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理视域中的能源政治与安全观

摘 要：关于国际能源政治及其安全的各派理论观点虽视角各异,但其相互间实际上是互为交叉和影响,并日益呈现出共同特征.随着冷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在能源领域的相互依存日渐加强,既竞争又协调成为国际能源政治的主流.由此各方越来越重视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及其国际机制的建设,主张通过国际合作与协调来实现能源安全,将维护能源安全与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国家的对外政治和经济关系紧密联系起来.

关 键 词：多维理论；能源政治；能源安全

作者简介：余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戴轶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2－0107－14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七十年代两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造成中东乃至世界油价的急剧暴涨,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严重“滞涨”危机和世界多国经济的普遍衰退,西方国家不得不将石油的稳定供应提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上来,在经合国家建立以集体能源安全保障体系为特征的“国际能源署”开展能源消费国机制化国际能源合作同时,“能源安全”的观念也在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和学界中出现.

梅森威尔里奇是较早从政治角度分析能源问题的西方学者,他在1975年出版的《能源与世界政治》著作中提出“能源安全”概念,认为“能源安全是国际能源政治最为关注的问题.这是因为能源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至关重要,各国在能源资源的分配、技术和资本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以及在国际政治结构中缺乏一个具有分配资源能力的集权体.”同年,瑞典学者博黑恩贝克在专题报告《石油与安全》中指出,“石油对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安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之一,石油的短缺,对国内和国际安全自然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等眼前的‘石油危机’虽然在几个月里就过去了,但能源问题的严重性却依然存在.这次‘危机’的后果,不说别的,至少表明急需充分研究能源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以及石油对一切国家的经济、贸易和外交的影响.绝大多数国家是依靠进口这种极其重要的资源来维持它们的经济、社会和军事安全的,今后,有关石油的问题,在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防战略中将比过去居于远为优先的地位.换句话说,作出关于国家安全和战略安全的决定时,将要大大地而且愈来愈多地考虑下述几个问题：不仅要考虑到潜在国内能源的供应,而且要考虑到国外能源供应的地理位置以及与其这种供应是否可以获得等问题.”显然,黑恩贝克在此已明确提出“能源安全”的重大意义及相关研究的基本方向.

此后,国际学术界有关能源问题的著述层出不穷,但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能源安全”概念,因为“能源安全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对于能源安全的解释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同时,由于各方学者考察、评析和倡导的能源政治和能源安全观的视角各有差异,因此也形成当今国际关系多维理论视域下丰富多彩的能源政治和能源安全观,大致可分成以地缘政治学、相互依存论、新安全论、能源外交学等为主要分析工具的有关能源政治和安全的不同理论流派,同时各理论流派观点之间又存在相互交叉与影响等特征.

一、能源地缘政治学的考量

在当代国际学术界关于能源政治和能源安全的研究中,不少学者着眼于地缘视角,将地缘政治学作为一种考察、分析能源政治和安全的理论工具,形成以地缘政治学为基础的能源地缘政治学.能源本身所具有的稀缺性和分布的不平衡性决定能源问题的地缘属性.由于“石油经济是世界性质的经济,它要求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因此它必须有一个特殊的地缘战略学说”.“这种地缘战略学说是以石油资源具有生命攸关的特点及其分布不均为基础的”.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问题上自然会发生合作、竞争、冲突甚至战争.因此,地缘政治学成为各国政府和各大石油公司制定能源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能源地缘政治学的一个早期主要代表是美国的梅尔文科南特(MelvinA.Conant),他是较早从地缘政治学角度对能源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学者.1978年他与弗恩戈尔德合作对世界能源局势和政治影响进行分析,出版了《能源地缘政治》一书,被认为是关于能源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基础文献.两位学者指出,“获取原材料尤其是获得能源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当务之急,获得这些基本商品的能力已不再受到传统的殖民关系或军事力量的保护,而是取决于地理因素和各国政府在不同政治条件基础上进行的政治决策.控制资源的国家将控制那些依赖于资源的国家,从而引起国际关系的深刻转变”.

必须看到,地理因素对能源安全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科技的进步、对原材料的需求、国内和国际政治目标的变迁,以及判断追求政治目标手段的合法性标准的改变而变化.与此同时,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也会因国际体系自身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新国际行为体的出现,权力的分散和相互依存等国际环境的变迁都会导致地缘政治和获取能源手段的变化.能源地缘政治除了要考虑能源资源蕴藏所在地的地理位置之外,能源的勘探、开发、运输、提炼、市场,及其相关的技术研究、经济增长、特定经济体系的资源需求以及可持续性等影响能源供需的因素,都是能源地缘政治所关注的对象.

二战后世界能源地缘政治的图景是：石油资源的开发集中于中东,石油的运输和提炼及消费市场控制在非欧佩克成员的工业化国家,国际石油产业由美英等西方国家跨国石油公司主导.科南特等人指出,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后,国际石油形势出现的新要素就是“石油的开采集中于少数欠发达国家手中.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的迫切需求和缺乏立即可用的替代品,增强了这些欠发达国家的自信心.石油分布的地理位置及其控制,成为欠发达国家改革或取代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工具.与此同时,当前能源地缘政治面临的挑战是：在石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且其位置被限制在一个地理区域的情况下,世界如何满足其能源需求”.科南特与戈尔德从全球范围考察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政策和各种能源的发展前景,特别是对能源消费大国美国如何面对短期和长期的供应威胁提出能源政策建议.此外,科南特还在1979年创办国际能源研究领域的专业期刊《能源地缘政治学》.在北美和欧洲,八十年代以来还有不少能源地缘政治学著述发表,如杰里米拉瑟尔的《天然气地缘政治学》和皮尔一诺尔驹劳尔的《矿产资源地缘政治学》在1983年出版,1987年安德烈驹劳尔的《石油天然气地缘政治学》发表.

能源地缘政治学理论对西方国际政治和战略界产生重大影响.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人都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阐析美国的能源政策.他们都非常重视对世界能源中心的控制,主张美国从世界能源地缘政治出发,思考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确定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

全球油气资源的分布、生产与消费在地理上的不平衡性造成了石油经济要素的分离,即资源与消费分离、资本与需求分离、科技与开发分离,从而导致石油战略竞争加剧,影响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八十年代后期起,世界能源地缘政治格局进入欧佩克与非欧佩克对峙时代.冷战后环里海地区成为世界新的油气供应源,同时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和西非的几内亚沿海地区的油气开发也趋于活跃.这些新兴油气资源地区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中东地区为核心的更大范围石油资源带形成.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约翰米切尔、彼得贝克和迈克尔格拉伯敏锐捕捉到这一新变化,在1996年出版《新能源地缘政治》一书中,全面阐述了冷战后的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新特点、新发展和新趋势.他们认为,所谓能源地缘政治的“新”主要表现在：第一,石油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地位下降,中东在世界石油市场上份额下降,石油市场越来越开放,竞争性和透明度增强；第二,冷战结束使美国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采取自由行动的主要约束消失,得以在中东彰显军事力量,保护该地区的石油供应；第三,俄罗斯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油气资源融入世界体系,将引起国际能源贸易转变；第四,随技术和电力部门发展,天然气重要性上升；第五,亚洲将成为能源“新地缘政治”主要威胁；第六,许多发达国家对核能使用从满怀希望变为担忧；第七,缓和全球气候变暖政治进程已启动；第八,能源供应或投资在中东出现崩溃可能性仍然存在.由此形成新能源地缘政治学派,强调自由化、对市场的不干涉原则,并认为世界能源地缘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

2000年,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研究报告《跨入21世纪的能源地缘政治学》,着重从美国视角分析当代世界能源与地缘政治关系.一方面,报告阐析影响当今世界能源供需状况的地缘政治若干发展趋势：(1)主要能源生产国局势继续动荡不安.2020年全球将有一半石油需求依靠那些动荡国家来满足.而此前一个或多个关键能源生产国随时可能爆发危机；(2)经济全球化将使全球主要能源生产商和消费者受到新的竞争和政治压力.它将促使全球能源供需增加,导致能源严重波动；(3)熟练运用新信息技术的非政府组织在确立能源生产与消费方式方面作用日益增强.掌握新技术的恐怖组织可能会对日益复杂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极大破坏.激进分子可能通过空间恐怖活动扰乱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报告也指出,国际能源格局的多种因素也可能对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状况产生影响.能源需求摇摆不定影响能源出口国国内局势和国际地位.经济衰退造成全球能源消费急剧下降,可能使众多能源出口大国局势不稳；相反,经济持续增长加上能源需求上涨将使出口商拥有更大影响力.能源供应与需求平衡有助于改善能源进出口国之间关系.如果能源生产国局势动荡不安,能源供应就可能急剧下降.如果开发新储备和提高生产能力可满足能源需求的增长,能源供求之间就可维持平衡,就会推动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关系的稳步发展,形成双赢局面.建立能源网络与实现贸易自由化可以使亚洲经济增长基础更为坚实,环保问题对政府、生产商以及消费者能源决策影响不断增强,强化更大范围和内涵的国际能源合作及其相应机制完善愈加迫切.

显然,新能源地缘政治学派突出的创新性在于,相对于旧的能源地缘政治学派,它更强调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及其机制的建设.

二、相互依存与国际能源合作机制论

相互依存理论以二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间相互联系和影响急剧增强的事实为依据.20世纪七十年代正当相互依存理论盛行之时,全球首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促使西方国家认识到了“一个并不称心如意但却更为对称的相互依存的存在”,相互依存理论成为国际学术界认识石油危机、探讨能源安全的主要理论工具,并对世界各国开展国际能源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梅森威尔里奇认为,“能源领域是战后世界经济日益趋于相互依存的一个典型例证等必须从经济相互依存的现实出发来认识能源安全问题”.战后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是经济迅速复苏和长期增长的结果.但这同时导致世界经济中的一般利益和国家特殊利益出现紧张关系,石油在拉动经济增长和孕育制造业经济威胁方面的角色凸现.“所有依赖于外国石油的国家在石油禁运中意识到其国家经济命脉正处于外国控制之中.因此石油领域的相互依存己在西方国家引起广泛而深远的经济不安全感.”@能源格局中的油价、产量水平和禁运等反映在国家特殊利益和国际社会一般利益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和国家独立自主性之间存在紧张对抗,而国际社会缺乏调和这些冲突的制度框架,因此能源危机成为一种“制度性挑战”.

1976年纳兹利乔克里推出《能源相互依存的国际政治》一书,深刻剖析国际能源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增长的石油贸易和不断上涨的石油对所有国家国际行为的制约导致了世界范围的相互依存.”石油生产和交换的不对称结构决定石油居高不下,进而引起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后果,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增强了对国家独立自主性的制约.能源交易中的不对称提供了促进相互依存的基础,在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形成相互影响与制约的杠杆.在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高度依赖石油进口的同时,石油出口国的经济也依赖于西方,以获得工业产品、先进的技术和怎么写作.国际石油合作日益受到不断壮大的欧佩克以及石油消费国对石油的直接投资的影响.石油既可作为欧佩克国家的武器,也是西方国家影响石油出口国政治的潜在工具.这种相互依存使双方认识到在保持国际经济军事稳定方面存在共同利益,由此形成集体行动的制度化基础.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使西方首次认识到,解决全球经济问题时应考虑石油出口国要求,“国家能源机构的建立表明包括欠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协商正在逐步推进之中,正在寻找国际能源交易的规则”.

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世界性石油危机、美元地位的动荡、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以及粮食、资源、环境、气候等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尤其是世界经济领域各国各地区相互依赖的凸现,全球主义观念逐渐对传统和新兴的现实主义各种思潮冲击增强,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等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从全球化发展和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理论出发,强调国际机制对国际能源体系构造的作用.国际机制包括由国际规则、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组成的框架.他们认为国际机制在国际合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可通过对国家行为进行规制,通过谈判、合作达到互信来减少彼此间的恐惧感.通过谋求国家之间的合作摆脱国家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安全.在能源政治尤其是能源安全问题上,国际机制不仅能防止国际能源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而且能有效促进处于相互依存中的世界能源领域里的国际合作.

奈在《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中精辟分析石油危机中相互依存因素的关键作用.他指出,战后20多年里,跨国石油公司“七姐妹”和产油国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20世纪七十年代,以跨国石油公司为中心的国际石油机制的崩溃,是因为跨国石油公司同产油国讨价还价的能力逐渐消失.与此同时,新的跨国公司进入世界石油市场也削弱了“七姐妹”的讨价还价能力.这就是七十年代全球石油危机爆发相当重要的国际背景.作为世界产油大国、美国石油重要来源地的沙特阿拉伯,在这场“石油斗争”中采取相对谨慎的态度,既是由于它在美国有巨额经济投资,也是考虑到美国是唯一有能力为海湾提供长期安全保障的国家.因此不仅是石油,武力也是一种权力源泉.“武力在幕后发挥了作用,安全相互依存和石油相互依存之间存在着一种间接的联系”.奈进一步指出,在信息时代石油依然十分重要.正在发展的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网络不仅导致共赢,也产生政治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不能忽视作为权力源泉的石油在一个相互依赖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

基欧汉则在《霸权之后》一书中,画龙点睛地分析了相互依存对世界能源领域中国际合作机制的重要影响.他提出,从六十年代中期到1983年,能源相互依存使国际石油机制发生显著变化,产油国开始在一体化日益深化的国际原油市场发挥作用,以“七姐妹”所代表的美欧跨国石油公司为中心的旧国际石油机制被破坏,西方国际石油资本丧失对产油国的控制权.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七十年代推动国际油价突飞猛涨.西方工业国家在遭遇石油禁运时,纷纷采取追求自身利益的短视行为,出现各国力求自救,但油价却飙升三倍的混乱局面.直到1974年国际能源署出现,方使国际能源关系无政府状态开始改观.“旧的石油机制则在七十年代初彻底崩溃,以国际能源署为中心的消费者石油机制成为‘霸权后合作’的典范.”国际能源署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制定规则,通过建立紧急石油储备来改善成员国的能源安全,它的主要作用(尽管受限)在于协调各国之间以及政府和石油公司之间的关系,进而达成协议,通过提供相关信息、组织有效的联盟降低合作成本.1979～1983年国际石油体系的演变,尤其是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期间,国际社会成功跳跃全球石油危机,显示出以国际能源署为代表的国际石油合作机制的重要价值.

国际学术界对冷战后的能源问题研究深受基欧汉和奈的影响,许多学者都将建立能源合作机制视为实现地区能源安全的出路.罗伯特曼宁在分析亚洲能源问题时提出,能源安全中有关资源稀缺性的观念误导了能源政策的制定,因为“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的经验证明,能源安全的最大威胁是短期能源供应的崩溃,而不是获得能源供应的物质手段问题”.因此,与其将能源视为冲突的源泉,不如重视“能源所具有的促进一体化、创造更广泛的利益共享与合作范围的能力”,能源对于国家经济和安全具有战略意义.一国和他国通过连接能源管道或其他形式,形成能源上的相互依存,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亚洲国家在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的框架下已开展能源对话,在能源领域形成功能性的多边主义,在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维护海上通道安全以及打击海盗等问题的基础上,努力进行能源合作的机制化建设,体现着亚洲能源合作的正确方向.

近年来,探索地区之间的能源合作之道是欧洲和亚洲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弗朗西斯尼古拉斯等学者在“亚欧能源安全合作：挑战与选择评析”一文中指出,亚洲和欧洲在能源领域存在着广泛相似性,双方都高度依赖于中东能源的进口,均面临着能源安全问题,但这同时成为促进亚欧相互依存的战略因素,一方政策选择将影响另一方决策.亚洲可以借鉴欧洲经验,如欧洲的石油战略储备机制、跨国能源协议等,而亚欧双方在能源安全上的利益趋同为它们提供在解决能源问题上引导全球治理的机会.欧洲和日本作为京都议定书主要倡议者和支持者等事实,表明亚洲和欧洲应该在能源领域进行合作,并且将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其他行为体纳入到这一合作进程之中.不过,国际能源署的合作机制仅仅包括工业化国家,主要关注于短期的能源供应中断问题.随着亚洲的整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成为能源市场上的最大消费者之一,需要更新现存合作机制,因为全球能源市场的稳定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影响.

三、从传统到非传统的能源安全观

冷战结束前后,能源问题上的安全观也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安全观到非传统安全观的演变.传统的能源安全理论以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检测设为前提,以民族国家为安全行为主体,认为民族国家主要通过自助行为实现能源安全,强调区分石油进口国和石油出口国的能源安全.

梅森威尔里奇在《能源与世界政治》中奠定传统的能源安全分析框架.他认为,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是民族国家的政府,国际组织能够在国际体系中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这一组织成员国政府的国家政策及能力；跨国公司在国际体系中享有多大自主性,也取决于其所在国政府的政策.因此关于能源安全的分析,应将国家的能源安全作为逻辑起点,由于国际社会中缺乏一个超国家政府,国家安全通过自助行为和权力博弈实现,一国追求能源安全的自助行为就会成为另一国的安全威胁.对石油进口国而言,确保能源供应是其首要关注的能源安全问题.具体而言,进口国能源安全包含三个层面：第一,狭义上能源安全意味着保障国家在战争期间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以维持国家运转；第二,广义上能源安全是指确保充足的能源供应,保证国家经济以正常水平运行；第三,能源安全还意味着能源供应足以使国家经济以政治上可接受的形式运转下去.对于石油出口国而言,能源安全首先意味着对自然资源拥有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军事入侵控制其资源,以及在资源开发上排除外部干预；其次要确保需求安全,即获得国外市场；再次需保证能源出口收益的金融安全.鉴于能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能源出口收益要防止被政府挥霍或是被通货膨胀所吞噬.由此梅森威尔里奇提出,能源安全意味着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互动关系.进口国希望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以保证国家经济的增长,出口国寻求市场和投资安全.这是两者间讨价还价的基础.

全球首次石油危机后,瑞典学者博黑恩贝克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专题报告《石油与安全》中,也从石油的开发、分配和使用引起的安全影响出发,总结对能源安全的系统认识,强调：“对那些负责筹划国家安全的人士来说,确保国家能获得充足的石油供应以支持国防,乃是头等大事.”在当时国际背景下,黑恩贝克着重从国家、军事安全层面分析能源安全问题,难能可贵的是,他对能源安全的认识也涉及与能源相关的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层面.丹尼尔耶金也指出,“能源安全的目标就在于在合理的以及不损害国家的主要价值和目标的情况下,确保充足而可靠的能源供应.”能源安全包括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要保证军队能够得到充分可靠的燃料供应,以维护国家的重大利益.

G.C.托马斯指出,能源安全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战略和军事各领域的安全.所谓经济安全就是国家资源充足,尤其是在世界市场上以可承受的形式获取商品和怎么写作；政治安全即维持国内稳定；战略和军事安全是指发觉威胁并保持应对威胁的军事能力.他认为,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同时打击了以上三种形式的安全.石油短缺和油价飞涨引起普遍的通货膨胀并导致西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工业化国家的武器供应商竞相向中东国家出售武器以换取更多的中东石油,威胁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平衡,从而引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同时,工业化国家为了保护国际能源来源和能源供给线也选择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

保罗斯塔尔斯对上述传统能源安全理论观点进行了归纳.他认为,传统的能源安全着眼于现存的能源供应协议突然中断、瓦解和受人操纵而引起的剧烈波动所产生的安全威胁.相应地,政治动荡、经济威胁、军事冲突以及恐怖袭击这些潜在的安全威胁在传统上是最需要关注的.这些安全关切不仅包括能源供应的来源,而且也包括能源运输的路线和手段.判断能源安全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评估一个国家对某一特定类型的能源依赖程度,以及是在其境内获得还是必须依靠从国外进口这种能源.如果必须依靠进口,那么能源安全就涉及到对境外能源的依赖程度、能源来源的多样化以及来源地的政治动乱等.因此,传统意义上的能源安全就是指一国的自给自足水平,以及在不引起严重的经济和军事后果情况下,应对临时或持久的能源供应中断的能力.

冷战的结束以及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显示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方面的局限性.各种被称为反思主义的非主流学派应运而生,形成国际安全研究领域中区别于传统安全研究阵营的“批判性安全研究”团队.这些学者反对传统安全理论的研究取向,质疑将国家作为安全研究的主要指涉对象,将研究重心从对主权国家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怀,提出安全不仅局限于特定的主权国家,还包括所有的人的社会关系和所有的社会.戴维鲍德温提出了“国际安全的多层面研究”的概念,主张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环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组成一种多层面的、多方面的综合安全研究框架,其中经济安全日益凸现,从而强调安全问题不再是单边的,而是“相互依存”的,诸如环境、人口、移民、毒品、国际恐怖活动等都被纳入了安全研究的视野之中.相对于将军事安全视为唯一安全形式的传统安全理论,这些问题被统称为非传统安全.安全研究视角的转变和研究议程的拓展,也相应地使能源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意味深远的扩大.

保罗斯塔尔斯认为,非传统的能源安全观最关注的是,当前能源政策对于人类福利以及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而作为“批判性安全研究”的延伸发展,使用建构主义方法论进行安全研究的哥本哈根学派,同样在更宽泛的视野中考察能源安全,包括能源资源的消耗、匮乏和不平衡的分配,以及能源灾难事故(特别是与核能源、石油运输和石化工业相关)的处理等.它同时关注由能源问题引起的生态安全,包括气候变化,物种多样性的丧失、森林采伐、土壤沙化和其他形式的侵蚀,臭氧层的损耗以及各种形式的污染等.

国际能源安全研究权威丹尼尔耶金也在21世纪提出了其对能源安全的新认识.他认为,要保持能源安全,国家必须遵守“四个原则”：一是供应渠道多元化；二是遭受危机后的恢复力；三是整体市场的稳定运作；四是及时正确的供求信息.耶金认为,过去的几年已经凸显出另外两个决定性扩大能源安全概念的方面：一是要认识到能源安全的全球化,这就是把新崛起的角色中国和印度考虑在内；二是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从最初的生产到产品销售,整个能源供应链都需要受到保护.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通过国家间的合作来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要性的强调.这种国际能源合作不仅包括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合作,而且包括能源供应国和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合作.显然,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世界里,能源安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国家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能源合作是跳出国际能源领域里“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

以非传统能源安全观分析东亚国家所面临的能源挑战,就会得出与传统安全理论截然不同的结论.保罗斯塔尔斯认为,在传统的能源安全视角下,东亚在能源领域面临的不安全因素,首先来自于东亚国家对中东能源需求的持续增长增强了能源的“政治经济杠杆作用”,从而使东亚国家无法全力支持西方在该地区推行的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政策；其次,东亚从海湾地区运输能源的路线尤其是海上能源通道面临着安全威胁.观察家们认为,美国将最终放弃在海湾地区的安全统治地位,收缩其在海上的军事存在,从而给该地区留下权力真空,这将引起东亚国家争夺能源运输管道和海上通道的控制权；最后,东亚国家之间在能源开发上存在着的领土争端将会成为引起地区冲突的主要安全威胁.然而,从非传统能源安全视角来看,由于全球能源市场已发生了广泛的经济、政治和结构变迁,东亚面临的能源困境迫使各方必须通过合作以寻求解决之道,因此更值得担心的安全问题不是能源困境引起的地区关系紧张,而是“东亚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导致在该地区生存的人和环境成本的进一步上升”.的确,东亚国家如今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越来越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海湾经过马六甲海峡到西太平洋的油轮与日俱增,造成了严重的海洋污染；二是核能工业发展所产生的核废料、废水处理以及核电站的安全问题；三是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费引起的酸雨污染；四是温室效应导致长期的环境灾害.

四、能源外交的视角

既然能源作为一种权力的源泉,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现代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以及国际政治、国家安全和外交博弈难以替代的战略资源,这无疑铸就了其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非凡地位.能源外交作为经济外交之一,十分自然地成为当代各国外交的重心和亮点,对于国家能源安全乃至国家战略全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能源外交谋取全球能源资源配置中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本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是各国能源外交的核心内容.相应地,围绕能源外交(包括石油外交、天然气外交、管道外交等)的关注和研讨,也成为国际能源政治经济和安全研究领域中的热点聚焦.

迄今为止,能源外交理论最著名的研究权威是俄罗斯的斯塔宁斯拉夫日兹宁,他是俄罗斯政府能源政策和能源外交的顶尖智囊,在世界和俄罗斯能源问题的理论研究上功底深厚.他先后推出系统分析能源外交的三部代表作,即《能源外交――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与世界各国：利益平衡与冲突》(1999年)、《能源外交基础》(2003年)和《俄罗斯能源外交》(2006年),奠定了俄罗斯能源外交的理论基础,成为当今世界能源政治理论研究独树一帜的大师.通过对国际能源经济体系的分析,日兹宁构建起系统完整的能源外交理论.他通过对世界能源市场现状和趋势的考察,揭示对世界能源发展影响最大的两种进程：一是世界能源市场上大型能源公司间竞争日益激烈；二是能源领域的国家间相互协作和调节活动逐渐加强.为避免世界能源市场上日益加剧的毁坏性和混乱无序的竞争,保障国家、地区和全球能源安全,能源领域的国际协作逐渐加强,能源外交成为开展这种相互协作的基础.这表现在从七十年代能源危机以来,许多国家就开始制定与能源相关的一整套对外政治和对外经济的特别措施,显示对外政策中与能源因素相关的政策导向,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均有外交参与,从而形成对外能源政策和能源外交.

当代世界能源外交最主要的有两类,即以能源为目的的外交和以能源为手段的外交.日兹宁分析道,外交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能源政治任务的实现.在能源外交实践中,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可区分为对外经济利益和对外政治利益.相应地,各国对外能源政策和能源外交包含两个具体方面：一是对外政治活动,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在能源开发、运输和消费领域的经济利益；二是在能源外交中存在着政治动机,即利用能源因素达到具体的对外政治目的.通过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俄罗斯能源外交从实践到理论的系统考察和探究,日兹宁得出以下结论：1、世界能源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能源消费国与生产国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等,都要求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世界能源政治和全球多边能源外交机制；2、能源进口国的能源外交的基本任务是：促进进口能源的多元化,保证各国的大企业进入海外原材料基地,研究和实施综合的对外政治经济措施,保证长期能源进口的安全；3、出口国能源外交的共同目标是在合理的范围内维持能源产品的高,避免剧烈波动.这些国家对外能源政策和能源外交存在着对世界能源市场形势以及世界能源政治的影响力提高的发展趋势；4、世界能源贸易规模在21世纪会显著扩大,国际过境运输问题在能源外交实践中将频繁出现.在双边和多边框架内确立相关的国际法基础,是能源国际过境运输线路可靠运行的保障；5、冷战后世界能源经济体系中的跨国公司地位明显提升.世界能源市场上跨国公司问的博弈关系多国能源安全,保持各大能源跨国公司相互协作意义重大.这种相互协作既存在于公司能源外交层面,也可能有政府能源外交的参与.

鉴于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能源作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与国际政治、外交博弈和国家安全密切关联,已成为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因素,与国际能源政治、能源安全紧密交织的能源外交也自然是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各国国际观察家、国际政治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只是其阐析往往与国际关系、尤其是地缘政治战略和政策联系在一起,如美国和平与世界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莱尔揭示,在油气等能源稀缺性日渐突出和世界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能源争夺已成为世界各大国间国际角逐的主要对象,其中各国政府不仅发挥统领作用,而且几乎取代了企业,在能源外交的第一线冲锋陷阵,强化国际能源合作、构建国际能源新秩序是避免因能源争夺而招致的全球冲突大灾难的唯一途径.法国石油问题专家菲利普赛比耶一洛佩兹通过对当今世界石油地缘政治的精辟分析,系统勾勒了美国在全球为争夺石油产地、控制运输路线而展开的一系列能源外交战略和政策,包括威逼交恶、恐吓利诱、和解妥协和结盟等形形色色的能源外交手段.英国学者尼古拉斯科兹洛夫则以具体事例,生动刻画当今国际风云人物、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充分利用国内丰富的石油资源,展开纵横捭阖的南美石油外交,特别是以石油为武器,在全球勇敢挑战美国的外交博弈.

五、结语

综上,国际学术界对能源政治特别是能源安全研究的深化是与20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相伴而随.随着七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后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加深,人们将能源安全问题研究的重心从军事转向国家经济安全领域.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当今国际关系的主题已由“冲突和对抗”逐步让位于“对话与合作”.因此,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与协调来实现能源安全,并将维护能源安全与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紧密联系起来.相应地,学术界也趋向于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环境和社会等多个维度展开能源问题综合研究.

(责任编辑：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