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文艺”到“西北文艺”

《西北文艺》为综合性文艺月刊,1950年10月5日创刊于西安,西北文联主办,编辑者为群众文艺社,从第一卷第四期开始编辑者为西北文艺社,出版者和发行者为新华书店西北总分店.1953年1月号终刊,总共出刊28期,其中1952年5月、6月号为合刊.在创刊号上刊发的《迎接西北文艺运动的新时期——怎么发表刊词》中,有这样的表述：“西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就要开幕了.这个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西北文艺运动新时期的开始.一年多以来,文艺配合政治任务,进行宣传教育,无论在音乐、美术、文学、曲艺、舞蹈、戏剧,特别在旧剧改革各方面都获得了不少的成绩和经验.这些成绩和经验,就是原来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成绩和经验的继续发展与扩大,也是我们进一步开展西北文艺运动的基础.”对于《西北文艺》的历史任务和工作重点,文中有这样的说明：“第一,大力开展创作运动,鼓励创作,多登作品.”“第二,加强文艺批评,加强理论指导工作.”“第三,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加强西北各地区的互相联系,以推动整个西北地区的文艺运动.”

一、西北文代会与《西北文艺》的创刊

要深入探讨《西北文艺》的历史源流,西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无法回避的重大文艺事件.西北文代会1950年9月21日至9月30日在西安召开,大会代表共有401人,其中陕西52人、甘肃46人、宁夏24人、青海31人、新疆46人、部队60人、西安市56人、大行政区86人（包括特邀代表）.代表中文学工作者133人、美术工作者37人、戏剧工作者122人、音乐工作者51人、舞蹈工作者23人、曲艺工作者14人、电影工作者7人,其他为文艺组织工作者.柯仲平为大会总主席,鲁直、张季纯、孜牙、马健翎为副总主席,张季纯致开幕词,马健翎致闭幕词.柯仲平作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西北、开展各民族人民文艺运动而奋斗》的总报告,大会报告还有马健翎的《对于戏曲改进工作应有的认识》、鲁直的《部队文艺工作的情况与今后的任务》、孜牙的《新疆各族的文艺报告》、张季纯的《陕甘宁边区文协十三年来直属部门的工作》、西北文联秘书处的《西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总结报告》等.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作专门讲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以专函向大会致贺,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杨明轩作专门讲话.大会通过选举,选出90名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其中有15名候补委员）,常务委员会主席为柯仲平,副主席为张季纯、马健翎、鲁直、孜牙、郑伯奇.根据大会通过的《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西北文联“为西北各文学艺术界的联合组织,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之团体会员,受全国文联的指导,执行其决议,并指导西北各协及各省（市）文联”,章程规定的核心任务为：“一、积极参加新主义国家建设,通过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怎么写作的反动文学艺术及其在新文学艺术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旧艺术,使之为新主义国家怎么写作,批判地接受中国和世界的文学艺术遗产,特别要继承与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西北各地区群众文艺活动,使新的文学艺术在工厂、农村、部队中以及各兄弟民族中更普遍更深入地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艺力量.四、开展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艺术运动,使新主义的内容与各兄弟民族固有的文学艺术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与政策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以建设科学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六、加强西北与全国各地人民文学艺术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的运动.”

西北文代会由陕甘宁边区文协提议召开,并于1950年6月1日发布《陕甘宁边区文协为召开西北文代大会的通知》,相关材料还有《关于召开西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计划》、《陕甘宁边区文协为开好文代大会指示各地文联准备工作要点》、《西北文代大会筹委会调查各地各民族文艺工作活动情况及收集展览材料提纲》、《西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各项规则》.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成立于1937年11月24日,1940年1月4日在延安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艾思奇、吴玉章、柯仲平先后担任主任.1948年4月,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上决定筹办全区性的文艺刊物.边区文协于1948年8月15日创办《群众文艺》,1949年8月15日11期和12期合刊出版后停刊,主编为胡采.该刊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给刊物编委会的回信作为怎么发表刊词.报告文学和化用民间形式的秧歌剧、鼓词、书词、快板等说唱文学是该刊的看家本领,“战士诗”在其诗歌板块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工厂诗”、“工厂报告”等“工厂文艺”的提倡,也是该刊的一大特色.在理论批评板块,特别重视对旧剧改革的探讨和对群众戏剧活动、民间说唱文学的介绍与指导.1949年11月,《群众文艺》（周刊,后改为双周刊）创刊,到1950年底停刊,共出版47期.也就是说,在《西北文艺》创刊以后,群众文艺社同时出版《群众文艺》和《西北文艺》.1951年群众文艺社改名为西北文艺社.原来的《群众生活》原计划改版为《文艺习作》.《西北文艺》第一卷第五期封底上刊登了即将创刊的《文艺习作》的“稿约”,其中有这样的说明：“本刊为文艺综合性通俗读物,目的在对广大工人、农民、展示、青年学生、文工团员、店员、支援以及一切初学写作者和文艺爱好者介绍文艺常识,培养写作能力.欢迎他们踊跃投稿.”从历史联系角度来看,《文艺习作》延续的是《大众习作》的编辑方针.1940年3月,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周文任社长,编辑出版《边区群众报》和《大众习作》,分别由胡绩伟和胡采任主编,《大众习作》创刊于当年8月1日,刊名由题写,先后出版六期共四本（2期和3期、5期和6期为合刊）,1941年9月15日终刊.1940年11月30日,在给周文的信件中说：“群众报和《大众习作》第二期都看到了,你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大众习作》的目标读者是边区基层干部、通讯员和初学写作者,同时刊登原文与改写稿,以帮助通讯员提高写作水平.有趣的是,计划中的《大众习作》并没有独立成刊,而是成为《西北文艺》的刊中刊,更准确地说,是杂志的一个独立板块.编者为此专门进行解释：“最初,我们打算办这样一个刊物,主要是想多介绍一些文学常识和有关写作研究方面的东西,以帮助大家在这方面的学习.现在我们考虑：一方面是同志们来稿中关于这类性质的稿件太少（大部分稿件是诗和其他习作）,另方面如果完全靠编辑部内部的同志们来写,也很难胜任.所以我们这样决定：暂时将《文艺习作》和《西北文艺》合并起来,改为《习作园地》附在《西北文艺》上出版.这样既集中了编辑人力,又集中使用了外面来搞,丰富了和充实了《西北文艺》的内容.如果以后这类稿件多起来,我们主观上有力量,客观上也有必要时,再和《西北文艺》分家,另立门户,从新改出《文艺习作》.” 二、配合政治任务

从创刊到停刊,《西北文艺》紧密配合当时重要的政治任务,突出重大题材,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对领袖、时代、英雄的毫无保留的歌颂,以及对阶级敌人、错误倾向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是其主导的思维模式.作为机关刊物,编者对刊物的定位是“刊物必须联系实际、反映实际、指导实际运动”.

抗美援朝是1951年的中心主题.该刊与抗美援朝相关的专辑有“西安市文艺界抗美援朝春节宣传游行大会特辑”（第一卷第六期）、“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诗选”（三卷三期）、“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特辑”（三卷四期）、“朝鲜前线来稿”专栏（三卷五期、三卷六期）等.西北文联主席柯仲平先后发表《文艺大军的抗美大》（一卷六期）、《把抗美援朝的宣教工作和当地各种中心任务紧紧结合起来》（二卷二期）、《战斗的文艺——歌颂人民的英雄》（三卷三期）、《寄给朝鲜前线志愿军文艺工作者》（三卷六期）、《献给伟大的中朝军民》（三卷六期）等,以文艺界领导人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引领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宣传与创作.第一卷第五期在头条位置发表主编胡采的《我对于抗美援朝诗歌创作的看法》,文章谈到《西北文艺》《群众文艺》曾发动关于抗美援朝的征文,不到半月就收到三百多篇稿件,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诗作,胡采认为这些诗歌“集中地表现了‘热爱祖国,抗美援朝’这个总的主题”,但是“其中有很大一部份是缺乏感人力量的”,作者认为问题的症结“是关于主题思想的深刻性问题”,并提醒作者应当“抓住本质和主要环节,而又通过诗人明确和强烈的思想情绪集中表现出来”.

推动文艺整风是1952年的头等大事.为了积极响应自上而下的文艺整风运动,《西北文艺》第三卷第五期在头条位置刊发社论《做好准备工作,迎接文艺整风学习》,转发了《文艺报》五卷六期的社论《文艺界应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刊发胡乔木和周扬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演,该期杂志开设了“我对于目前西北文艺工作的意见”栏目.三卷六期在头条位置转发《文艺报》社论《文艺工作者与伟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四卷一期在头条刊发社论《彻底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对文艺界的猛袭,巩固文艺战线上的工人阶级领导,提高文艺的战斗力》.为了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和文艺整风运动结合起来,西安文艺界在1952年5月20日举办了西安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西北文艺》1952年5月、6月号合刊集中刊发了西北局宣传部长张稼夫、西北文联主席柯仲平的讲话,以及吴文遴、张季纯、苏一萍、胡采、郑伯奇、樊粹庭、常香玉、钟纪明、傅鲁等人的发言与检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主编胡采就《西北文艺》的编辑工作所作的自我批评：“和西北文艺运动中的具体情况结合不紧密,实际指导作用不强”.

西北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推动多民族文学创作的繁荣与交流是《西北文艺》的重要任务.创刊号上就发表了维吾尔民歌《歌颂我们的祖国》和塔塔尔民歌《贾米拉》,“维吾尔民歌选（十五首）”（第一卷第二期）,“哈萨克民歌（三首）”（一卷六期）,从第一卷第二期到第三期连载西北文代大会新疆代表团团长孜亚·莎麻德的剧本《血迹》（译者开英）,这部剧作创作于1934年,表现“以老总、乡约等为代表的反动阶级爪牙对维族贫苦人民的压榨和迫害,写出了人民对于这伙匪帮的艰苦斗争”,编者还“希望懂维文和其他各族文字的同志,多多从事翻译介绍工作,多多共给我们这方面的稿件”.第二卷第一期开始连载伊敏的维族长篇小说《血地》,编者说：“这是作者几年以前写成的.等伊敏同志现在的思想观点比过去有了改进,他准备把这部作品从新修改一下.我们认为这就更好了.现在发表在这里的是没有改过的,将来改过时留待出单行本时再对证.等在已经习惯了看新的人民文艺作品的人,也许觉得《血地》的思想情感过时了些,译笔旧了些.这当然也是事实.”《西北文艺》在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方面,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创作的现状和趋势的了解,呈现出严重滞后的倾向.由于刊发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都必须翻译成汉语,这就为选稿和编辑工作带来了另一重隔膜和困难.

《西北文艺》为了配合《武训传》批判运动,在第二卷第四期的头条发表了《西北文教委员会指示文教工作者讨论批判（武训传）和“武训精神”》,在二卷五期的显要位置刊登了侯外庐、刘泽如、贾则复、胡海的批判文章,此外还从来稿中选发了一组共五篇“笔谈武训”的短文,批评火力呈现出排山倒海之势.此外,该刊为了庆贺《选集》出版（三卷二期）、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1952年5月、6月合刊）、庆祝天兰路国庆节通车,都刊发了头条文章或专门的小辑.1951年的元旦献辞,西北、西北文联为布置1952年、1953年春节文艺活动的联合指示,也都以头条形式发表.对于时事和政治的密切配合,导致发表的作品大都有主题先行的倾向,在形式和语言上也难以避免急就章的粗糙和草率.耐人深思的是,《西北文艺》还因为没有“配合政治任务和革命运动”公开检讨,三卷一期（1951年10月号）刊登了刊物的检讨书.

三、群众文艺路线

《西北文艺》在文体风格方面延续了《群众文艺》的办刊趣味,走群众化路线的快板、农民诗、新洋片、鼓词、唱词、时事活报、评词、小秧歌剧、歌剧、歌舞词、相声、郿鄠剧、秦腔剧等占了较大篇幅.譬如农民歌手王老九就是该刊的一位核心作者,第二卷第二期刊发了“农民歌手王老九快板选集”,还配发了山川的评论《王老九和他的快板》.此后陆续发表的还有《德宝和张大》（农民诗,三卷一期）、《不准地主“反把”》（农民诗,三卷一期）、《编（张玉婵）的经过》（三卷二期）、《进西安》（快板诗）（三卷五期）、《缝制服》（诗,24期）、《看画报》（27期,快板诗）等.工农兵写作日益受到重视,该刊编发了“工人作品”专栏（一卷六期）、“工人诗选”（第二卷第三期）、“工厂文艺”专辑（三卷三期）、“农民诗歌选（六首）”（第一卷第三期）、“战士诗选集（十九首）”（一卷三期）、“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诗选”（三卷三期）、“朝鲜前线来稿”专栏（三卷五期、三卷六期）等.胡采专门撰文《战士诗的新发展》,认为战士诗“突破了完全拘泥真人真事的小圈子”,“更加深入地表现了战士的生活,克服了或正在逐渐克服着罗列事实和政治口号化的现象”,“突破了过去战士诗的老一套形式,保持了它的通俗、顺口、简明等优点”.刊物对军人创作极为推崇,这也折射出战时思维对建国初期文学的巨大影响,同仇敌忾、势不两立的思维不仅影响了作品的价值选择,也使其审美风格呈现出简单化、公式化的倾向. 从文体取向来看,编者非常重视文艺政策的宣传,及时反映西北文艺运动的现状,社论、文艺界领导的讲话、文件、文艺人士响应号召的表态文字在刊物中发挥导向作用.在第一卷的总目录中,编者设置了“西北文运”、“论文”、“小说·报告·散文”、“诗歌·鼓词,快板”、“剧本”、“批评·介绍·经验”、“社语”等板块.这种栏目设置反映出《西北文艺》兼顾政策宣传与文学创作的办刊取向.在文学创作方面,诗歌在发文数量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小说和散文作品所占比例极低.刊物的这种文体关系,和来搞情况密切相关.第一卷第五期发表了署名“编者”的《把抗美援朝的创作推进一步》,对《西北文艺》《群众文艺》举办的征文来稿情况做了详细的统计：“诗占百分之八十四,小说占百分之一强,其他如相声鼓词等占百分之二弱,报告文学、剧本各占百分之四,快板占百分之三.”编者认为诗歌文体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原因是“这一形式比较能直接地表现出作者自己在这一巨大运动中所感受的”,另一方面是青年作者对抗美援朝“在理解上是比较直觉的”,还没有将这一运动“同自己的现实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没能“抓取更丰富的题材,写出有生活的和规模较大一些的作品”.《西北文艺》一直致力于推动群众文艺创作,“习作园地”栏目的设置就是意在尽快提升初学者的写作水平.但是,规模化的群众文艺运动也往往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三卷二期“习作园地”栏目发表的高毅生的散文《爱》,后来被读者程锡级揭发,抄袭了《东北文艺》三卷三期上的王鸿臣的短诗《爱》,编者还把这种抄袭行为定性为“一种恶劣的剥削阶级的思想行为”.抄袭事件绝非个别现象,二卷三期罗树生的《对初学写作的一点意见》抄袭了陆地的《怎样学文学》一书,“自本刊创刊以来发现此类情况稿件不下二十余篇”,在文艺整风运动中,高毅生抄袭事件作为反面典型被重点批评.编者在列举了《群众文艺》还提到鄠县牛东有几位文艺青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没人每天都给《西北文艺》投寄一篇作品,在他们的来稿中,绝大部分系抄袭而来,有的竟一字不改”.郭强在文中还提到《甘肃文艺》三卷四期上王小蘋的《庆祝国庆二周年》抄袭了老舍的《开国纪念一周年》；在长安书店出版的通俗读物中,“署名作者王槐蔚的秦腔剧本《小二黑结婚》与《模范人家》,署名王惠民的郿鄠剧《支前劳军》等,都是把别人的成品略加删改或绝大部分抄袭下来；既无原作者姓名,又不加任何注明”.在提倡文艺的普及和大众化的过程中,文艺的原创性和个性常常被忽略.在文艺大众化的潮流中,即使是那些没有抄袭行为的创作,也很难避免模式化、雷同化的窠臼.

在文艺批评方面,《西北文艺》构造的是严厉批评与深刻检讨双向互动的模式.由于《群众日报》的“文艺批评”栏目连续发表了雷行、吴言、李任等批评钟纪明发表在该报副刊（1951年1月24日、25日）的活报剧《“金元帝国”的溃败》的文章,《西北文艺》第二卷第一期头条发表社论《文艺运动领导者、组织者、文艺作者都应该拿起文艺批评的武器》,胡采的《评（“金元帝国”的溃败）》和汶石的《谈纪明同志的创作》同时对钟纪明的创作展开严厉批评,胡采认为活报剧《“金元帝国”的溃败》存在主题思想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把美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法官,处理为让人同情的人物,这当然是错了.为什么会错?原因很多,首先应该说是阶级观点模糊”.对刊发于《西北文艺》一卷四期和五期的《解仇合密》,杂志专门刊文批评“作者不正确地刻画了仇的根源”.据露茜的《坚持文艺批评的原则性》一文介绍,当年3月5日其《群众日报》副刊室曾专门召集西安的文艺作者座谈,认为该剧将美国法官处理为同情美国人民、反对发动战争的和平人士是错误的,钟纪明在会上作了“初步的检讨”,露茜严厉批评钟纪明“对读者的批评熟视无睹,充耳不闻”,是“盲目的自高自大,看不起广大读者的思想在作祟”,并批评发表在《西北文艺》创刊号上的鼓词《宝宝和娟娟》的写法,认为“人的名字,也是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像作品里两个拾煤渣的穷孩子,能有‘宝宝’和‘娟娟’这样带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称呼吗,这是不真实的”,进而指出“正是这种蔑视文艺工作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养成了西北文艺界批评不能很好开展,或光有批评没有检讨的不良倾向”.二卷五期的刊物设立了“文艺批评”专栏,对任萍的不对歌剧《握紧》、长篇秦腔剧《血训图》、黄俊耀的郿鄠剧《同心为国》提出尖锐批评.为了响应上海《大公报》刊发的《谈两首有关志愿军展示的诗》对戈壁舟的《全世界人民在看着咱们》的批评,该期杂志同时发表了陈光的《爱护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和维乔的《反对对志愿军英雄的歪曲描写》,批评的火力十分猛烈.在第二卷第六期,更是集中刊发了戈壁舟、任萍、钟纪明、黄俊耀等四位作者的检讨文章,戈壁舟认为刊于二卷二期的《全世界人民在看着咱们》是“写作态度不严肃的结果”,“陷于形式的,公式的,以至机械地演绎的错误写法”.任萍认为对于《握紧》的批评意见“全部正确,我从思想上全部接受”钟纪明在检讨中认为自己“从形式主义出发”,“还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有趣的是文中也有不少辩解的内容,并对露茜对《宝宝和娟娟》中孩子的名字问题的质疑,展开了有力的回击,认为穷苦人民给孩子起名是为了讨个“吉利”.

四、大区刊物的命运

在建国初期的文化语境中,文艺刊物被严格地纳入到行政等级结构中.《西北文艺》作为西北文联的机关刊物,被打上了鲜明的大区刊物的行政烙印.在办刊取向上,它也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胡采作为一个资深主编,他一直没有在刊物上署名,他的署名文章《作品的主题》、《谈写党》、《引导人民向前看》、《把我们的创作思想,和当前的政治任务,和现实的要求,结合得更紧密些》、《写土地改革》、《重视群众中文艺活动的潜在力量》和文艺整风中的检讨,都反映了政治和形势对文艺的要求,其独立空间受到严格限制.1952年8月号在头条发表了《西安文艺界整风学习委员会关于集中力量互相配合,办好集中文艺刊物的决定》,明确了《西北文艺》作为西北文联机关刊物的地位,并规定《西北文艺》和西安的其他文艺刊物《工人文艺》、《陕西文艺》要作适当分工.从该期刊物开始,《西北文艺》缩减篇幅五分之二,定价由2800元减为1400元,出版日期由每月5日推迟为每月10日.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调整举措为其随后的停刊埋下了伏笔. 在三卷六期的刊物上,刊登了《西北文联为加强文艺干部对（文艺报）的学习给西北各省、市文联和各协会的通知》,其中有言：“本会接到全国文联通知,内称：‘全国文联常委会扩大会议于51年11月20日通过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责成加强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使成为综合性的艺术评论和艺术学习的刊物,以贯彻的文艺思想,指导文艺创作,推进全国文艺运动.特别在文艺界整风运动期间,《文艺报》为指导这一运动的主要刊物.’为此,特作如下的通知：各地文联及各协会应将《文艺报》规定为各地区、各部门文艺干部经常阅读的学习刊物.对于《文艺报》所提出的有关文艺思想、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应通过各种方式,组织本地区或本部门的文艺干部联系自己的情况和文体进行讨论.”在西北文艺编委会发布的《终刊告读者》中有言：“为了更加密切《文艺报》《人民文学》等刊物和各地读者、作者的直接联系,进一步办好西北各省、市的通俗文艺报刊和通俗读物,以便满足广大工农兵群众的实际要求,本刊决定自1953年2月起停刊.望本刊各地撰稿者、通讯员努力学习,积极写作,提高作品质量,向《文艺报》、《人民文学》以及西北各省、市通俗文艺刊物踊跃投稿”关于《西北文艺》的停刊背景,这可从同时停刊的《东北文艺》的解释中得到互证：“《东北文艺》在这样一个时候实行终刊,它是不是意味着东北文艺战线上的力量的减轻或者削弱呢?显然不是.《东北文艺》的终刊,正是为了服从国家集中统一的需要,为了贯彻全国文联调整地方文艺刊物的方针,在今后各方面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统一和集中.因为我们国家自人民政府成立以来,‘经过了三年来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及经济恢复与改建工作以后,目前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这就是从1953年开始,我们即将结束国家经济的恢复和改建工作,开始全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以便尽快地使我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人民日报》社论：《加强国家工作的集中性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东北文艺》自1950年2月创刊起,迄今整整三年了.三年来,我们刊物在贯彻文艺路线和配合东北的经济建设,及历次各种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中,对广大群众及爱好文艺的知识青年和初学写作者,起了它一定的教育作用和帮助作用.对于东北职业及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也尽到了它应有的组织作用.等我们希望热爱本刊的广大读者,东北职业及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一面主动地经常地和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机关刊物《文艺报》,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取得联系,以便更好地贯彻的文艺方针,推动文艺运动,并把我们的创作向前提高一步；一方面关心和帮助东北各省、市的通俗文艺刊物,使省、市文艺刊物办得更有特色,更加生动活泼,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同时,我们更切望各省、市文艺刊物把‘普及第一’的文艺方针继续坚持下去,坚决依靠群众的才能和力量,进一步加强编辑工作的业务水平和思想水平,使我们的刊物变为群众自己的刊物,把群众文艺运动继续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推进.”《西北文艺》和《东北文艺》同为大区文艺刊物,其同时停刊的命运以及大同小异的终刊说明,表明在高度行政化和一体化的文艺体制中,文艺刊物缺乏应有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