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我看历史

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决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决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已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罢?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政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

所以现在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

（摘自《中国大历史》湖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