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生观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点赞:18246 浏览:81913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2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儒家的人生观珍惜生命,以促进社会的完善为人生的完善,追求经世济民.这种思想成为传统医学重要的理论基础.古代医学追求的目的就是“悬壶济世”,认为医疗的本质是珍爱生命、救死扶伤.儒家修身养德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古代医学以寡欲和养心为祛病、强身、长寿的重要途径.古代医家正是在儒家人生观的影响下确立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职业志向.

关 键 词:儒家;人生观;传统医学;

儒家的人生观用生命的观点体察宇宙和人生,以更好地完善人生、完善生活.而中国古代医学最大的特点便是用系统思维的方式来把握人体,也就是说把人看做天地、自然和社会关系中生存的人,人的身体、脏腑、气血、表里上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思维模式与认识方式,与儒家保持着天然的一致.可以说,儒家对生死、幸福、理想等人生问题的种种看法,使得医学必然从中吸取很多有用的东西,加以融汇和升华.于是,儒家思想成为医学发展的指导并在医学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对我国传统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重视生命,人为贵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人的问题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儒家认为,生命是可贵的,人的生命尤其可贵,因而,人的价值高于世界上一切其他存在的价值,必须予以尊重.孔子创立的仁学,就强调要关心人、尊重人、关爱生命.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理学大师朱熹说“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则昏而不能备,草木枯槁则又并与其知觉者而亡焉.”(《朱子文集》卷五十九)草木仅有生气,禽兽有血气知觉,人除此之外还具备五常之性,是天下最灵者.王夫之亦指出,人的生命现象、生命活动是有规律的,这些自然规律反映出了人的生命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因是论之,凡生而有者,有为胚胎,有为流荡,有为灌注,有为衰减,有为散灭,固因缘和合自然之妙,万物之所出入,仁义之所张弛也”(《周易外传》卷二),将人的生命看作一个经验的事实.

医学目的就是治病救人,它建立在天地之间人为贵的思想基础之上.儒家珍生理论是中国古代医学重视生命思想体现的重要理论来源,并以医学的视觉进行了贯彻与演绎.

首先,古代医学强调天地万物莫贵于人.现存最早的医学巨著《》,从医学的角度解释人的生理和心理现象,认为人是天地之间的自然产物:“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六节脏象论》)①这是用中国哲学独特的观点解释人的生理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自然形成和运动过程,把人的生存看做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人是天地的产物,生命是自然界的神奇现象,因而是值得珍惜的,故“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灵枢师传》),认为向往生存、厌恶死亡是人的共同本性,不同的人有或善或恶、或贪或仁等不同的人性,由其各自不同的生理禀赋所决定.最后的结论是:“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②.唐代孙思邈强调生命宝贵,“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备急千金要方》自序)③其著冠以“千金”二字,意在于此,可见儒学对医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其次,珍爱生命和身体.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在《东垣十书远欲论》中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取之轻而弃之重耶?残躯六十有五,耳目半失于视听,百脉沸腾而烦心,身如众派漂流,瞑目则魂如浪去,神气衰于前日,饮食减于曩时,但应人事,病皆弥甚,以己之所有,岂止隋侯之珠哉.”意谓人之身重于名利财货,年老之人的身体,更比“隋侯之珠”还要珍贵.明代医家张介宾针对老子以有形为大患的虚无之论明确提出有形为乐的观点,“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使吾无身,吾有何患?’余则曰:吾所以有大乐者,为吾有形,使吾无形,吾有何乐?是可见人之所有者惟吾,吾之所赖者惟形尔.无形则无吾矣,是非人之首务哉!”(《景岳全书》卷二)身体是幸福的基础,也是生命的基础,没有身体就没有生命的存在,没有身体也就没有幸福,没有我的一切.所以,人应该珍爱生命,珍爱身体.

再次,医为仁术,爱人为尚.后代医家也继承《内经》人贵思想,汉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明确提出,医者精究方术,是为了“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身.”他提倡治病要“爱人知人”,就是来自儒家思想的影响.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④此言充分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思想的精神实质.明末潘楫的《医灯续焰医乃仁术》更明言“医以活人为中心.故曰:医乃仁术.有疾而求疗,不啻求救溺焚于水火也.医乃慈仁之术,须披发撄冠,而往救之可也.否则焦濡之祸及,少有仁心者能忍乎!窃有医者,乘人之急而诈取货财,是则孜孜为利,跖之徒也.岂有仁术而然哉?比之作不善者,尤甚也.”他还指出,“医者当自念云: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凡来请召,急去勿迟,或止求药,宜即发付,勿问贵贱,勿择贫富,专以救人为中心,冥冥中,自有佑之者.乘人之急,故意求财,用心不仁,冥冥中自有祸之者.”潘楫认为医既为行仁术者,就要不计得失,一切从病人出发,救治病人犹如救人于水火,这样才符合“生物之天理”,凡是在行医过程中,乘病人危难,敲诈勒索,骗取钱财的,就是戕贼仁术的强盗,必遭报应.王艮则提出“身与道原是一件”的观点,他说:“若夫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王心斋先生全集》卷三).反对当时社会旌表的割股疗亲、切肝为药、剜目治母等愚孝行为,高扬爱身、保身之举.

但儒家并不认为个人生命至高无上,他们反对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贵生主义,也反对告子“生之谓性也”的自然人性论,认为如果将肉体生命看做人生最高价值,那么人为了保全生命就会无所不为,为了享受生命便会无恶不作.儒家认为,人的精神生命重于肉体生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对死亡的超越,而在于实现生命内蕴的价值.他们宣扬的最高价值理想是为家庭、国家、社会尽义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⑤.个人为社会群体利益而死就是义,求义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⑥儒家在重视生命的同时,强调生得伟大,死得其所,为了道德的理想和社会的利益,可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构成了儒家生死观中最崇高的气质.生命价值的核心是它所蕴含的道德意义,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失去了道德,生命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人就不成其为人.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个人将有限的生命投入为家国天下无限发展的事业之中,从而获得永生.这便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对人的道德生命的重视,到宋明理学发展到极致,对此后的医学发展又产生极大负面影响.与肉体生命相比,理学家更看重人的道德生命,相对而言生死显得淡漠.朱熹说:“然人有是身,则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无害夫仁.人既不仁,则其所以灭天理而穷人欲者,将益无所不至.”(《朱子文集》卷七十七)⑦将人的道德生命与肉体生命摆在对立位置,道德境界的升华必须克制肉体生命的种种,导致各式各样的养心、养德、寡欲、灭欲之说横行.这种唯道德主义的思想,与医学的生命科学本质水火不容,就如一道巨大的屏障,遮蔽了医家探讨人正常生理规律的视野,反而处处以道德的修养手段和价值取向作为延年益寿的途径.由于一味灭欲修德,读书,明清人士体弱短命者越来越多.颜元在《朱子语类评》中痛切指出:“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总之,宋代儒学的不少道德说教无形中成为束缚后来医学进一步发展的枷锁.二、寡欲养德,仁者寿

儒家素来重视养德与养生的关系.认为道德纯粹者可长寿,此观点对后世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尚书洪范》中提出“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具体内容是:“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所谓幸福主要有五个方面:即长寿、富足、康健平安、道德高尚、寿终正寝.在五福之中,寿为先,但寿还是要与德并存的.传统儒学追求的幸福,不在于对外在优越物质条件的享受,而主要在于精神生活的幸福,是一种求之于己的自我内在精神的充实和愉悦.《论语雍也》曰:“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⑧孔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不羡慕世俗之人所追求的富贵利禄,而只求自己内在德性的完满.《论语》记载他尝论道德之乐云:“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⑨“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⑩“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论语述而》)11后世将孔子讲的这种“乐”称之为“孔颜之乐”,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看来,幸福的本质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富贵并非儒家追求的目的,仅仅有富贵不足以让人感受到幸福.真正的幸福是道德的高尚和精神的崇高,有德便是幸福,它能够超越物质生活的享受而获得真实的幸福.

孔颜之乐就是得道之乐,有德便是有福,是要人们安贫乐道.这种思想在宋明理学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朱熹认为颜子之乐,是由于能做到“私欲克尽,故乐”(《朱子语类》卷三十一)12.这种乐是他的精神境界所带给他的,是超越了人生利害而达到的内在幸福和愉快,是“大乐”、“至乐”.朱熹认为乐处在那“极苦涩处”,道德的完善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在精神和物质生活上吃不了苦,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经过这种理解,“安贫乐道”不再是贫而乐道,而是要以精神生活的幸福来取代物质生活的幸福.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13“天理”实质上是指“仁、义、礼、智”的纲常.“人欲”是指人们的生活,“计较利害”之心,是指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朱熹总结儒家理欲观,教导人们要克制和抛弃生活,绝对遵循封建教条.他指出“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灭,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人欲是人心中恶的渊源,与天理完全对立而不能并存,必须彻底根除才能够完全恢复天理,朱熹认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14.做到了“明天理,灭人欲”,也就达到了“圣人”境界.

儒家的这种思想,对古代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医家都以养德为养心,以养心为养身的重要方法,认为纵欲将导致体虚从而罹病,因而主张寡欲、养德,以为祛病、强身、长寿之法.《素问疏五过论篇》说:“论裁志意,必有法则,循经守数,为万民副,故事有五过、四德.”15四德就包括了惩恶劝善、哀孤恤寡、尊老爱幼等儒家倡导的道德观念.《素问上古天真论》还描述了“今时之人”败德伤生的内容,其云:“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16将酗酒、纵欲、淫乐、虚妄等无德行为作为短寿的原因.因此要想长寿,首要任务是“积善气”、“存仁心”,提高道德修养.养德须得寡欲,古代有不少医家提倡节制,以此为养生之理论依据.这种说法尤其在宋代以后盛行.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认为人之所以病皆因“无涯”,他以存养道德本心为防病的有效手段,从理欲关系出发,作《饮食》、《》二箴来警示世人说:“因纵口味,五味之过,疾病蜂起,病之生也”,所以“口能致病,亦败尔德”(《格致余论饮食箴》)而更是应戒,但世人“情纵欲,惟恐不济,”以致“既丧厥德,此身亦瘁”(《格致余论箴》).明代万全亦将“寡欲”视为养生第一要务:“夫寡欲者,谓坚忍其性也;坚忍其性则不坏其根矣”(《万氏家传养生四要》寡欲第一),皇甫中亦言:“养生如待小人,在修己而正心”(《明医指掌病机赋》).

当然,作为医家与道德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片面地追求道德完善,而是强调养德是为了养身,养身是养德的基础.明代王文禄说:“养生贵养气,养气贵养心,养心贵寡欲,寡欲以保元气,则形强而神不罢.”强调远房室、绝嗜欲,目的在于养性命,保养元气,使身体强壮,精力充沛.他对养德与养生的关系作了较全面的阐发,“养德养生二而无全学也.矧天地大德曰生,今以养德属儒曰正道,养生属仙曰异端,误矣.身亡而德安在哉.故孔子慎疾曰:父母惟疾之忧,教人存仁致中和.孟子曰:养气持志集义,勿忘勿助,是故立教以医世,酌人情而制方.等故集义存仁完心也,志定而气从,集义顺心也,气生而志固;致中和也,勿忘助也.疾安由作,故曰养德、养生一也,无二术也.”(《医先》卷一)王文禄将养德的内容系统化,他根据孔孟的思想,认为除了存仁完心之外,养德还有包括志定气从,集义顺心,气生志固,致中和等一系列程序.只有如此,疾病才无从发生,这样便可“同跻仁寿之域”(《医先》卷一).

养德推向极端,便是存天理、灭人欲.这种理欲观在客观上也确实起到纠正时弊,反对纵欲享乐的积极意义.17但是将人的道德生命与生理本身相对立,对本以活人救命为首要任务的医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李认为:“若识透天年百岁之有分限节度,则事事循理自然,不贪不躁不妄,斯可以却未病而尽天年矣.等主于理,则人欲消亡而心清神悦,不求静而自静.”(《医学入门保养说》)把理欲之辨作为养生的原则,以为禁绝了人欲便能延年益寿,以道德修养取代医学上的防病治病.这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违反人正常生理活动规律的地方,与人颐养天年的正常需求背道而驰.因而,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受到明清之际带有启蒙色彩的一批儒家学者的批判,如泰州学派、王夫之、戴震等.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合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戴东原集与某书》)“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下)戴震在揭露理学道德观念的残忍性与危害性上是极为深刻的.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医者地位普遍不高,属下九流之列,医术被视为雕虫小技,一些士子虽精通医道,却唯恐别人以医家视之.唐韩愈在《师说》中仍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之语.但至宋代则情况大变,出现了“医而优则仕”的壮观景象.这是由于医学治病救命的宗旨和儒学仁爱思想的契合,医学乃是“活人之术”,“济世救人”是医家的最高理想.而儒家以人的道德完善为人生的理想境界,但它并不孤立地追求个人的道德完善,而是将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完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孔子就以恢复周礼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并且不谓艰难地执着追求,虽四处碰壁,畏于匡、困于蔡,茫茫然若丧家之犬,仍然无怨无悔,“朝闻道,夕死可矣”.

孟子也认为,在本质上,个人的幸福只有与天下的幸福完全一致时,才是真正的幸福,才能实现人生的理想.他认为一个人应该“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忧为忧”,后来宋代的范仲淹将此演绎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孟子看来,人活在世上要有价值,但这个价值不是个人的完善,而是要有利于天下民众和社会.虽然穷时要独善其身,但追求的应该是“达则兼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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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这种兼济天下、博爱济众的特征本身就是医学所具备的,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就说:“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因此医学被定名为“仁术”,成为践履儒家最高道德标准的一种技艺.习医养生成为儒者重要的修身功夫.大批儒者行医以悬壶济世,同时作为医者的儒生,强调用仁的道德标准作为行医准则,使古代医德水平得到普遍提高.

宋代大儒范仲淹年轻时的抱负除了入相之外,就是悬壶济世.针对有人认为良医之技失之于卑的观点,他曾说:“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良医与良相在地位上虽有差别,但从儒家“利泽生民”的观点来看,两者根本一致.习医和习儒的共同目标都是济世救民,二者殊途同归.“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成为旷世箴言,对后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影响.许多儒生通过不同途径从医,并认为这是实现爱人救世夙愿的途径.元代名医朱震亨本为著名理学家许谦门人,据明戴良《丹溪翁传》载,朱氏“闻道德性命之说,宏深粹密,遂为专门,”但当许谦要他“游艺于医”时,他慨然曰:“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乃“奚焚弃向所习举子之业,一于医致力焉.”可见在朱氏看来,只要精通医术这一种技艺,即可将仁爱之心施及于人,虽不做官也同做官一样,实现自身抱负.他说:“吾穷而在下,泽不能及远,随分可自致者,其惟医乎?圣贤一言,终身行之不尽,奚以多为!”(《宋元学案》)虽“穷”亦不愿独善其身,行医是泽及他人,践履圣贤行仁道之言的最佳选择,是人生的旨归.明代医家左斗元在《风科集验名方序》中说:“达则愿为良相,不达愿为良医,良医故非良相比也,然任大责重,其有关于人之休戚则一也.”由于医术最为百姓所日用,因此最贴近圣人之道.

然而,对于儒者来说,只有经邦纬国才被视为人生正途,金榜题名、登科入仕才是儒生们的最高理想.因此不少儒者习医往往只将其当做为官的捷径.据载,“庆历中有进士沈常,为人廉洁方直,性寡合,后进多有推服,未尝省荐.每自叹曰:‘吾潦倒场屋,尚未免穷困,岂非天命也耶?’乃入京师,别谋生计.因游至东华门,偶见数朝士,跃马挥鞭,从者雄盛,询之市人:‘何官位也?’人曰:‘翰林医官也.’常又叹曰:‘吾穷孔圣之道,焉得不及知甘草、大黄辈也?’始有意学医”(《古今医统儒医》)可见士子学医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获得爵禄.借封建帝王重医的机会,许多士人向医术中求官,朝中甚至一度医职冗滥:“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医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侯,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滥如此”.(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仅以医术为加官进爵的工具,这样的医官在医术与医德方面都不会有过人之处,至于那些“既不辨病,又不审药性,更不记方书”但又“好为高论欺人”者(《医学源流论》貌似古方欺人论),更是等而下之.在这种以官职高低作为衡量人的地位和价值标准的官本位环境中,许多儒生丧失了对诸如医学等实用技艺的钻研精神,扭曲了自己的人格.

总而言之,儒家人生观是其思想最富积极价值的内容之一,对传统医疗道德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它表现了对人生命运的深切关怀,展示了博大的仁慈之心和对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它凸显了促进人的完善这一崇高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感.当然,儒家思想受时代的局限,其中也不乏糟粕,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古代医学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它为中国传统医学提供了充分的生命智慧.所有这些,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到今天仍值得我们重视、改造、继承和发挥,对于当今社会医生职业道德建设、医患关系处理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②杨永杰、龚树全:《》,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

②③④1516李振吉、王永炎:《中医经典必读》,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

⑦121314(宋)朱熹:《朱子语类》,王星贤注释,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⑤⑥⑧⑨⑩11陈戍国:《四书五经》(校注本),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


17尹业初:《论先秦儒学普适价值对现代社会秩序构建的启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

(责任编校:文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