对而言,中学生是最适合接受新诗教育的,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力和对现实的认识能力,这都有助于对新诗的深入理解和接受.我去过深圳南头中学讲诗歌,就很惊奇地发现一些中学生对新诗的认识已经很深了,他们自己也写,写得不错.比起大学生和社会中人要好,大学生有时往往已有定见,有些机械的认识,就很难纠正了.社会中人则更是相对麻木了,缺乏领悟力.我后来还知道,这样的诗歌教育现在很多中小学都在做,比如在北京、在山东等许多地方.前些时候我还碰到香港真光中学的杨慧思小姐,得知她们在香港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且成效不错.我很高兴,因为在香港,许多学校对英文教育比对中文教育重视.她们能带这个头,令人钦佩.

当然,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不必操之过急.我觉得:诗歌教育可以慢慢来,小学可以古典诗歌为主,学习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经过了历史考验的作品.中学才过度到新诗.因为新诗里有些现实的东西,可以让他们开始学会面对、处理现实.总之,诗歌教育,对于青少年大有裨益,他们可以从诗歌中学习一些基本的对于世界、生活与自然的态度与,以及审美情趣.还可以开拓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具备一种永恒的超越性的价值观念.这样,在他们走上社会后,能够有底气,有内涵,看待社会与人生有自己的主见,碰到问题与事情,心定神安,胸有成竹.这样的人生,就要从容一些,大气一些.我觉得,这样的学习,他们会终身受用的.

我还可以用我自己的经历和一位朋友的经历来谈谈“诗教”对个人生活的好处.1995年前后,我突然陷入一种极度的苦闷,说不出什么原因.我当时各方面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工作稳定,收入不错,但就是提不起劲,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世界一片灰暗,我什么都不想干,偶尔地捡起了自己很早就有、有一段还很狂热的诗歌爱好,没想到,阅读诗歌逐渐成为我人生中最大的快乐,慢慢地读诗成了我的习惯,而我也从诗歌中获得了安慰、庇护和救赎.我想,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比较深地涉足诗歌.果然,慢慢地,我好像调整过来了,诗歌有一种奇异的内心调节作用,一种神秘的灵魂净化功能.我渐渐地变得恬淡、平和、从容.

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卢卫平,是一位诗人,如今也有一定名气.他外表看起来很朴实,殊不知很长一段时间,他担任过好几个赫赫有名的大公司的高层职员,每日前呼后拥,挥金如土,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里过着豪奢的生活.如今他甘于寂寞地呆在相对清贫但悠闲的珠海文联.他说他以前在大公司里呆着,身边每天发生各种财富奇迹,以至周围每个同事都好像得了“时代狂躁症”,他们总是马不停蹄地追逐时尚、金钱,每天处于焦躁之中.但是不久,其中不少人就变得不正常,或者结局非常悲惨.他说,他自己之所以能平平安安地,如今拥有一个温馨而幸福的家庭,和一份充实而稳定的生活,他觉得是诗歌挽救了他.写诗使他安心,不焦虑,相对地看淡一些东西,踏踏实实地生活.

我想这两个例子,都能说明一些问题.

问:那你对当代诗歌的整体状况满意吗你如何评价

答:应该说,正在向我满意的方向前进.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状况有点像宇文安所描述的初唐诗向盛唐诗转变的过渡时期的情况.初唐诗前期以“宫廷诗”为主体,京城诗人占据主流,但逐渐地,京城诗人中的部分敏锐者不满现状,率先发起诗歌革命,随后,诗歌革命向全国各地散发、流布,遍地开花,慢慢地,经过积累、变化、稳定,最终成熟,唐诗开始由一些外省诗人主导,往鼎盛时期发展. 现在的状况与之非常类似,最早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朦胧诗,然后形成多中心(主要是华东、四川等)的第三代诗歌,然后又经过“口语化”、“叙事性”两个方向的演变,如今开始产生一些风格逐渐稳定成熟的诗人.当然,这只是地理的描述.天才的诗人是超越地理限制的.不过总体的轮廓大致如此.

如果我来描述一下,我觉得新诗正在向其稳定成熟期转变.原因也很好解释,一是当代汉语诗歌已经稳定地建设、发展、积累了三十多年;二是当代汉语诗歌在消解最初的观念性诗歌后,经过逐渐的转型,与诗人们各自的个人感悟、生存处境、地域文化背景结合,在一种原生性状态下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一种自然成长起来的本土诗歌,并已形成了多样化多元化的诗歌生态格局.

这里不妨来描述一下当代诗歌的生态格局与地理版图――当然,这里仅限于近年来那些活跃的因素与部分:在北京,有所谓北大诗歌与北师大诗歌之说,指的是北大出身的诗人如西川、臧棣、胡续冬、姜涛等人,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精神与学院气息,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还有王家新、孙文波、肖开愚等人.北师大则是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等人,沈浩波又与尹丽川、朵渔等结成下半身,他们主张身体性、口语形式.此外,莫非、树才等也另有一团体;华北,赵丽华、曹五木等人的诗歌值得关注;在哈尔滨,张曙光、桑克等颇得北方的典雅、大气,诗歌中常含沉思;山东是近年来诗歌最活跃的地域,内部并不完全一致,但与齐鲁大地淳朴的民风相似,江非、辰水、王夫刚、岩鹰、盛兴等所代表的质朴纯正诗风是主流,可能源自《诗经》遗韵;上海,默默引领的撒娇派大行其道,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适合撒撒娇;而陈东东、王寅执着于内在的修炼;江南是近年来诗歌成就最高的地域,当然内部其实非常复杂,既有杨键、陈先发这样悲天悯人的诗歌,也有潘维、庞培、小海、张维这样融会贯通与生俱来的深厚的文化传统,诗歌写得既古又今.朱朱、余怒等则仍然热衷于诗歌的先锋性及形式探索.还有叶辉、叶丽隽这样沉缅于个人生活与细节的诗人、江一郎这样的现代乡村诗人;广东也是近年来诗歌最活跃的地域,卢卫平、姚风、宋晓贤、谢湘南、老刀等始终直面珠江三角洲这一最能浓缩转型期复杂现实特征的地区,直白的诗风后暗含尖锐,凌越、唐不遇则更多现代都市生存经验的敏锐与向内开掘,还有杨克、黄礼孩、浪子、莱耳、世宾等仍然保留某种明朗空旷的抒情气质;海南近年成为诗歌的一个中心,多多老而弥坚,诗风更加凌厉;王小妮不仅在女性诗人中也是在整个诗坛中另树一帜;蒋浩、纪少飞、一行、安歌、艾子、潘乙宁等年轻诗人也颇受关注;云南,没有什么诗歌群体,但前有于坚、后有雷平阳,独自从云南大地汲取养分,是最草根又最现代的,因而也最具生命力与实在感,尤其于坚,特立独行而健壮硕大,而雷平阳也来势凶猛;中原是复杂的构成,郑州的女诗人蓝蓝本质上是一个注重个人内心的抒情诗人,武汉的张执浩、刘洁岷、余笑忠也有一定的抒情气质,长沙的谭克修则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的诗歌总有一个庞大的体系;广西,年轻诗人刘春、非亚、黄土路也很活跃;西北,沈苇、叶舟、唐欣仍然好诗不断,但更年轻的古马、张联、李小洛、沙戈等值得注意,其诗歌深得大西北的厚重朴实隽永;不能不提香港的黄灿然,其诗风看似简单,实则内敛到极致;还有那些不限于地域的诗歌群体,如或者诗群,其中的魔头贝贝、陈小三、小引、弥赛亚、苏浅等,诗歌散淡、幽婉、蕴蓄,另成一派;还有海外诗人、第三代诗人如李亚伟、杨炼、翟永明、杨黎等也仍然活跃,仍在前进等总之,与第三代诗人以观念开路、基本为观念主导(个别天才诗人例外 )不同的是,上面所描述的这些诗歌群体或个人,无论其团体形成或诗风接近或迥异,更多是自然而然导致的,是自然成长起来的,或基于地域,或基于个人成长经验,或来源某种文化背景传承,是从“根”开始的诗歌,是“灵魂”深处的需要,因此更具原创性、建设性的意义.

当然,这只是粗略的一个诗歌谱系的罗列,肯定还有很多为我视野所忽略.在我看来,这种多元的诗歌生态格局,是一种好的现象,是从个体差异性独特性出发的自觉的诗歌追求,是诗歌真正繁荣的必要条件,甚至可能还预示了新诗转型并真正“中国化”的关键要害.但这样一种圈子化区域化的写作氛围,也可能导致某种零散混乱,各自为政,自话自说,自我循环,自我满足,因此,应当倡导对话与讨论,打破隔阂,寻找和探讨某种共识和尺度,树立更高的诗歌标准,促成当代汉语诗歌真正走向成熟.并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确定当代汉语诗歌的历史地位和在世界诗歌版图上的坐标.

责任编辑 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