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诞生不久即被抛弃的重要马克思主义文献

内容摘 要 俄共（布）政治局1925年《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决议,是一篇主要批判以“拉普”为代表的文化思潮、也包含着批判庸俗社会学内容的重要马克思主义文献.《决议》遵照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规律,正确地解决了有关党领导文化艺术、对待文艺的阶级性、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对待“同路人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的方针政策问题.这一文献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在1928—1929年反“右倾”的中,在“拉普”的推动和斯大林的默许下,实际废止了这个文件.这使苏联文化发展的方向发生了逆转.从此,苏联思想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一接连不断,造成思想理论僵化,把学术文化领域变成了完全听命于一人、由一派控制的、笼罩在万马齐喑之中的一潭死水.

关 键 词 苏联文化艺术政策 经验教训 “拉普” 文化思潮 “大转变”

作者 马龙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温州大学教授.（北京：100006）

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上,曾诞生过一篇弥足珍贵的重要马克思主义文献,它实事求是地、科学地总结了苏俄早期革命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不但提出了俄共（布）指导文化建设和文艺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实质上也规定了俄共（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总路线和总方针,构建了苏联20年代思想文化体制的理论基础.这篇文献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理论价值.但十分惋惜的是,它诞生之后,实际发挥作用只有三年左右,就随着它的制订者一个个倒台,而被抛进了历史的档案库.这篇极为珍贵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就是俄共（布）政治局1925年6月18日通过的《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决议.

《决议》是在文艺大论战中产生的

这个决议是由俄共（布）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当时党内实际的二号人物布哈林和苏俄文艺理论家权威卢那察尔斯基,依据列宁的文化思想和文化指导方针,在对苏俄早期革命文化运动经验进行总结,特别是在文艺大论战中,对批判以“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为代表的文化思潮和派别的斗争,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制订的.

在苏俄早期文化运动的七八年间（1917—1925）,曾出现过以“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这两大派别组织为代表的文化思潮.“无产阶级文化派”在1918—1922年间曾是在苏俄文化艺术领域处于支配地位的文化组织,它主张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一所谓“文化的阶级组织”,依靠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和文化人,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它认为,只有工人出身的无产者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而过去时代的一切文化都是剥削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在列宁亲自领导与之斗争、“无产阶级文化派”衰落之后,以从军队转到地方文化战线工作的一批文学青年为主体,吸收从文学团体“锻冶场”退出来的原无产阶级文化派成员,在1922年底组成了新的文学团体“十月社”.“十月社”创办文学批评刊物《在岗位上》,从此,就形成以该刊物为中心的“岗位派”.

“岗位派”在其刊物创刊号上刊载了他们的思想艺术纲领,以及对待资产阶级和中间文学的政策宣言.他们以“无产阶级领导者”自居,声称俄共（布）“还没有艺术政策”,要求党在他们纲领的“基础”上,明白规定文学的方针,简言之,就是要他们“岗位派”的政策成为党的“政策”.他们还明目张胆地向党索讨领导权,企图“在文学和党的基本出版机关中占有领导影响”.他们不懂得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区别,要求“在文化领域进行像在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过的那样的革命”.[1 ]这实际上就是要进行强制的、甚至是暴力的夺权.他们缺乏对和平时期阶级斗争特点的认识,仍张口闭口大谈“阶级战争的时代”,主张在文学领域采取加剧阶级斗争的方针.他们主张,“不断坚持思想斗争的不可调和性,无条件进行思想路线的激烈斗争.”[2 ]为此,通过喉舌在一篇编辑部文章中写道：“《在岗位上》已果敢坚决地投入战斗,它不吝惜和力量,摸索到敌人就直接射击.作战就要像在战争中一样!声音要粗暴,行动要严厉,战斗要无情,不要吝惜,俘虏是多余的.”[3 ]这段话,是对“岗位派”的思想斗争方针的淋漓尽致的表述.

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岗位派”对“同路人作家”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把他们一律骂为“资产阶级作家”和“反动分子”,甚至连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也不例外.他们不懂得文学阶级性原则的复杂性,采取庸俗社会学的立场,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和庸俗化,因此要求文学直接为政治怎么写作,甚至主张文学“政治化”,而根本不顾文学的特殊规律和复杂性.

“岗位派”的这些思想言论一出笼,立刻引起文化艺术界一片哗然.当时文坛的实际组织者、老布尔什维克批评家沃隆斯基,团结了一大批“同路人”作家,为了维护党的文学路线,针对“岗位派”的言论首先进行了反击.他以《红色处女地》和他与布哈林共同编辑的《探照灯》杂志为阵地,接连发表文章,批判“岗位派”的文艺方针.作为当时文坛“高尔基学派”的代表,他基本正确地阐述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

但是,沃隆斯基的批评文章一发表,却像捅了马蜂窝一样,立刻引起“岗位派”的围攻.他们指责沃隆斯基对待文学是“典型的折衷主义”,攻击他奉行的是“文学孟什维克主义”,执行的是“反革命政策”.还把他团结在《红色处女地》周围的“同路人”作家统统称为苏联现代文坛上的“反动分子”.这样,“岗位派”也就同时打击了几乎所有“同路人”作家.于是,以团结着“同路人”作家的沃隆斯基为一方,以“岗位派”为另一方,你来我往,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战.论战涉及文学中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如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怎样,如何坚持党对文学的领导,怎样对待“同路人”作家和文学遗产,如何领导和组织文学,等等.集中到一点,是党应有什么样的文学政策.

为了回答文学争论中提出来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宣传鼓动部报刊局于1924年5月9—10日召开了党的文学政策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党内主管思想文化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布哈林、托洛斯基、卢那察尔斯基等,有具体负责文化宣传工作的同志,还有争论各方、各个团体和派别的代表.会议根据讨论的结论,通过了宣传鼓动部副部长雅·雅柯夫列夫起草的决议案.决议的基本精神是支持沃隆斯基的方针,批评“岗位派”.后者对这一结果极为不满,向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递呈上诉,请求仲裁.十三大非但没有接受上诉,反而把会议决议案中的重要条文写入十三大《关于报刊》的决议.[4 ] 但是,十三大上和十三大以后反托洛茨基斗争的形势,使文学界的情况变得严重复杂化起来.沃隆斯基因主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提法上一度倾向于托洛茨基,而被牵扯进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这一情况被“岗位派”适时加以利用,于是掀起了一阵反沃隆斯基的狂澜.1924年秋冬至1925年初,沃隆斯基被撤去《红色处女地》主编职务而为“岗位派”代表所取代；与此同时,“岗位派”一方面对十三大《关于报刊》的决议作歪曲性解释,另一方面又大吹大擂地召开了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1925年1月）,并成立了“拉普”.会后,他们利用会上通过的决议,俨然以胜利者和文坛霸主的姿态鼓吹并推行他们那条的文艺路线.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的文化艺术政策问题再次尖锐地提到了党的面前.1925年初,俄共（布）政治局决定成立文学专门委员会,责成它向俄共（布）提供关于文学政策的建议.1925年2月,布哈林在文学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的长篇重要报告.卢那察尔斯基作为该专门委员会委员,为委员会起草了准备性材料《关于俄共在文学方面的政策提纲》[5 ].文学专门委员会以布哈林的报告和这个提纲为主要依据,同时参照伏龙芝的讲话精神以及会上的争论,经过协商、大量调查和充分准备,提出了《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草案》.1925年6月18日俄共（布）政治局正式做出了《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决议.

《决议》的主要内容

这个决议遵照文化和艺术的发展规律,依据列宁的文化思想,正确地解决了党应怎样领导文化艺术、怎样对待文艺的阶级性、如何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怎样对待“同路人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等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参照布哈林的讲话,将决议主要内容加以归纳,可以归结为以下5个大的问题.

第一,关于党对文化艺术的领导问题

布哈林说,在决定政策问题时,如果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剃刀的刀刃上行走”,那么,在文化艺术问题上“就要更加善于在刀刃上行走”.[6 ]这句话起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决定任何政策都要精益求精、精细入微,绝不能粗枝大叶、大轰大隆；二是,文化艺术具有同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同的特点和规律性,解决其方针政策问题尤其要精细入微,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如在刀刃上行走.

那么,应当怎样解决无产阶级在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导权问题?《决议》依据文化艺术的特点,对这里的领导权问题采取了审慎小心、周密细致的方针.党对“岗位派”不顾无产阶级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主观状况,无视文学艺术本身的固有规律,狂妄自大地企图通过棍棒政策,强行夺取文化艺术领导权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一方面“应当保持、巩固、日益扩大自己的领导权”,“占有适当阵地”；另一方面“必须记住”,在文化艺术领域取得领导权的任务“比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其他任务更复杂得不知道多少”.因此告诫说：“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了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却还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7 ]所以,无产阶级对待科学文化,特别是文学工作要谨慎小心,反对员的“高傲自大”,反对不顾艺术规律的专横粗暴和包揽一切.

布哈林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怀抱里,我们（指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是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8 ]因此,在文化艺术领域,“领导权问题同政治领域中的情况不同”：在政治领域可以进行“全面领导”,但在艺术领域“暂时还不可能实行全面领导”,只能做“总的领导”.这是“因为我们还有一系列东西不懂,而且我确信,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我们也不可能学会这些东西”.[9 ]

鉴于这种具体状况,无产阶级对待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导权“要有分寸感”：只能管该管的事,对于不该管的事,如文化艺术的专门性问题,艺术的方法和形式、风格问题,则不能“多管”.针对这一问题,布哈林尖锐地批评了“拉普”的领导人,说他们像农村党支部书记对待农民的态度一样,对待作家粗暴无礼,包揽一切.

第二,关于文学艺术的阶级性问题

这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细密的问题.《决议》指出：尽管文艺不可能脱离社会一般的阶级斗争规律,但“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10 ].对这个问题,作为文艺理论行家里手的卢那察尔斯基,做了深刻的论述.他针对庸俗社会学认为文艺发展“直接依赖于经济形态”的观点,提出了“中间环节”论,即认为文艺是通过政治和阶级心理的相似度检测而同经济发生联系的；针对庸俗社会学把一切文艺现象都归结为“社会阶级制约性”的观点,卢那察尔斯基做了具体的辩证的分析,不是把作家及其作品钉死在作家出身的阶级机体上,而是看到了艺术阶级性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样也辩证地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卢那察尔斯基还针对庸俗社会学派分析一切文学现象都从经济形态和“社会阶级制约性”出发的庸俗机械论观点,提出分析作家及其作品要从作品所反映的具体现实内容出发,并据此提出了评价作品内容和形式的标准问题.他反对艺术风格的“阶级制约性”观点,认为“绝不能否认研究文学形式的独立任务”：“事实上,作品的形式不仅是由该作品的内容决定的,而且是由若干其他因素决定的”.[11 ]在这里,他所指的是文学形式（包括风格）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

这样,卢那察尔斯基就通过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清算了庸俗社会学派对文艺阶级性的庸俗化倾向,指出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简单化、扩大化、绝对化的错误.

第三,反对采取“加剧阶级斗争”的政策,主张团结“同路人作家”

《决议》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得政权以前煽起阶级斗争,实行把整个社会推翻的路线”,那么在无产阶级期间,也就是夺得政权以后,便要考虑“怎样同农民和睦共处,慢慢地改造他们；怎样和资产阶级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慢慢地排挤他们”；怎样使“知识分子为革命怎么写作,在思想上把他们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12 ]布哈林对这一思想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在国内政策方面,“一般来说不是推行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而是相反,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13 ].把这一政策具体运用在文化艺术方面,运用在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政策方面,就是要团结他们,利用他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怎么写作,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什么应团结“同路人作家”?这是由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落后状况决定的. 第四,提倡各种文艺团体和流派“自由竞赛”

《决议》就此指出：“党决不偏袒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派别而使自己受到束缚”,“应当主张这方面的各种团体和流派自由竞赛”.[14 ]20年代,在苏联活跃着众多的文艺团体和艺术流派,呈现出一派五彩缤纷的景象.《决议》的这一规定十分重要,它保证了这个时期各种文艺团体和流派的“自由竞赛”,促进了文艺创作的繁荣和发展.

第五,反对对文化艺术事业进行“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

《决议》就此特别规定：“党应当用一切办法根除对文学事业的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的企图；党应当仔细注意出版事业机关的人选,以便保证对我国文学的真正正确的、有益的和灵活的领导.”在20年代,苏联各个文化艺术事业单位的领导,几乎安排的都是有高度文化艺术修养的内行人物,从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到宣传鼓动部长布勃诺夫、出版局局长瓦累依斯基等.每次解决文艺问题的重要会议,的这些人物,包括布哈林、托洛茨基都莅临会场,以平等的身份参与讨论.

《决议》意义影响重大,但遭遇让人痛惜

从这个《决议》的上述内容及其所体现的主要精神可以看出,这是一篇主要反对文化思潮、包含批判庸俗社会学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这一文献是对苏俄1922—1925年文艺大辩论的总结,而这一大辩论是列宁亲自领导的反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斗争的继续.由于苏俄早期文化运动（1917—1925）所面临的尖锐而复杂的政治形势,由于当时文化领域思潮纷繁、派别林立的状况,特别是同文化思潮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使这一时期文化运动的内容极为丰富,它所提供的经验也因其具有高度典型性而显得极为珍贵,这足以为日后长期的文化艺术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理论指导.这个文件不仅在苏联文化史上,而且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既是对包括列宁亲自领导的文化运动的总结,又是由被列宁誉为苏俄“最大理论家”的布哈林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卢那察尔斯基亲手制定的.可以大胆地说一句,在国际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所有的此类文献中,至今还没有一篇能出其右者.

《决议》明确规定了党的文艺路线,打击了“岗位派”和“拉普”妄想垄断文学、闭门制造“无产阶级文学”的企图,基本上将苏联文学引上了正确的轨道.在贯彻《决议》精神过程中,“拉普”排除了罗多夫少数派的错误领导,确立了以阿维尔巴赫为首的多数派的主导地位.多数派认真反思错误,主导“拉普”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在1926—1928年间,“拉普”“左”的错误得到一定克服,苏联文艺沿着正确的方向在走向繁荣.

在整个20年代,由于列宁文艺思想和路线的指引,由于列宁之后布哈林主持制订的《决议》,又创造了各团体流派“自由竞赛”的宽松气氛,因此,苏联文学在20年代前半期发展的基础上,从 20年代下半期到30年代初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其突出表现是,革命前登上文坛的作家、诗人,除少数流亡国外,大都在继续创作,革命后涌现的新作家开始成长；一连串有影响的优秀诗作和长篇小说接连问世.苏联时代的优秀作品,如《铁流》、《毁灭》、《夏伯阳》、《静静的顿河》等,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时期问世的.

可是,令人十分痛惜的是,这个《决议》作为俄共（布）文艺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实际发挥作用仅三年左右时间,就因发动所谓反“右倾”运动,随着布哈林政治生命的终结,随着参与制订者卢那察尔斯基的被迫辞职,事实上被抛进了历史的档案库.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由于布哈林是这个《决议》文件的制定者,是主持批判“拉普”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倒台引起“拉普”的疯狂反扑.在1928—1929年反“右倾”的中,“拉普”队伍中就发出了要求废止这个文件的呼声；恰在这期间,斯大林于1929年2月28日写了《致拉普员作家的信》,肯定“拉普”的“总路线基本正确”,并说：“你们,只有你们负有使命领导这个文艺战线,因为你们就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15 ]斯大林通过这封信,实际上否定了文学委员会和政治局《决议》对“拉普”所做的结论.斯大林的信事实上将文艺战线的领导权交给了“拉普”,加上一些“拉普”成员要求取消《决议》的鼓噪,俄共（布）虽没明文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事实上废止了这个文件.布哈林这时在反“右倾”中处于被批判、被讨伐地位,根本顾不上维护这个《决议》；在党内有一定地位、曾参与制定《决议》的伏龙芝这时已经去世；卢那察尔斯基在1929年也被迫辞去教育人民委员职务,他虽单匹马发起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但开展不久,批判就被引入歧途,使其无果而终.这样,作为1923—1925年文学大辩论成果和苏俄早期文化运动科学总结的俄共（布）《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决议,就最终被抛弃了.

废止《决议》的历史教训

斯大林在推进反“右倾”斗争的同时,在精心筹划着各条战线,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转变”.“大转变” 完全改变了苏联文化的发展方向,虽日后也在组织上解散了“拉普”,但保留了在斯大林看来“基本正确”的拉普“总路线”,实际上在文化艺术领域实行的是一条没有“拉普”的拉普路线.

“拉普”在组织上虽然被解散了,但实际上又以“拉普”骨干成员为基础,组建了全苏范围的苏联作家协会,其领导人后来就是原“拉普”领导集团成员法捷耶夫.在其他重要的文化艺术部门,大多也是由“拉普”成员或接近“拉普”的人物把持的,如在30年代具有很大权力的全苏艺术委员会,其头目就是凯尔任采夫.此人不仅是“拉普”骨干,还曾是早前“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头面人物.仅此就可看出“拉普”的直接影响.至于在思想政治上,“拉普”的主导作用就更是十分明显的了.

首先,实行了学术文化上一个派别、一种声音的“一统天下”.这一个派别,就是来源于“拉普”的斯大林学派；这一种声音,就是以“拉普”加剧阶级斗争为主调的声音.在这一个派别、一种声音的控制下,解散了20年代活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几乎所有学术团体（解散了95.5%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团体）和文艺组织（解散92.9%）,开始建立全苏大一统的学术文化团体.同时,把文艺创作强行统一到了单调划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上来,其他创作方法都一一受到了批判；在题材上只提倡写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大题材,小题材和抒情诗受到排挤.在思想理论界,打倒了布哈林学派后,也确立了以米丁、尤金为代表的斯大林学派的一统天下. 其次,在学术文化战线加剧了“阶级斗争”,残酷打击反对派和“同路人作家”,无情镇压专家学者.30年代,数以千计的作家学者被打成“人民公敌”,遭到逮捕.其中许多人被判刑,或发配劳改,或被镇压,或被摧残致死.就连老布尔什维克评论家、在文艺大辩论中与“拉普”对阵的沃隆斯基,也遭逮捕流放,在1943年死于非命.20年代各主要文化艺术团体的头目,大都受到迫害.德波林学派和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许多骨干人物被镇压；著名历史学家、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弗·伊·涅夫斯基,在1937年也无辜遇害.德波林在“大清洗”期间,吓得不敢在家住宿,甚至跑到公园睡长椅.

第三,思想政治批判和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学术文化领域出现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自20年代末“大转变”起,开始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完全改变了20年代文化发展的方向.20年代,文化领域各种派别和思潮共存,相互竞争,异常活跃.自20年代末开启思想政治批判,特别是从批判德波林学派开始,用打棍子、扣帽子、算政治老账的手段,把学术问题混淆为政治问题,将学术批判升级为政治批判,只准批判者声色俱厉地压服、斥责,不准被批判者据理申辩,以此形成一种压服式、批斗式的批判模式.这样,艺术真实和学术真理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文化艺术界和学术理论界变成了一潭死水.这种局面从30年代起,一直持续到斯大林晚年.只是由于战争爆发、民族矛盾上升,在战争最初两年稍有缓解,但接着从1943年起又扭紧“螺丝钉”,特别是战后意识形态批判再起,重新掀起了对文化知识界的批判和镇压,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

苏联30—40年代和战后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艺术政策,长期以来对中国影响甚大.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代表的中国文艺家,从20年代末就开始向国内介绍“拉普”及其文艺思想.中国学术界几乎只知道有“拉普”,而不知道有俄共（布）政治局上述文艺政策决议的存在.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一个对“拉普”的不解之谜：“拉普”高举“阶级斗争大旗”,如此正统、“正确”,为什么会被斯大林解散?可见当时中国学术界受“拉普”影响之深.从当时人们认同、欣赏“拉普”理论的情况看,在新时期以前,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同“拉普”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斯大林之所以解散“拉普”,仅仅是因为“拉普”的头头阿维尔巴赫被认为有“调和投降主义”的倾向,同情“右倾”,在政治上不可靠；也为了建立“大一统”的学术文化界,划一、统制整个意识形态,才仅仅从组织上解散了“拉普”,实际上把“拉普”的思想政治和文艺路线照收不误地保留了下来.斯大林在学术文化领域实行的是没有“拉普”的拉普路线.

苏联对德波林的批判,很早就被介绍到中国来.所谓德波林只承认差别、不承认矛盾的观点,早就为中国人所知晓,并在权威著作中被引用.30年代,王明、康生长期担任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把苏联30年代的经验介绍得颇为详尽.40年代,日丹诺夫关于文化艺术和哲学问题的讲话刚一发表,很快就被翻译出版,作为重要文件介绍到解放区.建国后,我国曾请苏联30年代靠批判德波林起家、后来与米丁一起成为斯大林学派的代表人物、50年代出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的尤金,担任意识形态问题顾问.此人无疑也把苏联30—40年代的学术文化斗争经验,大量介绍了过来.在当时全面学习苏联的形势下,正像同志所说,我们对苏联的东西是“照抄照搬”；加上在这位尤金顾问的直接介绍和影响下,我们对斯大林的思想文化路线可以说是完全认同的.所以,从50年代初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接着发起“红楼梦研究”大批判,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又展开反右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我国思想政治批判运动接连不断,也是全盘“照搬照抄”苏联的做法.

通过上述这一切,可以看出,苏联学术文化思潮和方针政策对中国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拨乱反正中已经得到了清算.但彻底清除思潮的影响,在指导思想上与斯大林那一套文化体制、意识形态模式划清界限,使我国思想文化发展走上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真正取得文化科学的创新和大繁荣、大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