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襄公的无奈

点赞:26670 浏览:127248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23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公元前628年,雄才大略、“取威定霸”的一代英雄晋文公撒手人寰、寿终正寝,其子公子欢继位,成为新一任的晋国国君,是为晋襄公(?―前621年).然而,大树底下不长草,与乃父晋文公相比,晋襄公自然显得平庸普通,相形失色.

这也是一代雄主之后接班人的共同特征,如胡亥较之于嬴政,汉惠帝较之于汉高祖,刘禅较之于刘备,唐高宗较之于唐太宗,建文帝较之于明太祖,都黯然失色.即:气概偏于内敛,性格偏于懦弱,能力偏于平庸,事业偏于平淡.很不幸,晋襄公身上恰恰集中了“守成之主”的种种弱点,而这些“软肋”又给日后晋国战略选择的失误乃至整个晋国政局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晋襄公的弱点,首先是性格比较懦弱,这导致他在大臣面前缺乏足够的霸气,不能拥有一国之君的绝对权威.晋文公逝世后,他的那些股肱之臣,如先轸、栾枝、赵衰、胥臣等,大部分犹健在,晋襄公不敢弃之不用,只好照单全收,让他们继续担任新朝的高官重卿.他们资历老,战功大,地位尊,势力广,都是晋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他们的眼睛里,晋襄公的分量自然远远不如当年的晋文公,觉得晋国之所以能够一跃而成为天下的霸主,乃是自己当年辅佐晋文公亲历沙场、浴血奋战的结果,而晋襄公只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所以,他们倚老卖老,居功自傲,只希望晋襄公垂拱而治,对晋襄公的命令,合于自己心愿的,就听从;不感冒的,就软磨硬泡、阳奉阴违.甚至经常要晋襄公按照他们的意思来办事,且态度十分生硬,手法非常粗糙,我行我素,肆无忌惮.

之战是否开打,是先轸的强硬推动,逼得晋襄公只好同意开战.当时战前会议上,先轸一开始就定了主战的基调:“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左传僖公三十二年》)一个“必”字,让先轸狂妄自大、蛮横强悍、刚愎自用、予取予求的形象牢牢留在了历史上.尽管另一位重臣栾枝持不同意见,主张放过秦军,认为晋文公曾经受过秦穆公的恩惠,如今袭击并不对晋国构成直接威胁的秦军,将会没有面目对刚刚去世的晋文公.然而,先轸毫无商量的余地,振振有词说什么:“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军在袭郑未遂情况下,退兵过程中顺道伐灭了滑国,而滑与晋为同姓)”,乃是无礼放肆的行为,必须痛加惩罚,并强调:“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用政治正确来堵住持不同意见者之口,且视晋襄公为无物.而晋襄公也无可奈何,只能乖乖地顺从先轸的意志,同意在崤函一带伏击秦军.而他之所以听从先轸的要求而不采纳栾枝的意见,很显然,是因为先轸的资历和官职都要高于栾枝,“西瓜偎大边”,不得不如此.

还是这位先轸.在之战大破秦军,杀得秦军全军覆没,“匹马只轮不返”,俘获秦军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帅之后,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可是,节外生枝,这被俘的三帅,让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夫人(也是晋襄公的嫡母)在中间一掺和,晋襄公居然将他们释放了.先轸在上朝时听说这个消息,勃然大怒,遂不顾起码的君臣之礼,在晋襄公跟前大发雷霆:“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先轸越骂越生气,居然“不顾而唾”,愤然对着晋襄公吐痰.而晋襄公却只能忍着,不敢有任何责怪.

由此可见,那些重臣真的没拿晋襄公当回事,这个国君实在当得有些窝囊.好在先轸本人血液里尚有贵族的精神,事后也觉得自己过分,在接下来的箕之战中以性的冲锋陷没敌阵,了结生命.不过,这并不能抹去晋襄公在重臣面前的软弱和无能之烙印.

晋襄公的平庸,也表现为他缺乏坚毅的性格,耳朵根子特别软,遇事心中没有定见,随风附和,人云亦云,碰到矛盾绕道走,稍遇困难即打退堂鼓.于是乎,就非常容易为其他人所控制,施政理事,经常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这样一来,他的权威自然很难树立起来,他的形象当然不能不是平凡普通,为他人所轻忽.

《孙子兵法》有云:“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作为决策者,要治国安邦,一定要让自己处于政治上的中心地位,在政治上起主导的作用.即:使下属、臣子乃至民众认同、支持、拥护、配合自己的决策,言必信,行必果,令行禁止,雷厉风行.而不宜随波逐流、应声附和,去迎合、奉承下属的想法.否则,就是放弃自己的责任,行姑息之政.

要知道,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个体,其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你期望满足所有人的意愿,最后你会发现所有人都会对你不满,顾此失彼.故古人有云:“臣毋或作威,毋或作福,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韩非子有度》)

可是晋襄公疲沓软弱的个性,让他完全放弃了君主那个生杀予夺的权柄,思无熟虑,策无一贯,经常轻率地做出一些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决定,让臣下和民众看得眼花缭乱,匪夷所思.像释放孟明视等秦军三帅的决定,乃是听了母亲文嬴的一番劝说,随意就送上顺水人情;可当听了先轸的一顿斥责,又马上改变主意,收回成命,派人去追赶缉拿等尽管没能如愿抓回.

再如,公元前622年,流年不利,晋国政坛不少重量级人物,如中军将先且居、中军佐赵衰、上军将栾枝、上军佐胥臣等先后死去,噩耗纷至沓来.这种接二连三的重臣损失,大伤晋国政治的元气,几致国政停摆.

次年,情况稍稍稳定,晋襄公就开始进行政坛的重组工作.他有自己的盘算,即压缩军队,将五军精简为传统的三军,同时多启用家族历史辉煌,但当时已被边缘化的老人集团,而稍稍压抑那些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新贵势力.据此,他搞出一份自己的口袋名单,要点是由士任中军将,梁益耳任中军佐,箕郑父任上军将,先都任上军佐.

可这么一来,那些原来已占据晋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新贵们不干了,他们的代表人物狐射姑(狐偃之子)、赵盾(赵衰之子)、先克(先且居之子、先轸之孙)、栾盾(栾枝之子)、胥甲(胥臣之子)就闹腾起来.先克跳将出来代表新贵势力发言,大声疾呼:“狐、赵之功不可忘!”

面对新贵势力的反弹,晋襄公没辙了,其缺乏主见、缺乏坚毅的性格弱点马上暴露无遗.他很快从既定的立场上缩了回去,改变了原先的方案,形成一个妥协:让狐射姑、赵衰、先克等三位新贵入六卿之列,同时再将老臣集团的箕郑父、先蔑、荀林父也任为六卿,新旧各三,以作暂时的平衡.这种妥协,其实导致新、旧两派都不满意,老臣集团失去最重要的中军帅之职,恼怒是可以想见的,而新贵集团中栾盾、胥甲未能入六卿之列,同样心情郁闷,愤愤不平.晋襄公是老鼠钻了风箱――两头受气.更糟糕的是,事情并未到此消停.得势的新贵势力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就在同一年,晋襄公在“夷”地举行大礼,检阅部队,训练士卒,恢复三军旧制.可在三军将佐任命上,晋襄公再一次朝令夕改,乱搞一气.他本来是根据诸卿宗族地位高低与对晋国贡献大小,而任命狐偃之子狐射姑为中军帅、赵衰之子赵盾为中军佐,这应该说是一个相对较为稳妥,能平衡诸位卿大夫关系的决定.可是,当担任太傅要职的阳处父(他曾为赵衰的属下)一加反对,晋襄公又马上改变了主意,将赵盾、狐射姑两人的位置给调换了,改由赵盾出任中军帅,并同时执掌国政,而狐射姑则莫名其妙被降为了中军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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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种没有定力、缺乏主见、朝令夕改的个性特征、行事风格是身为决策者的大忌.在别人眼里,这意味着决策者优柔寡断、缺乏担当,是平庸低能,是软弱无力.的确,政治需要妥协,但妥协的前提是不能放弃原则;处事需要变通,但变通的条件是不能率性随便;做人需要厚道,但厚道的界限是不能堕入窝囊.在许多情况下,身为一国之君,更应该乾纲独断,师心自用,有的决定即使不怎么合适,也要咬紧牙关挺住,坚持推行下去.要改,也是要过段时间,切不可当场推翻,自我否定,以至让人笑话,被人看轻.

晋襄公似乎并不深谙“君人南面之术”的精髓,动辄否定前议,另起炉灶.时间一久,大家就很自然将他看成是没有主见、败事有余的庸主一个.总之,晋襄公的宽厚、随和也许无人否认,但这种常人的美德,落在一国之君的身上,却往往会成为自己伸展拳脚的累赘,弊大于利,后患无穷.

作为一国之君,晋襄公身系晋国的安危,其性格特征与一切作为,都直接关系着晋国的历史命运之盛衰荣辱.

不可否定,他的包容与宽厚,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基本上或暂时地稳定了晋国的政局,避免了晋文公死后晋国内部出现颠覆性的动荡,使晋国的霸业在较长时间里得以延续,维系不坠.这一点,与当年郑庄公小霸、齐桓公首霸都及身而止的情况是明显不同的,对此,晋襄公应该说是不无贡献的.

具体地说,他在登基的第二年,就淋漓尽致地打了三仗,之战杀得秦军一败涂地,片甲不留;箕之战,给强悍的狄人以迎头痛击;水之役,给蠢蠢欲动的楚人以严厉的警告,重挫了对手的气焰.接下来的戚之战、彭衙之战等作战行动,也进一步打击了挑战的对手,巩固了晋国的霸主地位.《左传文公四年》(公元前626年)记载该年的夏天,“曹伯如晋会政”,杜预注“会政”曰:“会受贡赋之政也.《传》言襄公能继文之业,而诸侯服从.”在晋襄公手里,晋国仍是首屈一指的中原霸主,后人由是而将晋文公与晋襄公视为晋国历史上的一个整体,称道其为“文襄之世”,尊之为晋国霸业辉煌的象征,不是毫无道理的,也是可以充分理解的.

但是,更需要指出的是:晋襄公的性格及其作为,维系和推进晋国的霸业,只是表面性的现象,是治标而不是治本;而从深层次来考察,所造成的破坏,所带来的危害,才是本质性的,关键性的.其中最严重的有两件事情.

首先是之战.

晋国与秦国是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秦晋之好,既是其互为婚姻的写照,也是双方战略结盟的象征,成为盟国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襄大业的代名词.当然,由于国家核心利益的不同乃至冲突,早在晋文公统治后期,两国的关系已开始变得微妙,甚至产生裂痕.公元前630年,秦、晋合围郑国都城的关键时刻,秦穆公听从郑国说客烛之武的一番言词,与郑国私下议和,然后解除了对郑国都城的包围,率军扬长而去,将晋文公晾在一边,遂使伐郑之役虎头蛇尾、功亏一篑.晋文公当然恼火,但他从战略全局着眼,并不愿晋、秦关系就此破裂,因此,强压下心头的怒火,断然拒绝了手下将领欲寻秦国晦气的请求,维系了秦晋之好的大局.

然而,晋襄公的见识就太差劲了,与乃父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之上.在重臣先轸的极力鼓动、强势主导之下,他居然轻启战端,在地设伏,聚歼秦军,“匹马只轮不返”.其实,这一仗本来是可以不打的,秦军的错误,只是没有向晋国借道而已,本身并没有直接与晋国为敌,灭掉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滑国,晋国一方如从双方战略同盟关系大局考虑,大可睁一眼闭一眼,事后再向秦国提交一份外交就是了.可晋襄公偏偏信从先轸的蛊惑,居然大打出手,逞一时之气.这是极其轻率的行为,是取小利而忘大义的蠢举.

战争的结果,自然是一点悬念也没有,晋军高歌凯旋,秦师大败亏输.可这么一来,晋国的总体争霸战略方针就招致了严重的干扰,其争霸战略努力就遇上了致命的挫折.因为就晋国而言,楚国才是它称霸中原的最大障碍,才是自己实施战略打击的主要对象.所以,从晋国争霸战略全局看,之战的发生及其后果,乃是失大于得.这一仗虽然挫败了秦国东进争霸的企图,使秦国的军事实力遭到沉重的损失,但是却完全破坏了秦、晋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致使秦国转而同楚国结盟,而且对晋国一直不依不饶,长期同晋国为敌,先后挑起报仇雪恨式的一系列战事,如彭衙之战、王官之役等等.

如此一来,晋国遂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侧面受敌的不利态势、被动地位,受到掣肘,在战略上丧失了主动权,无法集中全部的力量与主要的敌人楚国进行周旋与战略决战.相反,其劲敌楚国则得以乘机拓展疆域,增强实力,甚至发展到“问鼎中原”的地步,春秋时期整个战略格局为之发生了巨大的改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秦国一样,晋国也是之战的大输家,而最大的赢者,毫无疑问,乃是楚国.而之所以会有这样挫败,归根结底,应该是晋襄公缺乏定见、附和先轸的逻辑结果.对此,晋襄公应当承担起自己该负的那份责任.

其次,是重用赵盾.

如前所述,晋襄公重组三军时,是以狐射姑为中军帅的,赵盾只担任中军佐,即副司令.可是,老资格的重臣阳处父的一番说辞,“赵盾贤于贾季”,让耳根子软的晋襄公轻率地收回成命,改变决定,将赵盾与狐射姑的职务,轻易地调换了.赵盾他本来就继承了其父亲赵衰的执政大夫一职,如今又拥有了军中的最大实权,成了朝中与军中无可争议的一把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权势显赫,不可一世.这应该是晋襄公人事决策上的最大败笔.明智的君主,总是很注意不让所有权力集中在某一个大臣的手中,避免出现大臣尾大不掉,威胁到君主的绝对统治地位,而致力于分散权力,让大臣们互相制约与掣肘,他则高高在上,进行平衡,有效操控.原先,狐射姑主军,赵盾领政,是个很好的平衡权力之策,可惜就这么随意放弃了.

从史书记载来看,赵盾本人是颇有才干的,“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左传文公六年》).这些措施对于晋国社会发展,维系其中原霸主地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赵盾又是一个志不在小的野心家.他的大权独揽,明显带来两个严重的后遗症,一是激化了贵族之间的矛盾.在晋国“、先、狐、赵、栾、胥”等强宗大族中,赵氏实不为最显赫者.长期以来,赵氏的地位在、先、狐诸氏之下.如今赵氏在政治上暴发,把持了晋国的军政大权,这自然要引起其他大族的不满,酿成政局的动荡.这中间尤其以被剥夺了中军帅之职的狐氏集团的对抗情绪最为激烈.晋襄公一死,这个矛盾就全面爆发,双方兵戎相见,杀得昏天黑地.这场厮杀屠戮以狐氏集团覆灭,狐射姑流亡狄国,赵盾笑到最后而告终.可这么一来,就更没有其他力量能制衡赵盾的权势了.

二是让晋君的地位日益虚位化.赵盾有能力,也有野心,这对晋国国君构成最大的威胁.晋襄公在世,赵盾还有所收敛,不敢过于放肆.可等晋襄公一死,赵盾的权臣嘴脸遂暴露无遗.我行我素,专横跋扈.视继立的晋灵公如无物.如扈之盟,赵盾专盟齐、宋、卫、郑、许、曹六国之君,开春秋时期大夫主盟之先河.又如晋、秦河曲之战,赵穿违犯军律而未受到惩处.都表明赵盾权势炙手可热.这样就导致君臣矛盾日益激化,以一场的宫廷政变、晋灵公被弑而收场.从此,赵氏为代表的强卿大族势力遂不可抑制,成为晋国政治的实际操控者.晋成公即位,在晋国建立公族制度,“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左传宣公二年》).赵氏顺理成章成为公族大夫.这标志着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趋于衰弱没落,已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盾的任用,埋下了日后以赵氏为主导的“三家分晋”事件的祸根,而其“始作俑者”,恰恰正是晋襄公本人.“天作孽,犹可说;人作孽,不可活”,这才是对晋襄公一生为维系晋国霸业所做努力的最大反讽,也是他政治人生中的百般无奈与最大悲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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