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融通:基督教文化传播的路径

摘 要 ：通过对凤翔、岐山两县基督教文化传播的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习俗有认同,有排斥,有否定.基督教文化要在中国扎根,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处理好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习俗的关系,善于交流融通,才能发挥更大的影响.

关 键 词 ：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祭祖；祭孔；融和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文化氛围及地理位置等方面都有独特的优势.有学者据《大唐景教流行中国碑》认为陕西在中国历史上是基督教最早传入的地方之一.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要进入中国社会进行教义的宣扬传播,就不免会与中国传统观念、习俗相碰撞.只有通过相互交流、融和,西方基督教文化才能得到更多中国民众的支持,其教义才能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一、凤翔岐山两县基督教文化对中国传统观念习俗的态度

通过实际调查,凤翔、岐山两县天主教和基督教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习俗的态度比较复杂,可以说有认同,有排斥,有否定.可概括如下：

1.凤翔天主教对中国传统观念、习俗的态度

凤翔县是天主教凤翔教区总堂亚瑟堂的所在地,在关中地区天主教发展方面很有代表性,在凤翔县天主教堂点共有19处,全县信众约20000左右.在通过对凤翔县西街福音总堂亚瑟堂、凤翔县铁丰村天主教堂、东指挥村天主教堂等堂点的实地走访调研,我们了解到信众对于中国传统观念习俗的一些看法：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神职人员有所关注,但涉及的还是很少,主要停留在最基本的儒家经典上,神职人员的学习大多以西方的神学为主；对于中国的传统节日,天主教信众也不排斥,他们在具体的节日时间也进行自己的教内活动,借着这样的节日气氛对教民宣扬教义；对于故去亲人的纪念,教民们有专门的时间去祈祷、祝福,大概在每年阴历的11月1号到8号集中为那些故去的亲人默念、祈祷,在纪念时,没有任何供品,只是一种口头上祈祷；对于中国的圣人,天主教徒也不祭拜,在他们的心中只有唯一真神――耶稣基督；对于民间信仰,他们斥为封建迷信,相对比较反感.

2.岐山县基督教新教对中国传统观念、习俗的态度

岐山县通过政府审批的基督教新教堂点共有3个,还有3个处于审批中,全县信教民众为约6000多人.在具体走访了岐山县凤鸣镇基督教堂、南星村基督礼拜堂后了解到：基督教新教尊重中国一些传统文化形式,但对于民间信仰则是不认同的；在父母的尽孝问题上,他们不认同中国传统的丧葬方式,主张把对父母的恩情报答在当世,提倡“厚养薄葬”；对于故去亲人的祭祀,他们也只有祈祷、默念,没有供奉；对于中国的圣人,教民也不祭拜,在他们心中除了对父母的祭拜之外就只有基督了.

二、凤翔岐山两县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观念习俗的交流融通

通过实地调研,我们发现,虽然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是排斥的,但在传教的具体做法上,又尽可能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观念和习俗,体现出一种融合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观念方面

在凤翔县铁峰村天主教堂调查时,在强神父那里见到一幅《天主教家训》,其内容和中国传统的《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曾国藩家书》很相近,都是通过一种家庭格言的形式来进行道德教化.在《天主教家训》里要求：“勿自欺欺人,每日慎思反省；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就和《论语•,学而》：“吾一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相为契合；还有：“勤俭治家为本,修身处世为先.勿贪不义之财,勉励长生之功.”这就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相印证了；还有：“力戒作恶,择善而为”这就和中国文化里的“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相一致了.虽然天主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为不同的文化模式,但都有一些共同的普世价值：“劝导人心、克己修身、贡献自己”等,所以在天主教文化的传播中更应该多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另外在岐山县南星村基督礼拜堂还见到一幅《基督徒处世格言》,这也是对中国儒家文化融通后的结果,这样就使基督教新教教义更方便、有效地为中国信众所接受.

在观念融合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对“天主”的解释,在西方“天主”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意思为“普遍的、通用的”,在中国历史中“天主”一词源自《史记•,封禅书》所载“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中国的古人称“天”为老天爷,这个“天”指按正义赏善罚恶的神明,至明末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时,为了与中国传统宗教所信奉的神灵相区别,根据中国古典和儒家“最高莫若天,最尊莫若主”之句而称自己所信仰的神为“天主”,取意为“天地真主,主神主人亦主万物”,故称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为天主教.陈建明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指出：“利玛窦将孔孟之道和敬天祭祖的思想糅合于教义之中,在《天学实义》中宣称,中国古籍中的‘天’或‘上帝’,就是西方崇奉的‘天主’”,这在观念融和上是很成功的,由此也推动力天主教在历史上的发展.

第二、生活方面

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在生活上两种文化融和的表现之处还是比较少,就以我们调查到的做一论述.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而贴春联又是春节里很重要的一项活动,中国传统的春联大都写有一些“福”、“寿”、“禄”、“和睦”、“平安”等意思的对子,以此表达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基督教的春联却是对上帝的赞美和感恩,常见的基督教春联有：“至高荣耀归上主,全地人民福无疆,神爱中华”；“宇宙真神唯上帝,人间教主是耶稣,神爱百姓”；“父母有慈儿女有孝,尊主圣号彼此相信”等,基督教的春联上都印有十字架、和平鸽等符号,这就是同中国传统春联的差别之处.中国春节时还有一项重要的习俗就是贴门神,以此来禳除一切鬼怪保护一家平安,这与基督教的教义是不相符的,但基督教也没有强烈排斥,他们也贴门神,只不过门神上都画有“十字架”,四周配以和平鸽、鲜花等,用这种方式来纪念耶稣.

此外在岐山县铁峰村调查时,看到许多教民家都供有土地神,范劳伦斯神父介绍到,这里的“土地神”信仰同明末清初的来华传教士方德望有关.方德望神父1635年来陕西传教,热心教化,他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1659年方德望神父去世,葬于汉江边一块平地上,当地人称他的墓地为“方爷坟”,后来汉江数次发大水,但惟独这块墓地没被冲掉,当地信众有感于此就为方神父立了祠堂,专门祭拜他,后来这里的信众都称呼他为“方土地”,每年都去祭拜,通过这种方式来传播天主教文化.土地神信仰本是中国传统习俗的一部分,在这里信众借助这种中国传统民俗而来传播天主教文化,这种融和很成功,也使信教的人更多了.

在调研中发现基督教文化同中国传统观念习俗当下的融和还是很薄弱,但我们透过历史看到这种交流融通是可以做到的,两种文化是可以“以礼相待”,对社会有更大的教化作用.

三、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观念习俗交流融通的可能性

基督教在传入中国社会里最大的障碍就是传统的祭祀祖先的习俗,基督教文化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行为是“偶像崇拜”.但在传统的中国,祭祖、祭孔礼仪,体现了儒家的基本道德,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思想对中国人影响更为深远,已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了.《论语•,为政》：“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就表现出对父母的“孝”要贯穿于父母生命的始终,以此来报答父母养育我们的恩情.《论语•,学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也可看出对于父母我们不但要养老送终,更要在他们故去后时常去祭奠,这也是对人性的一种教化,让人心中时常都有一种对先人的崇敬之情.而西方基督教文化则认为中国人在祭祀祖先时是为了祈求祖先的庇佑,这就变成了“偶像崇拜”行为,同“摩西十诫”中的第一条：“处上帝外不可崇拜他神”的言论有悖.这样对于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就是一大障碍了,但在这里我们不妨借鉴下明朝中期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对祖先祭拜的看法及他的传教方式.

明代中叶利玛窦来中国传教,为了接近中国的文人,利玛窦讲汉语、穿儒服、留须蓄发,饮食、起居、礼仪都力求中国化,利玛窦的这种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博得了中国人民的好感,这就为他的传教提供了巨大的方便.后来在利玛窦逝世的前一年他还写道：“对于一名传教士来说,最重要的是熟悉掌握汉语并精通中国的经典,这比多归化一万名基督徒还重要,他更为喜欢的是努力实现一种真正的理解,因为这是任何有效活动的基础,而不是表面的和虚检测的规划.”在中国的祭祖方面,利玛窦认为中国人的这种祭拜只是一种文化习俗文不是宗教礼仪,这和天主教的信条不相矛盾：“信奉儒学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阶层,最普遍举行的是我们所描述的每年祭祀亡灵的仪式.据他们自己说,他们认为这种仪式是向已故的祖先表示崇敬,正如在祖先生前要受崇敬一样等他们这样做,是希望孩子们以及没有读过书的成年人,看到受过教育的名流对死去的父母都如此尊敬,就能学会也尊敬和供养他们在世的父母.这种在死者墓前上供的作法似乎不能指责为渎神,而且也许并不带有迷信的色彩,因为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把自己的祖先当做神,也并不向祖先乞求什么或希望得到什么.”在这里就觉得如果现在基督教士在传教时借鉴一些利玛窦的看法,这对中西两种文化的交流会有更多的方便之处,同时也会更利于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扬.

还有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祭拜圣人孔子,基督教文化同样也不认可中国的这个习俗,他们觉得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是希望通过祭拜能得到一种“超自然”的关照.其实中国人祭拜孔子也是为了表达对孔夫子的尊崇之情,对此利玛窦的认识是正确的 .利玛窦认为这是中国人对“至圣先师”孔子表示一种崇敬之情,并不是“偶像崇拜”：“每年孔子诞辰以及习惯规定的其它日期,都向孔子贡献精美的肴馔,表明他们对他著作中所包含的学说的感激.他们这样做事因为正是靠着这些学说,他们才得到了学位等他们不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帮助.他们崇敬他的那种方式,正如前述的他们尊敬祖先一样.”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感恩的民族,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达对先祖或圣人的崇敬之情,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情和敬意,而不是“偶像崇拜”.利玛窦也很推崇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王雪的《基督教与陕西》一书里有这样的描述：“他曾说过,在所有中国的教派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儒生们的那一派.他自称完全忠于中国经典并以孔子的虔诚崇拜者自居”,利玛窦就这样变通地来传教,影响了太多中国士大夫,尤其有三大柱石之称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还有陕西的王徵.而现在如果能多借鉴古人的经验,有所变通地宣扬教义,这种文化间的融通将更为成功.

四、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观念习俗交流融通的意义

《周易》：“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作为一种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化育天下”,中国的传统治世之学――儒学就是这样秉承周孔之道,修齐治平,教化人心,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追求美好的社会理想,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在重要的大变革时代,儒学都以开放的心态融和其它学说来调试自己的发展,最后都内化在自己的文化体系里共同发挥“化育天下”的作用.自从19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以新的姿态进入中国社会,这种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通也就不可避免,时至今日,中西的这种文化交流可谓磕磕碰碰,但总趋势还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西方基督教文化通过对唯一神耶稣基督的信仰而开始一种文化上的教化,劝导人心向善、互助友爱、贡献自己,这种普世价值理念和中国传统观念习俗里所涌现出的对于祖先、圣人的崇敬之情是相通的,通过一种内心的崇敬然后鞭策自己在具体的生活中克己、敦行,对社会有所担当.从中国的历史看还是具体到现在这种不同文化间的交融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文化只有融和才能使内涵更为圆融,更能引导社会的健康发展,从利玛窦开始灵活变通传教方式,把教义的宣扬用中国传统的方式表示出来,一切都那么稳妥的进行,不知影响了多少士大夫,而现在的这种融和相比就远为逊色,但只要本着一颗文化心、宗教心,这种文化的融和会更好的继续下去,兴许在不久就会出现像利玛窦时期的一个传教黄金时代,更要者就是更多的人得到“劝化”,获得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然后对这个社会有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