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言文教材延续性”的文献综述

摘 要 ：纵观文言文教材,大致可分为了四个阶段：白话文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民国期间以及建国后.①考虑到文言文教材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大的社会背景以及其时代思潮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作为语文教学很重要的一部分,依其自身教学目标的变化而变化.对于每个阶段文言文教材的情况,笔者则先阐述其所处背景,再罗列出具有阶段特征或是使用较广的文言文教材,最后小结其延续性的具体表现.

关 键 词 ：文言文教材,演变,教学目标

一、文言文教材变化的影响因素：

1. 根本原因：文言文教材的编制受政治环境、时代思想文化潮流影响.

2. 直接原因：伴随着教学要求的变化,教学内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文言文教学亦如此.随着文言文教学的教材随着文言文教学目标的变化而变化.

二、文言文教材的演变：

从清末明初开始梳理的原因：

因晚清政局动荡,文言文地位发生动摇,文言文教学目标因而改变,进而影响文言文教材的编撰.

演变历程：

(一) 白话文运动时期

【清末民国初期,即五四运动（1919）之前】

背景介绍之教学要求/目标（从政府颁布的政策中得出）：

1、1903清政府颁布《学务纲要》――对于国文教学提出的要求是：“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以能多引经史为贵,不以雕琢藻丽为工.”

2、1912年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的要求则是：“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国文首宜授以近世文,渐及于近古文,并文字源流、文法要略,及文学史之大概”.

由此可见,该时期的教学目的即“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或“能自由发表思想,等兼以启发智德.”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出,此时强调的是文言文工具性的作用.

背景介绍之学制：

1.壬卯学制（1904年,注：1905年废科举）

该学制的课程设置中,学堂语文分三科：“修身”科、“读经讲经”科、“中国文学”科.

其中,“中国文学”相对外国文学而言,它实际上包括文章、文学在内,不纯是文学课的内容,也不是后来语文课的内容,而是以文言文为主要内容的.显然,文言文教学此时仍然基延续着传统国学得内涵,即包括经学、诸子学、文学等内容,唯独把史学另列为历史一科.

→“中国文学”中,较有影响的教材：吴增祺所编《中学国文教科书》.

2.壬子癸丑学制（1912年）

1912年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立“国文”一科.国文学科仍是是文言文教学,教学内容是“中国文学”的继承.但是,其工具性发生了转变.从要求中“能自由发表思想”“兼以启发智德”可看出,文言文教学“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封建道德教育的工具,而成为培养人们应付日常生活所需的语文技能（尤其是写作技能）的载体.

→这时,所使用的教材：除继续使用吴增祺所编《中学国文教科书》外,还有中华书局谢无量编的《国文教本评注》四册和商务印书馆徐国英编的《中学国文读本评注》.

文言文教材：

1、吴增祺所编《中学国文教科书》：特点（一）选文全部是文言文,数量达七百余篇之多,篇幅一般不长,平均每篇约八百字左右.（二）编排由近及远,由浅入深,根据文体,以类相从.清为第一集,金、元、明为第二集,五代、宋为第三集,自晋到唐为第四集,周、秦、汉、魏为第五集.

2、谢无量编的《国文教本评注》四册：这套教材也完全是文言,文体以散文为主；选文按文章体制分类编排,每类大致按时代先后排列.

3、中华书局谢无量编的《国文教本评注》四册和商务印书馆徐国英编的《中学国文读本评注》“略选经史子书的文章外,多数是古文.”

小结：

从癸卯学制到癸丑学制,“中学的文言文教学由多元或二元变成了一元”,即文言文教学由承担“思想政治教育任务”“历史教学任务”“道德教育任务”等多元任务的载体变为了发展学生的语文技能.这不仅体现了文言文教学仍强调文言文的工具性功能,还与上面说到的“工具性转变”相辅相成.这就导致文言文教材也发生转型.

(二) 五四运动时期

【五四运动（1919.5.4）后的20世纪20年代】

背景介绍：

这期间,总体呈现出语体文（即白话文）和新文学兴起,“国语教育与新闻学运动相互配合,形成汹涌澎湃的语文教育改革.” 这个时期,语体文进入了国文教材,但是比重小于文言文,约占百分之四十.

“五四”运动之后,1923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所规定的高中国文科涉及到文言的“教学要求”的四分之三：“培养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增加使用古书的能力”以及“继续练习用文言作文”.可见彼时文言文在课程标准以及教材中所占之统治地位.

教材：

总体来说,有的把语体文、文言文分编成两套教材,有的合编为一套教材； 编排体系同前一时期有所不同,按记叙、抒情、议论、说明分类,低年级多选记叙文,高年级多选议论文； 文学作品在课本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还有学术论著,以灌输国学知识.

1.顾颇刚、叶绍钧等合编的新学制初中《国语教科书》六册（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沈星一编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古文读本》三册,《初级国语读本》三册（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

3、穆济波编的新中学教科书《高级古文读本》三册,《高级国语读本》三册（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高中国文分文言文与语体文教学,文学作品占较大比重,并增加了学术论著以灌输国学知识.

小结： 由于语体文进入教材,虽然仍未撼动文言文在教材中的主体地位,但是对于文言文的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读经废止后,学生文言素质的下降和国文教师的难觅.由此可见,文言文教材的延续性第二表现在选文的多元化.

(三) 民国期间

政策背景：

1928-1949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则此时的文言文教材的编撰从横向上来看,分为国统区和解放区.

1940年颁布的《修正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在“教学目标”中规定学生必须“养成了解一般文言文之能力”,并在“教材大纲”中规定了初中三年白话文与文言文教学所占比例依次为七比三、六比四及五与五,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②

在解放区,中学语文教学亦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据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室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草案》可看出,没有从文体的角度对文言文之地位予以说明.从实际选文情况来看,比例过低.

教材：

国统区出版的语文课本很多,其中较为通行的有两种：

1.傅东华编的复兴初中教科书《国文》六册（1933至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2、宋文翰的《新编初中国文》六册、《新编高中国文》六册（1935至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这两套课本都是根据1933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课程标准教材大纲的规定编辑的.

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从选文篇幅和线索来看,初中国文选文篇幅较短.年级愈低,语体文愈多,年级愈高文言文愈多,篇幅也愈长.高中国文,第一学年以体制为纲,选文以能代表或说明各种体制为标准；第二学年以文学源流为纲,选文注意各个时期的文学派别及流变；第三学年以学术思想为纲,各授以代表作品.第二,两套课本编排顺序不同：宋本按由古到今的顺序；傅本按由近及远的逆序.第三,两套课本都注意灌输给学生以文学和国学知识,文言比例很大.③

3、夏丐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原定六册,实出了四册）.此教材中,白话文与文言文之比例约为4：6,这一比例从今天看来已具有先进水平,但文言依然占有很大比例.

解放区

1.陕甘宁边区教育厅主编的《中等国文》

2.晋察冀边区出版的《中级国文》

这两部教材体例基本相似,文言文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而且在第四、五册教材中才稍有触及,而且难度浅易.教材的单元安排也以白话文为重心,文言文的体例意识并不明显.④

小结

民国期间,即使文言文教材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有所不同,且无论在哪一个党派领导下的教学中,语体文势头都越来越猛烈,文言文教学的要求也越来越低,但是文言文选文仍然占据主导性地位.由此可见,文言文教材的延续性表现为对其自身发展的稳固态势.

(四) 建国（1949年）后

1、前17年受政治影响：文言文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现象几乎被遗忘了,它是现代文阅读的延伸和补充,没有真正的独立性.

在1956年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中才提到了“古典文学作品”,而且多是诗歌,少数作品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等因政治原因保留.

2.1963年政治思想对语文教学的影响日盛,整个大纲中充满了浓重的说教特色.

《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的“教学要求”中没有对初中文言文学习提出任何要求,对高中生学习则要求“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如：在初中第一、二册教材中出现了《爱莲说》《为学》《学弈》《论语六则》《卖油翁》等共计20篇浅易文言.

3、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在“教学目的与要求'`中没有涉及文言文教学的相关要求,但在各年级训练要求中有所涉及.

如：初一阶段“开始培养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了解一些常见的文言词和简单的文言句式”.

4、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在“教学目的和要求”中明确指出中学生须“具备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这个明确“要求”的提出在文言文教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5.20世纪90年代后

特点：1）目标明确,且逐步提高.2）继承传统,加速语文学科的民族化进程.⑤

小结：

建国后,文言文教学及其教材的编撰起初严重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后随着政策的不断开放,目标的不断明晰,文言文的教学才逐步受到重视,但从教材的角度来看,其数目和内容变化基本不显著.由此可见,文言文教材的延续性表现在它一直处于从（与语体文比例）失衡（选文内容）混乱不断向平衡稳定发展的活动状态.

三、总结

文言文教材演变经历了白话文运动时期、五四运动时期、民国期间以及建国后四个发展阶段.纵观其沿革的历史,其延续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文言文工具性功能的坚持和转变；第二,文言文教材选文的多元化；第三,文言文选文发展的稳固态势；第四,文言文教材一直处于从失衡混乱不断向平衡稳定发展的活动状态.我们不禁感叹：文言文教材在强大的政治影响下仍能够延续至今,其生命力及发展力何等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