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公文综述

[摘 要]公文是国家政权及其行政机关施政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对政府的行政效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文研究进行专门的学术梳理,同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个人看法,以期对南京国民时期公文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关 键 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文研究综述

一、公文概述

《辞海语辞分册》将“文书”定义为：“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公社等在工作或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各种条件的统称.”[1]文书范围较广,包括公务文书和私人文书.公务文书,又称为公文.“它是统治阶级在管理国家、处理政务时用来颁布法律、传达政策法令、请示问题、报告情况、联系工作、商洽事务,制订计划,以及记载各种活动等的一种工具.”[2]公文是国家政权及其行政机关施政管理的重要工具之一,它直接体现和反映国家权力分配、管理架构等重要情况；[3]作为宣传政府法令与政策的书面工具,它以超越“时、空”局限的优长[4],成为国家与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程式的合理性与处理程序的繁简程度直接关系到政府的行政效率.

本文拟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文研究进行专门的学术梳理,以期从公文的角度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效率有所认识,并希望对南京国民时期的公文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研究概况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政府曾多次颁布公文程式法令,对公文的种类、结构、标点符号、用语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进入30年代,国民政府提出了“提高行政效率、建立万能政府”的口号,推行“行政效率运动”,公文改革也在此种背景下进行.为改善文书工作,提高行政效率,民国时期知识分子进行了大量关于公文的研究.吴江、朱剑芒《国民政府公文程式大观》（世界书局1928年版）,朱剑芒编著《公文程式概要》（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徐望之《公牍通论》（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周定枚《公文程式详论》（上海法学会社1931年）,张锐、殷菊亭《公文程式与保管》（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姚啸秋编《新公文程式》（上海书店1937年）,政法公牍研究社编纂部编《国民政府现行模范公文程式》（录政法公牍研究社1932年版）,董柏《时代公文程式大全标点活用》（东方文学社1934年）,王大中著《最新军政各界公文程式详解》（萃斌阁军学书局1934年）,周青萍编《现代公文程式大全标点分段》（广益书局1934年）,周青萍编《现代政法文件新程式》（广益书局1932年）,戴渭清编《公文程式新式标点》（大众书局1933年）,王尹孚《国民政府现行公文程式详解第13版》（上海法学编译社1930年）,董坚志《国民政府公文程式全书注释5》（锦章图书局1929年）,朱翊新《现行公文程式集成》（世界书局1936年初版）,张虚白《最新分类国民政府公文程式大全》（大东书局1931）,姚谷荪、蒋息岑《新公文程式全编》（大东书局1936年）,陈德谦著《现代分类公文程式大全》（大华书局1935年）,韦维清著《新旧公文程式合述》（1934年法学书局）,钱忠实编《应用文讲话》（乐华图书公司1934年）,邹炽昌《公文作法》（世界书局1931年）、《公文处理法》（世界书局1931年版）,蒋希益《大众应用文》（大众书局1936年）,董浩《标点公文程式》（会文堂新记书局1934年）,靳蕲《公文法程》（商务印书馆1936年）,沈公望《标点符号最新公文程式》（大陆出版社1938年）,周连宽、孔充《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五处1935年）,正明编辑社著《最新公文成语释例》（证明编辑社出版1934年）,何鲁成《档案管理与整理》（商务印书馆1938年）,甘乃光《中国行政新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陈国琛《文书之简化与管理》（档案出版社1990年）,吴裕后著《改革地方政治的理论及实施办法纲要》（正楷印书局1937年）.

建国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文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后,关于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文研究专著较少,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

潘嘉《中国文书工作史纲要》（档案出版社1985年）,周雪恒主编《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吕发成主编《中国公文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李昌远《中国公文发展简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中都列有专章讨论公文改革；孙爱萍《北京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新探》（世界图书上海出版社2010年版）中第7章中进行了相对系统的研究,涉及民国公文程式研究、文种变化、公文格式等；王铭《文书学理论与文书工作》（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则涉及通用文种的变化.

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对1927―1937年的公文研究有较多的学术成果,涵盖了公文程式、文种、公文改革、公文用语、公文工作等多方面.袁晓川《民国时期“公文程式”解读》（档案与通讯2013年第2期）,蒋卫荣、郭添泉《民国时期文书与档案工作的创新与演进――以各时期<公文程式（令）>的考察为中心》（《档案学通讯》2009年第6期）,杨璐《国民政府时期的公文程式》（《山西档案》2004年第5期）,沈蕾《民国“公文程式”考辨》（《北京档案》2010年第2期）,王芹《民国公文程式演变的内在规律》（《秘书》2009年第12期）,李涛《解读民国公文》（云南档案2009年第10期）,王铭《民国公文标点、分段的演变和意义》（《档案与建设》2002年第9期）,陈妙英的《民国时期的公务文书与文书工作》（《北京印刷学院学报》,1995年增刊第1号）,王学胜《民国时期行政公文研究》（长春理工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侧重通过考察公文程式演变,以解析公文程式变化的原因；储伯欣《民国时期公文名称述略》（《秘书》1995年第8期）,沈蕾《民国时期公文文种演变评析》（《档案史料研究》2010年第2期）,丁玲玲《民国时期通用文种演变的规律研究》（《档案学通讯》2011年第2期）,丁玲玲《民国时期的通用文种研究》（苏州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侧重考察文种的变化；侯吉永《简化民国公文的旧式套语及其简化进程》（学术园地2013年6月）,侯吉永《漫谈民国公文装叙结构的演进》（《档案》2012年第6期）,侯吉永《民国时期的任命状文书考述》（《档案学通讯》2013年第3期）,王铭《论民国文书的装叙模式与关界词语》（《档案与建设》2001年第9期）,王铭《论民国档案文件中专用词语的几个概念》（《理论研究》2002年第6期）,王铭《论民国装叙文书中关界词的变更》（《兰台世界》2010年第22期）,吴佩华《民国公文程式及用语浅析―<云南民政厅呈>考析》（《机电兵船档案》2003年第1期）则侧重分析公文的用语；董俭的《浅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档案学通讯》,1989年第5期）,方鲁《行政效率运动与中国档案学》（《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5期）,施懿超《国民党时期文书档案改革运动述评》（重庆商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傅荣校的《论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文书档案改革》（《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1期）,郑海滨《民国江西省政府的文书档案改革》（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韩李敏《陈国琛与民国时期时期南方三省的文书改革》（《浙江档案》1989年第2期）,黄贵苏的《略析国民政府时期文书制度的因袭性》（《档案学通讯》,1995年第1期）,许海芸《民国文书制度的革新与演进》（《秘书工作》2012年第10期）傅荣校《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8-1937年）行政机制与行政能力研究》（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王翼《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研究》（2009年硕士论文）李《民国时期行政效率理论与运动研究》（湖南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覃凤琴《论甘乃光与文书档案改革运动》（2008年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聂萌《论民国时期1911-1949年机关文书档案工作的形成与发展》（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侧重分析行政效率运动背景下的公文改革；孙武《手令处理规程考略》（《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遥制――手令研究》（《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分析了民国时期的特殊公文―手令；周俊红《近代中国行政公文的演变及其规律》（河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在梳理晚清至民国时期行政公文演变及其规律时,较全面的考察了1927―1937年公文的文种、机构、公文处理程序、格式、公文改革、公文稽核制度、保密制度、公文递送方法.

三、小结

通过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公文研究的学术梳理,可以发现这一领域已取得较多研究成果,不过其研究方向存在着一些问题.研究主题失衡,纵观学术界对于公文的研究,侧重于对公文的程式、结构、用语以及公文的改革等方面的研究,缺乏全面、综合性的公文研究,例如公文是如何制定、通过何种渠道层级传递到地方、传输的效果如何等都需要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