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在元代的传播

[摘 要]元代的宗教政策较为宽容,蒙古早期部落中就有景教的传播,如在乃蛮部,汪古部等,此外也在元代的贵族之中信仰.元代也专门设置了管理宗教的政府机构如：管理基督教的崇福司,管理伊斯兰教的回回哈尔司等,元代的景教传播是与其他的宗教相互作为支撑的,从其传播的影响,以及与中国的儒,佛,道等思想的融合,可以归结出其中国化的原因,景教在中国传播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也是一个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

[关 键 词 ]元代；景教；传播

1引言

本文通过对元代景教未中国化的历史考察发现外来文化本身能否认同和接纳中国本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其能否实现中国化的内在根源；能否满足中国社会统治阶级的需要和中国民众的需要尤其是精神的需要,是外来文化能否存在和传播的现实基础；外来文化在保持基本精神的同时,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需要,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化,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景教在中国的传播为实例进行了讨论.

2景教在唐元两代的传播

2.1景教在唐代的传播

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始于唐朝时期,流传200余年,公元845年武宗会昌灭佛以后,在中原地区消失,杳无踪迹.景教的再次传入则是随着元朝的兴起而实现的.当时在西域流行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景教）和刚刚传入的天主教方济各会,元人统成为“十字教”,蒙语为“也力可温”（Erkeun）,意为“福分人”、“有缘人”、“幸福之人”.[1]陈垣先生在其《也力可温教考》中记述：“元代与欧洲之通使,西籍之言纂详等此事于元史亦有记也”[2],陈先生在文章中从音韵学的角度仔细考证了流行于蒙古草原的景教在蒙语里被称之为也力可温的来历,而恰恰在元代传播之前,唐代称之为“大秦景教”,大秦是指罗马,景教实系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信奉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利所倡导的教义.《唐会要》卷四十九有记载,其文如下[3]：

“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识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字,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玄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而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在陕西出土,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刻十字架,现存于西安陕西博物馆,据此碑额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4]所载,其教乃“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而作为不可道,不可名,不可言说之教. “强称”的“景”字在当时曰“大”之意,而景教在唐朝曾达到了“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而至会昌年间景教结束了其在中国传播发展的200多年的历史,其在《唐会要》卷四十九[5]中有所记载：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人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提兰若四万条所,收膏腴上田四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来僧尼属主客,明显外国之教.劝大秦穆护袄教三千系人还俗.景教在武宗毁佛以后并未消失,而在草原上的一些部落中加以传播.

2.2景教在元代的传播

十二世纪活动与蒙古高原的各蒙古部落,不仅语言不同,而且各部之间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文化水品有很大的差异性.在蒙古各部落之中,以汪古部,乃蛮部和客烈部三部中景教的传播活动甚盛.赵拱《蒙韃备录》[6]征伐中所载：“大青山之界沟是为长城一带即由汪古部防守”!而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大环境下,其社会经济和文化与中原地区联系较为紧密,比蒙古其它部落更为先进,[7]所以基督教在阴山汪古部落中有比较普遍的传播.而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8]在原汪古部活动地区发现的大量基督教聂斯托利派遗址.

而在蒙古诸部中,信仰基督教第二个部落是客烈部,客烈部又作怯列部或作客列部,其是蒙古高原上历史文化较为悠久的一个部落,早在11世纪基督教已传入该部.13世纪的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其[9]《史籍》中有记载客烈部时明确提出：

“耶稣的召唤达到他们处,他们就皈依了他的宗教”.而《多桑蒙古史》[10]曾引1009的基督教马鲁主教给巴格达主教若望之世的一封信,信中说：“有一蒙古部落首领通过基督教商人试请基督教士接受洗礼之事”.而其可作为客烈部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史料,而客列部所信之基督教也应为聂斯托利派.

乃蛮部是蒙古诸部中又一个信仰基督教的部落.乃蛮部原居于阿尔泰山东段,额尔齐斯河以及斋桑湖一带,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在其著作[11]《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乃蛮人原本大多是基督徒,但这个少女劝屈出律随她皈依偶像教放弃它的宗教”,所以说现代蒙古学者一直认可乃蛮部信仰景教.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12]玉兰草堂明万历三十二年刻本记述：在蒙古铁骑入主中原以后,在这个疆域远超过汉唐的庞大帝国内,杂居着众多的民族.除汉、蒙,藏外,人口较多的还有回回、畏兀儿、女真、契丹、阿儿浑、哈喇鲁,康里等三十多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陈垣先生在其《也力可温教考》[13]中记述：有元得过不过百年尔,也力可温之流行何以若此等及至孟哥维诺主教至北京而罗马派传播又盛.大德年间江南诸路道教所讼,谓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别无也力可温教门,近年来乃有也力可温教门招收门户,则当时状况可想而知.

那么在以游牧为主的游牧部落之中,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很低,他们不可能像城市中的居民那样方便从事基督教的宗教仪式,谨守基督教的各种教规,他们只是表示对上帝的信仰等一些简单的宗教仪式.随着蒙古人入主中原地区,也力可温也随之传入到了中原地区.元代对各种宗教实行兼容并蓄的政策,在和地方都设有专门管理也力可温的政府机构.

2.3元代政府对景教的管理

鉴于景教基督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至元二十六年设立了专门管辖其事物的机构崇福司.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14]记载如下：至元二十六年二月,癸亥.诏立崇福司,为从二品.

《元史》卷八十九《百官志》[15]五载文：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白尔哈昔列班也力可温十字教祭享等事宜,同使四员,从二品；同知二员,从三品；副使二员,从四品；司丞二员,从五品；经历一员,从六品；都事一员,从七品；照磨一员,正八品；译史,通事,知印各一人,宣使二人.至元二十六年置.延佑二年,改为院,置领事院,置领事院一员,省并天下也力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事归之.七年,复为司,后定置以上官员.

崇福司在元代的日常政务管理中也有参与,据《通制条格》卷二十九《僧道·词讼》[16]记载：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为和尚,先生,也力可温等开读了圣旨得上头,奉圣旨教俺与御史台,集资院,崇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么道圣旨有来等崇福司官说,杨暗普奏也力可温崇福司管时分,我听得到来,这勾当是大勾当,不曾与省台一处商量,省台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力可温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这事断难行,么道说有等

从史料可看崇福司不仅管理也力可温的诸项事物,其也参与朝政机要事物的管理.

元代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九《僧寺》[17]记载：大兴国在夹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达鲁花赤薛里吉思,儒学教授梁相记其略曰：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力可温行教之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内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悬虚尺余,祖师麻尔也里牙灵远,千五百余岁.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木主失,故混沌即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之道也,故谓之长老天,十字者取人生者,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佩于胸四方上下,是以为唯.薛迷思贤地名,也力可温教名也.

从其可见也力可温教徒在元怎么发表展的较为迅速,而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也已在元朝的各地建立起来.

英国人道森编《出使蒙古记》中第162页[18]载文：在契丹的十五个城市中都有聂斯脱里派教徒,在称为西京的城市中有一个主教管辖区,而在其他地方契丹人则是纯粹的异教徒.

此文说明了当时在蒙古境内多种宗教并存的这样一个局面,也说明了也力可温教徒在元代社会生活之中占有很大的一席,而《马可波罗行纪》[19]中的记载则更为确切.

由此州（天德州——引者）动向骑行七日,则抵契丹之地.此七日中,见有城堡不少,居民崇拜摩河末,然亦有像教徒及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徒.可见元代景教的传播区域十分的广泛.

而在元代的景教传播过程中,崇福司起了不小的作用,其下的掌领马儿（主教）哈昔僧侣,列班（司译和修士）,也力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宜,地方也没有也力可温掌教司72所.[20]当时从西北和蒙古地区,元大都周围,直到江浙以及福建沿海,传播范围较广.其在当时中国的西京（山西大同）,汗八里（大都北京）,可失哈尔（今新疆喀什）,庆元（今新疆甘肃）都有教区,而其另一支方济各会在大都没有总主教,在泉州没有分主教.[21]也力可温户与佛道,达失蛮一样都免赋役,其可从元代儒佛道三家所受的待遇中可知,但在元之后,景教又像唐朝灭佛以后很快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