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背景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奉宋英宗和宋神宗之命编撰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由司马光本人担任主编,在刘、刘恕和范祖禹的协助下,历时19年而编撰完成.全书分为294卷,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截止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按照时间顺序记载了共16朝1362年的历史.

一、司马光的早年经历

司马光（1019―1086年）,北宋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其父司马池,宋真宗时进士及第,历任永宁县主簿、光山县令及凤翔府、杭州、晋州等地方长官,颇受好评.其事迹载于《宋史》卷298《司马池传》.司马光生于河南光山,字君实,自号迂夫,晚年号迂叟.祖籍陕州夏县（治今山西夏县）涑水乡,后人称“涑水先生”.宋哲宗元元年（1086年）,68岁的司马光在宰相任上去世,获赠爵号“温国公”,谥号为“文正”,故后世称之为“司马温公”和“司马文正公”.司马光的事迹,主要见于《宋史》卷336《司马光传》,以及苏轼撰写的《司马温公行状》.

司马光是一个早慧之人,儿童时代的砸缸故事,见于惠洪（1071―1128年）所著《冷斋夜话》等宋人笔记,也被《宋史司马光传》收录.据说在北宋末年,开封和洛阳等地就流行着《小儿击瓮图》,以表彰其事.据苏轼撰《行状》记载,“公自儿童,凛然如成人.七岁闻讲《左氏春秋》,大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义.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年十五,书无所不通.文辞醇深,有西汉风”.《春秋》三传中的《左传》,是分量最重的经书之一,还特别讲究微言大义,七八岁的儿童听讲之后即能“了其大义”,若非夸张,实在是不简单.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20岁,中进士甲科,以奉礼郎任华州判官.不久,其父调往杭州任官,于是司马光申请改签苏州判官事,以就近照顾双亲.宝元二年（1039年）到庆历元年（1041年）,司马光的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他连续服丧五年,不任官职,潜心读书,撰写了多篇史论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和《贾生论》.庆历四年（1044年）,司马光服丧期满,皇帝下敕回复其官职,这份命令文书的起草人是时任右正言知制诰的欧阳修.司马光时年26岁,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担任了地方的佐官和县令.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主持了“庆历新政”,严厉惩治地方官员的腐败,进行政治改革.从庆历四年下半年开始,改革派逐渐被打压.任职于地方的司马光在朝廷政治中还没有多少发言权,但他未放弃对政治的关心,大量阅读经史,并撰写了《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河间献王赞》等十几篇史论.其中有一些史论和政论文章,后来经过修改被用到了《资治通鉴》的评论“臣光曰”之中,《才德论》即是一例.

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奉调进京,一直到宋仁宗的末年,十多年间司马光担任的职务主要集中在文化学术岗位上,如任兼国子监直讲、馆阁校勘、史馆检讨、集贤殿校书、直秘阁等.这些职位的历练,对司马光的学术积累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仁宗时期的司马光尽管写了许多文章,但基本属于个人积累,在政治上发挥重大影响的,只有劝仁宗确立接班人一事.宋仁宗老年无子,至和三年（1056年,九月改元嘉）春,仁宗因病数月不能上朝,皇位继承问题再次紧迫地被提出来.不少朝中重臣先后上奏,建议定立皇储.司马光此时在并州（治阳曲县,今山西太原市）任通判,连上三篇奏状,请仁宗早建皇储,以安天下.到了嘉六年（1061年）,司马光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开始了其谏官生涯.在谏官的位置上,司马光再次提出立储问题,并积极争取宰相的支持.这个建议起到了关键作用,仁宗将侄儿宗实立为皇子,即后来的宋英宗（即位后改名赵曙）.皇位继承问题因此得以解决.后来欧阳修在给宋神宗推荐司马光的札子中,还特别提及此事,说司马光“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进士及第后的20多年里,司马光一边做官,一边读书著述,既没有放弃对现实政治的关心,也没有卷入到高层政治的漩涡之中,这就使得他有一个良好的政治历练和学术积累.早慧而不过早地成名,对于司马光后来的学术成就、个人声望和政治作为,都是大有裨益的.而司马光本人很看重学术的长期积累和人生的历久沉淀,反对急功近利.他自号迂夫,晚年号迂叟,并著《释迂》一文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

担任谏官之后,司马光开始活跃于朝廷政治舞台.从仁宗嘉六年（1061年）一直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在长达5年的谏官生涯中,司马光直谏敢言,针对当时许多现实问题包括朝廷重要的人事任命进行批评,所以欧阳修在《荐司马光札子》中说他“久司谏诤,谠言嘉话,著在两朝”.例如,英宗要任命皇太后曹氏胞弟曹佾（即传说中八仙之一的曹国舅的原型）担任宰相,司马光就公开上疏表示反对.英宗要给大宦官任守忠升官,司马光却上疏坚决抵制,指斥其为“国之大贼,民之巨蠹,乞斩于都市”（《宋史》卷468《宦者任守忠传》）.在宰相韩琦、欧阳修等人的支持下,任守忠被贬.又如,英宗被立为继承人后相与亲近的王广渊,在英宗即位后受到重用,要被任命为直集贤院.司马光上疏论其奸邪,告诫皇帝不可亲近如此小人.他引用历史上的典故说,汉代的卫绾因为不陪着太子饮酒,所以汉景帝特别看重他.后周时的张美因为私下将公钱给周世宗,所以周世宗很鄙薄他.而王广渊在陛下被立为太子后,百般巴结,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重用这种人,将何以激励人臣守节?再如,治平二年（1065年）九月,司马光上《言张方平札子》（见《传家集》）,针对朝廷用翰林学士张方平为参知政事,明确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方平文章之外,更无他长,奸邪贪狠,众所共知”.如此指名道姓,直接反对朝廷的人事任命,在宋朝的台谏官员中并不奇怪,但司马光却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谏官之一.尽管英宗没有听取他的意见,但这些言论使得司马光开始变得声名显赫.

二、编修《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参与政治的一种特殊方式

英宗对司马光既有感恩也非常赏识,没有因为这些不同意见而疏远他.治平二年（1065年）,英宗任命司马光为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这是一个接近皇帝的要职,对中枢决策能够发挥重大影响.而司马光考虑通过历史来影响皇帝的方式参与到最高层政治之中.司马光还在仁宗时期就计划写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对于这样一部史书的编撰做了大量准备.他乘机将一部八卷本《通志》进呈与英宗,此书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讫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就是后来成书的《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这部书引起了英宗的重视.次年四月,英宗下令在崇文院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行选择协修人员,编辑一部《历代君臣事迹》.48岁的司马光,因此走上了实现少年理想、成为伟大历史学家的人生道路.英宗为司马光置局修书的决定,是在司马光担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的背景下做出的.无论对于英宗还是对于司马光来说,编修此书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给皇帝提供一部可供省览的历史教科书.由于皇帝的支持,克服了“私家力薄,无由可成”（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的困难,司马光开始专心修书.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司马光接受任务还不到一年,宋英宗去世.继位的宋神宗对司马光更加重视,要任命他为翰林学士.据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记载,“神宗即位,首擢公为翰林学士,公力辞,不许”.宋神宗后来强行将官告塞进司马光的怀里,司马光这才被迫接受任命.到了十月,司马光为神宗进读《通志》,神宗觉得此书非常重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其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当面赐给司马光,令其“候书成后写入”.宋神宗将自己做颖王时王府的藏书全部赐予司马光,供其参考.他对司马光讲史非常着迷,曾当面说过,“闻卿进读,终日忘倦”（《续资治通鉴》熙宁元年）.在这篇预先作好的所谓“御制序”中,神宗对司马光所著书的评价很高,寄托的期望也非常高.他说：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关于这篇《御制序》,后来编写完成进呈上去的时候,神宗当有所补充.所以序文中有如下一段文字,“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四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二百九十四卷是书成之后的总卷数,治平四年（1067年）的时候应该还只有前八卷.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重视,次年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主持变法.司马光则坚决反对变法,认为祖宗法度不可改变,新法必定生事扰民.他和协助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吕惠卿辩论说,“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宋史司马光传》）.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一度请求辞去相位,宋神宗则希望司马光担任枢密副使,司马光六上札子,坚决推辞.他说：“上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神宗派人对他说：“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词.”但是,司马光始终没有接受.

随着王安石主持变法的继续,司马光无法在朝中久任,从翰林学士出为知永兴军（治今西安市）.他要求以书局自随,继续编书.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干脆辞去地方长官,改任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这样一个冗散之职,淡出官场,不言世务,在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元丰五年（1082年）,司马光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命,担任“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完全是一个只领俸禄而没有实际职掌的差遣.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上表进呈于宋神宗.从治平三年（1066年）设局修书开始,至此已经过去了19年,他离开京师也已经15年.那是司马光从48岁到63岁的15年,对于从事史书著述来说,或许是一个黄金年龄段.

司马光将自己的后半生基本上奉献给了编撰《资治通鉴》的事业.但是,他并非与世隔绝地在修书,而是密切关注着从熙宁新法到元丰改制的朝廷政治动向,以修书这样一种特殊方式参与到政治之中.正如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顾以驽蹇,无施而可,是以专事铅椠,用酬大恩,庶竭涓尘,少裨海岳”.宋神宗也始终关注着其修书的进展,没有弃之不顾.南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4记载：

又其即位之初也,独以颍邸旧书赐司马光,逮光不愿拜枢臣之命,而归洛阳,修《资治通鉴》,随其所进,命经筵读之,其读将尽而所进未至,即诏趋之.熙宁中,初尚淄石砚,乃躬择其尤者赐光,其书成,赐带,乃如辅臣品数赐之.

邵博的祖父邵雍是司马光的好友,父亲邵伯温更师事司马光,所以邵氏对司马光的评价多有溢美,但书中所记神宗对司马光的眷顾当是事实.毕竟,北宋时期的史学与政治并无疏隔,司马光所依托编撰《资治通鉴》的书局,与王安石所依托主持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实际上是宋神宗施政的一隐一显两个智囊机构.

《资治通鉴》是在北宋错综复杂政治背景下奉敕编撰完成的史书.虽然司马光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求居闲职专意编书,书中也有不少内容和议论有着针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用意,但不能因此认为此书是政治斗争的产物或结晶.司马光编撰此书,是为了给重视自己的神宗皇帝提供历史借鉴,而不是专门为了打击王安石的.其“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的人生追求,在这部史学巨著中无疑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三、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并未影响《资治通鉴》的史学地位

至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分歧和矛盾,无论是他们的师长辈如欧阳修,还是他们的学生辈如苏轼,都无法做出清晰的是非判断,遑论千年之后的当今读者.陈寅恪所说的“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或许是历来政治家和读书人的共同选择.司马光的守道自律、老成持重,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锐意进取,都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开诚布公、敢于担当的精神.当司马光给王安石去信告诫他要慎重用人、防止被小人所利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懂得“知人论世”的政治家.当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响亮地答复司马光,“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义无反顾的改革家.

元丰七年（1074年）年底,因为编撰完成《资治通鉴》之功,宋神宗任命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意在复用.次年三月,神宗去世,哲宗即位.五月,司马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元元年（1086年）,司马光担任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宰相.68岁的司马光在做了八个月的宰相后,因病去世.

司马光的晚年和身后,都陷入到激烈的党争之中.但是,《资治通鉴》一书却一直受到重视.因为,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的过程中,能够注意将个人的愤激之论与历史的资治价值区分开来,将传统史学的鉴戒功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编修期间相对远离政治,也使得此书的史事选择与历史情怀能够超越于其时的政治斗争,真正做到“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

无论从中国史学发展史来说,还是从当今吸取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来说,《资治通鉴》都是不可替代的.自宋朝以后,此书就不断受到推崇,即是由于此书可以“资治”,无论对于治国理政还是修身齐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曾国藩《致某书》说得更加直接：“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论事）能窃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读此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资治通鉴》在当今依然具有显著的资治功能,除了据以了解中国古代的国家盛衰、民生利害,还可以在领导艺术、用人之道以及人生修养等方面给我们以启迪和借鉴.

综括言之,《资治通鉴》是宋朝以前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我们学习传统政治智慧的最好入门之作.书中总结的有关治乱兴衰的“经世大略”,无疑是以治国理政为主体的管理学的最高层次.甚至可以说,是否用功研读过《资治通鉴》,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衡量政治人才的一个标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