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生传播新知的蔡元培与张元济

在社会转型、思想激荡的大时代里,总会有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在时代之“已然”中觉悟,进而作“何然”之究问和“宜然”之选择,成为自觉担当时代责任的社会精英和民族脊梁.被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和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奠基人张元济,就是其中的翘楚.

传播西学的封建翰林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孑民,张元济（1867―1959）字筱济、号菊生.他们是浙江同乡,同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乡试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殿试进士,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同朝为官.蔡任翰林院编修,张是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

虽然都是儒学深厚的封建翰林,但蔡元培“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胡适语）；张元济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实践新道德的老绅士”.他们都具有适应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文化态度和进步思想.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廷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局面,一批开明人士便主张引进西学,开办新学,启发民智,挽救民族于危亡.张元济在1896年创办通艺学堂,并开始学英语,了解西方的现代教育、铁路、采矿、电报、法律等“实用”知识.1894年秋天,蔡元培乞检测回乡1年,广泛涉猎译新知著作,包括《日本史略》、《盛世危言》、《读西学书法》、《游俄汇编》、《代数难题》等.1898年8月,蔡元培还筹设东文书社,学习日文,因为他认为日文易速成,并且重要的西文著作都有日文译本,只要通日文就可博览西学书籍.据蔡元培日记载,在1894年至1899年的6年里,他所读西学图书达100多种.

1898年的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蔡元培认为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张元济也认为：“任何政治改革强加于冷漠、毫无生气和愚昧无知的大众,必然毫无结果.”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路既已被封堵关闭,张元济、蔡元培等便脱离传统人士致仕旧轨,由朝入野,寄希望于自下而上逐步改良教育、培养人才、转变风气.

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而被“革职永不叙用”.1898年10月,他来到“新学枢纽之所”上海,次年应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督办盛宣怀之聘,担任译书院主事（院长）,1901年任南洋公学代总理（校长）.蔡元培也离开绍兴中西学堂,应邀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这一年10月,两人还创办了《外交报》,介绍各国对华的政策和国际事务,批评清政府外交上的腐败.

由于厌恶南洋公学中严重的官场习气,张元济在1902年春辞职,应夏瑞芳邀请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输入国外先进的文化思想、推进社会变革,是张元济从维新变法时就产生的思想,掌握商务印书馆编译大权后,他更是义不容辞传播新文化,先后组织出版了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推出《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商业丛书》、《战史丛书》等介绍西方情况的丛书.1914年前后,张元济曾出访美、英、法、德等欧美国家,考察他们的出版事业.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半个世纪,推动商务印书馆实现了由印刷工厂到出版业巨子的蜕变.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文中这样评价张元济：“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1902年秋天,蔡元培因为支持南洋公学的退学风潮,愤然离开.此后他转而瞩目西方,先后6次到国外留学和考察,留居德、法等国近12年,广泛研究西方文化,介绍求知重理、提倡科学、追求进步等理念,撰写《学原理》、《哲学大纲》、《妖怪学讲义总论》等著作,还邀请著名学者杜威、罗素到中国讲学,认为应该“善于吸收和消化西方文明”,“凡不同的文化互相接触,必能产生一种新文化”,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罗家伦在《伟大与崇高――敬献于吾师蔡先生之灵》一文中誉之：“凝结中国固有文化的精英,采撷西洋文化的优美,联合哲学、美学、科学于一身,使先生的事业,不特继往,而且开来.”

教育救国与出版救国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优秀传统,当中华民族受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时,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便积极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蔡元培是教育救国论的实践者.1898年“戊戌政变”的发生,他“知清廷之不足为,革命之不可已,乃浩然弃官归里,主持教育,以启发民智”.1902年,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爱国女校.蔡元培的现代教育理念形成于其留德期间,揭示于教育总长席上,实施于北大校长任上.

1906年冬,蔡元培以翰林身份申请出国留学时,本着“取法乎上”的原则,坚持“前往德国,专修文科之学,并研究教育原理及彼国现代教育之状况,至少以五年为期.冀归国以后,或能效壤流之助于教育界”.留德4年,蔡元培先后在柏林、莱比锡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美学、文化史、文明史和民族学,为其以后领导全国性文化教育事业做了思想和学术准备.

辛亥革命旗开得胜的消息传到德国,蔡元培“为之喜而不寐”,于1911年11月回国抵达上海.1912年1月4日,蔡元培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短暂的半年里,他废除清末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法令,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等并举的“五育”方针；组织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确立“任子癸丑学制”.这个新学制的主要特点是,反对封建思想禁锢,废止尊孔读经；打破封建礼教束缚,实行男女同校.1912年7月4日,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实行封建专制统治,辞去教育总长职务,“教育救国”的政治抱负也就暂时难以施展.

1913年9月,蔡元培开始为期3年的留学法国生涯.旅法期间,他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关注、研究国内政治问题,认为振兴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而非持一手一足之烈”.在1915年8月13日复蒋维乔的信中也明确表示：将来回国后,“则必不投身政治之漩涡,而专在社会间效力”.因此,当旧友、教育总长范源清电邀他担任北大校长时,他毅然回国.

“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担任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着眼“百年树人”的大计,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大进行历史性改革.他网罗众家,广延名师,调整和充实教师队伍,求得学术的自由发展；改革北大领导体制,实行“教授治校”,推动北大由封建衙门式学堂到资产阶级大学的转变；改变学生读书做官的理念,树立学生探求学理、掌握科学知识和培养人才的新风.

蔡元培在北大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教育改革,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束缚,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许德珩对“五四”运动有一断语：“‘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京大学,而其精神上的指导者是蔡孑民先生.”

当时的一些启蒙家传播新学,大都以知识精英为对象,无暇顾及普通民众.张元济敏锐认识到,更重要的是要普及教育,以出版推行教育则更为实际.“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这是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同仁写的七绝,抒发的正是出版救国的理想.

清政府在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但是缺乏新教材来适应新式教育.张元济就与蔡元培一起组织编写我国第一套“最新教科书”,包括修身、国文、算术等科,并配以各种教授法,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本格局.为了编好教科书,张元济聘请高梦旦、蒋维乔、庄愈等人作编辑,还聘请日本人长尾桢太郎和小谷重为顾问,以便汲取日本编辑教科书的经验,发挥新式教科书使“教者不劳,学者不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1906年,清政府学部公布第一批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在公布的102种书目中,商务版占54种.到1911年,商务印书馆出齐了各年级、各学科的课本共375种,合801册,发行总量达到1亿册.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中国历史教科书》、《最新格致教科书》等教科书.直到解放,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占全国市场的六成左右,为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对于商务印书馆对教育的影响,蔡元培高度评价：“印刷之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等其创始之者,实为商务印书馆.而同业之有事于教科书者,度不能以粗疏之作与之竞,则相率而效之,于是书肆之风气,为之一变,而教育界之受其影响者,大矣.”

张元济“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倾力支持蔡元培的教育改革.在蔡元培赴德国、法国留学时,张元济破例以特约编译、预支稿酬等方式,解决蔡元培留学费用和他在上海子女的生活开支.在与蔡元培合作出版《北京大学月刊》时,合同规定,印数不足2000册,亏损由商务印书馆承担；如赢利,则按照北大六、商务印书馆四分成.对此,后来的商务印书馆老总陈原先生感叹道：“张元济精于经营,却如此‘迁就’北大,可见张老对‘开发民智’事业所持的积极支持态度.”

在张元济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还编辑出版了《辞源》、《国音字典》等辞书,出版了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等在民众中有广泛影响的杂志,辑印了《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等大部古书.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8个年头的叶圣陶在评价商务印书馆时说：“从出版书籍和杂志来说,古今中外、文史政哲、理工农医、音体艺美,无所不包等怎么写作对象如此广泛,出版物种类如此繁多,在当时以商务为最.”

“北大之父”和“商务之魂”

昔日清廷的翰林院编修蔡元培和青年章京张元济,一北一南,主掌着当时中国最重要的高等学府和最大的书局,成为“北大之父”和“商务之魂”,一起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基础.

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的鼎盛,与两位掌门人思想开放、胸怀开阔密切相关.蔡元培和张元济不拘一格择人才、用人才,使得北大和商务印书馆成为“各方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坚强的阵地.

梁漱溟在谈到新文化运动历史时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未必能做,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蔡元培独特的“聚拢”艺术,核心就是兼容并包、爱惜人才.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对于各家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教员只要学有专长,不问党派、信仰,也不求全责备.刚上任不久,蔡元培就“三顾茅庐”,登门邀请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加盟北大任文科学长.刚开始陈独秀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为由推辞,但蔡元培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后来也把《新青年》从上海搬到北京出版.蔡元培还引进当时博士学位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胡适进北大当教师.胡适后来说,如果没有蔡元培,他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一生.蔡元培不仅延揽众多学问大家,而且聘请高明的管理人才.傅斯年曾说蔡元培请蒋梦麟做总务长助理校务为最佳搭档：“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

蔡元培兼容并蓄,广纳各方人士,使北大英才云集,“学风丕振,声誉日隆”.校园里既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又容纳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百家争鸣,群贤毕至,给北大带来了朝气,进而成为中国新思想的汇集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重镇.

美国学者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商务印书馆的鼎盛,同样缘于“商务之魂”张元济开明开放的胸怀.

张元济“唯才贤与新进是求”,竭力主张“预备,培植新进”.张元济聘请了蔡元培、高梦旦、杜亚泉、夏曾佑等一批有识之士,还竭力提携年轻人.1914年时,张元济看到胡愈之写的几篇文章,对这位仅初中二年级学历的青年颇为赞赏,招收为编译所练习生,1年后提任《东方杂志》编辑助理,后又资助胡愈之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任命他为《东方杂志》主编.1916年,在英文部做练习生的沈雁冰（笔名“茅盾”）给张元济写信,就新出版的《辞源》提了200多字的改进意见,张看到后认为是人才,就安排他到国文部做编辑,后又破格提任为《小说月报》主编.1921年张元济还力排众议,聘请年轻的英国留学生杨端六管理财务,使商务印书馆的财务管理提高到新水平,成为当时上海第一家使用现代会计制度的华商企业.

据《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记载,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成为人才济济的学术文化场所,聚合了一大批跨时代的才俊,如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沈雁冰、马叙伦、周建人、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严济慈、陈望道、竺可桢、顾颉刚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中国文化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

到1926年张元济退休时,商务印书馆已成为“全国文化第一机关”,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商.1956年,茅盾在张元济90岁生日的祝辞中高度评价：“从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化,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

忠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激发了蔡元培、张元济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他们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主义革命家.“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追求人权、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并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争取、保障人权、营救政治犯,进行不懈努力.1934年,蔡元培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设宴邀请,蔡元培语重心长地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对他说：“关于中日的事,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时,老泪纵流,举座感动,令汪精卫尴尬不已,如坐针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病体羸弱的蔡元培依然用他的威望,呼吁世人谴责日寇、一致对外.1937年,蔡元培决定研究院认购救国公债6万元,并用研究院部分房屋办伤兵医院.同年,蔡先生被推选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委员,并创办《救亡日报》.1938年9月23日,蔡先生领衔与郭沫若等文化界人士联名致国际联盟大会主席,要求“对暴日实施最大限度之制裁”,并声明,“当此侵略狂焰蔓延全国之际,我国决为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奋斗到底”.1939年7月,蔡元培被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选为第二届名誉主席,同年12月底,年逾七旬的蔡元培,用《满江红》词调为中国分会撰写会歌,对抗战事业充满必胜信念：“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张元济自被革职后,虽远离官场而致力出版事业,但不减对国内政局关心,坚持反帝救亡,反对同室操戈.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行政负责人王云五商定,决定搬运上海闸北地区机器物资到租界,加速长沙建厂速度和扩大香港工厂,动员工人到香港、长沙工作,出版适合战争需要的读物.

1940年,张元济出版了3年前编著的《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用古代杀身成仁的故事宣扬民族志气,伸张爱国正义.“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在狱中读了此书,兴奋地写信给张元济：“实获我心,韬等所始终坚持生死不渝者正为先生谆谆训诲者也.此书在国难危迫如今日,尤弥足珍贵.”

抗战结束后,针对集团发动内战,张元济挺身而出,呼吁和平.1947年6月3日,他邀集上海七旬以上10名老人联合上书上海当局,抨击当局“纲纪荡然,令人惊愕”,要求“将被捕学生速行释放”,这就是有名的“十老上书”.1948年9月23日,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开幕,年逾八旬的张元济慷慨陈词：“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等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当时,、何应钦等都列席在场,张元济敢这样公开呼吁停止内战,勇气和胆略实在令人佩服.

蔡元培和张元济相交半个世纪,志同道合,他们为救国强国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在近代中国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上海青浦区的“福寿园”,是一座称誉海内外的“仰社会名人、寻文化之根”的人文纪念公园,里面有一尊组合青铜雕像,蔡元培神情沉着、款款而道,张元济带着理解和尊重在聆听、在思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