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内中式“误读”现象之

摘 要：在文化传播、交流的过程中,必然产生文化“误读”：有意识误读与无意识误读.虽然“误读”是全球普遍规律,但时代国别的不同又表现出不一般的“个性”.厨川白村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中式有意识“误读”现象的典型.而理解文化“误读”现象,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是避免、消解、缩小消极误读影响的途径,也是产生、引导、扩大积极误读的方法.笔者从中国学者与传播途径两面解析：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传统及精英和草根文化层面的差异,进而探索“误读”背后的规律.

关 键 词 ：有意识“误读” 中式 跨文化 传播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明学说里有个观点：一个文明的先进程度,与他和其他文明的交流程度正相相关.在笔者看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的发展,虽可等效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系统的自组织化过程,但若不和别的文明进行交流,放弃借鉴、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定会走向文明边缘.在文化传播、交流的过程中,必会产生文化“误读”.研究这种文化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对当前不断增强的文化交流,在互相理解、沟通以及消除误会方面不无裨益.

一、文化传播中的“误读”：无意识“误读”与有意识“误读”

跨文化研究中,不论古今中外,都有很多“误读”现象,这是普遍规律.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论》中指出,文化交流活动中由于文化过滤的作用,导致发送信息的减损和接受者文化的渗入,从而造成影响误差,即文化误读.它分为无意识“误读”与有意识“误读”.

如在中国,龙被赋予“吉祥”“高贵”“皇权”等涵义,而西方“dragon”的意象则与“龙”大相径庭.英语词典对“dragon”的释义是“一种想象的有翼、能喷火、蜥蜴状的巨大怪物”.在《圣经》和英语文学作品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恶兽,是魔鬼和罪恶的象征,最终要被英雄杀死.迪斯尼电影《Mulan》（花木兰）中“中国龙”被换成“蜥蜴”的形象,显然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龙的文化意向,这说明中国龙在西方世界还是一个未曾被读懂的文化象征.这就是一种无意识“误读”.它往往是由于译者对源语文化,缺乏足够了解或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约而产生的.

而在文化传播、交流中,有些误读则是主体文化和译者有意选择的结果.译入语文化由于本身的发展需要,对源语文化的某些层面加以强调,另一些层面加以弱化或忽视,甚至在某些特殊时期,还可能对源语文化进行扭曲变形.近代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在中国的传播便是有意识“误读”的典型.

这点有许多证据可证明.在日本,厨川作为学者、文明批评家,随笔作者被广为人知.日本评论家将他一生的主要成绩则分为以下三类：1.诗文学的研究,2.欧美文学的介绍,3.作为文明批评家、社会批评家.

到了中国,他却被看作文艺理论家.首先译介厨川的,是一些崇拜其人格、视其为导师的年轻人.他们都曾在日本留学,甚至与厨川见面交谈过,对其应十分了解,却不约而同地将厨川以文艺理论大师的身份引入中国.如《少年中国》创刊号上,田汉发表《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文章第六节“惠特曼的灵肉调和观”使用了《欧洲文艺思潮论》灵肉调和的观念,他还特意说明此观念这是厨川这位文艺家提出的.

而作为公众“意见领袖”的鲁迅,在翻译《苦闷的象征》之后,说该书“其实是文学论”,似乎更为厨川定了性.这种有意识“误读”一直持续着,直到20世纪30年代年都未改变.1930年12月10日《读书月刊》第2期,刊登了一篇名为《介绍一个文学书目》的文章,其中,文学原理之部中列举了厨川这么几部书：

《苦闷的象征》 厨川白村著 鲁迅译 北新

《出了之塔》 厨川白村著 鲁迅译 未名

《走向十字街头》 厨川白村著 刘大杰译 启智

《近代文学十讲》 厨川白村著 罗迪先译 启智

《文艺思潮论》 厨川白村著 樊仲云译 商务

问题是厨川上面几部作品,只有《苦闷的象征》是文艺理论专著,其他如《西方文学思潮论》《近代文学十讲》是欧美文学介绍,《出了之塔》《走向十字街头》是文明社会批判类散文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厨川白村由日本人眼中的文明和社会批评家,变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文艺理论家,这是中日文化交流传播过程中,产生的“误读”现象的典型范例,也是跨文化交流、传播过程中的中式“误读”现象的典型例证.

二、跨文化交流、传播内中式“误读”的思想根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为何会产生上面的“误读”现象?为何称之为中式“误读”?因为它除了普遍性外,还极具中国个性与时代的特殊性.笔者认为,中国学界根深蒂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思想,是这一“误读”发生的思想根源.

中国从清末开始,就是要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时务报》翻译专栏及《大同译书局叙例》均提倡翻译“东文为主,辅以西文”,张之洞认为译日文“速而又速”“译西文不如译东文书”,因为日语“为我文字者十之八”,学起来省时省力.甚至还有人说日语“可不学而能”.清末知识分子正是以这种天朝大国唯我独尊的心态,来面对外来文化的.

以自身为体,外来为用,似乎是世界文明对待外来文化的一致做法.但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国文化本体感更加强烈,这是因为“中学”传承了几千年从未被打断过,显示出极具凝聚力的特点.当它与强大的外来文化接触时,不会被全盘外化,导致自身文化传统的中断.而当下学界笼统地将“中学为体”的“体”,概为封建、三纲五常等思想,有些流于肤浅表象化. 实际上,中国文化本质具有深厚的人文色彩,中国文化中的思想是异常发达和显著的.梁漱溟（梁焕鼎,1893―1988）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把世界文化分为三大类,即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他认为西洋文化的特色是以直觉运用理智,中国文化是以理智运用直觉,而印度文化则是以理智运用现量（即唯识论中的现比量）.他很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的哲学是从外而内的,与中国并不一样,因此能够产生出科学,所以他主张中国必需全盘地把西方文化接受过来,但在接受时必须把态度改过,而这种态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态度,即运用理智去控制直观.这本身就表明玄学派和科学派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存在着一定的戒心,科学知识绝不能盲从,必须要有一个接受的态度,这个态度才是“中学为体”的思维内涵.

就中国而言,因为有“中学为体”这个高于知识的存在本体,所以中国在接受西方科学时,尽管传统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对个人存在层面而言,并未带来大的震动.有了“中学为体”的思想,对于“为用”的学问,不论是西方的还是日本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引入中国时,比起同时代别的国家译者的翻译态度,天然多了一份功利的意味,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信仰的“启蒙”与“致用”传统的延续.

在这个前提下,就很容易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对厨川的“误读”现象了.早期创造社把厨川作为文艺理论家引入,显然是针对当时文艺理论匮乏的中国文坛.对厨川批判社会文明国民性作品――《近代恋爱观》《出了之塔》《走向十字街头》等著述的译介,更完全是针对当时中国国情.作为公众“意见领袖”的鲁迅说对其的译介是“作为从外国药房贩来的一贴泻药罢”.厨川的创作是针对日本社会的,这使得翻译时,厨川本人的强调与主张完全不在译者考虑的范围内,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能对中国文坛有何实际帮助.

如厨川希望政治家也能通过阅读自己的文章,得到教训与启蒙,从而更快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因此在《近代的恋爱观》写了一篇附录“创作与宣传”：希望政治家能够理解文艺,和文学者沟通,以求进步.这一观点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被译者们有意地去除了.任白涛在翻译《恋爱论》（《近代的恋爱观》）时,没有把《创作与宣传》一文收入,夏尊在翻译《近代的恋爱观》时同样没有收录这篇论文.

还有在《近代文学十讲》中,被厨川毫不留情批评的自然主义,却在一段时间内多被中国学者所倡导.有趣的是,尽管中国学者大都接受了厨川的新浪漫主义观,却并不提倡新浪漫主义,很多人反倒认为,自然主义才是目前中国应该走的道路.

鲁迅干脆直接拿《苦闷的象征》作为教科书.但根据笔者研究论文《20世纪20年代两种流行文学理论

之比较研究》分析,《苦闷的象征》的体例并不适合成为通用教材.

也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因此,当厨川思想对中国“没用”了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会对其进行无情地背弃、批评甚至批判.

以“苦闷”与革命发生冲突后,鲁迅等人的态度为例.1928年鲁迅写道：“日本的厨川白村（H.Kuriyagawa）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等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地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提出了‘作家的无产

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可见,鲁迅在当时“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对厨川的文艺观作出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从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对《苦闷的象征》提出了批评等”

再如钱杏在《达夫代表作后序》中,开篇就说,“自然,厨川白村的论断往往有许多的错误”,后在《艺术与经济》一文中,论及经济对艺术的巨大影响时, 他又对厨川“文艺是苦闷的象征”的基本观念持有异议：“厨川白村这种论调的错误和他的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一样.艺术不仅不是苦闷的象征,也不是自己的表现.”

总之,对厨川的“误读”是中式有意识“误读”的典型例证.而其思想根源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他们用理智控制直观,对同一作家的同一专著,随着时代变更,不断改变着自己“有用”“无用”的价值判断.笔者这一论断的依据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有意地对厨川思想的某些层面加以强调,另一些层面加以弱化或忽视,甚至在某些特殊时期,还对其进行批判、背弃下的扭曲变形.

三、跨文化交流、传播内中式“误读”的传播途径根源：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的疏离

列宁认为,每一个现代民族,都有“两种文化”.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换言之,就是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这二者由于所处地位不同,因而对外来文学的接受,不论是眼光、感情、选择都有所不同.

在中国现代文学接受史上,中国学者译介、接受厨川的目的有三种：一是有感于其人格而出于崇拜思想,二是拜服其文论的进步性,三则只拿来“致用”即普及文学理论知识.当然,这并不表示译者完全不考虑读者的情况.如高长虹指出：“对于当时的文艺现状,鲁迅那时所希望的是,一面把读者的文艺理解能力提高,一面仿佛也希望有所谓天才者出现,为完成前一种工作,他翻译了厨川白村的几种著作.”但读者不可能都是鲁迅期待的那种理想读者,因此他所倡导的和读者真正接收的往往有所差异.

读者有基本的两类：一是有着相当知识储备,且乐于接受新知识的理想性读者,二是有阅读能力,但以娱乐消费型为主的大众读者.在中国,特别是那个朝不保夕、丧权辱国的时代,中国大众读者似乎更多属于第二类.从传播途径来看,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的疏离,也是产生中式“误读”的根源之一.以对厨川的接受而言,笔者分析：大众读者一没有考量太多,更多地出于直接感性的感情,二出于利益考虑,即因名人推介而追求时髦或干脆是一种从众心理.他们的接受流于肤浅、兴趣容易转移,通过他们,新思想的影响无法长期维持. 像“苦闷”的言说,也曾在中国风靡一时.而其流行的原因不外是名人推介、报刊流行、时髦用语等等.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名人译介与多层面地推介,到30年代左右在中国现代文坛形成了“苦闷”的语境.这时,厨川的文艺思想在中国,已在《少年中国》《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妇女杂志》《新民丛报副刊》《文学周报》《东方杂志》《晨报副镌》《小说月报》《妇女周报》《京报副刊》《民铎》《莽原》《新教育》《狮吼》《北新》《开明》《文艺月刊》等二十余个报刊上刊载或连载,其中不乏在当时影响力极高的大报刊,通过这些报刊媒体,厨川拥有了大批大众读者.

在从众心态、追求时髦的心理的主导下,读者们人云亦云、推波助澜,使“出了之塔”“走向十字街头”成为“革命”的代名词,使“苦闷”语境成为主流话语.但厨川思想内涵却被读者忽略、不理解或毫不在意.

如《恋爱论》在中国的遭遇.这本书似乎是因为“恋爱”这个颇富魅力的名词,才如此吸引人的.《恋爱论》的译者任白涛,就曾被对书名“误读”的读者弄得哭笑不得.他写过这样一件趣事：“一个朋友一天到湖我,曾向我说：‘我有两个朋友写你的《恋爱论》,都说上当.’我问他怎样上当,他说：‘他们以为书里头是有什么趣味的,谁知一看没有!’我又问他那两个朋友是不是《小说世界》的读者,他没有明白我的话,我又响亮地说：‘那两位是不是堕落派的小说的读者?’他把腰弯有九十度,笑的合不住嘴地连着说：‘是的,是的!’我现在正告与上记的两位读者同样的读者们：检测如你们拿堕落派小说的‘趣味’来读这书,你们是定要上当的,还是不读为妙!”

大众读者的兴趣最易转移.20世纪40年代以降,中日矛盾初步解除,中国日本观不再尖锐敌对,不断有学者将厨川理论的部分内容化为己用,使厨川的思想更加中国化,成为纯粹地文艺符号.不再为众人瞩目,又没有名家大师的推崇,大众读者立即失去兴趣.到中国新政权的成立,“革命”文学有了权力支撑,厨川更是直接从中国淡出.虽然他的思想、理论及从其而来的“新名词”还在不断被提起,但知道其来源的人却越来越少.因此,从中式“误读”的传播途径来看,精英文化和草根文化的疏离,也是产生中式“误读”现象的根源之一.

总之,近代文明中文化交流是必然的.交流的过程中,“误读”现象必然的产生也是必然的,这是全球文化传播中普遍存在的规律.不论是有意识“误读”还是无意识“误读”,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两种作用.

消极作用有时还会产生严重后果.如电影《刮痧》中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时,控方美国律师在法庭上这样描述《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别人种了九千年的桃子,他不跟主人打一声招呼摘来便吃,当人家制止时,他不但不听劝阻,而且还大打出手毁了人家的桃园.等像这样一个野蛮顽劣的猴子,竟被许大同在电子游戏中描绘成英雄等”以此证明移民美国的许大同有暴力倾向.孩子身上刮痧后出的痧,更成为指控许大同实施暴力的有力证据.在美国的“文化模子”下,中国人心目中敢于反抗权威、追求自由的孙悟空,变成了“不守法”的公民.美国人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中国传统的治疗疾病方法――刮痧,有排毒、舒筋通络、调整阴阳的功效,更不相信“出痧”是刮痧后的正常反应.文化“误读”的后果,是许大同百口难辨,最终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可见“误读”的消极作用不容小窥.

就“误读”的个性而言,即使到了信息发达,全球一体化的当代,种种中式“误读”依然存在,并从上而下不断影响着大众的集体心态.从80年代的“学洋”、90年代的“失语”到目前的“炫材”.

虽然,像斯坦纳所说：“在翻译史上,幸运的误读,往往是新生命的源泉.”积极误读在文化发展中能起到好的推动作用：使外国文化更容易在本国传播,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如印度佛教的汉译就是典型例证,这种利用中国儒道学说来比附印度佛教学说的阐释方法显然是十分有效的.积极误读还能赋予文本新的意义,丰富原作内容,重新发现原作价值,甚至“创造”出文学名家,像茅盾对尼采的解读,寒山诗在美国五六十年代的风靡等等.

但反过来说,消极误读可能产生的危害也异常严重,会造成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的坚实隔阂.实际上,误读是一把双刃剑,若对它可能有的消极作用认识不足,而一味强调其积极性,极有可能损害其本来具有的合理性.以致达不到提出“误读”这一概念的本来目的.因此,应理解文化“误读”现象,认识其本质.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念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而应受到尊重.这是避免、消解、缩小消极误读影响的途径,也是产生、引导、扩大积极误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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