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修辞学问题的

摘 要 ：多学科交融已成国际修辞学,包括中国修辞学在内的重要发展趋势.如何在多学科交融之中发展中国的修辞学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很多,其中修辞学研究的基点问题和拓宽与拓深问题尤其重要.就修辞学研究的基点而言,应以语言、语言运用为立足点,以表达为立足点.就修辞学研究的拓宽与拓深而言,应着力研究修辞行为和修辞效果.

关 键 词 ：语言运用；表达；修辞行为；修辞效果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6011006

多学科交融已成国际修辞学,包括中国修辞学在内的重要发展趋势.如何在多学科交融的背景之下研究修辞学,如何在多学科交融之中发展中国的修辞学,是摆在中国修辞学研究者面前的必须深思的重要问题.应该说在多学科交融的背景之下讨论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很多.本文主要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修辞学研究的基点问题；二是修辞学研究的拓宽与拓深问题.

一、修辞学研究的基点问题

(一)以语言、语言运用为立足点

修辞学本是研究语言运用的方法、技巧和规律的学科,其立足点是语言和语言的运用.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兴起一种泛修辞观,即将能够负载信息或意义、可以被感知的一切物质形式,如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都纳入修辞学研究范围,均称之为修辞,真可谓一切物质皆有修辞.严格来说,这种“修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修辞,而是指“包括言语在内的一切象征和文化活动与人的关系”[1].在中国最近一些年也有一种类似的泛修辞观.我们不赞成泛修辞观.我们认为,修辞是通过调节控制语言或调整修饰语言以追求理想表达效果的言语行为,是言语的优化创新,语言运用是修辞的核心[2].那种将能够负载信息或意义、可以被感知的一切物质形式,都纳入修辞学研究范围的泛修辞观无益于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只会消解修辞学.建筑、雕塑等的优化设计虽然类似于语言的优化设计,但不同质,与言语成品、言语行为等不应纳入同一研究范围.

当然,我们不赞同泛修辞观,但并不反对研究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的“修辞”,甚至建立建筑修辞学、雕塑修辞学、绘画修辞学、音乐修辞学等学科,不过此时的“修辞”应是隐喻意义下的“修辞”.这就如同人们常说“服饰语言、体态语言、建筑语言、电影语言、绘画语言、雕塑语言、音乐语言”什么的,但语言学本身只研究语言的语音、语义、语形,并不研究所谓的“服饰语言”等,因为这些“语言”是隐喻意义之下的“语言”,其含义等同于“符号”,和语言学上的“语言”不同质.

(二)以表达为立足点

修辞是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情感时对语言及其行为的有意调节控制与斟酌选择,是语言的优化设计.修辞的本质在于表达思想情感时对语言及其行为的调节控制和调整修饰.修辞行为是一种语言表达行为,而不是语言接受行为.语言表达是语言运用行为,只有语言表达,才有“辞”可“修”,其“辞”才需要“修”；语言接受是听读行为,是以理解为核心的语言信息的输入过程,通过听读理解、把握表达的意图、信息与情感,并非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情感,它无“辞”可“修”（当接受者接受了表达的信息,用语言来进行反馈,此时的接受者就转化为表达者,其行为就变成了表达行为,此时就有“辞”可“修”了）,因此,作为研究修辞的学科,其立足点应该是表达.美国学者PB邓斯和EN平森在《言语链――说和听的科学》一书中描述过说听的机理：“从说话人传递到听话人的信息,首先是以言语形式排列的；说话人选择恰当的词和句子来表述他想说的话.然后,这些信息经过一系列的转换,成为生理学的和物理学的形态,并最终在听话人一端又重新变成语言形式.听话人使他的听觉去适应一系列的词和句子；在他听懂了说话人所说的话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完成了.”[3]“说话人选择恰当的词和句子来表述他想说的话”表明了表达行为有“辞”可“修”,其“辞”才需要“修”的特征,从而也表明了表达行为是修辞行为；“听话人使他的听觉去适应一系列的词和句子”表明了接受行为无“辞”可“修”的特征,从而也表明了接受行为不是修辞行为.因此,我们认为修辞学是表达之学,它研究运用语言表达思想情感的优化创新的规律、规则与方法、技巧,其立足点是语言表达.

当然,我们说修辞学是语言表达之学,并不排斥修辞学对语言接受的关注和修辞学对语言接受的研究,因为要想取得好的表达效果,必须顾及语言接受.修辞学对语言接受的关注和对语言接受的研究,应以表达为立足点,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更好地总结概括表达的规律、规则,因为表达是交际的关键,是交际的重中之重.

语言接受值得单独研究,甚至建立语言接受学,以揭示语言接受的规律、规则与方法、技巧,但语言接受学不属于修辞学的范围.

二、修辞学研究的拓宽与拓深问题

中国修辞学要发展当然需要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拓宽、拓深.如何拓宽、拓深?这在当前可谓思路多种、方法多样,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修辞学研究无论怎样拓宽、拓深都应该万变不离其宗,即坚守自己的研究基点：第一,以语言、语言运用为立足点；第二,以表达为立足点.退一步说,即使修辞学和其他学科交融形成的交叉学科做不到“坚守”研究基点,至少核心修辞学必须坚守自己的研究基点,否则修辞学会丧失自我,最终在多元化的背景之下慢慢地从学科群中消失.我们认为,当前修辞学的拓宽研究可注重各种类型的修辞行为的研究,修辞学的拓深研究可加强修辞效果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系统性研究.

(一)拓宽：研究各种类型的修辞行为

传统修辞学一般只重视言语成品或者说修辞文本的分析,它主要关注的是修辞结果――修辞文本,从修辞文本中总结各种修辞手段、方法、技巧、规律,忽视了对修辞行为本身的研究.受语用学研究的影响,尤其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启发,修辞学研究范围拓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各种类型的修辞行为.那么,什么是修辞行为?如何研究修辞行为?

所谓修辞行为,是指通过调节控制语言或调整修饰语言以追求理想表达效果的言语行为.修辞行为是一种言语行为,其特征在于追求言语的优化创新.和“修辞行为”概念紧密相连的一个概念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这一概念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Malinovski）于1923年首先提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与其把语言看成“思想的信号”,不如说它是“行为的方式”.在语用学兴起后,这一术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言语行为被理解为人类实现目的的一种活动,构成人类总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L. Austin）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后经塞尔（J. R. Searle）的完善和发展,成为哲学、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成为现代语用学核心内容之一.从语言哲学、语用学的角度来说,言语行为就是运用语言来实现交际目的的行为.而一个正常的人在正常情况下的言语行为总是有意或无意地追求好的表达效果,即追求语言的优化创新.这样,修辞行为和言语行为也就合二为一了.从这个角度而言,修辞行为就是言语行为,言语行为也就是修辞行为.人们常说的修辞行为是一种写说行为,正是在这样宽泛意义下的理解.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有些情境下,有些人说的“修辞行为”指的是运用修辞方式、方法的行为,有别于一般的常规的言语行为.这个含义下的修辞行为应该是一种狭义的理解. 1.修辞行为研究：言语行为研究的启示

哲学、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研究为修辞行为的研究,或者说修辞学视野下的言语行为研究提供了参照.

胡范铸曾从六个方面展示了修辞学的“言语行为”研究的若干话题：（1）言语行为的基本理论的研究；（2）不同语域的言语行为研究；（3）言语行为的社会分层和地域划分的调查；（4）言语行为的习得研究；（5）言语行为发展史的研究；（6）其他,如：跨文化言语行为研究、言语行为的技术性规范研究、言语行为的认知基础的研究[4].我们认为,目前修辞行为研究,以下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修辞行为的分类研究.

范畴化是人类的基本认识方式之一,如何给事物分类?分类的结果如何表现出对事物理性认识的程度?修辞行为怎么分类是言语行为研究给修辞学启示的极其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然而,当今修辞行为的科学、合理的分类还是一个难题,因为言语行为理论中,无论是其开创者奥斯汀,还是继承、发展者塞尔,他们对言语行为的分类都不能令人满意.

奥斯汀起初区分“言有所为”和“言有所述”,提出了施事句和叙述句相对立的二分理论,但后来放弃了二分说,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的新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为三类：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奥斯汀认为言语行为不下于10的3次方,如此多的言语行为大致可分为五种：（1）评判行为类：对某事或行为做出判决或评价,诸如仲裁、判决、估价等；（2）施权行为类：实施权力影响等,诸如任命、选举、命令、敦促等；（3）承诺行为类：承担义务履行允诺,诸如答应、许诺等；（4）表态行为类：表明态度褒贬等,诸如道歉、赞扬、祝贺、憎恶等；（5）论理行为类：在辩论或会话中作辩白、说理、让步等.这种分类,标准不一,交叉混杂.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继承、发展者塞尔认为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应包括四种行为,即发话行为、命题内容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塞尔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标准和分类系统,但他的分类同样相互交叉[5].

从言语行为分类来看,集中于施事行为.目前修辞行为的分类也宜集中于施事行为,而且可侧重于交际目的和社会关系因素分类.可就常见行为逐一研究,如：请求、邀请、建议、催促、推荐、命名、命令、打赌、发誓、、谴责、诅咒、悔恨、赞扬、感谢、恭维、道歉、拒绝、安慰、同情、表白,等等.这其中有些研究得较多,如“拒绝”,但多数是从语用学、社会语言学、文化学等角度进行的研究,不是修辞学角度的研究.从修辞学角度来研究言语行为需要利用、改造这些成果.

第二,修辞行为的研究方法.

怎样研究修辞行为?或者说从修辞学角度,如何研究各类言语行为?胡范铸认为“要分析一种言语行为,首先就要从分析这一行为的规定性开始”,由此他提出“言语行为的充分定义法”.“这一方法意味着：作为言语行为的研究来说,面对一种话语,我们需要做的也许就是：

第一,确定这是一种什么‘行为’,或者说是这种行为的规定性要素是什么?

第二,这一‘行为’决定了其在‘言语行为’上的构成性要素是什么?

第三,在充分理解其‘构成性规则’的基础上,了解其种种‘策略性规则’.

第四,与这构成性规则和策略性规则相应的语言材料上的可能性.”[6]

胡范铸认为,任何一种言语行为的使用都有一定的规则,这一定的规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性规则,指的是一定要遵守的规则；一类是策略性规则,指的是可以根据不同的条件选用的规则.胡范铸所说的“策略性规则”究其实就是传统修辞学所注重的策略、方法、技巧；而“构成性规则”实为言语行为的构成要素,这是传统修辞学所忽视的,现在应该加强对言语行为构成性规则的研究,从而揭示出每一种言语行为的独特的构成性规则.比如“拒绝”行为的构成性规则：

第一,对方提出了要求、建议等；

第二,自己不接受.

对拒绝行为来说,一定是对方提出了“要求、建议等”,若对方没有提出“要求、建议等”,则拒绝无从谈起；一定是自己不接受,如果自己接受了,那就不是拒绝.这两个方面构成拒绝行为的构成要素,即规定性要素.进一步分析拒绝的语义特性,可以发现表现在：“针对性+不合作性”.至于是用直接的方式拒绝,如“不行”“我不会去参加你的宴会”等,还是用委婉的方式拒绝,如“我晚上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这段时间实在太忙,下次吧”等是具有选择性的.修辞学研究拒绝,一方面需要揭示拒绝的语义构成要素,另一方面需要揭示拒绝的语言表达模式、拒绝的策略和好的拒绝的语言表现.汉语拒绝的语言表达形式有很多种,但最基本的模式是“道歉用语+拒绝理由”.Liao&Bresnahan曾对美国和中国台湾的拒绝策略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两者使用道歉礼貌用语的频率相似,美国人不易拒绝朋友而台湾人不易拒绝家人,采用的惯用表达式和策略不同,台湾人比美国人使用拒绝策略更“节省”,从而提出了一个中国拒绝策略“点到为止”的检测设[7],这个检测设应该是成立的.从建立维持礼让的社会目标而言,好的拒绝的语言表现是“拒绝其事,但不拒绝其人”,即明确拒绝对方的要求,但善待对方的感情,这既体现了对拒绝构成性规则的遵循,也表现了对拒绝策略性规则的运用.

胡范铸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与策略性规则的研究思路,很有价值,值得进一步探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强调研究构成性规则,但不能摒弃原有的对策略性规则的强势研究,否则又会顾此失彼.我们认为对修辞行为的研究来说,构成性规则与策略性规则的揭示同等重要,必须同步进行,如上文我们对“拒绝”修辞行为的简单分析,就是这两个方面努力的结果.

2.语域话语修辞模式研究

修辞目的和修辞语境制约着修辞行为[8].不同的修辞目的、修辞语境实际代表着不同的交际领域或社会领域.不同的交际领域或社会领域要求有不同的言语行为,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语域.语域和修辞行为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什么样的语域说什么样的话语有一定的规律,隐藏有一定的话语修辞行为模式.修辞学应该从特定的语域中概括出一定的话语修辞模式,建立修辞行为的规律、规则系统.下文以三职演讲行为为例做一简单的演示. 近年来,由于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行和公开选拔、聘用干部制度的实施,三职演讲（竞职、就职和述职）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受到全社会的普遍重视.三职演讲生发于特定的语域之中,其话语修辞模式值得我们总结概括.

竞职演讲又叫竞选演讲,是指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中凭口才自荐,竞争某项职务或某项工作的一种演讲.竞职演讲话语修辞模式可概括为：

“如果我当选,我将如何做等”

好的竞职演讲常表现为,用据理力争的方式艺术地说明“他不行,我行”,或者“他行,我更行”；用展望未来的理想式构图,诱导群众、选民或评委,从而取得他们的信任与拥护.

就职演讲,是指通过竞职而获得当选的或被任命的人,在出任某一领导职务的集会或会议上就其任职期间将如何履行职务所发表的施政演说.其话语修辞模式可概括为：

到任的心情+到职后的设想、决心+希望得到支持、帮助

述职演讲,是指陈述职守、汇报职责的自我评述性演讲.其话语修辞模式可概括为：

一定时期内执行职责的实绩+不足+设想

王若虚论文章作法是“大体则有,定体则无”,这句精辟的论述同样适合修辞学.修辞学给人们提供的修辞方法应该也是“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我们认为修辞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是概括出特定语域中具体修辞（行为、文本）的模式（方法）,而这特定的修辞模式（方法）表现的就是修辞的规律性,是谓“大体则有”,然而修辞又是优化创新,优化创新是一种创造,创造最忌循规蹈矩,而贵标新立异,是谓“定体则无”.修辞学所概括出的种种修辞的方式、方法、模式为修辞分析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为修辞生成提供帮助.

(二)拓深：深化修辞效果的研究

“修辞效果”是修辞学的重要范畴,是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但一直以来对其研究都极其粗略.

传统修辞学对修辞效果的研究不够深入、系统,主要关注的是修辞手段的修辞色彩、修辞功能以及表达的美感度,侧重于从编码技巧角度评价修辞效果,较为浮泛、零碎,缺乏一套科学、系统的修辞效果评价体系,这应该是传统修辞学多关注静态修辞文本的结果.当前,修辞学研究已经从修辞方法、技巧扩展到了修辞行为,对修辞效果已越来越显现出有深化、系统、多角度研究的必要.我们认为,当前可以借鉴修辞学相邻学科传播学、广告学等对传播效果、广告效果等的研究,借鉴其思路、方法,进一步深化对修辞效果的研究,从而建立起科学、系统的修辞效果评价体系.

1.借鉴传播学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开展修辞效果的分类研究

立足于修辞效果通过表达而产生,通过接受者而现实化的思想观念,我们曾参考传播学对传播效果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修辞效果进行分类,例如：

2.借鉴传播学对传播类型的研究,深化对“修辞应适切交际对象”原则的适切效果研究

人类传播是一个综合系统,该系统由各种不同类型的传播活动组成.传播学从不同角度对传播活动的类型进行了概括.例如,以传播层次划分,有自我传播、人际传播（广义的,包含了两人间的传播、小群体传播和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之分；以传播的内容划分,有新闻传播、舆论传播、文艺传播、科技传播、广告传播、文化传播等不同类型[10].这些不同类型的传播具有独自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但又作为社会传播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相互衔接、交织.传播学对传播类型的研究可启示修辞学的相关研究.

传统修辞学强调适切对象,但过于笼统,其实应该区分接受对象的个体、群体、大众的差异,因为面对这三类不同的接受对象,修辞方法、技巧的运用有差异,修辞行为有差异,修辞效果也有差异.我们曾凭借接受者数量、反应对象数量,将修辞效果分为个体效果、群体效果和大众效果三类.个体效果,指修辞行为指向单个接受对象时所产生的效果.群体效果,指修辞行为指向多个（数量并不太多,数量确定或较为确定）接受对象时所产生的效果.大众效果,指修辞行为指向多个接受对象（数量众,数量不确定甚至难以确定）时所产生的效果.个体效果和群体效果对应于人际传播修辞行为的修辞效果,大众效果对应于大众传播修辞行为的修辞效果[9]84.这种探讨就是借鉴了传播学传播类型的研究成果.

3.借鉴传播值的相关研究方法,进行修辞效果的测度研究

传播值是传播效果的一种测度.传播值并不可定量,但它有程度上的差别.传播值研究是一种初步的以受众接受效果为对象的定量研究,常用的方法有调查研究、内容分析、个案分析、实验设计、比较等.调查研究主要是以大规模抽样调查了解某个受众群体对某个传播内容的反应.这种方法的有效与否关键取决于样本的选择.内容分析是以系统的方法来分析讯息内容.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某个或某类传播者的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受众、传播效果特别有用.个案分析是希望了解某一特定对象的多种特性,例如关于一个妇女在收看电视时的行为特征等.实验设计以研究者设计的模拟现实的传播环境来检验调查对象在传播过程中的行为差异.比较是将同一报道对象的不同报道放在同一个受众群体中进行传播值的测定,需要注意报道内容的同类与受众的同一[11].

对照传播学对传播效果的研究,特别是其新颖的传播值的研究,我们认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修辞行为效果的修辞值（修辞效果的测度）,尤其是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修辞行为效果的修辞值的研究没有展开是修辞学研究的一大缺憾.目前,应该借鉴传播学、广告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来尝试有关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修辞行为效果的修辞值的研究.如,竞选演说修辞行为效果值,楼书文案修辞行为效果值的测度目前都值得进行尝试性研究.下面是一则楼书文案的一部分内容：

这则楼书文案写得很温馨,语言也很美,具有一定的购写诱惑力,但显然对楼书的修辞效果就不能只从语言手段的修辞色彩和潜在的修辞功能角度,以表达的美感度的高低来评判其好坏.如,认为其准确、简洁、清晰,匀称和谐,琅琅上口,灵活多变,舒卷自如,形象、生动、感人,等等,修辞效果就好,反之,则不好.对楼书修辞效果的测度还必须考虑其他方面.我们可以根据受众在接收楼书之后记忆与否、二次传播与否、产生购写行动与否将其修辞效果值分为A、B、C三个等级.如果受众看过楼书之后,记住了这个楼盘,我们可将其修辞效果等级定为；如果受众再将楼书内容转告他人,其修辞效果等级定为B级；如果受众由此产生购楼行为,修辞效果值则为C级.相反,如果受众看过楼书之后,很快忘记,则其修辞效果值为0；如果看过之后决定以后不写这里的楼房,则其修辞效果值为-A；若是还转告其他人也不写这里的楼房,则其修辞效果值为-B；若其他人听了劝告而不写这里的楼房,则其修辞效果值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