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中国思想史的目的

摘 要：

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有着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目的――“返本开新”.在此文中,笔者将对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目的――其独特的“开新”之路――作简要论述.

关 键 词：徐复观；中国思想史；仁性；知性；

徐复观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与牟宗三、唐君毅并称为“现代新儒学三大师”.与其他二人相比,徐复观不是以建构个人哲学体系著称,而是以中国思想史研究名世.他之所以注重中国思想史研究,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新生比个人哲学的建立更重要.徐复观一生游走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主要通过现实的政治参与来为中国动荡的社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经过熊师“起死回生的一骂”,五十年始,转而走上了学术之路,期通过对中国文化“现代的疏释”,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有补于中国、世界.徐复观作为港台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其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共同目的,即“返本开新”.徐复观是通过其中国思想史研究来完成其理论上的“返本开新”之路的.无疑,“开新”（开出科学与）即是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目的.

一、“仁性文化”与“知性文化”的“摄”与“转”

徐复观认为“仁性”和“知性”是人性的一体两面.中国人发展了是人性中的“仁性”一面,进而形成了“仁性文化”；西方人发展了人性中的“知性”一面,进而形成了“知性文化”.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可能、也有必要融通与转进,“可能”在于二者同为人性所发出,“必要”在于二者的结合可以解决中西方文化面临的困境.徐复观致力于通过“摄智归仁”与“转仁成智”来实现中西文化的融通与转进.

首先,我们来论述徐复观的“摄智归仁”思路.此种思路是徐复观面对西方道德精神的困境而提出来的.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所形成道德精神是不同的.中国“仁性文化”下所形成的道德精神,认为人在自身与现实生活中即可找到自足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其特点是现实的、自足的.他提出,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人生价值的根源,不检测藉神话、迷信的力量,使每一个人能在自己一念之间,即可于现实世界中生稳根、站稳脚,并凭人类自觉之力,解决人类自身的矛盾,及由此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地意义,同时也有现代地、将来地意义.[4](P.3)而西方的道德精神与中国的道德精神不同,西方的道德精神是知识型与宗教型的.一方面,“知性文化”形成了西方人以知识为道德提供基础的特点.早在古希腊的哲人苏格拉底那里,便形成了知识即道德的思想.到了近代,欧洲的学家常常对道德的根源进行形而上学的求索；另一方面,宗教上的罪恶感是形成西方道德的另一个基础.如基督教的原罪观念,要求人们通过信仰上帝获得救赎.西方的道德精神,在历史上曾起到了积极的意义.人们追求知识,造就了西方近现代的科技文明；追求天国,造成了西方人虔诚的宗教信仰.但西方“知性文化”的过分膨胀,造成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困境.一方面,知识的极端运用,导致了科技理性主宰一切,不承认价值上的东西；另一方面,宗教改革之后,人们更加注重对物的追求,而抛弃了原有的宗教虔诚,罪恶感丧失殆尽.此二者共同导致了西方物欲的泛滥与人们精神的空虚.面对西方道德精神的困境,徐复观提出了一条救治思路,即“摄智归仁”.“摄智归仁”是以“仁”来衡量、判断“智”的成就.以“仁”来统摄“智”,使“智”在作用的过程中,能得到“仁”的规约、引导,以朝向有利于人生价值之实现的方向进发.此即徐复观的“摄智归仁”思路.

其次,我们来论述徐复观的“转仁成智”思路.此种思路是徐复观面对中国物的匮乏进而导致“仁性”的困厄而提出来的.在徐复观看来,中国文化未能在物的方面得到很好的发展,物的贫瘠致使中国“仁的文化”得不到充实.对于此种困境,徐复观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转仁成智”,即从“仁”中“转”或“生发”出“智”来,以弥补因单方面“仁”的强化,而导致科学技术的弱化,又反过来对“仁”的限制.徐复观认为：“今后的儒学之需要科学,不仅系补其人性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所缺的一面,而且也可辅助我们文化已经发展了的一面.仁性和知性,道德和科学,不仅看不出不能相携并进的理由,而且是合之双美,离之两伤的人性的整体.”[3](P.38)“仁性”与“知性”共同组建了人性之全,中西两种文化的融合,势必既也有利于西方走出困境,又有利于中国的复兴.此即徐复观的“转仁成智”思路.

下面我们对徐复观的“摄智归仁”和“转仁成智”进行简要的评析.徐复观认为“仁性”与“知性”是人性的一体两面,将来的中国和西方必将向人性之全的方向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徐复观认为,在此二者中,“仁性”因其具有价值色彩,所以是更根本的、更重要的,而“智”的作用只是对“仁”起滋养作用,提供“仁”所需的物质基础.因此,无论是“摄智归仁”还是“转仁成智”,都因对“仁”的过渡执著而带有价值一元论的色彩.导致徐复观价值一元论的根本点,在于其认为“仁性文化”所倡导的道德价值,有着虚灵不滞的品格并且是没有古今之分的.徐复观认为：“文化的价值方面,不能分古今.价值的基本精神,没有古今的分别.”[5](P.7)黄克剑对徐复观这种认识的批评可谓切中要害.黄克剑认为,道德价值的具体实现是要受一定的历史境遇局限的,它不可能在历史之外孤芳自赏.道德价值的超越性是在对道德价值历史地实现过程中的批判与超拔,因此,其超越性与虚灵不滞的品格,不能被理解为与历史现实绝对隔绝的存在.超越性存在于现实的超越过程之中,而不是与现实无干的绝对存在.现代新儒家诸学者都重视道德虚灵不滞的“常”性,但如果将这种“常”性绝对化,就有可能忽略道德价值历史地实现的具体性和局限性,将道德价值的人间性遗忘.此外,儒家的“仁”不是脱离历史上一个个具体的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抽象价值,而是在其每一次呈现的过程中都有其确定内涵,这内涵不可能与特定背景下的知性无关.没有仁爱的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仁爱同样是危险的,徐复观缺少对传统儒家脱离知性的“仁”的反思和批判.[6](P.41)其实,“仁性”与“知性”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任何一方面对另一方面的宰制,反倒使宰制的一方失去其本来价值.“知性”不反对“仁性”,反过来讲,“仁性”也不能“转”出“知性”.就“仁性”不能发出“知性”而言,“转仁成智”不能成立,就“知性”不属于“仁性”而言,“摄智归仁”也不能成立.其实,西方现代道德的危机,并不在“智”本身,而在使用“智”的人的道德危机.因此,对西方“智”的滥用的救治,需要通过“仁”的提升来救治“不仁”所导致的结果；而对中国“智”的不足所导致的物的匮乏,需要通过“智”的提高来满足.如此,则全矣.

二、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的“相助相即”

徐复观后半生远离现实的政治争斗,走上了学术的道路,但是其对政治的关注却一如既往,可以说其是以学术的方式回归政治.在徐复观看来,现代化内在地包摄着政治,中国政治之建构,仅依靠儒家的政治思想显然行不通.儒家政治思想有民本而无,有礼治而无法制,无法直接承担中国政治的建构.而直接引进西方政治思想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西方政治也有其短处,即缺少道德自觉的精神.

那么中国政治的建构当采取何种方案呢?徐复观通过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希望将儒家的道德观念与西方的权利观念结合起来,建立一种以儒家为基础的政治.徐复观曾说：“要以中国文化的‘道德人文精神’,作为政治的内涵,改变中西文化冲突的关系,成为相助相即的关系.”[2](P.320)那么儒家的政治思想与西方的权利观念该如何结合呢?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徐复观首先驳斥了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是导致专制制度的根源之观点.徐复观认为,儒家的政治思想不是导致古代专制制度的根源,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根源在以韩非子为主要代表的法家思想,而法家之外,都有着民本的要素.法家思想的基本理论预设是人性恶理论,认为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理论所导致的政治制度是这样的,君主高高在上,臣民俯首在下,君主对臣民有着绝对权威,而臣民对君主必须绝对服从.法家思想也必然反对儒家的性善论,反对儒家君主修身以安百姓的思想.所以说,儒家政治思想不应为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负责.那么儒家与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徐复观认为,在中国古代长期的专制社会中,儒家在专制制度的重压下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歪曲”,但也起到了补偏救弊的作用.在其看来：“儒家思想,乃从人类现实生活的正面来对人类负责的思想.他不能逃避向自然,他不能逃避向虚无空寂,也不能逃避向观念的游戏,更无租界外国可逃.而只能硬挺挺的站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以担当人类现实生存发展的命运.在这种长期专制政治之下,其势须发生某种程度的适应性,或因受现实政治趋向的压力而渐渐歪曲；歪曲既久,遂有时忘记其本来面目”[1](P.8),但即使这样,“儒家思想,在长期的适应,歪曲中,仍保持其修正缓和专制的毒害,不断给与社会人生以正常的方向和信心,因而使中华民族,度过了许多黑暗时代,这乃由于先秦儒家,立基于道德理性的人性所建立起来的道德精神的伟大力量”[1](P.8).可见,徐复观认为两千年来的历史,有良心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虽然在专制制度的重压下,受到现实政治一定程度的歪曲,但还是尽到了一些补偏救弊的责任.以上,我们知道儒家不但不应为中国古代专制制度负责,而且还对减轻专制制度的毒害尽了补偏救弊的责任.徐复观认为,对于政治而言,儒家的政治思想与西方的政治思想各有其优缺点.这就使得儒家政治思想和西方的政治思想的结合成为可能.徐复观近三十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掘井及泉,挖掘出了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的接合点.

首先,虽然儒家的政治思想包涵着政治的重大精神因素,但是却缺少政治的主体,这使得古代中国终究没能发展出政治,因此我们需要学习西方政治,使中国形成政治的主体.徐复观认为,儒家政治思想中蕴涵着对人性的尊重,并且民本的思想与也很接近,此外,礼治中的礼的思想也与制定法的规范只有一墙之隔,此三者都已与政治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但是,中国缺少政治的关键因素――政治的主体.他指出：“儒家总是居于统治者的地位以求解决政治问题,而很少以被统治者的地位,去规定统治者的政治行动,很少站在被统治者的地位来谋解决政治问题.这便与近代政治由下向上去争的发生发展的情形,成一极显明的对照”[2](P.83),总之,中国缺少“真正政治的主体”[2](P.83).徐复观认为,政治主体的建立,需要将儒家的政治思想,从以统治者为起点,来为人民负责的思想,变为以被统治者为起点.补上我国历史中未经历的阶段――个体权利自觉阶段,则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也可因政治的建立而得到客观的构造.[2](P.83)

其次,儒家政治思想重视个人的义务胜于权利,其是以个体道德的自觉来成就群体的和谐,而西方的政治是以个人权利的争逼出群体的不争.两相比较,前者要优于后者.因此,中国政治的建构当吸取儒家政治思想之长.徐复观认为：“西方的政治第一阶段的根据,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自然法.第二个阶段的根据,是相互同意的契约论.自然法与契约论,都是争取个人权利的一种前提,一种手段.所以争取个人权利,划定个人权利,限制统治者权利的行使,是近代政治的第一义.在划定权利之后,对个人以外者尽相对的义务,是近代政治的第二义.因为政治的根源是争个人权利,而权利与权利的相互之间,必须有明确的界限,有一定的范围,乃能维持生存的秩序,于是法治便成为与政治不可分的东西.”[2](P.82)可见西方政治产生的理论依据是以争成其不争,以私人的利益的争来成就集体的利益.这种通过争成就的不争,是通过人与人的互相限制逼出来的,而非出于个人道德的自觉与自愿,因此不一定安稳,时时有可能崩塌的危险.与此相比,中国的儒家政治思想的可贵之处,是以个体道德的自觉,来成就群体的利益.因此,徐复观看来,在中国政治的建构中,应当吸取儒家思想重视个体道德自觉的方面,这样的政治建构才能更牢靠.

以上是徐复观对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的“相助相即”的分析.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无疑是希望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新复兴儒家,其不只希望儒家在思想上的复兴,更希望儒家思想能够参与到现实政治的建构.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徐复观对中国政治的建设思路大体是这样的：首先补上中国以前所未有的个体权利的自觉,再通过儒家的责任、义务观念超越由孤立的个人组成的共立状态.在我们看来,个体权利的自觉匪易,而对孤立的个人组成的共立状态的超越尤难.徐复观所提出的这样一种中西结合的思路,其思想初衷无疑是好的,但这种思路在现实的实现上如何呢?就连徐复观自己也认为“未免有点近于神话”.既然现代化的浪潮不可避免,我们必须经历政治,也只能在自己的文化上去吸收西方政治的成果,那么徐复观的这种思路无疑是值得借鉴的.但现实的情况,往往要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目前看来,中国的儒家思想想重新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只能是一个梦幻,其只能作为一种传统的精神资源被批判地吸收,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一种精神依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