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来我国教育学原理类教材建设回顾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学原理类教材如雨后春笋,在量上不断创新高,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效应.本文将通过回顾教育学原理类教材出版情况、分析经典教材的体系建构,为后续教育学教材建设工作提供一种借鉴视角.

关 键 词：改革开放我国教育学原理类教材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9-0268-02

教育学原理类教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师范类院校公共课教育学教材,它作为教育大世界的“全幅导游图”,以一种综合的、全面的关于教育与教育学知识图谱作为引导,引领初入门者通览教育世界的全貌,能够为学习者后续学习专业教育课程提供基础理论知识,因而它在师范类院校教育教材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界十分重视教育学教材的建设工作,出版了大量教育学教材,不但为各类师范院校培养教师提供了充足的课程资源,同时繁荣了学术界关于教育学原理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旨在通过对教育学教材出版版本总量与分布情况的回顾研究,尤其是对教育学教材经典版本的体系建构分析,为学界后续开展教育学教材建设工作提供参考.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情况

经笔者粗略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共出版了近400种不同版本的教育学教材（专著）,版本数量之大、名目种类之多,可谓卷帙浩繁,足见教育学工作者开展教材建设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36年来,共有上千名理论工作者（或院校单位）、147家出版单位参与了教育学教材建设这项浩大工程,“这表明了教育学工作者力求使教育学教材配套,并在各种层次上,使比较单一的教育学教材转向多样化”.根据命名方式的不同,这些教材大致可分为教育学主题和教育主题两大类；每大类又可细分为本论类、概论类、教程类、原理类、基础类、普通类、公共类、广义类、现代类与当代类等十小类.

表1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学教材（专著）出版版本数量统计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学教材版本分布情况

1.从出版数量上来看,教育学、教育学教程类、现代教育学类、教育原理类、教育五类教材居于前五位,依次为183种、40种、30种、26种、19种.尤以教育学的出版量居多,占到总类出版量近50%.可见,关于“教育学原理类”教材的命名,半数理论、科研人员倾向于采用“教育学”表达方式.

2.从出版时间来看,以每五年为一个时间段,1980～1984年教育学教材出版4种,1985～1989年出版2种,1990～1994年出版21种,1995～1999年出版53种,2000～2004年出版93本,2005～2009年出版91种,2010～2014年出版131种.36年来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工作总体上保持上升态势.尤以新世纪以来的15年最为明显,教育学教材出版317种,相比八、九十年代的80种的出版量,翻了两番.可见,新世纪以来,在现代信息化、知识经济化的有利条件下,我国教育理论、科研人员的成果产出量大幅增加.

3.从出版地域来看,华北地区教材出版155种、华中出版34种、华东出版90种、华南出版26种、东北出版43种、西北出版28种、西南出版21中,以华北、华东两地域出版数量居多.具体到城市,尤以北京、上海较多,分别出版140种、32种,不难得出这与北京、上海地区科研、高校、出版单位密集有着直接的关系.

4.从出版单位来看,教育学教材出版量居于前7位的出版社,依次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26种）、高等教育出版社（22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1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7种）、福建教育出版社（13种）、教育科学出版社（12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0种）,另有140家出版社出版过教育学教材,但出版量均不足10本.

三、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学经典教材体系建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学教材如雨后春笋,在出版数量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面上给人一种繁荣发展的景象,但透过表象不难看出教育学教材的建设质量并不尽如人意,表现出很多问题,我国学者郑金洲曾非常形象地称不少教材属于“复印式”、“装潢式”、“树碑式”、“同仁式”或是“创收式”教育学,恐怕只能充数、经不起推敲.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教育学教材的建设大潮中涌现出了很多体系严密、思路开阔、学风严谨、具有一定特色的优秀的教育学教材,堪称经典之作.为大家所公认的有：华中师院等五院合编的《教育学》（后由王道俊、王汉澜担任主编进行较大修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写的《教育学》、叶澜著《教育概论》等.

1.华中师范学院等五院合编《教育学》

1.1教材建设概述

华中师院、河南师院、甘肃师大、湖南师院、武汉师院五院校联合编写的高师本科公共课《教育学》最初是作为国家教委文科教材编选计划重点项目于1978年启动编写的,1980年首版印行,随后在1982、1988、1989、1999、2009五易其版,累计发行500多万册,“创造了新中国教育学教材史上的一大奇迹,成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典性的公共课教育学教材”,是我国自编教材中再版最多、印数最高、发行量最大的.

1.2教材体系建构

这本《教育学》先后变迁六版,每次再版都作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其中以第二、四（新编本第二版）、六版（新编本第四版）的变化显著、教材体系典型.

表3华中师院等五院联编《教育学》二、四、六版目录

从上表可以看出：（1）“绪论、教育目的、（学校）教育制度、课程、教学、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综合实践活动）、班主任、教师、学校管理”等十二个部分始终延用,仅部分章节因时代变迁进行了名称的、术语的、指向内容的或前后排序的变更,但总体上它们是该本《教育学》比较稳定的、核心的部分；（2）原第二版的“教育本质”、“中小学学生的年龄特征与教育”在第四版中删除,换之由“教育的概念”、“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的发展”三块内容发挥其开门见宗的基础概念、理论普及作用；（3）“电化教育”作为当年的特色板块,在后版中逐渐取消.总体来说,本书每次修订换版都在发生新的、向前的变化,基本态势是在紧跟时代步伐、紧随教育实践、紧贴理论话语,在不同的时期满足了现实教学的需求,对教育学知识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3教材体系缺陷

有研究者指出,本书存在章节不严密,各章之间联系没有得到应有揭示的问题.举例说明“教师”一章置于全书后面的做法,本身就说明教材体系的编写不成熟、不稳定.教材章节的编排应有严密的逻辑顺序,做到层次清晰、准确,不可随意地编排.有研究者看到了本书从第一版到第二版增加四章的情况,指出这种做法反映出其自身结构松散的问题,没有按照严密的逻辑思维程序构建起一个系列规范的理论网络,只是很多章节看上去可有可去,而且结构没有很好的兼容性,导致新成果在引入时结构也越来越臃肿.有研究者指出本书由于教材编写理念（课程目标）不突出,造成顾此失彼.还有的研究者指出,本书中未将“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章节进行论述,对学生这一主体的关注程度不够；侧重教育理论的论述,缺少教育实践方面的分析.

2.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教育学》

2.1教材建设概述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的高师教育系专业基础课《教育学》1980年初编订、经1982年修改,于1984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仅1984-1994的十年间就连印11次,发行量在百万册以上,可见一斑.可惜本书之后未继续修订换版.

2.2教材体系建构

该本《教育学》共有二十章.第一章,教育学的对象和方法；第二章,教育本质；第三章,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第四章,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的关系；第五章,教师与学生；第六章,教育目的；第七章,智育；第八章,德育（一）；第九章,德育（二）；第十章,德育（三）；第十一章,体育；第十二章,美育；第十三章,劳动技术教育；第十四章,教学工作（一）；第十五章,教学工作（二）；第十六章,教学工作（三）；第十七章,教学工作（四）；第十八章,课外教育工作；第十九章,学校教育制度；第二十章,学校管理.

可以看出,本书的体系建构逻辑性严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理论联系实际也比较紧密.正如当年编者所言,他们力求做一些新的努力,“主观上力求能反映我国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本书在《教育学》教材中发挥了质变的功效,堪称《教育学》教材科学化进程的开端.

2.3教材体系缺陷

本书主要的缺陷在于其编写体系延续了凯洛夫教育学的基本框架,未能超越这个模式.有研究者批评到以本书为代表开创的一系列同模式的教材虽声称突破传统,不过是形式上添加了更多内容,改了改花样,显得不伦不类.

3.叶澜著《教育概论》

3.1教材建设概述

叶澜著《教育概论》首次出版于1991年,时隔16年后,于2006年再版印发,发行量超过了15万册.

3.2教材体系建构

该本《教育概论》前后两版改动约三分之一,但主要体现在内容上,体系框架前后一致延用.该书共有六章.第一章,教育――复杂、开放的社会系统；第二章,教育与社会（上）――教育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历史演变；第三章,教育与社会（下）――当代教育与社会各系统的相互关系；第四章,教育与人的发展――教育与个体发展的相互关系的一般理论概述；第五章,教育与人的发展――人生阶段与教育；第六章,社会、教育、人之相互关系；结束语,教育的基本特征.

著者曾讲,该书是其将教育看做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是一种新视野下的诞生物,看起来显得很“另类”.确实,本书的体系建构给人一种全新的、与众不同的认识教育理论的视角.客观评价,其体系安排的逻辑线索和条理性是十分清晰的.

3.3教材体系缺陷

本书体系周密、论述详细,但作为一本教材,其结构不是十分完善,诸如教师、学生、德育、教育改革等许多内容没有纳入进来,尤其是教师与学生这对核心概念；同时整体上内容显得陈旧,缺少教育当前动态的介绍.此外,也有声音批评本书主观上标新立异,追求个性,弱化了教育基础教学的作用.

四、总结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学教材体系在不断完善的同时,也招致了不少的批评与指责.聆听这些声音、纵览已有成果,站在教材受用者的角度笔者提出如下四点建议：

第一,教材编写要把准定位.教材定位不明晰,在编写前的预期定位上没有确立准点、在适用对象上没有具体区分,导致教材的使用出现泛化、偏向的问题,“最好的教材没有用于最合适的学生”,收效不理想.

第二,去魅.教材体系受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影响很大,始终未能走出其阴影,教材中或多或少能发现将体系分为“教育总论、教学论、德育论、管理论”四大块的“凯洛夫影子”.我国的教育学教材还需不断“去除凯洛夫影响”,任何已有的体系框架都不是终极性的、绝对的,仅仅是一种猜测性和相对性的,因而需加强多元化、理性化思考,在立国特色与适用对象的基础上强化教材“主体”特色,让教育学教材真正获得其“单个体的存在感”.

第三,确立明确、清晰的编写理念.现有的很多教材存在缺少逻辑主线、动机模糊的状况,缺少一个“主心骨”.过多零散的问题的聚合给人一种云深雾罩的感觉,“船无龙骨入水即沉”,一本教育学教材在编写之前没有达成很好的共识,导致编写中盲目铺陈内容.

第四,建构科学、严谨、开放的体系框架.教材“结构封闭、缺乏活力,不利于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和体现自己的新成果,从而使内容不能及时更新；内部的逻辑关系不清晰甚至不合理,各部分之间缺乏内在的必然性,近于机械的罗列,体系不够严谨”.

总而言之,三十多年的教育学教材建设之路浪潮猛进也荆棘满途,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应招致了不少的批评、指责.一位明哲曾经感叹“最优秀的评论家批判了最优秀的作品但拿不出更优秀的”,面对批评、指责,与其心生怯懦止步不前,不如以更加谦逊、豁达的态度走出一条教育学教材建设现实、、多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