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际传播的问题系其由来

【摘 要】本文把整个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问题系及其由来置于一个历史与逻辑的立体交叉网络中进行追溯.对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各个里程碑式阶段的主要研究议题与方法进行了综合研究、分析与述评,并对人际传播领域的学术方向的分野进行了研究与评价,也结合中国社会人际传播的变迁现状提出一些有启示意义的问题,目的是为较为欠缺的人际传播研究领域提供进一步发展的助推力.

【关 键 词 】人际传播；知识分野；（新）议题；启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胡春阳（1970-）,女,四川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当代人际传播的演进与特征”的前期成果之一（05D860173）；是教育部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欧美‘博客’研究新进展及其在中国的几个个案研究”的前期成果之一（06JC860001）.

[致 谢]感谢殷晓蓉教授,本文的撰写得到她的热情鼓励与支持,并得到宝贵的修改意见!

一、问题提出的多重语境

人际传播是人类交往最原初、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形式,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逻辑的层面上讲,人（类）的第一个精神互动就是人际传播,以至于库利把人类社会与人际传播当作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然交流的需要是如此原始和基本的人性特点,我们就不能把它看着是与思考和生存需要相分离的或是它们的附属物”[1].

但是,现代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人际传播的方式、功能、内容、模式等,人际传播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形式和意义.

（一）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狂飙突进,传播技术革新不断超越人的想象力,社会生活产生了史所未有的冲突与矛盾.马克思在100多年洞见的“世界交往”在人类社会演进和社会结构变革中的重要意义在今天显得格外有说服力,而这种“世界交往”又是与传播技术的日益精致化互为促进的.交往的“世界性”与“技术化”双驾马车正改变着所有社会的社会结构及其中发生的人际传播.该种“交往”的显著特征诚如吉登斯所言：“现代性的来临,通过对“缺场”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从位置上看,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2]

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关系是人际传播的核心,传播之与关系的作用既像是生命的血液、活力的源泉,又可以是致命的打击.那么,“关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在当代社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传播怎样致力于关系的发展?当我们这样问时,一个富有意味的悖论出现了――我们越是生存于越来越复杂的关系中,越是对人际传播知之甚少,越是漠不关心；我们越来越关注传播的技术时,对人际关系的关注越来越少.按照彼德斯的说法,这个悖论被表述为：人们越是渴望交流,交流越是缺乏；越是交流缺乏,人们越是渴望交流[3].

还有一个悖论是,人们看来非常重视人际传播之于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基础性（人们不断发明出许多无休止更新换代的交流媒介与手段就是促进交流的一个明证）,但是,“交流”又处处成为问题.交流问题与人的关系问题是否可以被简化为一个“调频”或“减少噪声”的问题?这也是需要我们保持清晰洞察力予以关注的问题.

（二）对于中国来说,它正处于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对于东西方的交往模式的差异,中西方学者做出过许多论述.普遍认为理性是西方社会交往的主要特征,而中国是以“本位”、“关系本位”为特征的,强调人际交往中的“情”与“义”.梁漱溟认为：“西洋人是要用智的,中国人是要用直觉的――情感的等所谓孝悌礼让之训,处处尚情而无我”[4].社会结构的变迁创造了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方式,社会流动方式的改变又大大改变了中国人的人际传播模式以及促进了人际关系网络的重组.今日中国的人际传播与交往模式大异于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限于亲人和熟人圈子的传统模式,工具理性似乎也在中国大行其道.

因此,中国当代人际传播与交往模式的变迁特征,未来社会人际资源建构的路径选择,以及作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之题中之义的“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等问题,成为当下中国语境中的重要问题,而且其意义远不是单纯的人生视野、学术旨趣与政治策略所能够囊括的.

（三）从传播学学科发展现状来看,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人际传播都是一门新兴学科,整体上仍处于理论全面建构的阶段.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走上学科化道路,而传播学进入中国也不过短短的20多年.如果说,中国传播学走过的历程及其特征与中国新闻事业的大变革互为因果.那么,经过20多年的译介和评述之后,呼应于现实生活中人际传播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理论上的扩展、前行或视野转换势在必行.

而且,对于人际传播的议题在传播研究中是如何被剔除与被遮蔽的,这个问题也让人迷惑.尽管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人际传播的研究贡献甚丰,但国际传播学界一般情况下还是把40、50年代这个现代大众传媒开始产生巨大影响的年代,作为传播学的开创期.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学被等同为大众传播学,而大众传播的问题又常常被归结为传播技术问题.这样的思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围绕它也产生了众多有意义的著述,但它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迄今为止,人际传播研究散见于各个学科之中,远未得到充分系统的研究.而从一门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内在逻辑和未来方向来看,多角度、多视野的人际传播研究,是促成传播学走向系统与全面的必要条件.

因此,无论是为了发现传播学的历史与逻辑发展轨迹,还是为了认识、解释和应对新媒介技术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发生的巨大裂变,以及观察、处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人际互动模式的变迁,加强人际传播研究都十分必要.本文将对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及其主要议题进行分析,为的是抛砖引玉,期待人们对人际传播引起更多的关注并在其中投入更多的研究资源.

二、人际传播最基本的两种知识分野及其关注的主要议题

对于何为“人际传播”,研究者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它是人们借助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彼此交流观点、思想和情感的活动,并据此建立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人际关系的活动.相应地,人际传播研究处理的就是人-人之间的传播.

虽然观察、处理的对象同为“传播”,但是同主流的传播学研究把传播看作是信息量的流通过程相比,人际传播更多受到哲学、语言学、符号互动理论、解释学、心理分析理论、社会文化现实理论、民俗学方法论、戏剧理论、批判理论、定性社会学的影响.它更强调传播是意义的产生、创造与流通过程.罗杰斯在重新整理传播学历史时说道：“传播学方面的重要进步往往由某些学派所促成.等,包括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符号交换论的芝加哥学派,以及相互传播的帕洛阿尔托学派.它们都是被有关4个奠基人的神话所忽略的理论团体”[5],这些被忽略的理论团体恰好就是人际传播一些基本的知识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人际传播在传播学中被边缘化的现实及其原因.

虽然人际传播更为强调传播是意义的产生、创造与流通过程,但是由于研究的视角、切入点
以及研究方法的区别,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关于人际传播的两种最为基本的知识分野――人文主义传统和社会学关注.

(一)人文主义传统与视野

人际传播知识的起源并非始于（人际）传播的学科化,而是始于从古希腊时代就已奠定的人文主义传统,并绵延至今.它强调人际对话的存在论意义,追求并反复表达交流的理想,关注这种理想对于实现人的潜能与达到本真生活的根本意义.人文主义传统一度遭冷遇,但随着社会生活高度技术化与工具理性化特征带来的人际与社会问题的加剧,人们发现：发出清晰的信息或者语义无误准确未必有助于建立更好的关系[6]；“人们越来越有共识的是人际传播存在于一个从非常非人性的到高度人际的连贯体上”[7],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社会及其传播状况还处于非人性或少人性的状态时,坚持高度人－人之际的传播理想并探索通向此理想之路径就成为人文主义的基本关怀.于是,近几年,理论界有回归这个领域的趋势.该传统主要采取质化研究的方法,其主要观点是：

1、人际传播的存在论意义：柏拉图在《利西斯》和《会饮篇》中,论述了理想的人际关系――崇高的“友谊”和“爱情”.高尚的“友谊”和“爱情”是深情无杂念的凝视；“友谊”和“爱情”的建立与保持不在于媒介,而是爱欲；不在于技巧而在于互惠；强调关系的崇高感是过着正义的、富含人性的生活的根本保证.

在现代意义上,人文主义传统经由18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启蒙运动哲学家延续到歌德和黑格尔,其本质是把人与他人的关系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歌德说：“人正是因为认知世界,才认知他自己等.每一个被正确地认识的新的客体都在我们自身之内打开了一个新的器官”[8]；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9],人如果不能说明与对象的关系就无法说明自我意识、生命与自由,亦即：我的存在是以非我的存在为前提的.

马克思十分重视人的精神交往,重视社会关系的生成及其作用,认为人若脱离对象,即刻其存在就成为不真实的、虚构的、抽象的,“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0].

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也对社会生活的技术化倾向表现出无比的担忧,要求将日常生活的理解与对话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胡塞尔提出“主体间性”这个观念来表达先验自我之间的交往方式――人人皆为主体的人-人关系.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人本身就是“共在”,“即便他人实际上不现成摆在那里,不被获知,共在也在生存论上规定着此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在.他人只能在一种共在中而不在.独在是共在的一种残缺的样式,独立的可能性就是共在的证明”[11].人说话与倾听都是“寂静的命令”,是无可逃避的生存境遇.这种观念得到彼德斯的响应：“从更深刻的意义而言,交流是等,去和他人有意义地分享时间”[12].

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和对话理论都探讨了人际传播的对话本质,认为对话是人类的真实生活.“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等把对话看作永恒,而永恒便是永恒的共欢、共赏、共话”[13],共存不仅仅是空间上的特征,更意味着思想、精神的相遇.

2、传播――理想的人际传播：人文主义传统并不把传播的技巧看作第一要素,而认为传播是一切真实会话的基础；抽掉这个基础,一切技巧都无所由也无所归；甚至认为没有的传播根本不能叫做传播；交流是一个政治问题、问题和信仰问题,不仅仅是语义问题、技术和方法问题[14].包括会话的双方是否诚实、有、公正对待,话语权力是否对等,是否故意误解、歪曲、改装他人的话语,是否故意忽视、漠视他人等问题.人文主义的观给予我们反思当今在关系研究中过于重技术的倾向有重要启示意义.

对话的问题由来已久.苏格拉底发明了人际对话的精神助产术,希望通过运用该方法以获得事物与人生的真理,从而过着有德性的生活.但是,掌握并娴熟运用获得真理的方法并始终过着最有德性的生活的他却败在了一群充满仇恨与无能的律师之手.这刺激了其弟子柏拉图进一步关注对话及其.在柏拉图关于“对话”的多个篇章中都说明了：“技术才能可以使我们达到某个既定目标,使我们获得某个东西或取得某个结果,但是它们却不能向我们指出所有这些个别目标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尚目标.”[15]

有“关系哲学家”之美誉的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提出以“我-你”关系为枢机的“相遇”哲学对20世纪人类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强调“凡真实的人生就相遇”[16],他充满地呼吁人们把全部的生命投入到与其它在者的相遇中去,希望用无功利的、充满与真实的“我与你”的人际关系取代“我与它”功利的、算计的、充满实用需要的工具关系.斯特瓦特也强调了人际传播之别于别的传播就在于它发生于个体的人之间,而非角色之间,工具性传播不是人际传播[17].

有感于现代社会技术昌明而人际疏离的困境,有感于主体性摆脱了道德实践理性之约束而成为“没有精神的专业人士”与“没有灵魂的享乐人士”[19]的现代普遍现象.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的概念,并把满足合理往行为的三个条件――陈述的真实性、言语行为的正当性、言说者的意向真实性作为传播与社会问题的改造方案.他认为“只有交往行为模式把语言看作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而策略行为、规范调节行为片面地把语言理解为“或发挥以言表意的效果,或建立人际关系,或表达经验”[20].这种诉求具有很强的色彩.

３、对传播的对话本质的畸变进行深刻批判,并提出关系改造方案：人文主义者对现代社会来临后人际对话产生的异化进行了尖锐批判,并把人与人的健康对话关系看作是充满自由个性的个人与健康社会的发展的题中之义.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是私法主体,它从目的理性出发追逐自身利益,要克服这种贪得无厌的追逐导致的异化的、无情的人类关系,就要开始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乃至之间对共同的生存境遇的深刻、充分理解.齐美尔也批评了交往关系被转变为货币这种普遍语言时,社会生活的场景就发生极大改变的现实.深受马克思和齐美尔影响的卢卡奇更是尖锐地批评了“物化”意识对于人际关系的灾难性影响[21].

巴赫金把日常谈话的多种声音自由地混响看作是人类摆脱专制、欺诈和不平等的对话关系乃至现实各种关系的基础.

以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源头――也尖锐批评了工业社会对人的感性生活的扭曲与异化并致力于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建立,这为人际传播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营养.

(二)劝服还是关系：社会学所开启的议题及其学科化道路

人际传播研究的成果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要么是在别的学科领域里形成的（如人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领域）,要么是夹杂在传播学研究的4大奠基者的研究结论中.前者是作为信息论的技术话语的“通讯”,后者是作为疾病和治疗话语的“交流”[22].人际传播研究深深打上这两种话语的烙印.到了70年代初期,美国西北大学传播系教授迈克尔罗洛夫对人际传播理
论进行系统化的理论整合,人际传播在传播研究中才取得较为专门的分支学科的地位.该知识领域主要采用定性社会学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案例分析法以及控制试验法,很少采用定量统计法.

1、作为人际传播理论的社会学渊源的芝加哥学派：在传播学中,人际传播研究的开创者当属上个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而该派深受被称为“社会学之父”的齐美尔的影响,他早已看到社会分化后的现代性生活方式导致了整个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改变,他特别对人际传播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发生的诸变化,做了深入分析.其继承者R.E.帕克,C.H.库利,J.H.米德等人把人际传播看作是一切社会实体产生的创生性力量,而大众传播是人的本性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手段之一（显然,这与今天通常是把人性作为达到大众传播自身的目的的重要手段的做法相反）；同时,当时正是美国社会都市化运动十分激烈的时代,他们对都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移动、贫民窟、流浪汉、舞女、新市民报纸等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在总体上注重社会互动,将处于急剧变革中的城市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天然实验室”.显然,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人际传播而不是大众传播.不过,恰好是这种研究“构筑了后来以媒体效果为重点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型”[23].

2、建立有意义的关系还是说服――人际传播研究的两条路线：一旦把人际传播作为一个领域来研究,就开始了两条路线的分野.一方面,把传播的功能当作是人的理解与自我了解,是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另一条研究路线则认为传播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说服、影响他人.前者深受系统论和临床精神病学的影响,后者深受信息论的影响,尤其是与大众传播研究的兴起高度相关.

（1）关系传播理论：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30－50年代就对新几内亚岛居民进行民族志的研究,提出了“关系传播”的许多观点而被后人称为“关系传播理论的创立者”.他最具影响力的贡献是把人际交流信息区分为“内容讯息”和“关系讯息”,前者揭示传播的内容,后者揭示传播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关系讯息比内容讯息更能影响传播效果.比如一句简单的“我爱你”可以用盛气凌人的、顺从的、恳求的、怀疑的等等方式来说,每种方式反映的关系不同,关系的不同也就影响传播的内容和效果.因此,人际传播的功能是为了建立、维持和改变关系,而不仅仅是传递说话内容,而关系反过来影响人际传播的性质[24].一些临床医师（包括著名精神病学家保罗沃茨劳维克（Baul Watzlawick）加入到贝特森的研究群体中（史称“帕洛阿尔托学派”）,对传播进行了一些著名分析以及阐述了各种关系（朋友关系、商业关系、情侣关系、家庭关系等）无数的隐含规则.重点阐述了“传播的五个公理”：1、人不能不传播；2、每一次传播互动都有内容指标和关系指标；3、每一次传播互动都因其划定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即很难确认哪一方是激发方,哪一方是回应方.比如：丈夫沉默认为是对妻子唠叨的反应,而妻子认为自己的唠叨是对丈夫沉默的反应；4、信息包括语言和非语言暗示；5、互动是对称或互补的.

（2）和大众传播混杂的“态度改变与说服”研究：那些进行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研究的研究者结出的硕果主要是态度改变和说服理论.40年代,通过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努力,人际传播被纳入到大众传播的研究之中.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影响选民的决定方面,人际接触的影响似乎不仅比大众媒介更经常,而且更有效.与此同时,传播学的另一重要奠基人勒温则在“食品研究”、“聊天活动”等经典案例中,比较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不同性质与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以霍夫兰为代表的耶鲁学派和以费斯廷格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从不同的取向和路径,从事关于信源可信度、诉诸恐惧（fear appeals）的传播、传播过程中团体的作用、认知不和谐等方面的研究.他们发现,说服通常是通过人际传播渠道而进行的,大众传播经常依赖人际传播延伸其触角.直到今天,说服实验主要被看作是一种人际传播研究.

3、理论整合与学科化：70年代初期,美国西北大学传播系教授迈克尔罗洛夫开始对人际传播理论进行整合,在《说服劝导：理论及新的研究方向》、《社会认知与传播学》、《人际传播――社会交换论》等书中,对人际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进行了全面把握[25].这些理论为人际传播理论的系统化、学科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为后来的、新技术传播环境中的人际传播研究进行基础性的准备工作.

80年代,许多研究人员在贝特森和帕洛阿尔托学派取得的成果上开展研究,研究重点一是提出了人际传播的研究方法,比如：提出了一种把关系类型进行编码和分类的研究方法；二是对人际传播关系发展的阶段进行细致研究,如对关系中的信息及其披露过程、自我揭示过程、礼貌原则、原始的社交渗透以及关系的建立、巩固与解除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许多理论模型；三是对各种语境中（婚姻关系、友谊关系、矛盾关系）的人际传播特点和过程进行了分类研究.

三、社会生活变迁和技术革新加快语境中的当代新议题

（一）90年代以来,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极大变迁――全球化趋势明显,生活节奏加快,人类生活地域特征逐渐消失,人际冲突变得普遍而激烈,国际旅游、人口流动等改变了人际互动的频率和性质,我们要不断地与我们从前从来没有遇见过或认识的人进行交往.这种带有“游客凝视”[26]特色的互动,会给当地人和旅游者面对面交往带来紧张,而在人们频繁变动工作场所和工作机遇时也出现类似“游客凝视”的紧张感.于是,人际传播研究加强了对各种类型的人际关系（友谊关系、浪漫关系、家庭关系、工作关系）、文化、种族、性别冲突及其解决办法以及对各种会谈尤其是工作面试中的人际传播技巧的细致深入的研究.当代主要议题有以下几方面：

1、进一步深入研究人际传播的本质、重要性、基础原则、道德准则以及传播运行的过程,对传播能力、非言语传播、自我揭示、倾听与开放等问题进行了基于技巧模式的探讨[27]；

2.对人际传播在组织、群体传播中的运用规则、规律进行研究[28]；

3、从传播学、哲学以及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等方面对人际传播的本质涵义进行多视角探讨[29]；

4、跨文化的人际传播.当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如何处理跨文化冲突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许多研究对美国多元文化以及全球文化冲突事件进行了案例与理论探讨[30]；

5、对之间关系的维护、保持、冲突成因以及婚姻关系中沟通的问题及其技巧、原则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开启了对传播领域新职业――婚姻咨询的研究[31]；

6.对护理、健康职业、教育行业等专门领域的人际传播的规律、隐含原则的研究[32]；

7、对传播者经常面临的窘境（如：逃避传播、传播焦虑）与解决办法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使用的传播目标、风格、模式的差异对于人际沟通效果的影响进行研究[33]；

8、对人际冲突的特点、成因与解决办法进行研究[34]；

9、欺骗传播研究.对何谓欺骗传播,对20世纪真实的缺陷问题举行了研究,对非语词线索、
情景等影响准确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对欺骗研究的观察的方法及其其道德问题进行了研究[35]；

10、对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如何互动及其互动规律进行研究,并对这种互动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做了大量分析[36]；

11、多视角对人际传播出现的当代问题进行价值批评与反思[37]；

12、对人际传播各种理论进行综合研究与总结[38]；

(二)当代显题：CM（puter－mediated）人际传播

最近几年,人际传播研究出现研究领域更为广阔、研究方向更为细化的特点,一个突出的研究重点就是对基于计算机为相似度检测的关系的研究,而且反思性、批评性研究越来越多.

以因特网为核心的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开拓了人际传播研究的新领域及其紧迫性（比如,1997年,在一项对英国办公室职员的研究中,几乎半数被访者认为随着互网的出现,人们已没有必要再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日本,“数字化朋友集合”已成为习惯）.法国巴黎大学的卡斯特、英国利兹大学传播研究学院的冈特利特、美国卡内基大学的凯斯勒和汉兹等学者对因特网的融合特性、交互形式以及新型共同体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人们还针对现实环境产生的各种关系理论来检验“赛博空间”的对话与关系发展状态,比如友谊与电子（可携式）友谊,爱情与电子（可携式）爱情.

技术改变了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和体验,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无声化”[39]而成为“孤独症社会”[40],人际交往越来越 “缺乏任何共同在场形式”[41],这种“无声化”、“间接性”、“非共同在场性”和“孤独症”的关系与人们在面对面的情景中的人际互动模式差异极大.约翰汤普逊（Thompson,1990,1995）区分了三种互动类型：一是面对面互动（facefaceinteraction）；二是相似度检测式互动（mediated interaction）,与互网（手机――笔者补）属于第二种互动类型；三是准相似度检测性互动（mediated quasiinteraction）――大众传媒孕育的一种社会关系[42].

那么,这三种人际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后二者会代替前者吗?以数字化技术为相似度检测的人际传播（互联网、手机等）能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出参与者的情况这种通过计算机和网络建立起来的关系与现实人际关系有无质的区别这种传播方式对社会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有何影响新型的人际传播的动机、性质、手段、外在影响与传统人际传播有何差异?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得到热烈讨论,答案见仁见智,由于所持的价值判断的差异,研究者们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阵营.

第一阵营：集中关注以计算机为相似度检测的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简称CMC）对于人际关系的负面因素及其消极影响.主要议题有：一是认为CMC消失了情景线索,对人际传播会产生不利影响；二是考量CMC的道德恶果.

研究者认为,CMC是一种“低社会存在”,它过滤掉了面对面的沟通参加者个人性沟通的重要方面――副语言,强度,强调,速度,音量等非语言传播要素,而这些是“情感领域”以及确定交流者个人特征及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由于“社会语境线索缺失”（“lack of socialcontext cues”）、非语言暗示的缺失（“lack of nonverbal cues”）,交谈出现“社会真空”.因此,CMC不会发展有意义的、持久的关系.它比传统交流更容易产生曲解、混乱和辱骂,会强化社会隔离和原子化,使人际接触减少、人际关系受损,社会生活的结构被消弱[43].

另一些研究者对CMC的道德缺陷作了详细研究,比如它增加了隐私侵犯、性骚扰、性折磨、种族偏见以及孩子们遭受、信息的骚扰和威胁的机会[44].

对于这些研究者来说,人的血肉感官和肉体在场是保持人类关系活力和真实性的关键要素,脱离这些要素,一切交流、对话以及由此建立的关系都是大打折扣的,都成问题的.他们强调了以下几点：（1）身体接近,即人性之中就有“接近的冲动”――只要有可能就希望与人会面的趋向,这本身就表明某种程度的信任和亲近,“是我们真诚交流的唯一保证”[45].而“在互联网上,头脑尚在,但身体消隐等.信任被完全抛出窗外”[46]；(2)面对面的交互作用；和(3)人们之间作为“关联的必要程序”的非语言沟通[47].

第二阵营：集中研究CMC的积极因素和对人际传播的正面推进作用.研究者批评那些技术悲观主义者只看到了技术的缺陷,却忽略了技术带来的福利；认为网络世界以新的电子关系的形式提高或补充现有的面对面式的互动,人们仍然可以每日通过CMC相遇,交换信息、争论、同意、求爱、同情和支持,新的电子化友谊或者爱情也会出现,它会带来面对面的约会；电子书写文本并不比面对面缺少人性,它可以减少面对面的恐惧感、罪恶感、愤怒和自我意识及其摩擦,从而使人们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得以宣泄,更有助于人们之间产生亲近感；而社会线索和社会情感内容的缺乏也可以通过使用各种语符和图释来弥补[48].因此,电子关系会扩大、丰富人们的社会网络,是人际关系建立的新方式.

第三阵营：避开对CMC做价值判断,侧重于对这一新型的人际传播的过程和规律进行认识、理解和总结.研究者认为：1、时间和信息内容是互相影响的,在晚上送出的一个社会信息比在白天传送的社会信息表示更为亲密的/亲热的关系,而且一个在晚上被送的工作信息比一个在白天送出的工作信息更表示不亲密/亲热；而且2、时间与信息内容互相影响,以致于对一个社会信息的缓慢答复比一个社会信息的迅速答复更显亲密/亲热,对一个工作请求的迅速答复比一个工作请求的迟缓答复更显亲密的/亲热[49].

近一两年来,关于CMC功效的两个极端的争论出现了相互吸取营养的趋势,研究者要求超越“是否CMC能适当地培育人际关系”这个“是-否”的思路,认为CMC知识应该进入“如何”和“为什么”的领域[50].但是,这种研究要克服的困难很多：首先,数据不容易取得；其次,面对面的沟通是唯一“真实的”的模式的观念不容易克服；第三,人际关系和CMC的领域需要进行扩展性探讨,比如:特殊人口的在线关系的发展,参加者如何处理不确定性,建立信赖,而且实现到“友谊”的跨越等等[51].一些研究者提出并使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研究.

四、结论与启示

时至今日,如同传播学本身一样,人际传播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不同的视野以及不同的实践要求会提出不同的观点,建构不同的理论,即便是同一学科内部,由于价值取向和研究者的个体经验等原因,也会发现不同的观察角度,会遵循不同的研究路径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迄今为止,人际传播在我国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极为有限；已出版的少量成果,或者是对国外人际传播理论的某一个小块进行梳理,或者是管理学的一些研究者站在组织传播的立场对人际传播进行了一些研究,或是更大程度地混合于其他论题之中.80年代国内出版过1-2本以《人际传播学》冠名的书,内容是对一些人际交往的最基本技巧
进行一般性的说明；2005年王怡红的《人与人的相遇》属于国内相关研究较有分量的一本,它主要采用的思辨的方法,对人际传播的本体意义做了较深层次的探讨；近几年,随着依托数字化技术进行的人际传播的大发展,也零星出现一些相关文章,大多针对网络语言以及手机语的特点进行语用分析,多方面的研究还未触及和展开,至于专著可谓凤毛麟角.针对中国社会变迁的现状展开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则更少,传播学学科内的研究更是不多见.

因此,对于国外具有独特性和前沿性的人际传播理论,我们需要进行的有选择地介绍与引进；也需要我们立于国情加以具体的分析,或是批判性地予以借鉴；最为关键的是,对于正处于社会激烈变革时期的中国来说,尤其需要对由于社会激烈变革产生的人际关系与人际传播的演变进行观察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应该成为为人们提供相关的认识论、实践论、生活技巧方面的知识的指南,并进而为社会整体建立一种和谐对话与理解的基础、为人类健康的精神生活提供一种思路和方向.需要研究的议题仅举数例：

人口流动是中国社会开放的重要象征,在这一过程中,当代中国的人际传播总体状况发生了什么变化?人际传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又是怎样?

当代社会信息传递的明显特征是其数量和速度的极大增长,在各种媒介形态交织构成的新媒介环境之下,人际传播居于何种位置,发挥怎样的作用?在一些突发事件和重大事件中,公共信息又是如何通过人际传播得到传递和反馈的?

媒介及相关技术日新月异,依托数字化技术的电子媒介兼容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组织传播的特色于一体,并处于不断的更新换代之中.人们如何在一个独特的对话空间（“塞博空间”）里进行交流与对话?后者怎样改变了传统的人际传播?手机等媒介的运用和普及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又有哪样的独特影响?

尽管“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道德与意识形态色彩,但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已达相当程度,乃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大众传播的最新技术如、网络等的运用给中国女性提供了更多表达机会的同时,又带来了哪些值得特别关注的深层次问题?

马克.L.耐普说：“人们总是聚了又散,但是有趣的事情却一直在人们之间发生”[52],就让我们现在就开始,起航对人们聚散之间发生的有趣事情进行研究吧!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