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谁还肯站出来认错

近来传出的查重活动越来越离谱,越来越骇人,若论其荒唐,足以令全国上下笑破肚皮.说学术查重、艺术查重已进入建国以来最热烈最高产的新阶段,当不为过.

可恶复可气的是,对于种种查重、犯错,没有几个人肯站出来认错.被揭穿西洋镜以后,我归结出大体的四种对抗方式:一不理,二狡辩,三耍赖,四蛮横.

比如遇到英文拼写的,竟然译成“常凯申”,让人不禁哑然失笑.我们的“翻译家”翻译水准低得惊人,近代史知识也近乎文盲.以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命名的赫尔岑大街,译成“赫尔珍大街”.莫斯科国家大剧院,偏要译成“波尔索依剧院”.我看终有一天,他要把马克思翻译成一个姓马的回族老人.堂堂清华大学出此丑闻,你揭发出来,当事人却一声不吭.

鼎鼎大名的余秋雨被指汶川地震捐款未到位,全国炒得沸沸扬扬,终于都江堰教育部门发了言,余秋雨原说捐款,现在改成捐建图书馆.这好比当初许诺捐献一桶水,被人指控不到账,改口说三年后我捐一座水库.水库能否修成尚在两可,一桶水未到位总是事实,怎能说自己无过“捐款门”这一战胶着久了,有人问“余大师”为何一直不辩驳,余说,我这一拳打出去很仁慈,之所以不反驳,主要是怕对方受不了――好一副慈悲心肠！即便事实已经胜于雄辩,我不妨巧言令色,至少不输面子.

上海大学、辽宁大学、西南交大,博士论文抄袭几番爆了猛料,眼看顶不住了,都是可怜的博士出来包揽罪过.署名在前的导师呢副校长呢一个个都推说论文来不及审阅,含糊搪塞过去.那么,论文发表人前风光时候,怎么没有推托一番,敬谢了桂冠呢

大学教授抄袭,铁证如山,没有人老老实实承认自己错了,起了个专用名词叫“过度引用”.西安交大六教授联名揭发抄袭,校方处理,“长江学者”被免职.嗣后六教授被“长江学者”告到法院,罪名是“侵犯名誉权”.看来即使抄袭成立,“名誉”也是万万侵犯不得的.

以上种种,如果不是眼观耳听,简直不敢相信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们频频制造的丑事大观.他们从来不把出错当一回事,一旦出错,坚决抵赖.仿佛小偷行窃当场被抓,众目睽睽之下,却依然滔滔不绝厚颜讲演,你不得不佩服其战斗到底的气概和决心.

显然,当我们整体处在一个讳疾忌医的大环境里,单单要求学术界、文艺界摆脱友军隔绝污染,超然于世外,率先建立一个勇于认错、改错的“道德特区”,岂非幻想道理很简单,一旦强制学术文艺界大佬们公开认错,他们就会和同类攀比,并以此质问我们:

既然高级干部决策失误损失数亿,眼睛不眨一下,以“交学费”做搪塞,我为什么要认错

一个主管干部出面认错就能平息群体事件,他却宁可调动,弹压解决,我为什么要认错

有些书记县长对付批评可以悍然使用公检法解决,我为什么要认错

手机短信批评官长,视为散布谣言,破坏稳定,涉嫌诽谤,立即清查逮捕,我为什么要认错网上乡长,立即遭到县检察院起诉,我为什么要认错河南检测抗旱,当地抓捕,北京批评东北,异地追捕.人海搜索,千里追讨,公审判刑,锒铛入狱,不乏先例.官员们纷纷得意地动用国家机器,暴力对抗纠错,为什么偏偏要我认错

等

我们大致生活在一个文过饰非、扬善隐恶的时代.为什么文化学术领域接连出现大面积的查重和抵赖说一千道一万,唯一可说通的理由,只能是我们的道德大环境已根本改变,认错改错已不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闻过则喜,曾是我们悠久的道德传统,而在官场、商场皆善于钻营谋划、暗算潜伏的今天,却变得只有结果的胜败,没有对错之分.压服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在这种气氛里,官员们上行下效,大的错误心照不能宣不准宣,小的错误当然闻堵防则欣喜.有的信访办基本上成了“堵访办”,百姓立刻如临大敌、严防死守.在“一贯正确”的环境里成长,多数人也渐渐泯灭了批评意识,丧失了批评能力,万马齐喑的气氛由此形成.岂不知矛盾长久积累,总要酿成恶性事件.最近各地的对抗冲突时有所闻,这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试想,如果那些长期与百姓顶牛的行政长官肯早早出面认错,改弦更张,何至于出现一触即发的局面.

我还注意到,拒绝认错的蛮横程度,其实和地位实力成正比.在某个系统里大小是个人物,那认错就比一般人艰难数倍,若是领域权威,认错就更难比登天了.他在这一块天地口含天宪,一口唾沫一个钉惯了,谁敢说半个不字.一旦出错,立马有人圆场.即使不小心错到了圈外,众目睽睽之下,第一反应也是赖账.权力缺乏制衡,在认错问题上同样表现突出.眼下要抓紧做的,是以权力监督权力,对认错建立“制度性责问”.对于那些在重大问题上顽固坚持错误、拒不认账的家伙,套用一句官场的话:应启动紧急纠错机制.属于学术问题,应首先将错误大白于天下,组织辩论启发他认错,属于常识性错误,影响恶劣又讳疾忌医者,通过权力强制他认错检讨、辞职撤职等.强权只能以强权对付.

以权力监督权力,虽强劲有力,可漏洞也是明显的.比方说,谁来建立纠错制度谁来启动“认错风暴”靠大小学界官员及“学术带头人”可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是出错不认错的受益人.指望他们认错纠错,简直是与虎谋皮.看来,站出来认错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事情,还是要靠“权利监督权力”,有赖制度的形成完善.只有民权高扬,权力看民众脸色,才能否定错误,惩戒错误.看来,要让学术界、艺术界的大佬们认错,还有待于整个社会形成制度健全、监督有力、健康向上的环境,有待于整个社会形成监督强硬公平的运行机制.这显然和社会的整体进步有关,看来一时还难以做到.

(作者系《山西文学》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