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韩文批评

摘 要：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出,集部中他最重视《昌黎集》,于韩文批评尤多.这些韩文批评反映了曾国藩读书治学的诸多特色,如将读书与读人结合,各种学问兼通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以及承袭桐城而又突破桐城的特色等,并可看出他于韩文研究的成绩和心得.

关 键 词：曾国藩；《曾国藩读书录》；韩愈；韩文；桐城派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6017706

作为清朝“中兴之臣”和“一代儒宗”的曾国藩,在事功和学术上都卓有建树,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军事史、教育史研究者所绕不开的人物.他一生酷嗜读书,经史子集,无不赅览.从《曾国藩读书录》中可以看到①,经他批阅的经部书籍有八种,史部六种,子部三种,集部二十九种,史部中最重视《汉书》,下评语369条.集部中最重视《昌黎集》,批评最多.其中诗批评54首,大约占韩诗总数的八分之一.文批评165篇,几乎占到了韩文总数的一半,不仅从数量上看,曾国藩对韩文所下的功夫远远超过了诗歌,从批评的深度和丰富性上讲,韩文的批评也超过了韩诗.因此,在集部中,韩文的批评可以反映出曾国藩读书治学的特色与风格,曾氏对韩文的研究成绩也可从中窥得一斑.

一

曾国藩的批评透出他对韩愈其人其文特有的崇敬之情.

曾氏评《重答张籍书》：“二氏盛行中土六七百年,公以数篇文字斥之,遂尔炳如日星.识力之大,令千世人肃然起敬.”[1]（202）韩愈的《重答张籍书》申明了自己此时不能著书立说,排斥佛老,是考虑到二氏为当时君相所宗,若作书排之,必遭时忌而取祸,所以要等待时机,以图佳效.韩愈这篇文章,茅坤、林云铭、何焯、林纾等名家都有评说,但皆从文章内容和论辩层次入手,分析韩愈立论的正确和辩驳的有力.曾国藩却能由此及彼,联想到韩愈另外的几篇排佛文章（如《论佛骨表》、《原道》等）,对韩愈的排佛功绩大加赞赏.这不能不说在曾氏的潜意识里,时刻有一个功高业伟的韩文公形象的存在.曾氏评《送王秀才序》：“读古人书,而能辨其正伪醇疵,是谓知言.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1]（207）韩愈此文,意在勉励一位儒学后生,借机阐述自己对儒学源流演变的认识.诸家有评,如方苞曰：“北宋诸家皆得退之之一体,此序渊雅古厚,其支流与子固为近.”[2]（261）刘大曰：“韩公序文,扫除枝叶,体简辞足.”[2]（261）张裕钊曰：“其渊厚,子固能得之,其朴老简峻,则不及也.”[2]（261）方、刘、张三家评点均是对此文内容和文风的分析,尽管有拔高之嫌,但还没有离开文本.另外,储欣、林云铭、何焯、沈德潜等人亦有评,同样着眼于文本的分析.而曾国藩竟从这篇赠序中得出“孟子以下,程朱以前,无人有此识量”的结论,实在是能够说明他对韩愈的尊崇程度.

以上两则评语是曾国藩透过韩文对韩愈其人的高度评价.再看几则对韩文本身的褒赞.

评《罗池庙碑》：“此文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1]（215）评《柳子厚墓志铭》“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一段：“此段为俗子剽袭烂矣,然光气终自不灭.”[1]（216）评《与孟尚书书》：“此为韩公第一等文字,当与《原道》并读.”[1]（205）尽管曾氏并没有批评《原道》一文,但在家训、书札中屡次提及.况且《原道》是韩愈的代表篇目,历来评韩文者几乎无不涉笔,程颐、范温、王阳明、归有光、方孝孺、茅坤、何焯、吴楚材、吴调侯、沈德潜、蔡世远、过珙、刘

大、姚鼐、余诚、蔡铸、林纾、吴生、钱基博等人都对其推崇备至,曾国藩通过《与孟尚书书》的批评,将两文同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曾国藩对韩愈的崇敬之情还可以通过对读其他别集的批评看出来.曾氏除了爱读韩愈诗文之外,还喜爱读陶渊明、杜甫、黄庭坚、陆游等人的诗.但在这些人的别集批评中,或为诗句本事的揭橥,或为人名、地名的介绍,或为诗歌特色、风格的阐发等.并且在批评别家的时候,往往会提到韩愈,如评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叙事得雄直之气,韩公五古多学此等.”[1]（181）评黄庭坚《再答冕仲》时提到了韩文“子本相侔”等,不仅显示出曾国藩对韩愈诗文的熟稔,也显示出对韩愈风格渊源的提示.

曾国藩在其日记、家书、诗文中亦屡次提及韩愈.如曾在家书中说：“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3]（187）并且把韩愈称为“千古大儒”.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作《祭礼部韩公祠文》,其中有曰：

尼山纂经,悬于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继世文士,莫究根.炎刘之兴,炳有扬、马.沿魏及隋,无与绍者.天不丧文,蔚起巨唐.诞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经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惬,通于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纪.民到于今,恭循成轨.予末小子,少知服膺.[4]（238）

自朱子以来,韩愈的儒学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朱熹《读唐志》：“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又谓之“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5]所以后来的理学家,多以为韩愈“不知道”.曾国藩的这篇祭文,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程朱理学的藩篱.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也多次表达了对韩愈的尊崇之情.如《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之二称：“大雅沦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4]（80）《太学石鼓歌》有“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之句.[4]（92）《杂诗九首》之一谓：“早岁事铅椠,兀傲追前轨等述作窥韩愈,功名邺侯拟.”[4]（6）还有如“文笔昌黎百世师”,“私淑韩公二十霜”等等,将韩愈作为自己进德立言的榜样来学习.

曾国藩对韩愈的推崇应该说既有环境的因素,也有个人气质以及政治、学术祈向的因素.

曾国藩出自湖南,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因清初移民的繁衍和生息教化,到清代乾嘉年间,渐次形成了湖南劲直尚气的民风和朴质进取的湖湘士气,经世之心转浓,进取之气日长.②曾国藩虽出身于寒门冷籍,但亦是耕读之家,从小奋发攻读,进入翰林院之后,逐渐走上治学的道路,并立下宏大志向,“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6]（14）.在不断的读书问学中,曾国藩选择了诸葛亮、韩愈、王安石等人作为自己的榜样,并最终更为钦慕韩愈.因为韩愈在卫道、事功、诗文诸方面均有杰出贡献,终生勇于进取,加之气质相近,曾国藩向慕韩愈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二

曾国藩的韩文批评显示了他的“士大夫之学”的特色.

何谓“士大夫之学”?南宋时期,在湖南为官的胡安国上书皇帝说：“士大夫之学,宜以孔孟为师,庶几言行相称,可济时用.”[7]（274）强调了“士大夫之学”应“言行相称”,“可济时用”,积极实践传统儒家的经世致用理念.比曾国藩年长一岁的陈澧说：“有士大夫之学,有博士之学.”[8]“博士之学”即“专明一义”,而“略观大义,士大夫之学也”[8].陈澧将“士大夫之学”和“博士之学”比较,强调“士大夫之学”以“大义”为主,并且应该“有益于身,有用于世”,而不要斤斤于琐碎.余英时在《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一文中,将“士大夫之学”比作“通识”,“博士之学”比作“专家”,并且说“曾国藩所向往、所实践的正是‘士大夫之学’”[9]（19）.这在他的韩文批评中有明显的体现.

清代韩愈诗文的批评蔚成风气,韩诗有汪琬、朱彝尊、严虞、慎行、何焯、蒋宗海、黎简、郑珍等人的批评,韩文由于唐宋八大家文的流行而批评者更多,如储欣、林云铭、何焯、方苞、吴楚材、吴调侯、沈德潜、浦起龙、蔡世远、刘大、姚鼐、魏源等等.在众多的批评中,能够将韩文中的思想、史实、辞章、训诂以及韩愈的立身处世都予以揭橥评论的,曾国藩可称得上是杰出的一位.如他评《原性》：“此实与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说之无失,亦自言各有当.要之,韩公之言固无失耳.”[1]（199）人性是儒家学者非常关注并经常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孔子不言性善性恶,孟子提出性善,荀子提出性恶,扬雄主张性善恶混.张载将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不善.后来的程颢、程颐和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学说,又提出义理之性.朱熹说：“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5]认为义理之性是受天地所赐而无不善,发展了孟子的性善说.但同时承认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要不断拔除气质之性中的各种蔽锢,才能一步步向善.实际上,韩愈在《原性》中所言,最接近孔子原意,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认为人性有等级之分,虽未明言中间这一层次,但这是很明显的言外之意.韩愈加以发挥,将性分为三等,并说：“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2]（20）综合来看,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韩愈、程朱,出发点虽有所不同,但归宿是相同的,即引导人向善.因此,曾国藩的评语“与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韩公之言固无失”确属洞见,显示了曾氏的哲学修养.评《送浮屠文畅师序》：“辟佛者从治心与之辨毫芒,是抱薪救火矣.”[1]（207）评《送高闲上人序》：“事之机括,与心相应.事不如志,则气挫.所向如意,则不挫于气.荣辱得失,不纠缠于心,此序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者,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主》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公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1]（208）《送浮屠文畅师序》一文,诸家之评如真德秀曰：“韩柳并称,柳《送僧浩初序》,其道不同如此.”[10]（441）沈德潜评曰：“将众人投赠之文撇开,引入圣人之道,以下约《原道》之旨成文,而语更遒炼.”[11]（90）宋代的黄震、明代的茅坤、清代的林云铭及何焯对此文都有评论,而且评论者都注意到了韩愈这次所赠的对象是一名僧人,所以此文他仍举辟佛的主张.但是曾国藩看到了传统儒学与佛教相比,缺乏对心性的探讨这一弱点,于是推己及人,认为韩愈若“从治心与之辨毫芒”则显然是持己之短,量人之长,如“抱薪救火矣”.《送高闲上人序》也有多家批评.薛曰：“庄子好文法,好学古文者多观之等韩文公作《送高闲上人序》,盖学其法而不用其一辞,此学之善者也.”[12]方苞曰：“子厚《天说》类似《庄子》.若退之为之,并其精神意气皆得之矣.观《高闲序》可辨.”[13]（1031）沈德潜评曰：“汪洋恣肆,善学《庄子》之文,亦可谓文中之颠矣.”[13]（1031）刘大评曰：“奇崛之文,倚天拔地.”[13]（1031）张裕钊评曰：“退之奇处,最在横空而来,凿险缒幽之思,云乘风之势,殆穷极文章之变矣.”[13]（1031）大多数评者关注乃至着迷于韩文的风格,甚至觉得富有庄学精神意气的支撑.韩文在心物关系的认识上,提出了‘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八字,姚鼐比之方、刘等前辈的风格评说进了一层,“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曾国藩所展开的思考更为积极,他以体用关系来体悟“不挫于物”与“机应于心”的辩证意味,并且重新整合《孟子》与《庄子》的思想资源,由此阐发韩愈立说左右逢源的价值,这是曾氏在新形势下思考体与用、道与技关系的体现.

曾国藩评《论变盐法事宜状》：“‘积数虽多,不可遽算’,每斤失利七八文,积至百千亿斤,则失利无算也等‘凡是和雇,无不皆然’,载盐时须轮次,交纳时又有规条,不得自由.”[1]（222）此文大多数选本未选,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简评一句：“昌黎经济之文如此.”[14]林云铭、何焯等批评韩文较多者也未关注此文.而曾评却显示了他对国计民生具体事务的关心和熟稔,相比其他评选者,还是能够说明曾氏的经济之怀.再如评《杂说》四：“谓千里马不常有,便是不祥之言.何地无才,惟在善使之耳.”[1]（200）这条评点,呼应了韩愈在文中以马为喻,对在位者不能识别人才的讽刺和控诉,继而进一步说“何地无才,惟在善使之耳”,反映了曾国藩的人才观.

韩愈《论淮西事宜状》是一篇军事论文,曾国藩评曰：“‘难处使先’,凡有艰难之处,使先冒其锋也.‘悉令却牒,归本道’,以客军各归本道,而以其兵器给召募人.‘临城小县可收百姓于便地,作行县以主领之,使免散失’,从前各处堡栅皆置兵马,则百姓倚以无恐.今兵马聚为四道,则各处无声援,不免散失.故无兵马屯聚之处,则作行县以主领之.”[1]（221）这篇韩文,选本大多未选,批评较为详审的只有林云铭和曾国藩,林评从大处着眼,论述了韩愈建议的正确性,曾评则更为细密,拈出韩愈所提的几条建议,一一讲明其缘由,各有优长.以上所选取的评语反映了曾氏在儒学、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修养,下面从文学的角度看其批评.

评《伯夷颂》：“举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旨.”[1]（201）这是文旨的申说.评《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和雅渊懿,遗调.”[1]（206）评《送王秀才序》：“淡折夷犹,风神绝远.”[1]（207）这是风格点评.评《送齐下第序》：“入题连用三‘乎’字,俗调.”[1]（206）评《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文》：“‘削四邻之交贿,省嬉之大燕’,偶伤句气.”[1]（212）这是句法点评.评《释言》：“仍不减其之气.”[1]（201）评《与孟东野书》：“真气足以动千岁下之人.”[1]（202）讲的是文气.评《兴元少尹房君墓志》：“古者兄弟之子亦称子,故曰吾儿.称侄,俗也.”[1]（211）这是字词的阐释与点评.

从以上摘取的评语可以看出曾国藩在韩文批评中体现出的丰富性,即其“士大夫之学”的特色,他在评《答侯继书》时的一段话恰好可以用来作为自己“士大夫之学”特色的一个注脚,他说：“‘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为大贤君子者’,所陈数事,皆专家之学,卤莽者多弃置不讲.观韩公此书,然后知儒者须通晓各门,乃可语道.孔氏所谓博学于文,亦此义也.”[1]（203）

三

曾国藩的韩文批评体现出他对桐城派既有承袭,又有超越.

曾国藩的古文无疑渊源于桐城.他在《圣哲画像记》中说：“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4]（292）《清史稿》卷486《张裕钊传》云：“国藩为文,义法取桐城.”[15]（13442）曾国藩对桐城诸贤非常尊崇,在《欧阳生文集序》的结尾处说：“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謦也久矣.”[4]（287）但他又不囿于桐城主张,如他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上“经济”一条,认为“此四者阙一不可”,显示了他的济世情怀.文风也不斤斤于“雅洁”,而是更加宏肆开旷,坚劲雄直.

首先,曾国藩批评群书本身,便是对桐城学术的一种良好继承.虽然说诗文批评在清代已成为一种广泛的风气,但桐城学人在这方面做得更为突出.从早期的“桐城三祖”一直到晚期的姚永朴、姚永概、吴生等皆有评点著作.特别是对韩文的批评,桐城学人更为尽力.所以曾国藩的韩文批评具有浓厚的桐城派的色彩,但他又并不囿于桐城规矩,在批评中体现出了自己的特点,这是曾国藩批评韩文的又一特色.

《讳辨》一篇,曾国藩评曰：“此种文字为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韩公上乘文字.”[1]（201）评《送孟东野序》：“征引太繁,颇伤冗蔓.”[1]（206）评《太学生何蕃传》：“善用缩笔.”[1]（202）评《祭柳子厚文》：“峻洁直上,语经百炼.公文如此等,乃不复可攀跻矣.”[1]（210）评《上宰相书》有“欠裁炼”的批语,以上几则批评显示了曾国藩论文对“雅洁”文风的欣赏,特别是评《祭柳子厚文》的批评,居然说“乃不复可攀跻”,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实际上韩文最能打动人之处是气势磅礴,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并非以“峻洁”名世.曾国藩更为赞赏的也是这种阳刚的文风,他曾说过“为文全在气盛”的话,也曾批评过姚鼐的文章“其不厌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16]曾国藩自己的古文创作也是如此,有雄奇瑰玮、倚天拔地之概.而曾国藩批评韩文中出现赞赏整练、含蓄、峻洁等阴柔一类文风的批语,不能不说是受了桐城文论的影响.尽管曾国藩未用“雅洁”一词,但上述的批评术语却和“雅洁”在内涵上有着相似之处.另外,桐城派论文喜用笔法、笔力、起、收、转、提、势等概念来评点古文,曾氏的批评中也常常见到这一类的用词.如评《送许郢州序》：“转换处痕迹未化等收句俗笔.”[1]（206）评《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此种起法,创自韩公等汉文无起笔峭立者.”[1]（209）评《乌氏庙碑》：“最善取势.”[1]（212）评《南海神庙碑》：“笔力足以追相如作赋之才.”[1]（215）还有一些如“起最得势”“笔愈提,则气愈振”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曾国藩在批评中还能够吸取桐城前辈的观点,进一步申说、解释、发挥.如《读〈仪礼〉》,方苞曰：“风味与《史记》表序略同而格调微别.”[17]（139）曾国藩在评《读〈荀〉》时说：“此与《读〈冠子〉》、《读〈仪礼〉》、《读〈墨子〉》四首,矜慎之至,一字不苟,文气类史公各年表序.”[1]（200）再如《祭郴州李使君文》,方苞批曰：“此赋体也,其源出于陆机《吊魏武帝文》.”[2]（308）曾国藩进一步申说：“亦不出六朝轨范,不使一丽字,不着一闲冗句,遂尔风骨遒上.”[1]（209）甚至有的批评直接来自于桐城先贤,如评《画记》：“桐城方先生以为此学周人之文.”[1]（201）评《司徒兼侍中中书令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又引用了姚鼐的一段评语,表现出了曾国藩对桐城前贤学术上的尊重与肯定.

以上的例子说明了曾国藩的文学趣味有接近桐城派的一面,但曾国藩毕竟不是一个亦步亦趋、甘随人后者.他的批评也有很多异于桐城之论.如桐城派一向不大喜欢柳宗元,崇韩抑柳,方苞在“义法”说的宗旨下,认为柳宗元“彼言涉于道,多肤末支离而无所归宿,且承用诸经字义,尚有未当者.”[18]（112）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入选的篇数为36篇,而韩愈达到了132篇.在他们的批评中,也时时流露出对韩愈的拔高和对柳宗元的贬低.如方苞评柳宗元《封建论》：“深切事情,虽攻者多端,而卒不可拔.气甚雄毅,而按之实有虚怯处.”[17]（37）方苞此条评点,首先肯定了此文的优点,但最后仍添一句“有虚怯处”,但“虚怯处”在哪,并未指出,显得无的放矢.评《〈论语〉辨二首》云：“飘然若秋云之远,可望而不可即等子厚谪官之后,始知慕效退之之文,等此二篇几可与退之并驱等先等”[17]（147）评《驳复议》：“《谤誉》、《段太尉逸事状》、《乞巧文》皆思与退之比长而相去甚远,惟此文可肩随.”[17]（234）这两条评语,同样是肯定了柳文的优点,但最后总要和韩文比一比,显示出韩文的更高一筹,不可超越.曾国藩对柳宗元的态度明显脱却了桐城派的偏隘,他在《圣哲画像记》中将柳宗元亦列为三十二圣贤之一.同样,在他的批评中也能看出曾氏对柳宗元并无偏见.如,评韩愈《燕喜亭记》：“柳公山水记以峭削见奇,固非韩公所能比并.”[1]（201）评《复状》：“柳子厚此议最为精当.”[1]（221）对待韩文,曾国藩比桐城前人也更加公允一些,如《潮州刺史谢上表》,方苞虽有批评,但非常委婉含蓄,他说：“退之之气不能不挫于岭表,而东汉一曲之士皆能视死如归,可觇二代风教所积之异.”[17]（332）而刘大只从文章的风格入手,称赞韩文“雄迈无匹,是昌黎能事”[17]（332）,后来的张裕钊也只是从文气上评说.曾国藩的批评则既指出了韩愈此文所表现出来的节概,又毫不客气地批评了韩愈的软弱,他说：“‘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节,求哀君父,不乞援奥灶,有节概人固应如此等‘东巡泰山’,此则阿世取悦.韩公于此等处,多信道不笃.”[1]（221）所以说,从对待韩愈和柳宗元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学术胸襟要比桐城先辈们宽广一些,免去了刘熙载“最为陋习”的讥讽.另外,曾氏的批评涉及面广,如曾氏在批评中对字词的训诂,对经济、军事等文的关注,这都是异于桐城前辈之处.四

韩愈古文历来是人们学习、研究的热点,自宋至清,毫未衰歇.曾国藩的批评对韩文研究也贡献颇多.如他曾指出韩愈文中的许多独创之处,批《施先生墓铭》：“或先叙世系而后铭功德,或先表其能而后及世系.或有志无诗,或有诗无志.皆韩公创法.后来文家踵之,遂援为金石定例.”[1]（210）关于韩愈墓志的写法,元代的潘昂霄在《金石例》中已经有所阐明,黄宗羲的《金石要例》也有涉及,曾国藩对韩愈墓志写法的独创性及其影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曾国藩批曰：“此种起法,创自韩公,然不善为之,譬若唐人为官韵赋.往往起四句峭健壁立,施之于文家,则于立言之体大乖.汉文无起笔峭立者.”[1]（209）《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的第一句为“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这个起首句得到了后来评家的高度赞赏,曾国藩在赞赏之余,提出了其法“创自韩公”,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历代文章的熟悉和对韩文的敏感.曾国藩的批评,有的能够沿波讨源,指出韩文之从来,如批《进学解》：“仿东方《客难》,扬雄《解嘲》,气味之渊懿不及,而论道论文二段,精实处过之.”[1]（200）批《应科目时与人书》：“其意态诙诡瑰玮,盖本诸《滑稽传》.”[1]（205）批《送郑尚书序》：“气体似《汉书匈奴传》.”[1]（209）有的能够指出韩文对后世的影响,如指出欧阳修文多似《送杨少尹序》,指出《为韦相公让官表》对宋代“清真之风”的影响等等.曾国藩不仅能指出韩文的诸多优点,亦能摘出韩文不足,这也是曾氏批评中难能可贵的地方.如批《上宰相书》：“连用三‘抑又闻’,义层出不穷.然究是少年,才思横溢,欠裁炼处,故文气不遒也.若删去‘《洪范》曰’至‘廉于自进也’,则格老而气遒矣.”[1]（203）批《送许郢州序》：“‘情已至而事不从,小人之所不为也’,转换处痕迹未化,便可直接本事,不须为二语纽合也.‘故其赠也,不以颂而以规’,收句俗笔.”[1]（206）在曾国藩的韩文批评中,像这样的批评还有几处,不一一罗列.对于曾氏的批评,姑且先不判断其恰当与否,单纯从敢于批评韩文来说,已经十分不易.我们知道,自宋代以来,韩愈的诗歌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毁誉参半.但韩文一直少有指责者,即使是对韩愈相当不满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认韩愈的文章做得好.后来的桐城派更是将韩文奉为圭臬,少有批评.这里以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所引诸家评为例,说明桐城派对韩文的回护,从而愈加显得曾氏批评的宝贵.马氏著作所引前论,虽自称“博采诸家之说”,但实际上是以清论为主,清代之中又以桐城学人为主,据徐雁平先生统计,“曾国藩三百二十六条,沈钦韩二百六十九条,方苞一百二十一条,张裕钊一百一十八条”[19],其余皆不足一百条.从使用数量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其昶对曾国藩评论的重视,将《曾国藩读书录》中的批语和《韩昌黎文集校注》对读,可以发现,曾国藩称赞、分析韩文的批语几乎全部被引用.但是对曾氏批评韩文的文字,马其昶则毫不客气地予以删除,如上文提到的《上宰相书》、《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等,曾批全部未用.《黄陵庙碑》仅保留了“此等题以高简为要,百数十言足矣”一句话,将后面的批语删除.这说明了曾国藩的批语已经超越了流派的限制,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独特的意义.

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反省自己的诗文批评有时“良有为人之念”[20],说明他的批评重在“为己”.正因为他重在“为己”,才于批评中更好地凝结了自身的精神意度.对于读者来讲,阅读曾国藩的批评,不仅可以加深对韩文的理解,亦可更加深刻地理解曾氏的学术意蕴.所以说,曾国藩的韩文批评,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小结裹”,但精义颇丰,足以孚得钱穆先生所赞“至论学术,曾氏也有他自己一套独特之旗帜与地位”[21]（87）.

注释：

①此书据《求阙斋读书录》而成,陈书良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②参《近代湖湘文化试探》,《林增平文存》第114页,林增平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