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其影响

摘 要：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教凭借陆路和海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大体上只在若干较大城市中传播和发展,而这种传播和发展是内敛和平稳的并且走的是一条“汉化”的道路.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不仅给中国输入了一种新的宗教、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且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回民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今天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唐宋时期的经济发展.

关 键 词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传播：发展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43-02

约在公元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不是单一的宗教文化传播,而是与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穆斯林信徒（主要是商人、贡使和士兵等）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北主要城市的经商、定居同步进行的,突出地表现为伊斯兰教如何适应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如何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汉族文化的历史过程.与伊斯兰教在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地区的传播以及佛、道等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不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特点,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也不无影响.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的.与伊斯兰教传入其他地方和地区不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入,没有采取暴力战争,而是友好和平的.唐宋时期海外贸易非常活跃,唐宋王朝对外来商人来华经商实行鼓励和保护政策,比如宋朝采取加官进爵的方式来吸引穆斯林商人来华贸易,这为穆斯林商人大批来华创造了条件.因为将伊斯兰教带入中国的主要是穆斯林商人,这些商人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经商,而不是传教.清代顾炎武说,“自唐设结好使于广州,自是商人立户,迄宋不绝.诡服殊音,多流寓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来中国经商但仍保持着自身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穆斯林,使伊斯兰教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了中国.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凭借陆路和海路传入中国,大体上只在若干较大城市中传播发展.伊斯兰教不仅通过中亚、中国西北内陆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而且还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不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经济相对较为繁荣的大城市,基本沿主要交通线呈点状分布.这是因为唐宋时期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穆斯林商人,而这些穆斯林商人以南北各交通要道、主要城市作为商业据点,并在他们久居或定居的过程中、在他们子孙后代繁衍过程中传播了伊斯兰教.因此,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教没有形成较大面积的传播,而是集中在特定的若干较大城市和地区.比如唐代长安“胡化盛极一时”,商贾云集,史称“贞观开元,篙街充斥”.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内敛和平稳的.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教并不广纳信徒,基本上不对穆斯林以外的族群传教,而主要是在中国的穆斯林内部传承.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唐宋时期的传播,主要是以一种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制度化、体系化、理论化的伊斯兰教一般不为穆斯林以外的民众所了解.其经典与教义鲜为教外人士所知的伊斯兰教,在整个唐宋时代既没有得到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也没有受到统治者的特别青睐,较少受到中国政治的干预,而且也未遇到儒、释、道以及其它宗教信仰者的强烈攻击.因此,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尽管相对缓慢,但却是内敛和平稳的.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走的是一条“汉化”的道路.唐宋时期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看待.首先,从世俗层面上看,中国的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环境需求.尽管中国穆斯林在生活禁忌、精神追求等方面的坚守使中国穆斯林保持了伊斯兰文化的基本特色,但在待人接物、饮食起居、建筑样式等方面逐步地完成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比如,中国以清真寺为主的回族建筑强调中轴对称、规整布置,多采用中国传统的殿宇式四合院的建筑样式,其在梁柱的彩绘、雕刻等装饰及其对圣龛的处理也都具有中国民族特点,充分体现出中国独特的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其次,从政权层面上看,唐宋政府对留居长安的穆斯林进行户籍管理,给予他们一定的公职或军职,使他们成为中国公民,按照中国的律令管理在中国居住的穆斯林.如唐朝专门设置政府机构――市舶使以加强对穆斯林的管理；宋朝对来华的穆斯林商客和使臣则设置押伴官以促进贸易往来等.再次,从文化层面上看,唐宋王朝并不禁止中国的穆斯林参加科举考试,以此以儒家文化熏陶居住在中国的穆斯林；宋代政府甚至专门在穆斯林聚居区设立“蕃学”,其目的就是让穆斯林学习中国儒家教材.因此,唐宋时期伊斯兰教能够适应中国文化环境,能够被传统社会所接纳.这也从侧面说明伊斯兰教在总体上与中华文明不相冲突；相反,二者能够彼此相适和交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斯兰教不仅能够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而且保持了伊斯兰教其本身的基本信仰和基本生活方式.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给中国输入了一种新的宗教、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国文化以突出“人道”的儒家文化为核心,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而伊斯兰教则强调“神”（即真主安拉）的第一性和不可超越性,以信仰唯一至上安拉为核心,与中国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宋时期,逐渐融入中国文化环境中的伊斯兰教,一方面积极正视、吸收中国文化,但另一方面又抗衡了岁月和多种异质文化的冲击,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宗教特点和文化特色,而并未消融在中国文化的汪洋之中,最终熔铸出既符合中国文化传统而又未失去其自身特色的具有双重品格的中国式的伊斯兰教,成为影响中国10个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价值观念.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回民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今天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是形成中国回族最早的先民,后来这些来华的穆斯林与汉族、一些少数民族融合形成了中国回族的雏形.在这其中伊斯兰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伊斯兰教不仅维系了民族共同情感和共同心理状态,而且也为来华的穆斯林提供了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唐宋时期穆斯林商人主要是在中国东南沿海、西北内陆等一些较大城市和地区经商和定居,并在这些城市和地区形成了穆斯林居住的“番坊”,并没有使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大面积传播,这为今天回族繁荣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奠定了历史基础.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唐宋时代,丝绸之路是中阿贸易交往的主要通道,这不仅体现在陆上丝绸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日；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兴旺,也突出地表现在海上丝绸之路――“苍宫影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来华穆斯林的商人不仅继承了阿拉伯传统商业,而且还吸收了中国特色商业.因此,来华穆斯林商人的贸易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如南宋中国繁荣港口城市（广州、扬州、泉州等）的市舶税收就曾达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种局面极大地繁荣了唐宋的市场,促进了唐宋商业的发展,推进了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价值观念.因此,随着当时中阿经济交往的逐步加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不仅繁荣了中、阿两国各自的市场,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中阿双方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