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翻译:环境界之间的翻译

点赞:5839 浏览:21202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01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重新界定翻译的概念,让我们有可能实现与非人类符号系统间的翻译转换.翻译技术能够在具有符号体系的生命体间传输生物文本(biotext)的意义,同时又不破坏它,因此生物学家的目标之一即是掌握通过翻译技术理解生命体的生物学方法.有别于真正的翻译(eutranslation),生物翻译存在于生命体环境界间信息传递的宏观层面上,既包括种内(intraspecific)翻译,有时又包括种间(interspecific)翻译.把翻译界定为环境界间的信息传递涵盖了语言翻译的概念,但就句法而言,生物翻译与人类的语言翻译具有一定差异,它在较低的程度上呈现,因此,本文在生物语境中引入了前句法(prosyntax)这一概念.

[关 键 词]生物翻译;生物文本;环境界;前句法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4-0015-07

[作者简介]卡莱维库尔(KaleviKull),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主任,教授,《符号系统研究》期刊编辑,主要从事生物符号学、广义符号学、生物学理论研究.彼得特洛普(PeeterTorop),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研究.

[译者简介]钱亚旭(1980―),女,山东临沂人,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研究.(四川成都610031)

一、环境之间翻译的可能性

“通过吸收外在的力量,每个主体的身体都成为了意义的接收者,接收来自意义载体的信息.习得的旋律作为主题,在意义载体的身体中获得了形式.”①

如果说,第一,存在着人类符号以外的符号;第二,我们有可能理解这些符号;第三,我们有可能恢复这些符号,那么,我们和自然的对话就有着直接的、非隐喻性的意义.在生物符号学的观点看来,在动物传播中,或者任何其他的生命系统传播中存在着符号,这提出了人类符号和其他生命体的符号的可译性问题.

正如艾柯所说,既然与自然交谈这句话经常以反科学的方式被使用,要严肃地讨论这个话题,可能会引起有些人的担心.但我们可以想想看,一个人和他的猫呆在一起时的平常情景,并且问问他,当他的猫在朝着门口叫时,他是否明白它在看什么.如果他能明白(这是可能的),他的理解和猫自己的意图一样吗?很可能不完全一致.当猫看到人朝门口走近时,它看起来好像希望他把门打开.这可能和人的想法一致,但无疑不是猫的全部思维.由此,我们要相信,不同种族的生命体可以不通过交谈而相互靠近一些符号,这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我们可能会直接地提出问题:动物的信息能否被翻译成人类的信息吗?①人类的信息可以被翻译成动物的信息吗?动物自己能进行翻译吗?

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猫也许可能建构出,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和人的所指对象相互重合的对象,而门(或者其他任何非生命的物体)则不能.

死亡的、有生命的、具备自我意识的(和表意的)――这些概念无疑是非常明显而自然的特征――当任何自然科学家在为术语下定义,或是建立模型时,都不会青睐它们.生物学、化学和物理学在理论发展中,都越来越努力地试着逃离这些概念,同时又希望能够对它们作出解释.因此,在自然科学的历史上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趋势,用热力学的、分子的、控制论的术语来取代这些概念,而死亡、生命、意识和表意变得越来越只具有隐喻的意义.这些概念的圈圈舞,把运作的科学术语圈,用同样动作从内转到外.

事实上,要通过它们的机制来定义这些术语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它们是简单的范畴.在运用它们时是不容易出错的,特别是当我们想到,那些在创造生物文本时运用它们的人是有生命的、有自我意识的、表意的科学家们,情况尤为如此.因此,如果在生物学中发生符号学范式的改变,这些简单的范畴就会被当作操作术语来使用.而且,符号学话语的许多术语也能被用于生命科学上.


发展生物符号学的理由之一,就是试图在符号学方法和概念的运用和帮助下,为复杂的现象找到更为简单的解释.为了找到有机符号系统的入口,这一目的就预设了我们要了解符号在自然中是如何被创造和翻译的.

翻译,如人们所做的从一门语言到另一门语言,通常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过程.因此,大部分的文学翻译理论都停留在这个框架之内.如果将这个概念运用于无意识的过程,即考虑到存在着无意识的翻译,区分这两种主要的翻译类型就是合情合理的:前翻译(protranslation)和真正的翻译(eutranslation),或者我们也可以称其为生物翻译(biotranslation)和语言翻译(logotranslation).在非生命体中没有翻译.真正的翻译是有意识的翻译,与之相对的是无意识的翻译,后者仍然是生命过程.每一个有意识的翻译都检测定了无意识的成分,即:每一个真正的翻译都检测定了生物翻译.

一方面,真正的翻译是指导下的活动,它形成了解释层次的框架并且决定了主导者(可以是原文、翻译或读者).在此基础上,翻译方法是作为一套技术程序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对文本的阅读和翻译源自于满足感,即认出了节奏和比例等.阅读的方便取决于感觉的激活――翻译越是有栩栩如生,越是在时空上一致,阅读起来也就越容易.比方说,翻译的新手最显而易见的失误就在于关注时态的使用,这或许会破坏文本的连续性.然而,译者中有一些人可以依靠直觉,通过节奏和语调去感知原文本的细节,而不用识别技术问题.一些文本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充分敞开.对语言文本,或许可以说,在离散和连续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体中,后者更为重要.词语中的错误可以被替代,而感知中的错误或许会要求新的翻译.“关于个别符如何交换和联系的理论,这必须由符号如何共同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的概念来补充.”①

按照乌克斯库尔、西比奥克、霍夫梅耶(JesperHoffmeyer)和其他人的看法,我们检测定,生命体的环境界是由符号组成的.环境界可以被看作生命体的个人语言域,生命体自己的、相当封闭的语言域.或者,更为普遍的是,考虑到也有简单的环境界――环境界是存在于生命体的符号系统内部的世界,即生命体的符号世界.或者,更具体的是,如果将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进行区别,那么前者就是计划,后者就是环境界.应当承认,既然任何自然的、运作中的符号系统都可以被视为世界的某种模式,将环境界理解为个体符号系统的行为,和将环境界理解为世界的模式并不矛盾.因此,我们可以对翻译的定义进行概括,认为翻译也意味着,使一个环境界内的一些符号和另一个环境界内的一些符号相对应.此外,这些环境界必须要拥有相似的功能圈(functionalcycle).

这里有两个生命体A、B(和它们的环境界).让A包含符号a,而B包含符号b.让这两个符号都有某种行为上可辨认的再现.这就意味着,当A辨认出a时,代表了行为a’;而B辨认出b时,代表了行为b’.

为了让翻译有可能出现,两个环境界之间必须有某种关联或者重叠.这通常被称为信息或文本,它们被发送出去,而且应当是可理解的.比方说,在我们的例子里,将a’称为在B的环境界中可辨认的信息.

如果B将b和a’分为一类,即同属一个范畴,我们就可以说a被翻译成了b.此外,这要求A和B拥有一个相似的功能圈,a和b属于这个相似的功能圈.

对作为观察者的我们而言,如果a和b具有我们可以区别为和bv的符号载体(signvehicle),即某种物体,那么这种情形就是可观察的.那么,在操作上,我们可以观察到:和bv导致了行为b’.

我们可以思考下面的例子:有一只猫和两只不同种类的鸟――凤头山雀和褐头山雀.它们所属的物种不同,具有自己的物种所特有的环境界和符号系统.如果两只鸟中的任何一只看到猫靠得太近了都会飞走.现在我们想想这样的情景:两只鸟在房子角落的边上靠得很近,各自觅食.当猫走来时,凤头山雀可以看到它,而褐头山雀在拐角处,因此看不到.凤头山雀发出警报的叫声并飞走了,褐头山雀在听到警报声后也飞走了.

考虑到上文给出的定义,我们可以说褐头山雀进行了翻译,将凤头山雀的警报声翻译为自己可能有危险.

如果这样的翻译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在两个方向上都是可能的,那就可以被称为个体间的符号系统(interindividualsignsystem).在我们举的例子中,考虑到凤头山雀和褐头山雀都互相辩认出了警报声,它也是种际符号系统(interspecificsignsystem).

一个符号系统要被称为一种语言,我们就检测定它具有其他的特征――除了将它定义为一种专门类型的符号(句法符号)的存在,除了某种符号之间的关系之外,它不指涉他物.考虑到动物的传播系统普遍不包含句法,我们应当说,除了人类之外,动物的符号系统都不是语言.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在没有句法的符号系统中,翻译是可能的.

应当承认,对于句法存在着更广义的理解,即,将同一个符号系统中范畴之间的关系也解释为句法,即使在这些范畴的功能类型(如动词和名词)之间没有分别.事实上,分类的过程就检测定了范畴之间的关系――没有关系,两个东西就不能彼此分别.我们可以把句法的这种宽定义称为前句法,把它和句法区分开,因为句法通常是谈到人类语言时所用的,而前句法一词是毕克顿(Bickerton)所使用的,也是我们在这里用到的.

在语言翻译的情况下,人类进行翻译的情形是如此清楚,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就会忽略,人类身体普遍结构的相似性是可译性的必要条件.①而在不同物种的翻译中,这种条件变得非常重要.当我们问到翻译是否充分时②――这可能是在没有句法的(也就是前句法的)符号系统中的难题,它看起来好像是个表意问题.判断翻译存在的一个可能标准,就是被发送符号的继续存在(在起作用)和对它们的辨认的反应.

奎因(Willardv.O.Quine)曾指出,将语言翻译为丛林语言,或对丛林语言进行翻译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可以是在整个文本层次,而非单个符号的层次上的成功.或者按乔姆斯基所说的,语义或许先行于句法,由于深层结构的存在,它可以获得翻译性.

翻译是意义从一个符号系统到另一个符号系统的传播.因此,术语翻译的运用,需要两个可辨别的符号系统.在语言的状态下,这常常是可能的,不会造成大的问题.要识别由不多的符号组成的简单的符号系统,这就难得多,尤其是当一个系统中的一些符号是和其他符号系统共有的.例如,如果其他种族发出的警报和自身种族发出的警报是不能区别的,它们就可以被视为属于同一个符号系统,因此不需要翻译来传播意义.但是,如果生命体发出的警报声和其他生命体是有区别的,就存在着不同的环境界和由此而来的环境界之间的翻译.如果连这也不能区分,那么说明这些生命体有着同一个环境界,当然,它的物理表现有可能是成群的.

将翻译定义为环境界之间的传播,这就将翻译作为语言之间的传播的概念普遍化了.我们希望,这不仅能够使翻译学的一些成果可能运用于生物学,而且,我们也相应地强调了文化翻译理论中的、一些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基本方面,比如倾向于个人的、由个人所引导的翻译.

二、对生物学而言的符号概念

既然我们对生物翻译的陈述用了符号这个术语,就需要详细说明这个与我们的语境相关的概念.

尽管在近十年的生物符号学著作中,符号的概念被用在许多的生物学例子(包括细胞内过程)上,但是,某物在生物条件下要成为符号,这需要什么检测设,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清楚的说明.由此,在进一步对生物学领域内的翻译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对符号的概念进行阐述,以使它对生物学而言变得更有操作性.

对生命体而言,什么时候一个未知的因素X会作为符号出现?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显然有很多不是符号的因素,对生命体产生影响.比方说,温度从20摄氏度降到17摄氏度,这会对草履虫体内的许多活动的速度产生显著的影响,而这种温度变化似乎并没有被生命体识别为符号.另一方面,同一只草履虫可以从它接触到的任何东西中辨认出它能够吞噬的细菌.(这个例子是乌克斯库尔描述的).

如果一个因素X通过历史发展的符码导致了某一行为,而这一行为又(通过另外的符码)被生命体A所识别,属于受因素X影响之下的同一个范畴,那么X对于生命体A而言就是一个符号.用乌克斯库尔的术语来说,符号是特性(Merkmal)和功能表意(Wirkmal)的统一体.这就意味着,只有当“某物如何被感知”、以及“引起什么反应”被生命体归为同一范畴时,它对该生命体而言才是符号.

(感知和运动的)范畴都是建立在类似的符码之上的,而识别被视为是数字性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直接地把符号二元性的概念作为某物成为符号的条件.

由此,如果我们用更经典的关于符号的符号学术语,即所指和解释项,来表达乌克斯库尔的研究方法,或许可以说:符号是记号(Merkzeichen),所指是感知(Wirkzeichen),解释项是功能圈(Funktionskreis).这也和罗兰波斯纳(RolandPosner)在写到莫里斯和米德时,对这些术语的解释是非常一致的:“符号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出现在行为的定向阶段中的刺激来发挥的等符号的对象主要是刺激所满足的物体,它出现在行为的完成阶段等解释者主要是施动者通过所指的完成而消除刺激的布置.”①或者像托尔乌克斯库尔所说的,“在符号等于意义载体+意义和意义等于对意义应用者的指涉这一简单的公式中,‘意义’在将不同类的因素纳入一个整体(符号)中起到了中心作用.等由此,意义变成了处理意义使用的‘戏剧事件’等通过这种方式,符号忽然有了生命.”②

意义传播的一个特例,就是模仿.塞西莉亚海斯(CeciliaM.Heyes)将模仿定义为一种“个体在观察同种的行为X时,要求具有行使和X在拓扑图形上相似行为的能力.”③亚当迈克洛斯(AdamMiklosi)则指出,“要出现‘真正的’模仿,观察者需要辨认出示范者的目的,并且意识到只有通过复制另一个动物的行为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复制并不包含辨认出被称之为‘拟态’或‘反应助长’的目的.”④(由此,在对符号进行复制和翻译之间有着清楚的区别.)

三、作为翻译的遗传

在必要的初步思考之后,现在,我们要进而讨论一些作为生物翻译的生物学例子.

关于语言翻译,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其中,父母的个性会翻译成为孩子的个性.同时,参与这一过程的基因的、后天的、行为的和语言的成分可以被辨别出来.它们是不同类型的遗传,或者说是不同的遗传系统.

考虑到遗传系统是在翻译过程所必需的一般条件框架中运行的,这一情况或许会允许我们将翻译理论的原则运用到生物遗产系统上.换言之,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使用拓展了的翻译学理论概念,为遗传提供一个符号学分析梗概.

首先,我们要说明遗传这个术语适用的范围.我们在这里指的是,存在着在其他的模式序列上产生的模式序列,而且,这种生产需要符码.除此之外,我们还检测定,每一个模式都至少是可能参加了翻译之外的传播过程的.我们也检测定,这些模式的生产是由一个生命系统进行的.

父母与后代之间相似的现象可以通过以下事实解释:(一)父母的DNA被复制,并传输给了子女;(二)生命在建造自己的大部分细节时,都使用了DNA模式.这是新达尔文生物学使用的基因范式的核心.

DNA的复制,不管是在植物繁殖情况下的完全复制,还是性别繁殖中的混合复制,都不意味着父母和后代在结构层次上共享的同样的DNA,它们在功能的层面也是同样的.

对新生命体产生有用的并不是结构基因组,而是功能基因组.功能基因组是生命体所理解的DNA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于以某种方式组成酶和核糖核酸的DNA的一部分.

伊娃亚布隆卡(EvaJablonka)主编的著作区分了四种遗传系统:后天的(EIS),基因的(GIS),行为的(BIS)和语言的(LIS).相应的,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包括:细胞结构和代谢循环的再生(EIS),DNA复制(GIS),社会习得(BIS,LIS),后者以象征为基础.这些遗传系统将变异从一代传往下一代,而变异则包括细胞形态(EIS),DNA基础序列(GIS),行为模式(BIS)和语言结构(LIS).比如,在染色体上有一些分子记号(亚),它和基因表达有某种关联.如亚布隆卡和其他人所证明的,这些记号可以把信息从一代传给下一代(顺便提一下,是通过母系传播的),而不对DNA作出任何改变.事实上这些记号是可逆的;但是,它们可以存在于好几代之间.

除此之外,确定环境的作用也很重要.例如,生命体的行为模式可能会随着它生活的环境而变得不同,这就意味着,一些特定的模式是和特定的环境相关联的(或者说局限于特定的环境).因此,如果环境限制持续下去,或许,通过BIS遗传的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使用的行为.所以,环境条件的稳定性是遗传系统的必需部分,是信息代代相传的载体的一部分.

与生物演化的基因中心论(genocentricview)相反,几个独立的遗传系统之间的区别使GIS无法解释演化中发生的一切,这一事实是明白无疑的.我们也应当考虑到,环境的变化或稳定性(即环境信息)也是遗传的必须要素.任何这些遗传系统内的变化,都具有演化上的重要性.

现在,要将遗传系统作为影响从父母的环境界到后代的环境界之翻译的系统来观察,我们需要找出,生命体的环境界中有没有类似于DNA之物.既然在多细胞动物的行为功能圈层面上看来,它是不存在的,我们就得转向细胞内的层次――微符号过程(microsemiosis)领域.

事实上,在细胞的层次上,DNA之于功能圈是构成性的.一个受精卵成长为成年的生命体,是在解释它的DNA,就好像一个读者(或译者)在解释不是由他/她自己创造出来、作者或许已经逝去了的文本.霍夫梅耶在DNA和符号载体、个体轨迹和对象、受精卵和解释项之间建立了一致性.“受精卵理解DNA的信息.也就是说,它将其理解为建造生物体的指令,由此完成了个体轨迹.①但是,这个例子似乎需要更多的细节描述.

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功能圈是基因表达的功能圈.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可以识别出DNA的一些模式,产生多肽和其他的识别后果,而且作为这种行为的结果,要么继续对DNA进行解释,要么就对其置之不理.在这里,我们在运用翻译概念的主要问题,似乎就是范畴化.一方面,存在着基因符码,它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不是可以通过物理化学法则可以推断出来的;另一方面,基因表达系统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只是纯粹偶然匹配的结果,这还不太清楚.

在感知范畴化的情况下,由于在传播过程中发现的意义的增值和无意义的不增值,形成了不连续的范畴.能够有类似于“作为单位的基因”的某物吗?我们使最终答案保持开放性,也许我们会注意到DNA的不同模式、或者说基因组的不同地址可以被有选择性地用于细胞的基因表达系统(或受其抑制),而且,存在着将其视为与范畴化相似的可能.

如果基因表达不是仅由基因自身、而是由细胞进行的解释过程决定的,而且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来进行,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在其间有一个符号过程.如果除此之外,一个细胞的基因组的解释方式可以被传播到另一些细胞的解释方式中,我们就有理由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翻译.

父母生命体对基因组的解释,可以被传达给后代生命体对基因组的解释.在生物学上,这是由基因和后天的遗传系统共同作用而造成的.如果翻译的意义和上面给出的定义一致,它就可以被称作翻译.

要被接收细胞完全解释,基因组自身的传播往往是不充分的:注意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基因组自身传播之外,还需要许多外在的信息.因此,我们认为这些系统(EISandGIS)在形成同一个遗传系统时,必须被放在一起.但是,如果后天系统自身很相似,在细胞的基因组被替换的实验中,有时候细胞就仍有可能会对基因组进行翻译.它和这样的情形类似:由于另一个文化和我们的文化的相似性,尽管我们对该文化一无所知,它的文本仍旧有可能部分地被我们所理解.

行为模式和语言模式也可以通过行为和语言遗传系统进行传播.由此,行为和语言符号得以被翻译.相应地,行为遗传系统和语言遗传系统是翻译的不同形式.

在近几十年的分子生物学中,“翻译”这个术语是被最为普遍使用的词之一.它的定义是“接收由信息核糖核酸编码的基因信息的蛋白质合成中的步骤,被用于合成多肽链.”①事实上,当它被运用于蛋白质合成中特定的步骤时,它是一个比喻,并且应该继续作为一个比喻.然而,同一个过程无疑是生物翻译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其中,子细胞对从母细胞继承而来的基因组进行了解释,但整个过程比分子生物学所说的翻译要丰富得多.

四、翻译符号学的功课:进一步的问题

人类语言的翻译活动,普遍预设了译者懂得两种语言――他/她所翻译的语言和所要译成的语言.我们很难在任何生物学的例子中看到这一点.因此,在我们谈到生物翻译时不会使用这一预设.

但是,真正的翻译和生物翻译之间的区别,并不像一眼看去那么严格.首先,即使对源语言所知甚少,翻译也无疑是可能的;其次,很难划出翻译和非翻译的界限;再者,就像上文中两种不同种类的山雀的例子那样,一个物种的警报声(由其他不同的物种发出的警报).可以被另一个物种的符号系统解释出部分的含义.

另外,源语言与翻译语言必须不同――没有分界,也就没有翻译,而只是重复的阅读,仅仅是反复.反方的观点则认为,即使源语言和翻译语言相同,也可以有翻译,因为环境界(包括同一个物种的个体的环境界)是不同的――如果环境界是同样的,那么(如洛特曼1978年所强调的)交流就不存在.因此,每一个感知到的、使源自于另一个环境界的信息在自己的环境界得可理解的传播,都检测定了翻译的存在.

生物翻译:环境界之间的翻译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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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问题关注的是:任何信息中的、没有句法的翻译的可能性.虽然我们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传播系统在丰富性上有着差别,很大原因是由于后者没有句法,但这或许并不意味着,后者就不能翻译.事实上,句法组织了复杂的信息,对翻译非常有帮助.然而,对意义的正确辨认或许是以对语境、对深层结构的辨别为基础的,因为如同伯格兰德(R.deBeaugrande)所观察的,翻译中的对等性不是必须由词语或语法的建构而获得的,而是由交流情景中的文本功能所获得的.

在视觉交流的情况下,动物交流句法的缺乏也会受到质疑,因为在视觉交流中,动物(当它们成对或成群地运动,或者互相争斗时,包括同一物种和不同物种的交流,如捕食者和猎物)可以以高度的精确性调整它们的动作.一个动物对另一方以运动再现的视觉符号的分析,或许在原则上除了前句法因素外,还包括了句法因素.

句法符号所在之处可能会形成类似的功能,比方说通过进行交流的动物社会地位的不同,或者通过行为动作的等级性.这可以和没有对等物的创新性文本的翻译相比较,而且可以用符号(如标题、题词、导言或设计)做出标记,来引导它的感知.

责任编辑:王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