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对比看翻译标准的动态性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同一原著不同译本的比较,分析了产生差异的各种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忠实、通顺”这一翻译标准进行了反思,得出“忠实、通顺”分为不同层次,只要不是过分,各种层次的“忠实、通顺”都有其价值的结论.评定译文优劣,除语言层面外,还要考虑其他各种非语言因素.

关 键 词 ：译本 翻译 标准 动态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严肃的译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译文忠实、通顺.按理说,一部文学作品,在态度认真、汉外水平都合格的译家笔下,其译文应该不会相差太大.但比较同一原著的各译本,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这似乎不合常理.如何准确、公正地评论这些译作就成为一个难题.本文探讨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看待“忠实、通顺”这一标准,希望以此加深对这一翻译标准的认识,以便更为准确、公正地评价译作.

一、不同的理解

巴赫金认为,任何话语都只能发生在同他人话语的交往中,离开这种交往对话关系,任何话语无由产生也无由存在.翻译是译者与原作的对话,这一对话必然涉及译者这一特殊读者的人生阅历、知识结构、价值观、思维方式,乃至译书时的心境.由于这些因素因人而异,对于同一原作,就可能出现不同的理解,产生不同的译文.上述因素相差越大,其译文差异也就越大.接受美学也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并非把所有信息都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存在许多空白,而这些空白要靠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填充,这样作品便在读者的理解中丰富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

如泰戈尔的Stray Birds有周策纵译本和郑振铎译本,两位译者将其分别译为《失群的鸟》和《迷途的鸟》.周策纵之所以用“失群”,是由于翻译该书时他处于丧父的悲哀中,读到Stray Birds后,心情得到沉重的共鸣,译文自然选用了能够表达这种心境的“失群”.心境的影响在该书第六首诗翻译中也可看出：If you shed tears when you miss the sun,you also miss the stars.周译为：如果你怀念太阳时便流泪,你也就怀念星星.郑译为：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了泪,那么你也要错过了群星.miss在两位译者笔下,分别成为完全不同的“怀念”和“错过”.朱肖晶认为,这是由于二人翻译目的不同所致.郑氏的目的是介绍此诗,周氏则是感情宣泄,译文中的某些差异正是由于这种接受目的的不同而产生.本文认为,译者翻译时候的心境也起着重要作用,看到miss,周策纵自然联想到去世的父亲,因此将其理解为“怀念”；郑振铎翻译该诗时心情愉悦,联想到的则是泰戈尔诗歌中的人生哲理,从而选用了带有哲理意味的“错过”.

意识形态是导致差异的另一因素.译者并非生活在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之中,因此,不同的译者必然会受到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王洪涛指出,李霁野译本中出现大量的政治语言,如“劳动人民、阶级”等,其原因是他“早在青少年时期便追求进步思想,赞成新文化,倾向共产主义思潮,后来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更是积极投入到文学革命和政治活动中,成为左联（北平左联）最早的成员之一.因此,作为左联成员,作为一个广泛参与革命斗争的进步文学翻译家,李在其译本中纳入政治语言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潜意识所致,都在情理中”.同样是翻译Jane Eyre,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黄源深译本却没有这类语言,因为此时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期,译者的译本中自然少了些政治语言.

《水浒传》这一书名有两种译法：赛珍珠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沙博理译为OUTLAWS OF THE MARSH.作为传教士的女儿,赛珍珠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其世界观是建立在基督教“博爱”的教义上的,与诺贝尔憧憬未来的目标和谐一致,译文用基督教意味很浓的“brother”本为情理之中的事.沙博理长期生活在红色中国,加之翻译该书时正处在“”时期,受其影响,译文更多表现的是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农民起义的元素.

将祝庆英译本与黄源深译本相比,也可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祝译本中有许多“回击、反抗”一类的词语,让人想到“”用语,显然是因为该译文完成于“”结束不久后的80年代初,“”的意识形态对译者的影响并未消失.相比之下,黄译本用词则平和得多,时代感较强,因为后者完成于90年代,比前者晚了十余年,译者受“”意识形态影响要少得多.

法译汉同样如此.许均将中国内地出版的《红与黑》几种译本与台湾地区的黎烈文译本作了对比,发现内地各种译本用语政治色彩较浓,如原文“Ah!Monstres!Monstres”一句,罗玉君译本为“啊!社会的蠹虫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啊”；许渊冲译本为“啊!狠心的魔鬼!狠心的魔鬼”；闻家泗译本为“啊!这些吸血鬼!这些吸血鬼”.相比之下,台湾的黎烈文译本却是没有政治批评色彩的“啊!怪物!怪物”.

二、不同的翻译观

不同的译者对翻译本质的理解不同,这就导致对什么是最佳译文有不同理解.标准不同,因而译文也不同.

《红楼梦》两种译本的差异可以归结为这一因素：如杨宪益认为,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不能有自己的诠释,不应有过多的创造性,因为翻译不同于改写.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的译文往往是直译多于意译,读起来有中国味.霍克斯持不同的翻译观,他认为译文就是要让读者与他一起分享阅读原著的乐趣,正如他所言：“检测如读者能够稍稍感受到我读原著所感受到的快乐,我这一生也就没有白活了.”在这种翻译观的指导下,霍克斯追求的是译文的可读性,杨宪益却追求译文忠实.这种不同的追求在下列译文中一目了然：

“等‘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饭来’,叫我怎么样?”

霍克斯译本为：“等I don’t see what I am supposed to do without any capital.Even the cleverest 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