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演变其文体意义

摘 要：《尚书》中存在着原生文本形态,即对言辞的原生态记录；以及次生文本形态,即以直言、论难为核心记录部分,以前缀、中缀、后缀叙事为次生记录部分的文本形态.这两种文本形态随着先秦时期的记言传统而逐渐发展为语类文献中的“事语”和“话语”.其中“事语”的典型代表为《国语》,而“话语”的典型代表则为《论语》.

关 键 词 ：语类文献 事语 话语

一、“语”的含义

中国古代对文体的分类散见于各文学大家的理论专著中,如曹丕在《典论·论文》将文章分为四科八体,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而在中国古代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文选》中,萧统将“文”分为包括“赋、诗、骚”在内的三十八体.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则提到韵文十篇,无韵文十篇.陆机的《文赋》亦有十体之说.然纵观古代文论,却未见其对大量先秦语类文献的分析.而现代学界在20世纪以前也未关注到“语”作为一个文类的价值,直至20世纪陆续出土大量语类文献,如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遂使得“语”以及语类文献成为学术热点.

何谓“语”?语类文献最广为认可的代表是《论语》.钱穆先生将《论语》之“语”解释为“谈说义”,如《国语》《孔子家语》《新语》之类,认为《论语》所收以孔子应答弟子之语为主.杨伯峻则认为《论语》之“语”是语言.这种界定突出了“语”最重要的文本特征,即对语言的载录.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语类文献所载录的“语”实际上应该包括“语”和“言”两个部分.《说文·言部》有云：“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在先秦时期“语”和“言”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整体概念.一人之言谓之“言”,两人论难问答谓之“语”.作为文类的“语”,应该包括直言之“言”和论难之“语”的这两种概念.

《孟子·万章上》：“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东汉赵岐注曰：“语者,谚语也.”东晋范宁注曰：“语,谚语也.”这种界定突出了语类文献中部分文本内容短小精悍的形式特征,但同时也忽略了语类文献中存在着大量记言与记事并重,或者纯粹以记事为主的文本特征.

张政烺在《〈春秋事语〉解题》中对“语”有过如下论断：“这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是一种固定的体裁,称为‘语’.语,就是讲话.语之为书既是文献记录,也是教学课本.”“‘教之语’是方法,目的是底下那三句话.教育贵族子弟以历史的兴亡之道和政治的语言.”这里除了强调语的记言特征之外,还强调语之为语的重要体用特征“教学”.而俞志慧在《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中则更加详尽地分析了语的这种特征：“‘语’这种文类之所以成立,主要不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形式,而是特定的体用特征：明德.因而,只要是围绕这种体用特征编选的,不论其篇幅长短,也不论是重在记言,还是重在叙事,都可称之为‘语’.”要言之,明德的体用特征是“语”的明和统一内核.同时,也正是“明德”的体用特征赋予了“语”的特殊价值和精神.

综上,“语”作为文类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以记言为主的文本特征；二是以明德为主的体用特征.以明德为主的体用特征在语类文献中是一以贯之的,而记言为主的文本特征,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体现,甚至在同一文献中,都有不同的形式.

二、“语”的分类

从文本形态将语类文献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原生文本形态和次生文本形态.原生文本形态,即对言辞的原生态记录,即记载的只是短小精悍的格言谚语或是纯粹的对话.而不对对话之外的背景、原因、结果等叙述元素进行记录.而次生文本形态,则是以原生文本形态的内容为核心记录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前缀、中缀、后缀叙事等叙事部分围绕在原生态文本周围,作为对其的补充说明.

将语类文献的原生、次生文本形态以“语”名之,可以名为“话语”和“事语”.“话语”之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以短小、精悍的谚语、格言为主的“言”语以及以问答、对话为主的“论”语.而以《论语》为例,它以“论难”为主,包括很多孔子与其弟子的对答问话.但也不乏孔子之“直言”.如《论语·为政次生》：“子曰：‘君子不器.’”孔子说：“君子不像器具那样,（只有某一方面的用途）.”孔子认为君子不应该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处.君子是孔子心目中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应该担负起治国安邦之重任.对内可以妥善处理各种政务；对外能够应对四方,不辱君命.这仅仅是“君子不器”的表层内涵.在不同语境、不同言说环境中,“君子不器”所能挖掘的内涵无疑是更加丰富和多样的.

而“事语”的典型代表则是《国语》.《国语》被视为“语”的集大成者.首先,国语的篇幅在语类文献中是最长的.《国语》共二十一卷,二百四十三篇,总计七万三千余字,“出现人物达四百余人等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社会图景”.其次,国语的内容是最丰富的.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而《国语》之所以为“事语”的典型代表,这是由国语的文本形态所决定的.《国语》中的大量篇章都以次生文本形态的形式出现,其结构一般为：“前缀叙事+核心文本+后缀叙事”或“前缀叙事+核心文本（1）+中缀叙事+核心文本（2）+后缀叙事”.文章一般开头先以简略的语言交代事情的起因,然后由此引出贤人的一番嘉言善语,最后对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做一个简单的交代,如《国语·周语》中《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作为前缀叙事,交代了整个事件背景.有三个同姓的女子私自投奔密康公.康公母亲的言论则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文本部分.她认为三个女子在一起就是粲,粲是美好的事物.只有有德行的天子才能承受这美好的东西.因而她劝谏康公将这三名女子献给天子.“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是为后缀叙事,交代了事件的直接结果及其影响.康公不听从其母亲的劝谏,最后为天子所灭.这是典型的“前缀叙事+核心文本+后缀叙事”文本结构.而在一些篇幅较长的文章中,一般还有中缀叙事部分,即除却核心文本之外,人物的动作行为等叙事元素. 三、“语”的溯源

事实上,话语和事语在被名之为“语”之前,其文本形态在《尚书》中均有体现.但《尚书》记录成文之时,原创者并没有将这些文本形态视为一类文本表现方式,是以未以“语”之命名.如《尚书》中《盘庚上》记载曰：“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酒诰》有载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中记载了不少古代先贤的格言警句,都短小精悍而富有教益,这与“话语”的文本特征是基本一致的.其明先贤之德的体用特征也是明显的.从这两点来看,《尚书》中存在有“语”的原生文本形态,只是未以“语”名之.所以,语类文献中的“话语”究其根源,是来源于尚书中的原生文本形态.两者都可以称之为“言”,其不同在于一个是散乱之“言”,一个是结集之“言”.散乱之言主要的目的在于引之为证,而不过分注重言说者的身份.而结集之“言”注重言说者的身份,其“言”主要是为了阐述言说主体对社会及宇宙人生的看法.

“话语”源自《尚书》的原生文本形态,而事实上《尚书》的次生文本形态亦为“事语”之源.《尚书》中也不乏对具体事件的记载.如《尧典》,在记录尧舜执政言论之余,也记述他们的具体事迹.如尧欲禅位,众人推举虞舜,尧帝五次考验虞舜,最终才将帝位传位于他.通篇虽以对话体为主要形式,但是承载的内容具有叙事特点.在对话之外也有阐述人物行为的部分.可以说在其对话框架之下,是有其叙述内核的.

综上,“语”类文献就其文本形态来分可以分为“话语”和“事语”,“话语”与《尚书》中的原生文本形态是一脉相承的,而“事语”亦同《尚书》中的次生文本形态有着源流关系.而《尚书》的这种文本形态和先秦时期的“乞言”、“善言”又是密不可分的.如《礼记·内则》记载：“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等”意思就是在上古时期,有名为惇史的官员,将老人的善言记录下来.而惇史所记录的这些善言则影响着成为《尚书》中原生文本形态的形成.如《尚书》《皋陶谟》有载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可见惇史所记录的这些善言在历史沉淀中已成为了一种文献,并对《尚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