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滋养出的大家

【编者按】

杨殿,男,1910年3月出生,河北无极县林中村人.中国国家图书馆资深研究员、中国当代著名学者、著名图书版本学专家、著名目录学专家、著名金石专家.1997年9月1日在北京逝世.所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石刻题跋索引》等著作得到学术界好评,曾不断再版.

穷家出了个念书娃

1910年,他出身在河北省无极县林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当时,农村的生活非常艰苦,一般的农家,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因此,在当时,很少有农家子弟读书识字的,或者虽认识几个字,也不过是自己的名字、钱额大小之类,只有有钱的人家才供得起孩子读书.

在他们家庭,共有二三十人.父亲在他们几个兄弟中是老大,因此承担着管理这个家庭的责任.杨殿的同胞兄弟共有四个,他是最小的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姐姐.在他们家,孩子到识字年龄时,都送到村里小学去读书,但是没几年,也是因为家里穷,便得回家务农了.因此,在他小时候,并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认为只要识几个字,不致于把自己的名字弄错就可以了.

当他到上学年龄时,他先在村里小学读了几年,那时叫初小,以后经过考试,他的考试成绩还不错,家里又送他到离家三十里以外的县城去读高小.这在当时,对他来说,已经是“格外的幸运”了,但是到高小毕业时,他又因考试成绩很好,而被送上了中学.他上的中学,是当时的河北省第七中学,设在保定市.在中学读了大概四年.

当时,像他这样普通农家子弟能读完中学的很少,整个农村中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也很少.因此,当他中学毕业回家时,他自己,连同家里人都认为如果再去当农民种庄稼就有点太可惜了.但是要找到一个适合他干的工作,一下子也很困难,因为农村毕竟需要较高文化程度的工作不是太多.他因为没事可做,情绪不好,因而在家生起病来.所谓生病,很大原因是由于心理因素,一旦有了机会,看到了希望,病情自然就减轻,慢慢恢复了健康.

当时,有一个熟人来到他家,把他介绍到县城工作,虽然收入很少,但也可以勉强养活自己,并补贴一些家用.过了不久,一心向学的他便来到北京准备报考大学.

这可能是他一生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了.他以后的生活,都与这有关.他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小县城,来到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开始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生活.那年,大概是在1929年夏天,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先是在预科班读了两年,后来又读了四年本科.

与北京图书馆的相遇

说到杨殿与北图的关系,那是1931年冬天,在他预科班毕业以后.当时,为了不再向家里要钱,也是为了找一份比较稳定、理想的工作,经一位朋友介绍,到了北京图书馆谋职,被接纳了.就在这年的十二月份,他到北京图书馆工作了,每周是工作六个半天,另外六个半天在师范大学继续读书.

他到了北图以后,先在索引组工作.那会,北京图书馆新建的大楼已经修建完成,可是索引组的办公地点,还留在了中海怀仁堂西四所,办公室的门上,悬有“增福堂”三个大字的匾额.索引组的组长是王重民先生,他是编纂委员兼索引组组长,当时在索引组工作的同仁,连同组长不过五位,杨殿到了以后,又陆续来了四位.当时,他对编制索引工作,在脑海里还是个空白,一切都要从头学起.组长叫他先把组里已经出版的《国学论文索引》和《文学论文索引》的初编,仔细地从头至尾翻阅,为的是使他对于索引的编制和用途,有个初步的了解.

每当工作做了一些日子之后,组长便要分别谈谈话,问问对工作的意见,有什么具体困难和要求.杨殿记得有两次谈话印象特别深,有一次他说到写卡片的工作简单而且枯燥,另一次是说到他想了解清代文集的大概情况.这两次谈话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他的思想解决了许多过去不了解的问题,让他茅塞顿开,对于写一张一张的卡片,也不再感觉是枯燥无味的了.从此以后,他还逐渐地对清代文集索引编制发生了兴趣,也渐渐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经验.

在平日里,组长还经常鼓励工作同仁们写点读书笔记,或者把自己的一得之见写成文章,在本组的工作计划之外,编制一些规模较小的索引.他们都明白,这是组长鼓励大家在工作之外,多读一点书的有效办法.

杨殿在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索引组,一开始是半工半读,直到1935年在北师大毕业,正式转为北平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经过半工半读几年的学习和工作,杨殿在学识上有了很大进步.除圆满完成大学中文全部学业,还阅览了大量清人文集和各类业务参考书籍,掌握了当时较为先进的分类和编制索引的方法.为后来开展图书馆工作和研究图书版本学、目录学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他先后编辑了《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193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石刻题跋索引》（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普遍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为学术界开展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曾不断再版.

通过做索引这样一些基础的工作,他也慢慢摸到了一点治学的门径,学会了利用工具书,并对做学问渐渐产生了兴趣.在这几年,他也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如在《图书馆学季刊》上发表的《跋四部丛刊本文南文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发表的《跋缪辑集古录目》和《石经论著目录》等.

后来,王重民先生被派到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去了,馆内也没有派新的领导,在各种工作告一段落之后,便迁移到本馆来办公,不久因为工作的需要,把原来索引组的同仁,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因而原来的索引组,就暂告结束.此后索引组又成立过,但参加工作的已不是原来那班人了.

索引组解散后,文津街馆内的办公室差不多他都呆过.起初是几个人在一块,后来是到中文编目组,但不是去做编目工作,还是做索引.过了一段时间,馆里安排他到中文采访组,主要是写新书.但是,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事变后,中文采访组的人事也有所变动,他一度被临时任命为写作技巧组长,以后,中文采访组不但要采购新书,练旧书即线装书也要采购.凡是中文图书的采购,都由中文采访组负责,他在中文采访组的时间比较长,直到它被取消.日本占领北平期间.由于北平图书馆是中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资助协办的,日本人未能接管.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美正式宣战,日伪政府才委任周作人为馆长,接管了北平图书馆.但实际上他是有名无实,很少过问具体事务,大多由他派来的一位秘书主任来管,这人倒成了实际上的馆长.

这时,中文采购组已经被取消,杨殿一度被调到庶务组工作,后来又调到金石组,那时大家都是混日子.上头教育总署署长换一次,北图的馆长也换一次,庶务组的成员也换一次.那个时候,能活命就不错了.

这期间杨殿的生活很艰苦,精神备受折磨,在抗日救国的思想感召下,杨殿利用图书馆的工作岗位,曾为地下工作者多次传递情报.解放后,这位地下工作同志曾向北图党组织做过反映.80年代以后这位同志又向反映情况,并开具证明.后来按有关文件,定杨殿为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离休待遇.

从1937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杨殿陆续发表了《跋四部丛刊本<,南雷学案>,》、《石经论著录》、《佛教石经目》、《宋代金石书目考》、《宋代金石佚书考》、《中国家谱通论》《馆藏方志待访目》、《馆藏川滇黔桂所著诗文集》、《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续编拟收目录》、《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述译》等论著.

在老先生影响下工作

杨殿刚来到北京图书馆时,主持馆务的就是袁同礼先生.起初,因为所在的索引组不在文津街馆内,也就轻易见不到他.直到1935年,索引组从怀仁堂西四所迁到这儿,不久杨殿调到了中文采访组工作,中文采访组的购书情况单必须经馆长签字才能付款,所以就经常和馆长见面了,听到他发表的意见就多了,虽然多是三言两语,但也可以体会到他的想法和主张.

他谈起对袁先生的印象,最突出的一点,是觉得他没有什么官架子.众所周知,北平是个建都几百年的地方,封建势力弥漫在各个角落里,等级观念是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里,凡是做领导工作的人,都有与一般群众不同的派头.而一般群众也认为这是正常现象.检测如做领导的和群众一模一样,反倒觉着有点奇怪了.袁馆长似乎没有受什么感染,他上班之后,经常是匆匆促促的在各个办公室之间来来往往,很少利用去召唤某位同仁.馆长办公室的大门,总是对同仁敞开着,同仁们有什么事要找馆长面谈,就随时去好了.除非馆长正在会客,否则是不会挡驾不见的.在杨殿到了中文采访组后,袁先生对他说,图书采访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要做好这个工作是不容易的,必须要了解馆藏,掌握馆的方针和任务,必须了解出版的情况,了解书价的行情.每当他在清款单签字之前,对书店的,要大致地翻阅一番,有时也问问书价的行情有什么变化.他曾经说过,图书馆的采访经费并不富裕,不能不对书价加以注意,要节约,要把有限的经费用的合理、适当.他主张做采访工作,不能老是坐在办公室里,只是依靠书商送书样子,而是必须走出去,到书店里去采购,要和书店的采购人员多打交道.北京的书商,各有自己的采购路子,也各有各的看家本领,他们虽是为了赚钱,却是孜孜不倦地在熟悉书上下功夫.他们的勤奋,有时是图书馆工作人员所不及的,所以多多和他们接触,对做好工作是有帮助的.

袁同礼馆长对于补充馆藏方面,除了征购之外,遇有其他任何机会,都不肯放过的.例如：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党信托局,曾经保存着一批没收的书籍,袁先生便计划着把这些书籍移到图书馆来保存,以便最后能成为图书馆所有.后几经交涉,终于办成.这批书籍在北平解放后,经过上级批准,终于成为馆里的正式藏书.又如：在军调部代表团撤离北平之前,袁先生曾向代表团征求他们不能带回延安的书籍、刊物、报纸等,代表团答应了这个请求,同意把一批书刊赠给北平图书馆.当时馆里派人到北京饭店代表团取书的时候,还曾受到国民党局派在北京饭店附近的密探扣留,经馆里派人交涉之后才获释.

由于购书经费支绌,购藏图书很少.杨殿的主要工作却是接收政府没收的敌伪藏书,最主要的是接收了信托局保管的几批图书.从清点编目到造册搬运,很费时日.中日文图书总数达几十万册,成为当时图书馆藏书的主要来源.在袁先生的领导和帮助下,这几年,杨殿在学术上也有了较好的建树,他先后发表的论文有：《中国年谱目录述评》、《记<,知足斋丛书>,》、《<,爨桐集>,跋尾》、《跋<,嘉庆嘉定县志>,>,》、《<,唐折冲府考>,读后记》、《<,国榷>,跋》等.此外,他还利用在北图的工作与学习条件,做了一些书的辑录工作,如辑了《馆藏方志待访目》、《馆藏川滇黔桂所著诗文集》、《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续编拟收目录》等.

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薪金,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微薄的,用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当时多是一人工作,薪金是维持一家几口的生活）,已难免有捉襟见肘之苦,如果到了年老不能工作的时候,有的人就衣食无着,老境可怜了.当时袁先生曾想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由每人每月的薪金扣出百分之五,把这些钱存到银行里,用以做人老之后的生活费,据说这是仿照邮政局对待职工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实行不久,就因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因而把每个人所存储的钱发回,而馆里补给的那部分也就停止了.这事虽然行之不久,而且对同仁的生活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但对同仁生活的关注,还是看出袁先生厚道的一面.

小馆员开始担大任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图书馆由人民政府接管.杨殿作为留用人员,从此正式参加革命工作,被任命为主任采访员.在党的领导下,杨殿自觉加强思想改造,尽力做好图书馆采访工作.1950年,他被派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大概有半年左右时间,直到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回馆后,1951冬,杨殿被任命采访部副主任,之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一直担任这个工作.这时候,主要是做行政工作,业务上很忙,会议也比较多,读书的时间很少,没有写什么东西.以后,他又被调到参考书目部任主任.参考部当时有两个组,一个是社科参考组,一个是科技参考组,他除了督促各组做好业务工作外,有时候,还亲自答复一些读者社科方面的咨询.别人给读者的答复,他也经常要先看一看,防止发生一些问题.对于参考咨询工作,他有很大的兴趣,当为读者解决了一个问题时,心中感到特别高兴.1959年经批准,组织上派杨殿到德国参加莱比锡城举办的世界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会,他圆满完成了任务.1962年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北图工作重点由普及教育转向为党、政、军机关怎么写作,为重点科研和生产建设怎么写作.这年杨殿由采访部调到参考书目部任主任.主要任务是编制多学科的书目和解答读者提出的咨询问题,协助查找多学科的书刊资料.这项工作要求有较高的语文译读和专业目录学知识,以及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杨殿很感兴趣,在为社会各单位提供咨询怎么写作的同时,对自己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提高也很有益处.到“”前夕,杨殿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专作业务参考咨询工作.在本岗位工作之外,杨殿还兼任过《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震历史资料》、《中国古桥技术史》的编审工作,并被聘为中华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被评为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

“”开始后,杨殿不得不“靠边站”,后又在无极老家住了相当长时间.在返回老家生活的那几年,从单纯的个人生活而言,还是相当安闲的,不用工作,还有每月一百多元的薪水,这在当时农村算是很高的收入了,他甚至有了在河北老家安度晚年的想法.当然,没有事可干,心里难免也有些不安.

1972年,馆里派人到河北老家找他,他以回来不担任行政职务、只做业务工作为要求,回到了北图.这样,他又回到参考部社科参考组工作,而接触书籍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了.

在社科组的工作期间,他和同事们也做了一些学术工作,编辑了《馆藏幼学读物目录》、《馆藏法家及进步思想家著作目录》等.此外,他还考虑过编馆藏中文参考工具书、中国丛书综录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成.

好日子带来的硕果累累

“”结束后,杨殿有精力也有可能在学术上做更多的努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与自己的前些年担任行政工作期间相比较,工作的成绩多了.在“”后的几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编写出版了《中国历代年谱综录》,该书收录了年谱三千余种,反映谱主一千八百余人并附录了参考书及文章篇目近三百条,算是他对年谱整理工作的一个总结.此外,他还写了一些文章,如在《图书馆学通讯》上发表了《略论王重民同志对于版本学的研究》,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了《中国善本书提要简论》,在《文献》上发表了《中国年谱概论》、《中国历代年谱综录续录》,在《北图通讯》上发表了《谈谈古籍和古籍分类》、《回忆在索引组工作的岁月里》等.

1980年,杨殿编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和《续录》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还在各种刊物上陆续发表了《谈谈中国古籍和古籍分类》、《中国年谱概说》、《略论王重民同志对于版本学的贡献》、《王重民编著<,中国善本书提要>,后记》、《军机处分次奏进应毁书籍单跋尾》、《国立北平图书馆刊之回顾》、《一部反映全国方志情况的联合目录》、《回忆在北图索引组工作的岁月里》和《对袁同礼馆长的回忆》等文章.

杨殿从1931年开始,到1984年离休,一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他热爱祖国,始终保持着爱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忠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和情操.在日寇侵占北京,侵占北京图书馆的岁月里,他忧国忧民,憎恨侵略者,痛恨卖国贼,鄙夷发国难财的小人,他积极投身抗击侵略者的革命洪流,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多次为地下工作者传递情报,杨殿德高望重,一生中始终保持着朴实无华,勤勉奉献的工作作风及生活作风,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学术上勤于耕耘,对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开展及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深受同事及读者的爱戴.

1984年杨殿从北京图书馆离休.1987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97年9月1日,在北京逝世.杨殿说：“图书馆的工作主要是怎么写作,衡量图书馆工作做的好不好,主要看其怎么写作工作做的好不好.在参考部工作时,每当为读者解决一个问题,心中就特别高兴,感到很充实,很有意义.就是在今天,为读者怎么写作的思想仍旧应放在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