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杲同志对编辑学的重大贡献

［摘 要］刘杲同志对编辑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体现在为编辑学研究制定了方针,解决了编辑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定性问题,揭示了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建立了编辑学的理论体系并不断促其完善,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艰苦探索,以及组织编写编辑职业资格考试教材等.

［关 键 词］刘杲编辑学研究贡献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刘杲同志是当代著名的出版家,也是杰出的编辑学家.他思路开阔,见解深邃,对我国出版事业和出版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他对编辑学研究所作的部分贡献,作一简要阐述,以期同行加以补正.

编辑学在中国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自殷商、秦汉,历经唐宋明清及至近代,它寓于校雠学、选学、训诂学等治书之学,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几个月,才从古老的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但在它问世之后的30年中,研究者很少,即使有兴趣问津者,也多系于实务之研究,有理论色彩的著述为数寥寥,且多基于经验层面之作.故知者甚稀,影响亦微.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新的形势下,党和政府于1983年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把出版工作推到我党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位等必须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使出版工作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决定》还具体地指出：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所,加强出版发行的科研工作.［1］《决定》极大地推动了被“文化大革命”批判和否定的出版工作的恢复和发展,激发了业者推进出版工作,加强出版科研的积极性.可是,当人们真正关注它的时候,却泛起了一阵“编辑无学”之声.正当此时,在20世纪80年代中叶,一些著名人士,如胡乔木、钱学森等呼吁提倡研究编辑学,在高等学校试办编辑学专业,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业界和学界的学术自觉,一些有经验的老编辑和有识之士,振臂呼吁,奋起拼搏,投身于编辑学的研究和写作,终使80年代成为编辑学迅速崛起的年代.刘杲同志作为出版行政领导机关分管出版科研工作的领导,不仅一直高度重视、密切关注这方面的工作,而且率先示范,以身作则,参与其间,对学术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工作中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和正确指导,及时推动了编辑学研究的发展.由于他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怀和督促,编辑学研究蓬勃发展,中国编辑学会也及时酝酿筹建,于1992年正式挂牌成立.编辑学研究工作从此有了一个筹划和推动的机构,刘杲等一些老同志也实现了一所一会（即建立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编辑学会）的心愿.现在中国编辑学会已发展成为拥有340个单位会员、425个个人会员的组织,编辑学研究成果已有120多部著作和数以万千计的论文与研究资料,在高等学校编辑学已经发展成为拥有60多个专业和近20个科研院所的学科.这种令人兴奋的局面,与最初的“编辑无学”的状况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应该说这种成就与包括刘杲同志在内的一些老领导、老同志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排除万难、坚持奋斗是分不开的,刘杲同志正是这一批老同志中的杰出代表.正是他们领导我们从“编辑无学”走到编辑有学,直到今天编辑学已基本成熟,成为具有现代学科形态的一门新兴学科.

刘杲同志对编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概括说来,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为编辑学研究确立了正确的方针.他明确指出：编辑学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2］352“坚持为人民怎么写作,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的政治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是我国当代出版事业发展的目标,出版及其他媒体的实践经验、理论概括和发展需求,是编辑学这门学科产生发展的客观基础.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怎么写作,这是我国当代编辑学研究的历史责任,是编辑学一切研究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编辑学安身立命的基石”.［2］370这里他阐明了编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政治方向,发展目标和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为了学术研究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接近真理,他又强调了编辑学研究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说明“这既是对认识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学术的尊重”.［2］371刘杲同志不仅阐明了编辑学研究的方针,而且指明了编辑学研究的方向.他说：要建立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成熟的编辑学,“要从研究编辑学的基本范畴、基本命题、基本规律入手,构建和完善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2］370研究编辑学“要进行当代中外编辑活动的比较研究等要从研究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编辑活动入手,从建立图书、期刊编辑学入手,由个别到一般,最终建立涵盖各种传播媒体编辑活动的普通编辑学”.［2］370-371刘杲同志阐明的这个研究方针和他制订的编辑学研究发展的路线图在实际工作中的贯彻执行,对编辑学得以迅速地繁荣发展,起到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到90年代末,关于编辑学的研究著作就出版了80余部.根据刘杲同志的意见,参与研究工作的同志先集中收集相关资料,并于1998年3月,由中国编辑学会通报了《国内外若干工具书对“编辑”一词的表述》［3］27.这些“表述彼此不尽相同,但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是对稿件和资料的组织、收集、审读、选择、修改、补充、编排、设计等等等究竟怎样表述,作为科研课题还可以继续探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人类的一切研究和创作的成果,要公之于众,并且为公众所享有,无不经过编辑的选择和加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2］310这可以说是刘杲同志第一次对编辑概念的界定.

1999年1月,刘杲同志曾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编辑学研究是逐步发展,几乎从无到有,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来之不易,令人鼓舞.但是离建立现代科学形态的编辑学理论体系好像还有相当的距离,仍须继续努力.这不奇怪,因为跟一些其他的成熟学科相比较,编辑学毕竟还太年轻.不能不看到,编辑学研究是分散进行的,而且有相当多数的研究是业余进行的.理论和方法,过程和结论多有不同,这样做的好处是充分展开,各抒己见,百舸争流,异彩纷呈”.［2］319这是他对上述方针贯彻实践以后,出现的大好形势和存在问题的分析,应该说是十分中肯的.

二、正确地解决了编辑学学科的定位问题.当编辑学研究的热潮兴起之后,首先碰到的是编辑学应如何定位.当时,它和任何一门新兴学科一样,面对的问题是众说纷纭、诸论蓬起.以定位问题来说,就有多种意见,如,（1）主张编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理由是举凡一切依赖载体获得传播的视听工具,都离不开编辑活动.（2）主张编辑学是一门边缘学科.理由是编辑学和许多学科互相交叉、渗透,是在边缘地带形成的一门学科.（3）认为编辑学兼有综合性和边缘性学科的特点,所以说它是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4）有的说它是基础学科,理由是编辑学要探索和揭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建立完整的适用于各种学科的编辑学的学科体系,所以说是基础学科.（5）主张编辑学是一门杂学,理由是有人把编辑说成是“杂家”,所以这个学科也应相应地称为杂学.（6）还有人认为编辑学是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兼具的二重性学科.理由是：它既要研究编辑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和理论,又要研究操作层面的工艺、技术等应用性内容,所以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学科.（7）认为编辑学是以编辑业务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3］15-18以上的讨论表明,研究编辑学的性质,必然要联系到编辑学的内容.刘杲同志细致地研究了编辑工作的目的、任务和编辑学应该研究的内容,并且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编辑学是应用学科,因为,编辑学有很强的实用性,不属于基础学科；有相当的理论内涵,不能限制为应用技术.作为一门应用科学,编辑学应当包括基本理论和实用技能两大部分.实用技能是基本理论的具体应用.此外,还应当有编辑史.实践经验是理论的基础.编辑史提供的是编辑活动的历史经验.”［2］321由于刘杲同志的这个论断,终于解决了编辑学是一门应用学科的定位,同时也明确了编辑学的内容应由编辑理论、编辑实务和编辑历史三个部分构成.这个看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三、明确地解决了编辑学的学科定性问题.也就是编辑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另有他说.简言之,即编辑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

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编辑学属于社会科学,理由是编辑活动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的根本目的和直接后果都是生产社会精神产品,而社会文化现象的本质及其所生产的精神产品,都是社会文化成果,所以编辑学应属于社会科学.

另一种意见,认为科技读物编辑,面对的是科学技术,它的全部目的是为了制造和传播科技成果.据此认为,科技编辑学似乎应该属于自然科学.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技编辑为科技生产怎么写作,但他本人不是科技生产者,它是科技书刊的生产者和科技知识的传播者,他所做的仍然是文化工作,同样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编辑学是一门新型学科,它既不属于自然科学,也不属于社会科学,而是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学科的成就和方法,综合应用于文化传导枢纽位置上的一门文化工程科学.

此外,有一些意见,认为编辑学应属于文化学、传播学、知识学等等.

多数意见认为,编辑学属于社会科学,退一步说,就算编辑学属于文化学、文化工程学、知识学或者传播学,但这些学科本身都属于社会科学,编辑学岂能例外.如就编辑学的性质、目的和任务来说,它只能是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一门独立学科.刘杲同志分析了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指出：“中国编辑学研究渊源于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西方文化的引进促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建立等这是中国编辑学出世的大背景”.［2］343又说：“编辑学属于应用学科,是人文社会学科中应用性很强的一门学科.我们要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成熟的编辑学等,构建和完善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2］370刘杲同志这些话,从历史和现实为编辑学的学科归属作了精辟的论断.

四、关于编辑学研究对象的揭示.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这是一门学科能否建立的基本前提.那么,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争论也比较大,具体说来有这样几种：

1.“原稿说”.理由是编辑工作的主要环节,都离不开原稿,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使原稿能够达到物化为出版物的目的.因此,原稿在编辑工作中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原稿.

2.“编辑过程说”.认为编辑学研究对象应该是编辑过程.理由是编辑学主要应该研究编辑工作的整个过程,或曰“全过程”,认为编辑学应该研究从规划、选题一直到为复制（印刷）作准备和复制后的宣传评价等全部工作.

3.“关系说”.主张把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定为编辑与各方面的关系或编辑工作中各方面的互相联系.也就是编辑工作中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诸多方面,包括编者与作者、读者、出版、发行等及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以利益为中心的互相鼓励与相互制约的关系.

4.“主体客体说”.也就是把编辑的主客体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主张编辑学研究编辑主体、编辑客体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关系及其反映的形式.可见主体客体说实际上是“关系说”的延伸,它只是把“关系说”所涉及各种利害关系集中到编辑主体、客体以及主体作用于客体这一点而已.

5.“选题策划说”和“推广营销说”.认为编辑学主要应该研究“策划”和“营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应该如此.认为这些是整个编辑工作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应该是编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6.“规律说”.其观点是把揭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作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主张编辑学是一门研究编辑活动的形成、发展及其固有规律的科学,要揭示编辑活动基本矛盾和本质属性,研究它的客观规律,使之成为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新兴学科.

在众说纷纭面前,刘杲同志以他的睿智和敏锐,做出了科学的论断,他说：“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编辑活动,编辑活动是人类文化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2］405“对编辑规律特别是编辑基本规律的研究,是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406“基本规律存在于各种文化传播活动所包含的编辑活动之中,具有普遍性”.［2］406同时指出：“在新世纪网络出版手段将给整个出版活动带来目前难以完全预料的巨大变化,我们应当热烈欢迎等即使如此,编辑活动的选择和加工这个基本规律不会改变.”［2］344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编辑学的研究对象是编辑活动,尤其是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明确了编辑学研究不断发展的方向.

五、积极建立编辑学的理论体系,倡导制订编辑学的理论框架.刘杲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高等学校开始设立编辑学专业之初,即1986年5月由中国出版发行科学研究所召开的《图书编辑人才培养座谈会》上就讲过编写编辑学教材的问题.他认为开始时可以参考国内外的有关论著进行编写,“作为讲稿先用等再来总结提高”［4］.1992年在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又提出要“建立编辑学的理论体系”［5］.1995年9月,“95’全国编辑学理论研讨会”在四川举行,主题是讨论学科定位问题,讨论了编辑概念、学科的性质、任务等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争论相当激烈,尤其是高校的同志,认为编辑学应面对实际,要重视建立学科的理论体系,有的提出希望编写教学大纲.同时由于出版改革的深化,“策划编辑”等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也需要回答.刘杲同志决定提出两个课题研究任务,即编写“编辑学理论框架”和《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经过协商,由天津市编辑学会和湖北省编辑学会分别承担这两项任务.同时欢迎其他研究者积极投入这项工作.两地编辑学会很重视自己的任务,分别于1996年3月和5月提出了征求意见稿,1996年4月,学会把《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初稿）发给近20位专家征求意见.后来,又把“理论框架”征求意见稿纳入9月在银川召开的“97’编辑学理论研讨会”作为重要内容进行讨论,一些热心研究编辑学的同仁也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方案和设想,进行探讨.刘杲同志写了《我们的追求――编辑学》一文,充分肯定了编辑学研究的大好形势.提出编辑学应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它“应当是迄今为止编辑学研究成果的一种提纲挈领的归纳”.同时提出制订“框架“对进一步研究编辑学“不是限制和束缚,而是一种参考和怎么写作”.［2］319-320当时正值筹备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工作报告》,根据刘杲同志意见,专门写了一段关于理论框架研究的问题.“1996年以来,本会一直积极推动编辑学理论框架研究,形成了若干共识：（1）编辑学理论框架怎么写作于建立学科体系的目的,经过多次研讨,认为编辑学的学科体系应包含四个部分,即编辑学理论、编辑业务、编辑史和编辑学方法论.我们要研究的理论框架,就是学科体系中的第一部分内容；（2）理论框架的基本任务是要阐明编辑学的性质、任务、研究对象、编辑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它所反映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原理；（3）这个框架应该适用于书、报、刊、广播、影视、录音、录像制品等传播媒体；电子出版和网络传播目前尚在发展中,还有待理论的进一步提炼,可以先不涉及或少涉及；（4）我们建立的理论框架是普通编辑学的理论框架,它要总结、归纳最近二十年来编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形成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编辑学理论,从而能与新闻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学科那样,耸立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系统之中,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5）根据80年代以来,编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包括上百种的编辑学专著,数以千计的论文,既有编辑学的理论著作,又有编辑学的实用著作,既有书、报、刊编辑学专著,又有新闻、广播、电影电视、电子出版物等编辑学专著的出版,说明形成普通编辑学理论框架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基础也是相当好的；（6）应该说明,我们研究理论框架是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编辑学,不是限制和束缚,而是提供一种参考和怎么写作,以利于争取加快整个编辑学走向成熟的过程；（7）研究编辑学的理论框架,既是总结近二十年来编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工程,又要看到现代出版的迅速发展和编辑活动的演变,必将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可以想见难度还是相当大的,这方面既要实事求是,又要有克服困难的充分的思想准备.［6］这些意见,对于统一认识,调整视角,从实际出发,制订理论框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刘杲同志对阙道隆同志的《编辑学理论纲要》［7］的研究和制订,一直赋予极大的关怀和高度的评价.他从一开始提出,到形成过程中的研讨和修改,直到最终定稿,曾经就包括框架的规模、范围、基本内容、编辑的地位、编辑学性质、任务、研究目的、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编辑学与人才培养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理论和实践、规律和变革,放开和收拢等关系,广泛总结经验,收集资料,并就上述问题多次讲话或撰文论述,阐明自己的观点,很好地推动了《编辑学理论纲要》的制定.

六、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不断探索.如果说编辑学是研究编辑活动的发生、发展及其客观规律的科学,那么研究探索规律,尤其是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就是问题的关键,或者说关键中的关键,这是一切编辑学研究者应该竭尽全力,倾心以赴,去追求和探索其真谛的必要环节.刘杲同志在主管编辑学研究的整个时期,就是这样做的.大家知道,刘杲同志研究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过程中曾经有过三次表述.第一次是1998年7月在西宁召开的《中国编辑学会第四次年会》上,他是这样说的：“编辑活动基本的客观规律是对科学文化成果的选择和加工”.他这样讲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这就是“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他说：“我们做图书编辑工作的人常讲,无论如何,总要出几本书能够立得起来,传得下去.否则,多少年过去,留下什么呢?烟消云散,什么也没有等.传世之作当然是高质量的,是精品,是精品中的精品.传世之作是高峰,思想理论的高峰,科学技术的高峰,文学艺术的高峰”.“如果拿不出跟我们的辉煌历史相称的,跟我们今天重要的国际地位相称的出版成果,我们向当代和后世怎么交待?等我们应当下决心攀登高峰”.基于这样的主导思想,他认为“奉献传世之作,离不开编辑工作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策划、选题、组稿和审读都是选择.当然“创作是首要的,传播也必不可少”.但两者都离不开编辑,“离不开编辑对创作成果的选择和加工”.他认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不断选择的结果,这种历史的选择是很严格的.它一次又一次地淘汰那些落后的、野蛮的愚昧的东西,同时留下那些比较先进、比较文明、比较科学的东西.把留下来的成果传给后世,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他说：编辑“不仅要选择,还要加工.加工是创作的延伸和作品的增值”.“总之,经过编辑加工使书稿的内容更趋完善,形式更趋完美”,它和选择一样是编辑劳动的创造性.［2］312-314选择和加工是图书成为反映人类文明成果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二次是1999年初,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这个表述和第一次表述相比,除了增加“传播”两字外,没有更大的差别.从文章发表的时间看,当时正是许多研究者响应学会提出的建立编辑学理论框架提供自己构思的兴奋期；也是电脑在编辑加工中应用,出版与数字化联姻之初,编辑活动由单向向双向、多向交互式转化,它由原来的单一怎么写作变为多样化的综合怎么写作.为此他特地说明：“选择包括优选和创新、加工包括内容和形式的优化、传播包括复制成果和怎么写作受众”.［2］321这正是他善于抓住新生事物,与时俱进作出新概括的原因.这种敏锐和敢于创新的精神,是一个研究工作者应该具有的品格.第三次是2005年11月他发表在《出版发行研究》杂志上的《编辑规律学习笔记》.此文中有些观点曾在此前的会议或文章中发表过,这里只是把他自己前一阶段的看法加以归纳整理,作出比较系统的说明,他在文章中说：“编辑基本规律是编辑人员以传播文化为目的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这个表述和前两次的区别在于一是加上了“编辑人员以等”突出了规律存在于编辑主体有目的的活动之中.二是把前两次的“科学文化成果”、“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都改成为“作品”,而且是指一切法定作品,包括数字化的作品.用“作品”两字,首先区分了作者和编辑,突出了编辑是在处理作者作品过程中所反映的社会客观要求；同时,作品是个中性字,它的包容不同于“文明成果”.三是把“传播”明确为“传播文化是目的,选择和加工是手段”,使这一表述,显得更加符合编辑活动的客观实际,也更为简洁.刘杲同志在这篇笔记中,还阐明了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若干特性,诸如：“编辑活动的规律和编辑活动的本质是同一的”.［2］405“编辑规律不止一个,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编辑基本规律.”“对编辑规律特别是编辑基本规律的研究是编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传播活动中,只有经过对作品的选择和加工,才有可能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公众.”“编辑基本规律存在于各种文化传播活动所包含的编辑活动之中,具有普遍性.”“在编辑活动中,编辑基本规律影响全局和贯彻始终,并且制约其他规律.”［2］405-406

刘杲同志对编辑基本规律的三次表述,二次修改,说明他时刻关注着编辑活动在实际工作中的发展,并不断地用编辑的社会实践检验自己的观点,力求使自己的概括正确地反映编辑活动的本质联系,使之更加符合客观实际,不断地提升它的科学性.

七、为不断完善编辑学理论体系中基本的概念系统不遗余力.2001年,为了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选拔出版专业技术人才,人事部和决定在出版专业实行全国统一的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由总署负责组织编写培训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总署由主管副署长桂晓风同志牵头,建立了由刘杲、巢峰等同志参加的“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审定委员会”,由业界和高校从事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专家参与其事,首先要编写四五本辅导教材,由于时间短、任务重,许多人都夜以继日地工作.但在编写过程中发生了一个问题,编辑出版工作中许多名词、概念的解释并不一致,这种情况不解决,这套教材是编不成的,辅导、考试命题、答题,更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解说.实际主持这项工作的刘杲同志当机立断,决定成立由少数人组成的专门小组,先确定需要解释的名词、概念,分头写出简而明的释文.最后由刘杲同志亲自主持,集中两三个人,一条一条,逐字逐句,斟酌推敲,这样,先后花了几天时间,120余条释文终于成稿,经刘杲同志审阅修改后,印发审定委员会全体同志讨论,获得通过.推动了教材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了2002年5月及时出版和考试的准时完成.这次辅导教材的编写不仅保证了此后几年教材修订和考试的顺利进行,对编辑学、出版学的学科建设,也是一次有力的推动,这是刘杲同志的一大贡献.但是刘杲同志谈到此事时,仍谦虚地说,“教材是直接抓的.即使如此,教材的说法只是适应编写教材的需要,不是编辑学学术讨论的结论,不妨碍大家在学术上深入研究和继续讨论”.［2］376

八、与时俱进,着眼未来,抓住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见解,预测新发展,推动编辑学不断前进.这是刘杲同志研究编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早在编辑学崛起之初,他就提出要建立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编辑学；还在大家讨论图书编辑概念的时候,他就提出研究编辑学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涵盖各种媒体编辑活动的普通编辑学.同样,在网络传播出现不久,他就提出要研究网络编辑和建立网络编辑学的必要性.他说：“信息数字化、网络化给媒体带来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物质载体和传播手段,文化成果的数字化传播需要选择和加工.要在网络上不断涌现的海量信息中避开垃圾信息,剔出无用信息,开发有用的信息产品,同样需要编辑的收集、选择和加工整理.如果没有有效的编辑活动,铺天盖地的信息只会成为灾难.在信息时代,编辑的客观需求是相同的.只是数字化、网络化的技术手段跟过去不同”.［2］382他在2006年初曾经说过：“编辑学研究涉及网络编辑的不多.现在看来,把网络编辑活动的研究提上编辑学研究的日程已经迫不及待.可以明确地讲,网络时代需要网络编辑学”.［2］412他又说：“网络编辑与传播媒体编辑,共同目的都是建设文化,其编辑活动的基本要求都离不开内容的选择和加工,在这个前提下等网络编辑有哪些不同于传统编辑的基本特征,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毫无疑问,网络编辑学应当是整个编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4122006年2月,他在离开学会会长领导岗位的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语重心长的临别赠言.他在要求“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前提下,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课题后说：“今后的编辑学研究要与时俱进”,“使整个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更加结合实际,更加联系群众,更加富有生气,更加具有吸引力等更加显示中国编辑学研究的时代特色”.［2］409-413这段话,不仅是他对今后研究编辑学的希望,也是他自己鞠躬尽瘁,执著追求编辑学研究的心声.正是因为他有这样追求,才有编辑学的迅速发展并得到广泛的认同.

刘杲同志对编辑和编辑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他对编辑工作的价值取向、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的论述,对于推动和指导编辑出版史研究的论证,对把编辑学专业列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所作出的努力,对编辑人才培养、编辑职业道德的论述,编辑学与临近学科特别是与出版学的关系和理论创新是学科建设的灵魂的论述,等等.一篇短文是不能完全概括的,如能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大家对刘杲同志的编辑思想加以关注和重视,从而推动编辑学学科建设的不断前进,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贡献.

注释：

［1］边春光.中国编辑实用百科全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695.

［2］刘杲.出版笔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3］邵益文.20世纪中国的编辑学研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4］刘杲.加强图书编辑人才的培养//刘杲出版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6：87.

［5］刘杲.在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刘杲出版论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478.

［6］邵益文.中国编辑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工作报告//中国编辑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3.

［7］阙道隆.编辑研究文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147-234.

（作者单位：中国编辑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