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秘书”的断想

按照辞书上的解释,秘书就是协助领导人处理综合情况、开展调查研究、做好联系接待、文书和交办事项的人员.也就是说,秘书只是领导人的助手、参谋和身边的办文办事人员,未经领导授权,手上没有任何法定权力.

可是,在行政关系之中,权力必须通过具体运作才能体现出来.领导与秘书之间存在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共存”与“依赖”关系,领导的权力行为,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秘书来实施,历史上秘书的“佐官以治”身份,很容易演变成“代官以治”角色.

我国历史上许多中枢权力机构,都是从秘书机构演变过来的.

最有名的是秦汉时期的尚书台,从一个纯粹的文书的内朝秘书机构,演变成南北朝以后的宰相衙门尚书省.

因为那些文书的尚书和尚书令,权力越来越大,干政越来越厉害,皇帝不得不转换思路,干脆让他们成为宰相,另外在内朝组建一套新的秘书班子和机构,这就是中书省的由来.可是好景不长,中书省的中书监和中书令们,后来也沿着尚书令的轨迹,慢慢变为宰相,中书省自然也由内朝秘书机构,演变为外朝宰相衙门.

皇帝再次在内朝的翰林学士院代行秘书职务,并规定学士没有编制和级别,只是个“临时工”,不享受任何待遇,单纯负责机密文件起草.后来,翰林学士院虽然没有步尚书省和中书省的后尘,成为宰相衙门,但却成了“天子之私人”,被皇帝视为心腹,备受亲重,号称“内相”.以至到了唐宋时期,凡涉足翰苑,被用为秘书,竟被认为是“一佛出世”,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和钦仰,翰林学士也像获得了晋升宰相的文凭一样,日后极有可能被提升为宰相.明朝内阁制形成以后,阁臣也多是从翰林官员中选拔,几乎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废丞（宰）相,由皇帝亲揽政务,丞（宰）相一职便被废置了.可是在后世许多人眼里,明清时的内阁就是宰相衙门,内阁大学士就是宰相.一是自从有了内阁以后,阁臣们虽然只是五品小官,手上没有什么行政权力,但由于他们在宫廷殿阁之内工作,随时听候皇帝的传呼差使,然后经由他们的传达和安排才能得到贯彻落实,人们便误以为朝廷政务掌控在内阁之手了.其次是明仁宗和明宣宗做皇帝时,明成祖时期任用的大学士如杨荣、杨士奇、杨溥等人都还在位,他们以前朝旧臣元老的身份和熟谙政务的资历辅政,年幼的皇帝就不能不把更多的政务交给他们,内阁的权力于是逐渐加重,阁臣的官阶也有了相应提高,有的越居六部尚书之上,有的成了一品大员.特别是宣德年间阁臣获得了“票拟”批答之权,能够代皇帝立言.而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差不多都是荒怠懒惰或宠信宦官之人,国家的日常事务,不仅大都推给内阁,而且大学士所拟的“票拟”,几乎都能转化为“朱批”御旨,大学士权力之重、地位之隆,自不待言.

清朝设立南书房尤其是设立军机处之后,一方面把机要章奏交给这两个机构,军国要务都由军机大臣承旨出政,内阁则沦为例行政务、颁发文告的机关,大学士也成了进爵的虚衔；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不管在南书房还是军机处工作,不管是军机大臣还是军机章京,大大小小的秘书通通不给正式编制,一律都是“临时工”.然而非常有趣的是：皇帝对秘书的管束虽然如此之严,但作为清朝皇帝机要秘书处的军机处,后来还是成了凌驾于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之上的最高权力中枢.

历史上的秘书机构能够摇身一变为宰相衙门（或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权的衙门）,并不是这些机构本身被赋予了多大职权,而是在其中工作的秘书个人权势不断膨胀,最后达到炙手可热的程度.如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即唐顺宗朝的王叔文和王侄,以翰林学士身份发动和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就演绎了历史上“秘书当政”最为传奇的故事；清康熙朝的“南书房行走”高士奇,其权势显赫之时,那些有求于他的各部门头头和内阁大学士们,几乎每天都挤在他家门口的马路上等候他下班回来,或探听只有高士奇才知道的内幕信息,或通过高士奇之手向皇上传递什么东西,这种场景同样让人看得目瞪口呆,不得不感叹皇帝秘书是多么地受人“追捧”.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25岁的小青年赵烈文尚没有正式进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派他下部队参观考察,湘军水陆各营的主要将领彭玉麟和周凤山等人,见了他无不毕恭毕敬,唯恐有所怠慢.而在湘军和太平军进行生死较量的关键时刻,曾国藩派赵烈文到金陵,帮助曾国荃工作,曾国荃手下的提督、总兵等大员们,全都穿着官服投到帐下迎接他,曾国荃本人也把赵烈文当“钦差”,给予他很高礼遇.赵烈文当时只是一个30岁刚出头的“副处级”秘书,为人谨慎,作风正派,手上也谈不上有什么“实权”,但他是曾国藩的秘书（哪怕仅仅是候任秘书）,“含金量”就有这么高,实际“权威”就有这么大.

说到清朝秘书干政,就无法避开师爷这个话题.这群衙门黑官或说体制外“公务员”,不仅在官场中的作用极其重要,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十分活跃.他们是幕主的亲信、智囊、私人秘书,幕主倚他们为左右手,委以重任,不可须臾离.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编制,本身并不是官,但所办之事都是官府重要公务,手中掌握了相当一部分官府的实际权力；他们虽说是“佐官以治”,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代官出治”.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邵晋涵感叹：“今之吏治三种人为之,官拥虚名而已.三种人者,幕宾、书吏、长随也.”（《学治续说·用人不易》）可见“幕宾”（俗称师爷,也称幕友）在清代地方政治的作用与地位是何等重要.他们表面上是官府中为官员捉刀如何写和出谋划策的秘书和智囊,实际上却是操纵地方政治的实权人物.

清朝秘书干政的最大弊端,无疑是“师爷当家”现象.到了晚清,师爷们纷纷从后台跳到前台,将“佐官以治”变成“代官出治”,竟成为国家日常运作中一股不可或缺的政治势力.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工作期间,以师爷幕友身份实际掌理湖南全省军政近六年时间,虽然将湖南的各种事务不分巨细,处理得井井有条,使本来比较贫弱的湖南一变而为“东南保障,天下倚属”（《湘军志评议·湖南防守篇第一》）,在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作用,他本人也获得了巨大声誉,在政界声名鹊起.然而,左宗棠的所作所为,说轻些是越俎代庖,说重些是越权干政.因为根据大清律例,幕友没有任何官场身份,也不能抛头露面,只能隐身幕主身后出谋划策,处理文档.骆秉章也完全失去了分寸,把军政事务一律托付给他,听凭其处置.这种严重逾越常规的行为,为法纪所不容；湖广总督官文最后参劾左宗棠为“劣幕”（专横跋扈、越权干政、表现恶劣的幕友）,也确实没有冤枉他.正因如此,左宗棠被劾为“劣幕”后,除了向骆秉章告辞,黯然离开湖南巡抚衙门,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的.

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秘书史近30年,又是秘书科班出身并较长时间从事过秘书工作的学者,我要由衷地表达一个希望——

“秘书干政”当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