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

摘 要：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展开多维度的思考.话语体系的建构事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整体进程的发展.在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理论对现实的有力阐释是基础,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统一是关键,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的融合是新方向.三者共存共生方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整体效能的充分发挥.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体系,传播,维度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2-0066-03

基金项目：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广义剩余价值理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13BKS04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慧（1984-）,女,山西吕梁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法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简单质朴的语言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说明白,使之更好地为广大党员和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党的战略任务,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逻辑.本文试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完善提出若干对策.

一、理论对现实的有力阐释是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

恩格斯告诫在美国帮助搞工人运动的德国工人时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会越深入他们的心坎.”[1]受众的主观感受是决定其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直接取决于受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而态度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正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现实话语困境是改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首要问题.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存在以下两方面突出问题：第一,实际传播话语与受众思维内容的契合度存在差距.对大多数受众而言,“马克思主义”意味着“高大上”,日常的生活所亟需的“马克思主义”与我们现有的传播内容是存在偏差的.或者说,当前我们所要传播的是作为建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而部分受众固有思维体系中仍将其视为革命理论.受众试图以现有的生活状态作为衡量理论优越与否的标准.由于理论基础的匮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片段式的理解,用现实之“矢”射理论“未来”之“的”,从而导致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下降,销蚀了理论的魅力,从而延缓了理论人际传播的速度.这一延缓必然导致对理论的反馈率降低、传播话语体系基础的弱化,第二,理论内容与传播形式的协调性较差.“马克思主义是富有创造性的,等那种躺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离开了创造性,就不是马克思主义.”[2]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亦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进程.这不仅包含方式方法的创新,更蕴含内容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讨论更多是处于“平行线状态”.内容的创新更倾向于传播者,形式的创新却过度以受众为中心.因此,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的大众化传播几乎都是换汤不换药,不能对症下药.马克思主义具有深厚的群众根基,马克思主义不断深化的动力来自民众,依靠民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了民众.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内容的创新方面必须契合民众的需求,反映民众的要求.新兴媒体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群体传播”的时代.群体传播“是群体进行的非制度化的、非中心化、缺乏管理主体的传播行为.传播的自发性、平等性、交互性,尤其是信源不确定性及由此引发的集合行为是群体传播的主要特征.群体传播之所以活跃,正因为其传播主体的群体性――不被约束、自发、平等、匿名,而它的弱点,也恰恰在于它的传播主体是没有中心、没有管理主体的群体,群体的盲从性、群体的感染性可被利用”.[3]大众传播是中心化的单向传播,群体传播是去中心化的传播.去中心化销蚀了对权力中心的迷恋、消除了阶级差异的不规则信息传递,推动大众平等参与传播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中,始终会遭遇大众传播与群体传播的矛盾,二者交叉点在于对时政问题的处理.对时政热点的关切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升传播效果的切入点.但是时政传播要求受众对其作出顺从式解读,而群体传播中受众对其的解读往往是协商性或者对抗性的.群体传播中的信息具有明显的碎片化、无序性特点,在信息的传递和意义的解读中充满情绪化和非理性.群体传播会表明其批判精神和对其权利的主张,会选择颠覆某个权威对象.

因此,传播方式与传播信息的相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亟需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首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来缩小惯有的大众传播与新兴群体传播之间的差距,最大程度地降低受众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对权威传播的销蚀.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传播语言的转变.准确翻译是科学传播的基础.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的进程中缺乏专业的翻译人员,致使理论本身与国际的衔接出现差距.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学科中设置具有相关背景的专业翻译人员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极为有效的方法,第二,传播信息的生活化.当前群体传播对权威传播的销蚀来源于群体（受众）对传播信息的质疑,质疑源自于对信息不切实际的表述.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亟需解决传播信息与受众生活有效衔接的问题.当然,传播的生活化并不意味着庸俗化,而是更加接地气,增强理论本身的感召力和说服力,第三,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宣传,另一方面也要运用新兴媒体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生活化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从历史出发研究其现实意义,还是从现实问题和观点出发反观其思想体系?以往和现在的研究中,从现实观点和立场出发,到马克思文本中寻找论据支持者居多,这无疑使历史文本变为论证现实观点的工具.严肃科学的马克思研究需要把其文本以及相关文献作为最重要的依托和客观对象,以避免把马克思文本中没有的东西加在马克思身上的做法,避免根据文本中的片语只言演绎马克思的做法,避免离开马克思思想精髓孤立地突出某些观点的做法.”[4] 对理论的信仰源于对理论的掌握.“当着我们刚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的马克思主义.”[5]仅以点断面式的理解显然并不适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根本要求.因此,一方面需要注重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以此达到理论传播的榜样示范作用,另一方面针对青年受众群体,“要抓好理论学习,通过坚持不懈学习,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

二、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统一是关键

真正让受众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还是学界?若是,那么如何扭转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学界范”的固有认知,若是学界,民众对这种理论的需求是否便是现已存在的供给?失学界,便丧失理论支撑,失,学界便失去实践的最终意义.长久以来,导致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分离的根源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解.从“国家主导”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往往导致社会对政府、民众对权力的依附关系.在此语境下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必然引出权力至上的观点.导致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在某种程度上的分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不佳的部分原因在于传播者职责与定位的错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主体仍然是理论者,部分学者更倾向于单纯的学术研究,而不注意这种平衡的处理,致使倾向民众的宣传缺乏充足的学理支撑,缺乏说服力.学理基础深厚的学院派研究最终不免沦为玄而又玄的“经院派”.

同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传播内容过于学术化,理论没有实现与受众日常生活的完美对接,使其依然停留在书斋式的话语逻辑层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政治宣传中,话语本身受众易于理解,但是长期以来传播中的灌输手段等方式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受众的日常实际,加之政治文件式术语本身就使部分受众“逃之夭夭”,致使政治宣传常常事倍功半.同志指出,“准确把握所处时代的根本问题和发展趋势,用融通中外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话语体系形成对于中国实践、中国道路的解释力、支撑力和引导力,已成为中国理论界学术界亟需研究和应对的紧要问题.”[6]因此,我们亟需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学术话语的境遇,找准理论本身话语体系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的位置,以此防止我国和平发展中的理论缺席和学术话语主体性失落.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建设的实践为基础,凝聚新的中国话语,准确传播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才能提升理论对现实的指导力.伸而论之,要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由学术性的理论术语和政治性的文件语言向日常生活的大众语言转换.打造中国的学术话语,这一学术话语是我国融入世界的通行证,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助推力.

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统一的介质在于当下中国的发展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要凸显“特色”.“特色”的要害在于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或学说都应该有学术思想来源、现实观照和未来期待.”[7]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只有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现实困境在于受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包括对理论所能实现的指导作用和理论本身应对的策略之间无法实现有效的调和.简单而言,主要是指大多数受众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思想来源并不十分明确,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一种“药剂”作用的理解.而企图通过“药剂”的“疗效”作为自身认同与否的主要标准.而在衡量“药剂”作用之时,又过分期待未来,致使对其现实观照的把握并不十分恰当.值得注意的是,“药剂”的用量直接取决于对“现实观照”的把握,针对现实的需要及时作出调整是提高整个效果的有力途径.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言,真正的落脚点应是现实观照.

三、国际传播与国内传播的融合是新方向

要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必须使它为广大社会成员所理解和接受,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走出去”.“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其中就包括积极开展思想理论领域的对外交流.“中国理论”与“中国道路”紧密相连,要了解“中国道路”,就必须了解“中国理论”.对此,应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走出去”,促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理论”的认识和了解,增强“中国理论”在世界思想理论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第一,国际传播事关国家形象的塑造,有助于增强理论自信.要增强受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成果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必然要证明理论本身的合理性与优越性.“受传播主体、传播渠道及传播策略的影响,目前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文化和科技实力普遍比较认可,但在政治层面仍存在较大的认知偏差.”[8]“加强政治信息的传播,尤其是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的传播,将成为未来国家形象塑造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受到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步步威胁.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核心概念提出质疑,并对其理论展开广泛传播.面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抨击,必然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在国际思潮中的竞争力.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家传播成为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的前提条件.受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与否直接源自于理论本身的合理性.若理论在与其它各种理论的竞争中失去了理论本身的解释权、定义权和主导权就会大大削弱理论的说服力.

长期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注重的是国内的层级传播,较为忽略国际传播.只有使理论本身具有坚实的话语基础、科学的话语体系、有效的话语方式,才能增强理论的感染力.因此,我们应着力从如下几方面提升理论的国际传播：其一,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建立.话语体系的建立一方面要从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中提炼新鲜的话语,准确阐释中国精神、中国道路,另一方面,要把握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使我国的对外话语易于接受和传播.其二,专业翻译人员要主动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有针对性地做好对外宣传和阐释工作.要创新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积极拓展国际交流平台,最大限度地让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抓住有利时机,重点抓好讲好重要概念、基本思想、特色表述的对外翻和传播,介绍好、阐释好新一届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决策部署,为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积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 第二,国际传播和国内传播基础上层次传播的精细化.层次传播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国内传播的主要途径.这一模式主要以不同的受众体为对象,自上而下展开理论传播.长久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层级传播往往重突击轻基础、重团体传播轻群体传播,致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等概念在受众的思维体系当中处于彼此分离的状态,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可信性.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所面临的差异性.差异性的存在源于载体、客体等要素的转变.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所带来的新兴社交媒体的存在使得受众的存在愈发细化.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无论是内容、手段等方面都愈加精细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中国的实现程度实质上是理论对现实的满足程度的生动体现.

就新兴媒体为载体的传播路径而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外传播要注重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结合,形成传播的品牌效应.品牌效应的形成是建立在对目标国家文化特质的了解,尤其是要对目标国的思维模式作充分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展开有针对性的传播.针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国际传播,亟需建立相关的调查研究机构,开展舆论调查,打破西方调查机构的垄断.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受众体、不同的传播载体开展有针对性的传播.

针对性的传播主要可以从教育宣传、心理影响、制度规约、政策路径等几方面展开,借助这几种路径充分释放理论的社会性意义和个体价值.同时,也应注意要将层次传播与填补受众社会态度、世界观及社会经验空白,满足受众好奇心、好胜心及互惠心相结合,以此吸引受众的理论兴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效果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