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献学的概念和理体系其

点赞:30762 浏览:143393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30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 :首次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西方文献学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特征.首先辨析了“文献学”及其各种相关概念的中英文对译问题.其次分析了西方文献学的基本发展脉络,指出西方文献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文献整理活动、中世纪的文献传承、近代文献整理方法奠基以及文献理论的完善与科学化几个阶段.最后探讨了西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方法特征,指出了近代西方文献学的科学化与思辨性倾向,以及语言学与解释学两种研究路向.西方文献学的丰富成果为中国文献学在理论和方法创新方面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关 键 词  文献学 文献工作 目录学 版本学 校勘学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在学术领域,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各种不同的学术传统和范式不断进行着碰撞和交融.在学术传统和范式上对于“他者”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丰富角度,更全面、更准确地认识学科的本质,对自身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方法加以充实和完善.这正是在其他学科领域“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法学”等等方兴未艾的原因.


在文献学领域,这样的比较工作做得还很少.近年来已经零星出现了一些介绍西方文献学的论文、译著,但总的看来,西方文献学的整体面目仍是模糊不清的.本文尝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就西方古典文献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作一初步的梳理,探讨它对于中国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启示.不当之处,敬祈同仁指正.

1从“文献学”及其相关概念的对译说起

目前中文学术界用来翻译“文献学”的英文单词,常见的有diplomatics、philology、bibliography、documentation等等,较为混乱.以下试作辨析.

Diplomatics来自希腊文diploma,意为“折叠”.Diploma在古拉丁语中,指记录士兵服役期满后所分得土地的两片金属版,引申扩展指各种凭证.因此diplomatics是对具有法律或行政意义的古文书,如账册、簿籍、契约等的研究,可称为古文书学,更接近于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现代著名古典学家列奥纳多·博依勒(Leonard Boyle)就认为diplomatics是为历史研究怎么写作的,不限于法律文书.17世纪,西方古文献学的奠基人之一、法国学者让·马比荣(Jean Mabillon)在其著作中开始正式使用diplo-matics一词.

Philology来自于希腊语philologia,由philos和logos两个词组成,前者意为“亲爱”、“喜爱”,后者意为“言语”、“语言”,合起来意为“珍视语言文字的人”,指的是为古代史诗作注释的人.Philology侧重对语言、尤其是历史语言的研究,通过训诂、校勘来复原、阐释古代文本,研究文本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地理解文本.在欧洲的学术传统中,philology常常是“历史语言学”的同义词.它以考订、复原古希腊、罗马文献为宗旨,后来扩展到对东西方各种古代语言的研究.1906年由芝加哥大学创刊的《古典文献学》(Classical Philology),专门发表关于希腊、罗马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社会方面的论文.

Bibliography来自希腊文biblion和graphein.Bibilion是“图书”的意思,graphein是“撰写”的意思,意为“书籍的抄写”,后演变为“关于书籍的撰著”.一般译为目录学.但实际上Bibliography不仅包括了中文所说的目录学,也包括了版本学和一部分校勘学,甚至还包括了一些出版史、书籍史、阅读史的内容.因此有人把bibliography译为“文献学”,不如译为“书籍学”更贴切.

Documentation源于拉丁文documentum,指文件、.它作为一个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对它进行界定的人是比利时书目学家奥特勒(Paul Otlet)和拉丰丹(Henri la Fontaine),当时叫“欧洲文献学”(european documentation),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当代文献,是当今信息科学的前身.它的一个更恰当的译法是“文献工作”.

文献可分为古代文献和现代文献.古代文献又可大致分为文学类文献和文书类文献两种.前者主要是指篇幅较长、体系完整、供人阅读欣赏的作品;后者是古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各类实用文书,如契约、账册、信件、告示等.在留存至今的文献中,两类文献都有相当的比重.在人类历史早期的文学蒙昧时代,甚至非文学类文献的比例更大一些.比如今天看到的古代纸草文献中,文书类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如前所述,diplomatics重在史实考订,研究对象主要是文书类文献,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philology在方法上注重语言层面的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类文献,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古典文献学;bibliography包括文献的组织、整序、描述、历史、校勘等各个方面,可译为目录学或书籍学;documentation则主要指的是对现代文献的整理.在翻译实践中,笔者主张古典文献学使用philolo-gy,史料学或历史文献学使用diplomatics,现代文献学则使用documentation.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能够涵盖文献学各分支的词,我认为可以尝试使用document studies.但这个词专指度不够强,经常用来指对某一具体文献所作的局部研究,因此并不推荐使用.

此外西方文献学中还有若干重要的学科概念.Paleography,或拼作palaeography,来自希腊语palai6s,“古老的”;和graphein,“书写”.其研究对象是古代的文字,包括对古代文字的解读、断代,可译作古文字学.该术语1708年由本笃会修士蒙福孔(Bernard de Montfaucon)在《希腊语古文字学》(Palaeographia Graeca)中首次使用.Epigraphy,来自希腊语epi-graphfi,意为“铭文”.研究对象是刻于金属、石碑等载体上的铭文,称为铭文学,相当于我们的金石学.Papyrology,源自papyrus,“纸草”,研究对象是纸草文献,可称纸草学.Codicology源自于codex,即中世纪盛行的方册装手抄本.顾名思义,就是以中世纪的手抄本为研究对象.手抄本也有稿本、抄本之分,前者叫autograph,是作者亲自手写的;后者称manuscript,是由他人传抄的.“善本”在英语中有两个对应词:rarebook与codex opti-mus.但两者意义有区别:前者是指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稀有之本”,后者则指现有各种版本之中讹误最少的“最善之本”.因此在翻译中应区别文义对待,不可一概译作rarebook或codex optimus. 基于上述对中西文献学概念对译的分析,可以看出西方文献学的概念和学科体系与我国文献学存在显著的差异.以下将通过分析西方文献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探讨其学科体系的架构和理论方法特征.

2西方文献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2.1早期的文献整理活动

古代西方文献诞生于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罗马时期,载体有泥版、纸草、木牍、兽骨、陶片、蜡版、金石等.纸草是西方早期最重要的文献载体,现存最早的纸草来自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一般认为纸草的普及不可能晚于公元前7世纪.西方的目录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两河流域的泥版目录.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7世纪,亚述尼尼微(Nineveh)塞纳彻瑞布(Sennacherib)图书馆的泥版文书目录.古埃及神庙有刻有图书目录的石墙,古希腊的罗得岛也发现了类似小型图书馆的目录.

西方的古典研究开始于希腊化时代,以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驻馆学者们对古希腊文献的整理为标志.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达70万卷,公元前3到2世纪,驻馆学者泽诺多图斯(Zenodotus)、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埃拉图斯内斯(Eratosthenes)、阿波罗尼欧斯(Apollonius)、阿里斯托芬尼斯(Aristo—phanes)和阿里斯塔尔库斯(Aristarchus)等人,开展了对写于纸草上的古希腊文献的校勘.亚历山大图书馆首任馆长泽诺多图斯为《荷马史诗》编定了章节,并对疑难词汇进行了注释.卡利马库斯在担任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期间编撰了长达120纸草卷的分类解题目录《名家著述全目》(Pinakes,又译作《卷录》、《文艺卷》、《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一览表》),被认为是西方的第一部目录学著作,而卡利马库斯也被认为是西方的第一位目录学家.阿里斯塔尔库斯以版本校勘法整理了许多古典著作.亚历山大驻馆学者的校勘实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后.

2.2中世纪的文献传承

西方进入中世纪后,羊皮纸代替纸草成为文献的主要载体.这一时期教会文献成为主流,图书馆由教会垄断,规模大为缩小,目录只是把藏书作为修道院的财产来登记,著录不规范,分类粗糙.大量的古希腊、罗马文献被人遗忘,但古典著作在欧洲并未完全泯灭.由于经院哲学中包含着古希腊哲学的思想因素,古希腊、罗马著作仍得以在中世纪修道院的抄写室(scriptorium)里继续传抄.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文献抄本均源自中世纪中晚期的基督教修会.

中世纪传承下来的古文献重要版本,主要有加洛林抄本、拜占庭抄本和阿拉伯文译本.加洛林王朝时期,查理曼大帝以复兴古学为己任,派人抄写了大量的古典著作,被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Carolin-gian Renaissance).同时尽管西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入侵中灭亡了,以拜占庭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在15世纪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之前,仍延续了千年之久.在拜占庭,古典文献继续得到保存和传抄,成为今天校勘古典文献的重要依据.此外,还有一些哲学、数学、医学等方面的文献借阿拉伯人之手流传至今.阿拉伯人把古希腊著作译为阿拉伯文,后来这些著作重又反哺欧洲.因此阿拉伯文译本也是校勘古希腊罗马文献时的一种参考版本.

2.3近代文献整理方法的奠基

从13世纪开始,图书不断增多,为了能够有效地查检图书,英国方济各会修道士在14世纪编制了《英国圣公会图书登记册》(Registrum librorum Aa-gliciae),收录180多所修道院图书馆所藏手稿,成为现存最早的联合目录,开始突破中世纪财产目录的体例.15世纪,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欧洲印刷出版业的繁荣,书商们出于书籍贸易的需要,纷纷推出出版书单,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的“书市目录”(Messkataloge),成为西方现代书目的滥觞[133.

文艺复兴时期,在对教会文献和《圣经》的研究中,西方古文献整理的理论和方法逐渐成熟起来.1440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劳伦佐·瓦拉(LorenzoValla)写成《君士坦丁伪赠礼考》(Declamation cont-ro ladonazione di Constantino),通过严密的考证证明教皇据以声称依法享有诸多教俗权利的《君士坦丁诏令》(Constitutum Constantini)是一份伪诏.这篇辨伪学上的著名文献,在西方古文献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7世纪,受到科学方法论的影响,教会学者在圣经学研究中,发展出了比较系统的文献考据方法.耶稣会士罗斯威德(H6ribert Rosweyde)、博兰德(Jean Bolland)在编纂65卷的巨著《圣徒传》(ActaSanctorum)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校勘理论.博兰德和追随他参与编纂工作的耶稣会士学者,被后人称为博兰德学派(Bollandists).博兰学派提出了文献考据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不可轻信二手证据、通过作者和写作日期等细节辨别文献的真伪、将语言文旬特征和历史背景作为校勘的重要依据、注意文献的地方特性、流传下来的最古抄本不一定最忠实于原稿,等等.

随后,教会学者马比荣(Jean Mabillon)对文本考证和辨伪方法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博兰德学派学者丕皮布罗奇(Daniel Van Papenbroeck)继任《圣徒传》主编,撰写了《古文献真伪辨异序》(Pro-pylaeum Antiquarium Circa Veri ac Falsi Discrimenin Vetustis Membranis),研究了在本笃会的圣登尼斯修道院和圣考比修道院7世纪左右的档案文献,认为墨洛温王朝赠给巴黎主教圣日耳曼努斯的大量房地产特许状是伪造的.此事关乎耶稣会的竞争对手本笃会的教产和声誉,本笃会学者马比荣便代表本会撰文反击,为此作了大量的文献论证工作.1681年马比荣出版了西方古文献学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古文书学》(De Re Diplomatica Libri,又译《论文献学》、《古文献学辨伪论》),发展和完善了博兰德派学者的文献考据方法,使之进一步系统化.马比荣是继博兰德之后近代西方古文献学的重要奠基人.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指出:“1681年①《古文书学》的问世,标志着档案文献考据学的创立,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 2.4文献学理论与方法的完善和科学化

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沃尔夫(Friedrich WoK)、伊曼纽尔·贝克尔(Im-manuel Bekker)和卡尔·拉赫曼(Karl Lachmann)完善了对古希腊、罗马文献的校勘方法,提出了著名的谱系法,使西方的文献整理理论进入到科学化、系统化的阶段.另一方面,近代文献的鉴定和校勘也是催生近代文献学方法的一个因素.18世纪中叶,西方文献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及其启示早期金属活字印本——摇篮本的热潮开始出现,对版本鉴定知识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纪对莎士比亚戏剧及其同时期作家作品的研究逐渐兴起,由于早期印刷生产流程的复杂性,这些文学遗产的作品版本存在纷繁复杂的讹误现象,需要借助于对版本形式、文本和制作方式的分析来加以鉴别,这些因素促使一个新的文献学分支——分析目录学——产生和发展起来,使西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理论和方法更加丰富、深入.

在布雷德肖(Henry Bradshaw)、索必科夫(Va-silii Stepanovich Sopikov)、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波拉德(Alfred William Pollard)、麦克罗(Ron-aid Brunlees McKerrow)和格雷格(Walter WilsonGreg)等学者的推动下,分析目录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或critical bibliography,又译“校雠目录学”)创立了.分析目录学与此前西方长期以来以分类整序书籍、编纂书目为宗旨的列举目录学有很大不同,被西方学者称为“目录学的科学方面”.分析目录学家把文学著作作为“物质实体”(physical evi-dence)来研究,从分析文献的物质生产过程人手,追踪文献各个版本间的差异,探讨文献形成和出版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对文本的影响,为文本的鉴别和校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和方法.20世纪上半叶,德国莱比锡出版了15世纪欧洲印本书总目和欧美4000个图书馆藏的摇篮本联合目录,可视为分析目录学的成果.1909年波拉德发表《莎士比亚著作的对开本和四开本:莎士比亚戏剧目录研究,1594-1685》(Shakespeare Folios and Quartos:A Study in theBiEliography of Shakespeare''s Plays,1594~1685),被称为“莎士比亚著作评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更是分析目录学的经典之作.

延续分析目录学的学术理路,波拉德、麦克罗和格雷格等人又创立了新目录学(new bibliography),文献校勘方面作了进一步探索.其后续人物有鲍尔斯(Fredson Bowers)、坦瑟勒(G.ThomasTanselle)、麦根(Jerome J.McGann)等人.围绕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衍生出了两个较具思辨性的理论流派,即鲍尔斯的作者意图理论,和以麦根为代表的“文本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texts)理论.前者重视作者的手稿,强调复原真实反映作者意图的作品;后者则提出应以第一个正式出版的版本为标准版本,强调作者、编辑、出版商、印刷工人等各种社会因素在文本形成中的共同作用.

至此,西方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基本成型.可以看出,近代西方文献学理论方法的形成有几个主要来源:首先是对古希腊罗马文献的校勘整理,其次是对《圣经》和教会文献的研究,再次是对莎士比亚等近代作家著作版本的研究.

3西方文献学的理论体系与特点

3.1西方文献学的基本学科架构

中国传统文献学的学科体系,一般分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编纂学、典藏学等部分.其中,目录、版本、校勘可以说是最核心的部分,其他部分是这几个部分的应用或延伸.

西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则与此有所不同.如果将bibliography一词译作目录学的话,西方目录学概念的外延要比中国的目录学宽泛得多.西方目录学主要分为两大类型:(1)列举目录学(enumerativebibliography或systematic bibliography,或译为“系统目录学”),旨在对文献进行列举,以形成书目.(2)分析目录学(analytical bibliography或criticalbibliography),其下又有三个分支:(a)描述目录学(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或physical bibliogra-phy),即以标准格式来描述文献的外观形式、版式、质地、构造等,用以区别不同的版本以及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次甚至不同复本,这对于鉴别中世纪手抄本和早期的金属活字印书来说十分重要.(b)历史目录学(historical bibliography),研究书籍的形态史、工艺技术史、出版史等等,以便为不同时期的文献确定年代.(c)文本目录学(textual bibliography)①,是通过对文本内容的校勘、考订,找出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并追寻造成讹误的缘由,尽量还原出最符合作者原意或最权威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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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bibliography所包含的内容甚广,这是有人用它来对译中文“文献学”的原因.列举目录学和描述目录学大致相当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描述目录学、历史目录学的一个重要宗旨是怎么写作于版本鉴定,因此可对应于我们的版本学以及书籍史;文本目录学与校勘学关系密切,而校勘学还

①不少论著译作“版本目录学”,容易与我国传统上的同名概念混淆,似不尽妥.两者内涵、外延均有较大差异.西方文献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及其启示有一个专门的名词:textual critici.

3.2近代西方文献学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化与思辨性

西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成熟较晚,近代以后新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带有强烈的近代科学方法论的烙印.尤其是分析目录学和新目录学家们在版本鉴定和校勘中进行了许多深层次的理性探索,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在版本鉴定方面,分析目录学家们不仅强调对书籍的字体、纸张、版式、印记、装帧等进行详尽的分析和描述,同时十分注重对书籍的工艺技术史和生产制作过程的研究,对细节孜孜以求.与此相对照,我们在古籍著录的规范化和精细化方面,以及对古代书籍制作的工艺技术和印刷生产流程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在文献校勘理论方面,突出的特点是高度思辨性和程式化.早期西方曾存在两种校对方法:一种称为“温布尔顿法”(wimbledon method),对不同的本子逐行逐句校读,以找出误漏;另一种称为“圆圈校对法”(circle collation),一人大声朗读,一人小声跟读,以此发现标点、错行、掉字以及其他印刷错误等②.近代以后,学者们对校勘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科学化的发展和改造.德国学者沃尔夫、贝克尔和拉赫曼在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献时,提出了校勘的两个步骤:校订(recension)和修正(emendation).前者是对校多个版本,取众本之长,得到一个最佳版本;后者是对文本中的讹误进行修正,以获得最接近原本真实状态的文本.这三位德国学者还提出了确定各版本之间关系的谱系法(stemmatics),又称“拉赫曼方法”.引.半个多世纪后,分析目录学家和新目录学家又对文献校勘的理论和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完善.

文献校勘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众多版本和异文中如何取舍,择善而从;二是如何确定版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版本系统”,从而找到最古老的、最佳的本子.对前一个问题的解决,西方文献学家提出了折衷法(eclectici),即在众多的本子中比较权衡,取众本之长,得到最佳的文本.西方学者提出了许多校勘原则,例如对于异文的取舍,短的、难的、俗的异文要优于长的、易的、雅的异文.对后一个问题,则由谱系法去解决.

在西方文献学中,用于校勘的文献版本分为原本(autograph)、祖本(archetype)和底本(copy—text).原本是指最初由古代作者写成的原始文本.祖本是指今天流传下来的各种本子所依据的中世纪抄本.由于年代久远、兵燹、灾害、禁毁等因素,古文献散佚情况十分严重,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巨著《罗马史》中的大部分篇章均已失传.因此原本已多不可见,今天可以追溯的文献来源大都只能及于中世纪的抄本,如拜占庭抄本与加洛林文本常被校勘家作为祖本文献.从校勘的角度上说,祖本更具有实际意义.底本是校勘者所据以校勘的本子,来源于原本和祖本.文献版本之间的关系往往十分复杂,一般来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多个抄本来源于同一个抄本;二是基本上源于同一个本子,但也掺入了其他本子的内容;三是通过几个彼此独立的渠道流传下来.

西方文献学家从文本的讹误人手,创立了类似于地质学、考古学中的标型学的文献谱系学方法,用以梳理版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西方学者对导致讹误产生的行为学、心理学研究非常细致.他们认为走向抄写讹误心理学的第一步,是对抄写者的习惯、抄写作坊的工作流程等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中世纪的文本复制实际上是一种听写活动,有时是口耳相授的听写,但更多的是不出声的抄写,即一种自我听写、内在听写.他们把抄写过程分为四个步骤:文本进入抄写者的意识;抄写者的目光从范本移至抄本;抄写;抄写者的目光回到文本.每一步都可能产生相应的讹误:偶然误读和有意改动;短暂的记忆误差;添字漏字、窜乱;跳读、重复.西方文献学家进而用类似于地质学中“标准化石”(1eitfossilien)概念的“标准讹误”(1eitfehler),来判断文献版本之间的关系.“在欧洲,古文本文献学的主要的努力目标之一,乃是确立一种解析错误文本蜕化原因的类型学,即因语音相似、视觉混淆或者心理机制而导致的错误和文本蜕化”.讹误可分为共同讹误(-胡适认为,“西方校勘学所用的方法,实远比中国同类的方法更彻底、更科学化.近代以来的文献整理实践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但在理论和方法创新方面则尚有不足.“在古文献学研究中,关于古文献学理论的研究是最为薄弱的环节”.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古文献学无理论”.一门成熟的学科,若满足于经验性的描述而没有发达的理论,是不可想象的.东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是相通的.西方文献学理论的系统性、思辨性、科学性,以及融合其他学科思想的包容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