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机制

[摘 要]环境污染损害人体健康的事件时有发生,环境与健康问题已引起我国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初步建立环境与健康管理体制机制,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环境与健康监测机制尚存在不协同现象,环境健康风险仍不能全面识别.针对该问题,应当通过构建信息协同平台,创新健康风险量化监管手段,实现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

[关 键 词]环境与健康；监测机制；健康风险；协同

一、环境与健康监测机制现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环境资源问题日益突出.近10年,在多年污染累计之下,环境污染损害人体健康事件频发,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环境与健康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初步建立起环境与健康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各项工作机制.其中,环境与健康监测机制是整项工作的起点,是发现健康风险的基础机制.

但目前而言,现行环境与健康监测机制仅是环境监测与卫生监测的集合,缺乏系统性整合.就环境要素监测而言,目前涉及环保、水利、农业、城建、气象及海洋部门,但仅有环保部与水利部在水环境协同监测方面进行合作,其他监测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1]就环境与健康统一监测整体而言,更是缺乏明确统筹部门,不能明确行动目标及部门职责.此外,环境与健康监测在技术上不是环境监测与卫生监测的简单集合,需要对各自监测进行修改完善并进行整合对接.目前,我国环境监测和疾病监测系统独立建设,在监测点位和监测指标设置上尚不匹配,也缺乏统一调查方法和技术规范衔接,各自监测指标也缺乏翻译对接基础.例如,地方环保针对污染源的监测以常规污染物为主,没有将铅等环境健康高风险因子纳入重点监测,监测频次不具有代表性.监测点位的设计往往没有考虑地理以及各监测要素的相关性,并且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变化缺乏考虑.卫生监测以疾病监测为主,对某些关键生物性标志和地理信息缺乏监测记录.

此外,各部门均有各自的监测目的和方案标准,监测取得的数据对于环境与健康综合决策而言,或者不全或者矛盾或者口径不一致无法用于分析.

二、环境与健康监测机制问题分析

环境与健康监管是风险监管,工作的基础是建立有效识别环境健康风险的机制,将环境因素与健康影响有机联系,使现有环境监管与卫生监管实现协同管理.相应的,环境与健康监测要求在环境污染致害前识别健康风险,但是,现行的监测机制尚不能动态识别环境健康风险.

目前中国的环境监测,特别是基层环境监测,主要围绕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污标准展开达标和减排工作.这种监管主要是以环境标准为核心的静态监管,面对环境与健康问题的累积性及复合性特点时,不能全面提示健康风险,与以人体健康为核心的工作要求存在差距.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污标准达标是环境监管的最低要求,但不是最终要求,环境监管必须以人体健康为核心.环境污染导致人体健康损害是复杂的过程,环境质量标准和排污标准达标并不能保证人体健康.

环境介质受到污染之后,并不当然对人类造成影响,必须经历人群暴露于受污染的环境中的过程,最后达到危害人体健康的风险或结果.环境与健康监测不仅是对环境质量或污染物进行监测,必须结合暴露过程进行动态监测才能达到保护人体健康的目标.

环境与健康监测必须根据环境与健康多介质、多途径的特点,在各环境要素、暴露途径与人体健康之间建立科学联系,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动态监测.而健康影响评价是联系三者最常用的手段,环境与健康监测必须为健康风险评价提供适宜的评价基础数据.但目前而言环境与健康监测数据不全、不准,不足以支撑环境与健康动态监管.首先存在监测数据不全的问题,无论是环境监测还是卫生监测,监测数据均不足以达到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要求.以环境监测为例,之前重点是COD和SO2等常规污染物,对与人体健康关系密切的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指标的监测考虑较少,特别是基础监测网点人员设备相对滞后,[2]环境常规监测并未覆盖全部优先污染物.以铅的环境监测为例,在血铅事件发生地事件发生前,铅大多未纳入常规环境监测,大多数地区提供的环境铅污染物数据缺失或不全.就卫生监测而言,卫生监测长期以疾病为中心,重视传染性流行病统计,卫生统计数据不能及时揭示健康风险及环境疾病负担.此外,卫生监测在病因统计及地理信息统计方面较为粗糙,不符合风险管理及信息系统分析要求.

三、环境与健康监测机制创新建议

中国环境与健康工作仍处于运动式状态,要全面展开环境与健康工作、有效管理环境与健康风险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机制.环境与健康工作的实质在于环境与健康之间建立联系,而健康风险评价制度是达成两者联系的有效方式,在学术与实务领域均达成初步共识.目前而言,工作难点在于如何在现有较为薄弱的工作体制基础上运行该机制.体制调整和人才储备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工作,应对目前环境与健康紧迫的形式而言,利用信息化手段弥补体制不足,迅速展开健康影响评价、展开动态监测是最为现实的选择.具体而言,该项工作应该从以下几点展开：

(一)借助模型化手段量化环境健康风险

模型工具的运用在环境健康领域取得长足发展,模型工具为环境与健康建立了联系,并具有量化清晰的特性.以环境铅污染为例,IEUBK模型在实践中不断被验证修订,取得环境部门和卫生部门的共同认可,是可作为预警信号设计的基础工具.

IEUBK模型是美国EPA为84月龄以下的儿童构建的血铅预测模型,该模型包括四个部分：暴露、吸收、生物动力学和概率分布模块.在概率分布模块中,IEUBK模型默认人群血铅呈对数正态分布,血铅值的几何标准差（GSD）可以表示模型的变异性,变异性主要来自儿童生理、行为差异,调查地点地区差异以及测量误差等.IEUBK模型以美国CDC和世界卫生组织（WHO）规定的儿童血铅限量标准10ug/dL为临界值,在暴露模块输入各种环境介质中的铅浓度后,可以直接输出儿童的血铅水平和超过临界值的概率.根据EPA的标准,儿童血铅水平超过10ug/dL的概率超过5%,则说明该地区儿童的健康受到环境铅污染的危害,必须采取防治措施以保护儿童的健康.IEUBK模型实际上为环境与健康在环境铅领域搭建了桥梁,为环境质量与人体健康建立了量化联系,为环境部门提供了某种环境质量下的健康危害预测,为卫生部门揭示了健康危害之后的环境原因.

(二)完善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机制

环境与健康监测是环境与健康工作的基础,只有获取丰富的基础数据和成果,系统地掌握我国主要环境污染物水平和人群健康影响状况与发展变化趋势,才为科学指导环境保护和健康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在现有环境监测工作和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基础上,必须尽快完成全国性的环境与健康调查,根据污染物毒性和人群暴露水平情况以及区域人口、社会和发展特征,评估优先控制污染物和重点地区.对优先污染物优先监测,调整重金属监测的频次大力开展环境与健康优先监测研究,增加优先污染物相关监测项目和频率.针对优先污染物确定重点区域进行专项监测,整合环境监测和卫生监测资源和能力,形成环境与健康监测网络.

环境与健康监测与单纯环境或卫生监测在规范上存在很大差异,必须考虑这些规范建立一套标准监测体系.一是监测点位的选择应根据人群活动范围确定；二是分析时需将污染源、环境污染程度与健康损害情况分布相结合,比较其空间一致性；三是充分考虑人群的暴露途径,分析其他可能致病原因,如父母职业、生活方式、营养状况、疾病史、遗传史等；四是分析环境质量和人群健康时均应选择合理的对照；五是严格规定检测机构资质,统一检测方法和检测标准,降低实验室误差.[3]

(三)搭建环境与健康信息共享与怎么写作系统

信息是环境与健康工作的重要基础,充分发挥信息效能,为决策、管理、研究等提供有力支持,需要良好的信息共享和信息怎么写作系统.在建立国家环境与健康监测网络的同时,根据和地方在环境污染和健康监测方面的分工,分别建立国家和地方环境污染动态监测数据库、健康影响动态监测数据库.数据库建设目前有两项重点工作,一是建立环境与健康监测数据库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统一环境和健康数据标准,形成有效监测数据信息资源.二是与优先污染物优先健侧及重点地区专项检测相对应的,首先针对优先污染物和重点区域建立环境与健康数据库,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建立信息怎么写作系统,实现辅助决策功能是信息化重点工作.环境与健康工作在我国刚刚展开,体制和人才储备远远跟不上工作形势的要求.专家库的建立为科学决策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全面工作的展开有必要借助信息化手段推进.在环境与健康监测数据库之上,应当建立国家环境与健康信息怎么写作系统,实现辅助决策功能.在数据共享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环境信息处理与环境风险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健康风险评估自动化并建立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价、预警和应急辅助决策功能.

[参考文献]

[1]苏杨,段小丽.中国环境与健康工作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环境与健康：跨学科视角[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陈虹.环境监管体制的审视：从重金属污染的角度[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卷4期.

[3]邓爱萍.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工作中相关问题探讨[J].北方环境,第23卷10期.

[作者简介]郭怡平（1981―）,男,福建漳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环境铅、镉污染的人群健康危害法律监管研究》（201109058）；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课题《环境污染健康风险监管体制研究》（2013B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