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文献学的贡献

摘 要 ：梁启超一生著述颇丰,主要集中在政治,学术,思想等方面.而他的学术思想对后代的深远影响则远远大于政治思想,尤其是他对文献学及其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 键 词 ：文献学史；整理方法；贡献

清代是中国古典文献和学术达到顶峰的时代.中国历代文体在这个时代复兴,经学、史学、诸子、集部进入全面总结和阐释的阶段.而清末民初大量西方文化的输入和书籍的译介更迫使中国学者以全新的角度面对中国古典文献.梁启超正是处于这个中西学交融的文化十字路口,为了再现中国文献的自身价值,提高中国文献的抵抗力,他积极地投身于古典文献的整理和诠释工作中,成绩斐然.

一、文献学史的成就

首先,他对清代文献学史的贡献.梁启超将清代学术划分为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全盛期之代表人物：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专务考据,为考证而考证,亦被称之为考据派、正统派.梁启超将清代思潮归纳为考证学,而他所说的清代学术四个时期正是按照考证学的兴、盛、衰发展过程来划分的.考证学不仅是清代的代表性思潮,更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奠基之学,直接促进了古典文献学的发展.换句话说,《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两部作为梁启超对清代文献学史的总结和论述之作对古典文献学的贡献可谓巨大.

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述了清代文献学的发展流变：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小部分势力,粗引端绪,其研究法之漏略者,不一而足；全盛期之考证学则占领全学界,苟无全盛期诸贤,则考证学能否成一宗派,盖未可知.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道咸以后,考证学派出现分裂,经典由大师发掘已略尽,而所余者不过糟粕,以致晚清出现今古文之争.

其次,对辨伪学史的研究.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及到：辨伪的工作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明注“依托”者七,“似依托”者三,“增加”者一,隋僧法经著《众经目录》,别立“疑伪”一门,可惜怎样辨法,未得他们说明.宋人疑古最勇,如司马光疑《孟子》,朱熹疑《周礼》.晚明胡应麟著《四部正讹》始专以辨伪为业.入清而此学益盛.尤其是清初和清末很盛,而乾嘉时代,做这种工作的人较少,因为他们好古甚笃,不肯轻易怀疑.清初最勇于疑古的人应推姚际恒.此后专为辩证一部或几部伪书著为专篇者有：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特别是阎氏书将千余年来立于学官的《古文尚书》定为伪书,梁氏大赞从此以后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可研究的问题,开了清代的疑古之风.

再次：对辑佚学史的研究.梁启超认为最初从事辑佚之业者为宋王应麟,辑有《三家诗考》、《周易郑氏注》各一卷.明中叶后,有孙辑《古微书》,专搜罗伪书佚文,然而范围狭隘,体例亦复未善.入清而此学遂成专门之业.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惠栋著有《易汉学》八卷；惠氏从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中录取孟、京、干、郑、荀、虞诸家旧注分家疏解,后又扩充为《九经古义》十六卷.惠氏弟子余萧客用其师法,辑《古经解钩沈》三十卷,所收益富.此实辑佚之嚆矢.但是没有另外标注所辑原书名,体例仍近自著.嘉道以后辑佚家甚多,其专以此为业而所辑以多为贵者,莫如黄（《汉学堂丛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两家 .

二、文献整理方法的成就

(一)辨伪学的成就

中国人喜借古以自重,或伪托古人来牟利及别种种原因,致使中国伪书非常多.为求“真”,还原古文献以本来面目,有伪书必然需要辨伪.辨别伪书是研究一切古典文化的必要基础,另外,辨伪所需具有的大胆怀疑精神,使得梁启超对辨伪之学相当重视.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对辨伪学的研究颇有心得,他曾经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古代伪书及其年代》中集中论述辨伪问题.

在1921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将辨别方法列为十二公例：

1.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

2.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

3.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

4.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

5.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

6.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

7.其书虽真,然一部分经后人窜乱之迹既确凿有据,则对于其书之全体须慎加鉴别.

8.书中所言确与事实相反者,则其书必伪.

9.两书同载一事绝对矛盾者,则必有一伪或两俱伪.

10.各时代之文体,盖有天然界画,多读书者自能知之.故后人伪作之书,有不必从字句求枝叶之反证,但一望文体即能断其伪者.

11.各时代之社会状态,吾侪据各方面之资料,总可以推见崖略.若某书中所言其时代之状态,与情理相去悬绝者.

12.各时代之思想其进化阶段,自有一定.若书中所表现之思想与其时代不相衔接者,即可断为伪.

上述所列比较琐碎,而他写于1924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简要地把辨伪法概括为六例：

1.从著录传授上检查.

2.从本书所载事迹、制度或所引书上检查.

3.从文体及文句上检查.

4.从思想渊源上检查.

5.从作伪家所凭借的原料上检查.

6.从原书佚文佚说的反证上检查.

被视为我国近现代文献辨伪的第一部理论专著《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年）对辨伪学的总结更为系统,除对辨伪意义、辨伪学历史的理论阐释外,他对辨伪方法的总结对后世辨伪学影响更为深远,他在总结胡应麟辨伪八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将辨伪的六法归纳为从传授源流上和文义内容两个方面来鉴别.

(二)：辑佚学成就

中国古籍经过两千多年的天灾人祸和自然淘汰,佚失很多.其中对于还原历史、文化等有价值者,必应当辑之而后快.而从事辑佚,不是凭空而作,必须有资料.这是辑佚工作的基础.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总结清儒辑佚所凭借的资料为：

1.以唐宋间类书为总资料

2.以汉人子史书及汉人经注为辑周秦古书之资料

3.以唐人义疏等书为辑汉人经说之资料

4.以六朝唐人史注为辑逸文之资料

5.以各史传注及各古选本各金石刻为辑遗文之资料

以上资料同时是我们得以辑佚的切入点,可资借鉴.

而梁启超在对清儒所做辑佚事业成绩肯定的同时,也指出辑佚事业不过一钞书匠所做事,对此业之末流颠倒本末,专以此矜尚颇不屑.不管怎样,他对清代的辑佚之作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并且列出自己鉴定佚书优劣的四个标准：1.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2.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3.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4.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很值得后人借鉴.

(三)校勘学成就

梁启超主要从实用的角度来分析校勘学,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中指出,校勘之意义及范围有多种,方法当然随之而异.共列举四种校勘方法:第一种,拿两本书对照,或根据前人所征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第二种,根据本书或他书的旁证反证校正文句之原始的讹误. 第三种,发见出著书人的原定体例,根据他来刊正全部通有的讹误.第四种,根据别的资料,校正原著之错误或遗漏.与陈垣后来发表的《校勘学释例》（1931年）所提到的四种校勘方法：对校法、本校法、理校法、他校法,互相映彰.梁氏所提到的前三种为狭义校勘学,后一种算是广义校勘学.狭义校勘学经清儒一二百年的努力和经验,已造成许多公认的应用规律,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末三卷,便是这种公例的集大成.

(四)目录学成就

宋元时代目录学已受到广泛的关注,明清两代,大规模编纂类书和丛书,目录之学遂成显学.但是清代的学者全祖望、章学诚等人讥讽目录只供谈助,不能与校勘学相比,而梁启超对这两位学者的人格和学术又特别推崇,特别是章学诚.因此梁启超关于目录学的看法不得不受他们的影响.他对辨伪学、辑佚学、校勘学都列专节论述,而独对目录学却只是在谈其他问题时顺便提及,如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谈到《汉书•,艺文志》不明各学派之区别：“‘诸子略’之阴阳家,与‘数术略’界限不甚分明；纵横家毫无哲理,小说家不过文辞,杂家既谓之杂矣,岂复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与儒、道、名、法、墨等比类齐观,不合论理；农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与兵、商、医诸家相等,农而可列于九流也,则如孙、吴之兵,计然、白圭之商,扁鹊之医,亦不可不为一流,今有‘兵家略’‘方技略’在‘诸子略’之外,于义不完；既列儒家于九流,则不应别著‘六艺略’；既崇儒于六艺,何复夷其子孙以侪十家.”除此外他并没有专门论及目录学.乾嘉时著名史学家王鸣盛已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到“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而梁对目录学论述的缺失,一方面表明他对其重视不够,另一方面也减弱了他在文献理论建设上的价值.尽管如此,他却做了几部目录之书.《读书分月课程》（1894年）、《西书提要》（1896年）、《西学书目表》（1896年）、《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1897年）、《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年）、《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3年）、《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1925年）、《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1925年）、《中国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官录与史志》（1927年）.且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中,以目录的形式,从史的角度展现了清代经学、子学、史学等的重要贡献.

总之,梁启超继承先辈的学术成果,又筚路蓝缕地开拓着新的领域,从而影响着后世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