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小的文化传播使命

中国当代小说对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对人性的揭示是非常丰富深刻的,构成人类文化演进历史的一部分,逐渐比肩于世界文学之林而不愧色.特别是那些被西方世界认可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桥梁的作品,必然蕴涵着超越民族国界的文化的或普遍人性的因素.探寻这些因素,可对当代小说创作做出有益的反思,对思考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也会有所启发.

近年,在翻译到国外去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小说中,李洱的长篇《石榴树上结樱桃》是比较成功的一部.媒体报道称：2007年4月,《石榴树上结樱桃》由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DTV出版社出版.首印版两个月内一抢而空,短时间内加印四次,热销世界上最挑剔的德国图书市场,被《普鲁士报》认为“配得上它所获得的一切荣誉”的小说；德国出版社专门为李洱在德国举办了系列朗诵会,德国的奥迪汽车公司还为李洱的德国之行提供5万欧元的赞助：2008年3月,出版社经过调查,最后选出应该被翻译到英语世界的中国作家是铁凝、贾平凹和李洱.2008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德文版《石榴树上结樱桃》送给中国总理温家宝,并点名要与李洱对谈等

早在2004年,这部小说获得由《新京报》与《南方都市报》联合主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2004年度文学类图书奖时,授奖词为：“这是一部通过密集的细节挑战人们对乡土小说的阅读和认识的书等恢复了乡土中国的喧哗、混杂,恢复了它难以界定的、包孕无穷可能性的真实境遇”.

对这部小说的独特性,学界公认：首先,叙述技巧上,客观冷静而类似于西方叙事学所说的“零度叙事”；其次,人物形象塑造上,孔繁花是最丰满的人物形象,其性格的复杂与单纯的矛盾统一,是李洱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杰出贡献.其他人物,如庆书的好高骛远,小红的机关算尽、运筹帷幄,李皓老谋深算、颇存奸邪,牛乡长、刘俊杰官场的圆熟运心,铁锁的狡猾倔强,裴贞和雪娥农村妇女的闲言琐碎,令佩的小偷小摸,以及孔庆林养狼给狗配种,殿军要养骆驼等把中国现代农村的各色人和各色事描绘得角色分明,眉眼清晰,加以精细贴切的乡土语言,饱含农民式的智慧和深邃荒诞的主体体验：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中国人的生存和命运,所以也可以说李洱小说的思想意义,是超越了题材意义的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与思想的和心理的困境.而且也正是在这个大题目下,才见出了李洱的独特与深刻,同时也才能回答他的德国读者为什么喜欢他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李洱小说蕴含着全球化语境下的生存忧虑和“密集的细节”中浓郁的诗性特征,禀赋了一些世界名著的素质,同时,给予当代小说文化传播使命的思考以诸多启示.

一、“国际化语境”和“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忧虑

李洱很多小说视野开阔,文化气度颇为恢宏,有学者型的超越性品格.早在2001年长篇《花腔》问世时,就有学者指出“对《花腔》文本‘国际化语境’最直接的感受来自它的语词层面.等一组组看似对立的语词元素杂糅一体,语调庄重又暗伏机锋.在这些丰富驳杂的语汇中,有一个基本的对立项,即域外文化与中国的语言及其表述方式之间的对立.”“诸种外来的语音和文化――俄国的、法国的、日本的、英文的、德语的等面对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无论古典与现代、书斋与民间、历史与时尚,全方位地实施着撞击和浸染等”

在李洱创作初期的作品《导师死了》就颇有西方情调,如开头的环境描写：建在一片山间平地里,原是殖民地时期的教堂的疗养院,“在雪影之中,它就像是一座古老剧院里画工精良的布景,很远就可以看到它的主教堂的灰色的圆顶.”“从教堂圆顶上流下来的雪水汇成水流,流向道路两侧的阴沟和花径.”描写疗养院这种清新幽僻的自然景色,渗透着一种浓厚幽雅的西方情调.1998年创作的《午后的诗学》里,主人公在不同场合的谈话广泛涉及到柏拉图、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莱辛、阿多诺、马拉美、但丁、巴赫、培根、荷马、布罗茨基、莎士比亚、艾柯、瓦雷里、巴巴拉卡特兰等的诗文言论或观点轶事,甚至还谈论到耶稣、二战时的巴顿将军、明星麦当娜和罗马的罗慕洛斯大帝、两个不知名的美国人等等,即使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也颇有点西化色彩,如费边、赖莎、卡拉等等；在《朋友之妻》、《窖井盖上的舞蹈》等小说中,主人公又都有一段留学国外的背景.在这种“国际化语境”中抒写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显示出李洱小说描写社会生活和现实生存境况的艺术空间广阔,以及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当代意识.

《石榴树上结樱桃》以一个中国乡村官庄村的微波细澜,展现出一个后现代、全球化社会生活图景,并以含蓄蕴藉和诙谐反讽的个性特征走向了世界.“李洱不知道这本书在德国为何如此受欢迎,从翻译那里得到的解释是：‘他们非常惊讶中国乡村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其实,这与李洱小说的全球化意识分不开的,正如李洱所说：“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某种现代的――干脆一点说――,是西方的,那样一种制度化的设计,与中国乡村的古老现实,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一种意外的果实”.

李洱对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人文沦丧等问题,有着细致的描述和深沉的忧虑.正如李洱在一篇短文中面对南水北调工程发出的沉痛呼吁：“如此浩大的工程,等创造了一系列水利建设的奇迹.可是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些奇迹与其说是我们的光荣,不如是我们的补救；与其说是一个时代的伟大象征,不如是_个促人反思的纪念碑.”“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调整我们的发展观念,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这20年的发展模式向前推进,那么在未来的20年内,我们将看到什么呢我甚至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等”“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在祖国大地上,再也不需要这些浩大的调水工程,在祖国的北部地带,每年都是风调雨顺,水草丰美,使南水北调工程成为摆设.”在另一篇小说中,李洱写到：“虽然济水河是一条鱼虾早已死绝的臭河,但它毕竟是自然的象征.等就像上海的情侣们喜欢挤到臭烘烘的外滩约会一样,这座城市里的人也常到这里转悠,把这里当成了一个风景胜地.等被组织起来的人们,正在那里疏浚河道,用水泥和石板铺设河床.他们伐掉高大的悬铃木,扩展广场,修建舞榭亭台.等费边对朋友说,看啊,这里就是一个观景台,在我这里可以看到现代生活中最荒诞的戏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在1930年对后人的警告：“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等”《石榴树上结樱桃》里,故事的结尾,一切皆大欢喜,污染官庄村西河水的造纸厂将在新任村长孟小红的领导下继续开工,而大家利益相关,一致赞同,这又警醒人们我们的经济发展付出了多么不堪设想的代价！

关于中国农村的基层选举,从乔典运的 《满票》、《笑语满场》等写农村选举深入人心,到阎连科的《两程故里》等小说的乡土思想启蒙,再到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以反讽和荒诞的叙述语调对乡村的置疑,渗透着当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农村乡土政治的严肃思考和反省意识,各自以独特的表现手法增添了中国乡土叙事的思想品格.而李洱小说中带给人们的“现代生活中最荒诞的戏剧”,却是超越国界和民族,是全球化、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全人类面临的文明发展的深刻悖论.

二、“密集的细节”中浓郁的诗性特征

刻意于细节的真实和结构的严谨,是李洱一开始创作时就追求的,从《鬼子进村》、《暗哑的声音》到《儿女情长》、《斯蒂芬又来了》等,颇显示出细节的绵密细致；从《葬礼》、《国道》、《遗忘》到《花腔》等,颇讲究结构和叙述的客观视角.如果说长篇《花腔》因结构历史的过于强烈,以至于冲淡了人生细节的感性抒写,过于“国际化的语境”建构,模糊了作者尖锐的历史真相的追问,使作品存在有诸多艺术表达的遗憾,但到《石榴树上结樱桃》,在密集的细节描绘中洋溢着充沛的人生感悟和现实情怀,洗练的语言、诙谐的风格、自然谨严的结构,体现在围绕着官庄村村干部换届选举这条主线索编织着的许多伏线中.而这些伏线至少有：造纸厂兴衰起落的线索,发现雪娥“肚子大”到如何解决的线索,孔繁花拉选票的线索,孟小红暗中拉选票的线索,殿军在深圳当“工程师”的线索等等,各条线索由开头的裴贞一边打着毛衣,一边家长里短地述说,到结尾,又以落选了的孔繁花打毛衣的场面做结,既有民族化生活的传神写照,又有全球化、后现代社会与人生风貌的概括.

乡村社会环境和自然景物的描绘,冷静深沉,含义隽永,不乏对人物心理的衬托,颇含悲悯的人文情怀,体现出鲜明的诗性特征和作者的诗人气质.

戏谑、嘲讽历史的那份从容和智慧,纯粹天成的叙述语调,见出驾驭语言的艺术高度和穿透历史、领悟现实的境界.孔繁花与丈夫面对沧桑巨变又自然亲切的山坡景致,柔情缅怀悠然而生.人和事叙述得诗情画意,耐人寻味.情节徐缓有致,穿插铺垫,千里伏线,故事逐渐展开和各色人等也渐次出场.这一段对西方读者来说,无论艺术手法或者是思想情感,也会得到新鲜的感知：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变迁和中国民众的生存命运如此密切相关,孔繁花这个中国乡村女官背后曾有如此浪漫纯情等

小说结尾有一段叙述,似不经意,实含春秋笔法,耐人回味.

繁花想不开又能怎样呢人家小红为了能让那个“外国人”孔庆刚来官庄村投资,在全村人没能阻止邻村人强行起坟时,奋不顾身跳进坟坑；能让没有子女的祥宁夫妇过继了女儿,让雪娥有了生育三胎的机会,给李皓解决了终身问题,还让整个官庄村以一百万元入股纸厂,由纸厂承担全村的电费等连自己的亲妹子都不站到自己一边,连自己的父亲也要加入小红继续污染河水的造纸厂,自己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可是,颇能善心周全的孔繁花带着恩爱的丈夫殿军,为官庄村可也真做了不少工作呀：据说老外要来考查,响应县委书记在全县“掀起学习英语新”的号召,写了书记侄子编的《英语会话300句》几千本；谨遵县长的话：“计划生育可不仅仅是裤裆里的事,关系到国计民生,也关系到资源枯竭、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地球变暖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为解决雪娥计划外怀孕问题寝食不安：拜访放羊的李皓并操心其婚事；安排游手好闲的令佩工作；赔钱、赔功夫让丈夫帮雪娥补鞋：小红跳到坟坑里的举动让自己十分感激以致流泪：以及改造纸厂,根治污水排放,搞好养殖业、保护环境,让村民共同富裕的宏伟蓝图等等都付之东流了.特别是小红,原本就想着再干两届就把担子交给她,可是小红也真无情呀等平淡的叙述中流露出浓厚的苦涩和悲剧感,也许这苦涩很淡薄,仅仅是孔繁花个人的,但世态炎凉,却让人辛酸；也许这种悲剧感并不强烈,孔繁花感受到的虚幻、荒诞仅仅是中国特色的“石榴树上结樱桃”,但深远处也包涵了人类生存状态的大悲哀.作者写得沉重忧心,读者感受到了责任和担当.艺术上吻合西方偏好悲剧的审美品味,又寄寓了“后现代”的文化焦虑和全球化生存处境的思考.

三、中国当代小说的文化使命

媒体引导、暗箱操作、杀鸡取卵是发展的景观和潜规则,而孔繁花仍然以古老的乡村权力运作模式去应对,不了解计划生育问题上老百姓的对策,不了解孔庆刚祖坟重新安葬背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不知道一个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乡土社会来到村人面前.她的感伤、悲哀和悲剧感,是在当前整个中国乡村、乃至全球化人类共同的生存背景下衬托出来的.从这个背景的侧面我们清晰地看到水源污染,环境继续恶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口增长无法遏制；利益诱导,人心不古等等问题,这些不单单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当前人类共同面对的生存困境.也许不经意间,《石榴树上结樱桃》告诉人们,当前的社会正如一列轰鸣前行的列车,无人能阻挡地带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悖论,驶向一个多么危险的境地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能拒绝发展,在弱肉强食的社会和国际社会,不发展无异坐以待毙,而发展也不过是对必死的推延.发展是人类的宿命,我们迟早将自毁于对发展的无尽追求”,但李洱小说所触及到的这些问题,不能不说是中国小说贡献给世界文化关乎生存的警示.

这就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新的现实,当代作家如何面对,如何使创作具有超越的品质,正如李洱所说：“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小说作为一种‘酒杯里的水’,应该能用自己的方式对这种复杂的文化现实做出命名,即做出文学的表达.等我写的是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乡村,这个乡村与《边城》、《白鹿原》、《山乡巨变》里的乡村已经大不相同,它成为现代化进程在乡土中国的一个投影：有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其中很多问题,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全球化文化传播语境下,中西方人们的生存境况日益趋同,文学的主题与承载的文化使命、人性表达的内涵与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人类获得“有意义生活”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悖论不断彰显,人类需要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意义,思考在生存意义获得过程中文学的地位和功能.李洱小说的反讽和荒诞修辞,蕴含着对这种生存危机的思考,表达了小说对精神价值重塑的强烈愿望.

关注现实人生,坚守现实的“模仿”,是中国小说的优良传统,时怎么发表展到今天,和平发展的主流,日益全球化、日常化的消费社会形态,颠覆了亢奋激进的理想主义.惨烈的人性展示消弭于庸常凡俗之中,你死我活的矛盾斗争、界限划分井然的画面更成为了久远的历史背影,那些横眉冷对和剑拔弩张的情节故事失去了现实的土壤,而《石榴树上结樱桃》触及到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忧虑和感伤成为了时代的大主题.李洱写的是个小小的官庄村,关照的有全人类的大命运,这不能不说是当代小说新的救赎命运和文化使命.李洱的获奖感言：“面对如此错综复杂、如此含混暧昧的现实和语境,如何在公共生活和个人的内在经验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并用文学的方式对此进行准确有力的表达,对所有写作者来说,可能都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石榴树上结樱桃》显示了小说在公共生活中的不可或缺和走向文化中心的可能.

当前,以著名学者鲁枢元等为代表所从事的生态批评,与其说开拓了新的学术生长点,不如说日益强化了中国当代作家的生态意识和全球化意识,推动中国作家勇于承担全球化语境下新的人文使命,赋予中国文学新的品质和文化超越的品格,书写一个可持续发展、安宁清洁的地球家园和在此家园里的人生故事、人性的色彩.这样的文学显然是一种在“公共生活”和“个人内在经验之间”建立了和谐有效联系的文学.

参与国际化,构建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和谐生存理念,关注人类共同命运和对人性普遍性的宽容和同情,目前正在逐步成为文学的主流话语.如何使文学不再边缘化,保持文学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工程,这也是全球化程度日益加强的时代赋予当代小说的现实愿望,这必将引起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当代文学界的紧迫思考.面对全人类的生存现状,张扬中国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纠偏西方长期的“天人对立”的自然观,由此推动东学西渐的文化思潮,彰显中国文学寄寓的文化精神的博大和超越性,由此赋予中国文学比肩于世界名著的新品格并非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