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悖”的积极心理学:我们如何更加幸福

摘 要：幸福悖论在发达国家是经济足够发达之后的产物.中国目前出现的“幸福悖论”现象虽然表现为不随经济发展而幸福感增高的所谓“悖论”,但深入分析后发现,经济不够发达仍是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幸福悖论的产生也与我们过分重视客观经济因素而忽视主观心理因素,以及人们的攀比心理有关.积极心理学的幸福可持续模型从社会和个体两方面提出了建议：一是改善环境因素,如继续发展经济、提升社会保障、调整分配机制等；二是改善主观意识活动,如改变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变国民生产总值为国民幸福指数,提高个体自身的意向性努力（如运用积极的思想、投入地做事、提升身体健康、追求成功的意志活动等）,多方位多手段让我们更加幸福.

关 键 词：幸福悖论；伊斯特林悖论；积极心理学；幸福；GDP；GWB

中图分类号：B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6―0136―10

一、引言

中国经济以大于8%的速度逐年稳步增长,从1990年到200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总额已经增长了至少4倍.人们希望,幸福感也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增长,但是人们感到,手里的钱多了,幸福感却没增长多少.这种现象被称为幸福悖论,_又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或“幸福一收入之谜”（Happiness―ineparadox）,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Easterlin）在1974年的文章《经济增长极大提高人们的快乐吗》中提出的.美国和日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这种现象违反了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发展到3,000美元的时候,就会产生剧烈的社会心理变化,突出表现就是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再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伊斯特林和其合作者在2012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刊上的对中国1990年到2010年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收入增长了,可幸福感却下降了,突出地表现了幸福悖论.还有研究及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结果,例如Brockmannetal.（2009）和曹大宇的研究（2009）也有类似的结论.

有研究表明：金钱与幸福之间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成正比关系,两者之间只是轻微的正相关,相关值大约0.25.身无分文的人对于幸福的满意度趋近于零,当人们手中开始有钱,刚刚脱离贫困线的时候,幸福感几乎与金钱成正比增加,但是到了纵轴的0.25处就变成了与横轴不相干的水平线.纵然是横轴上的金钱以百万、千万、亿万的速度成倍剧增,但金钱与幸福的关联不会再超越0.25.这种现象被称作“金钱的边际效应递减”.有学者认为这个金钱和幸福的相关系数更小些,是0.17,另外一些研究者也得出了大致类似的结论.总之,不管这个相关系数是多少,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金钱积累的初期几乎成正比,而金钱超过一定数额之后,就不太相关了.

那么,中国幸福悖论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收入到达一定数额,幸福感就不再增加?我们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经济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吗?深入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增长,对富裕阶层,确实出现了所谓“幸福悖论”――经济增长对幸福的增长贡献已经很小.但是对贫困阶层而言,经济问题仍然是制约幸福感的重要问题.在考察“幸福悖论”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反思,无论是富裕阶层还是贫困阶层,共同的一点是：幸福并不会随着财富的积累如期而至,拥有财富也不等同于拥有幸福,幸福是需要特别的努力来争取的.所以,即便是已经富裕起来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近年发起了一项追求幸福的运动,“哈佛幸福课”（积极心理学课程）超过在哈佛大学独占鳌头多年的“经济学原理”一度成为选课人数第一的课程.在网易公开课上,这门课的点击率长期居高不下.幸福课之所以炙手可热,也是在追求经济发展之下,人们追求人生幸福的表现.中国政府也将建设幸福中国写入了十二五规划,近年的“”,也把提升人们的幸福作为讨论的焦点.让人民幸福,已经成了中国解决温饱之后的重要目标.本文试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对“幸福悖论”进行解读,寻求在当前中国的大环境下,社会经济层面和个人心理层面提升人生幸福的途径和方法.

二、解读中国的“幸福悖论“现象

(一)中国“幸福悖论”的特点：高低收入人群表现不同

伊斯特林等对中国1990年到2010年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经济收入增长了,幸福感却下降了.数据分析发现,1990年,收入最高的1/3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3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分别是68%和65%,相差还不是太大；但到2007年,高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达到71%,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直降至42%.高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轻微上升,而低收入人群生活满意度下降.这说明,中国的“幸福悖论”贡献者是低收入人群!导致中国出现幸福悖论现象的,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收入提高了,生活好了,幸福感不随之增长,而是收入尚不够高!而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有发现,低收入者的幸福感要显著低于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

(二)金钱对幸福的贡献

我们应该肯定金钱对幸福的贡献关系,而不是弱化这种关系.大量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确实带来幸福感增加.这也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初衷.金钱与幸福感相关,符合传统经济学的检测定,即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

首先,在一个国家内部,富裕的个体会报告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例如Easterline等人（2012）的研究中报告,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人群的生活满意度都要比收入最低的三分之一人群的生活满意度高.国内学者研究也发现,低收入者的幸福感平均数显著低于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工资收入高的人相对更加幸福,中产阶层比工薪个体幸福程度要高.第二,富裕的国家比不富裕的国家生活满意度也较高.盖勒普（Gallup）调查发现,中国的幸福指数在124个国家中排名第92,只有12%的中国人描述他们的生活是繁荣（flourish）的,这一数据和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巴林相同等级.丹麦排名第一,有72%的人报告繁荣昌盛,而美国的数值是59%,排名第12.这些数据提示,富裕国家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也较高（May16,2011；LosAngelesTimes）.在中国,富裕的地区也比不富裕的地区生活满意度高.

第三,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也会报告更高的满意度.国内研究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指数是成正比关系的,比如,邢占军（2011）对6个省会城市的调查数据,以及来自山东省城市居民连续7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收入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高收入群体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经济的减退则导致幸福感指数降低,如,英格勒哈特等人的研究发现,从1979年开始的几年里比利时国民收入出现下滑,幸福感指数也相应地降低.

(三)幸福悖论现象的心理解读

但是,在富裕阶层和发达国家,确实出现了幸福和金钱关系不大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我们可以从两种观点来看：

第一种观点,忽视变量说.经济学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并不关注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方面,如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不平等,等等.特别是,如果这些非经济因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比如休闲时间的减少,竞争压力的增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这也说明,GDP作为测量经济的指标,并不是测量幸福的适合指标,也不是衡量国家总体发展的适合指标.所以,有学者提议用总体幸福感（GeneralWellBeing,GWB）代替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指标.

另一种观点,攀比理论.着重于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的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是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这种解释也被称为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referencegroupthoery）是社会比较理论（SocialComparisonTheory）在心理学上的一个变体.这种攀比和社会比较的竞争仅仅导致个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个体因竞争胜利幸福感增加,但是相对竞争失败的个体幸福感减少,所以,总体的社会幸福感没有增加,增加的是个体或者局部群体的幸福感.例如,对哈佛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发现,拿5万美元年薪的人比拿10万美元年薪的人更幸福.因为前者所处的行业平均工资为25000美元,而后者行业平均年薪大多高于10万美元.所以,总体财富虽有增加但幸福感却不会增加.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处于同行业顶层的人数总是少数.而且,一个人相对于别人收入增加,幸福感增加,但别人相对于他收入却是减少了,幸福感也随之减少.为了追赶这个领先者,落后者要付出努力以提高收入追赶领先者.所以,现代社会的人们就像是老鼠赛跑,不断加速,不断交替领先,最终都精疲力竭.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收入越来越高,但幸福却越来越模糊.

综上,中国的“幸福悖论”,其本质仍然是经济不够发达的产物,金钱对幸福是有贡献的.但是,主观心理因素等非经济因素也有很大贡献.幸福、人们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不是单纯金钱就能解决的问题,人们的主观心理层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追求幸福的积极心理学运动,为幸福的提升提出了建议.

三、运用积极心理学提升幸福

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是一门研究如何正确把握人生的科学,着重讲授积极心理学家发现的美好生活,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生活.积极心理学于1998年由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马丁塞利格曼在任时提出.主要针对的是二战以来心理学界主要致力于人类问题的解决和补救,而不是着眼于正常人群的研究,比起那些流行的大众心理学家和演说家等,少了一些对美好生命的关注.因此,呼吁心理学不仅要关注疾病,也要关注人类的力量；不仅要修复损坏的地方,也要构筑生命中美好的东西；不仅要致力于治疗痛苦的创伤,也要帮助健康的人们实现人生的价值.积极心理学的出现,扭转了心理学病理研究的倾向,使得心理学研究开始走向大众,帮助普通人追求幸福的生活.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范畴：（1）积极的主观体验（幸福、愉悦、感激、成就等）.主要讨论个体的幸福感和哪些因素相关,比如,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幸福的贡献较低,而自尊、乐观、感激之情、朋友的多少却与幸福感高度相关.愉悦感有原始的愉悦和高级的愉悦,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比如全身心投入的酣畅感,可以带来长久的愉悦；而感恩则更令人愉悦,从而体会到一种持久的积极体验；成就则是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回馈.（2）积极的个人特质（个性力量、天赋、兴趣、价值）.包括个性力量的识别和界定,根据美国行动价值协会（VIA）提出的良好性格的分类,将美德分为智慧和知识、勇气、人道主义、正义性、节制和超越优势等六种类别.帮助人们确认自己的个性力量所在,识别自己的优势,从而发挥优势,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贡献于社会.（3）积极的机构（家庭、学校、商业机构、社区和社会）.探讨积极的人际关系,包括亲子关系、关系、爱的能力等友谊、爱情、婚姻关系,探讨如何提升这些亲密关系,从而实现人生的幸福.还包括积极的学校教育、积极的商业机构和工作环境、积极社区的建设乃至积极的社会,等等.

可以看出,幸福是积极心理学关注的核心课题,幸福是人生的终极货币（ultimatecurrency）,是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根本动机,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所在.（二）建立评价社会发展的主观指标,用总体幸福指标（GWB）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DP）.

2012年11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E.P.Seligman）指出,为了更好地衡量国家发展的状况,用GWB代替GDP.他建议中国要建设佛罗伦萨一样的时代,就是当拥有财富的时候,不是想着去占别人的领地,把别人俘虏成为自己的国民,而是要创造世界的美、世界的文明,这就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中国可能都应该要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这么做,中国还在思考到底该怎么做.这种提倡,和中国的中国梦相一致,习总书记的就职演说中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关注GDP,最重要的是关注国民的幸福.只有人民的主观幸福感都提升了,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才是最美丽的,才能创造出世界的文明.

GWB衡量的是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生活条件状况,对当前的生活是否满意,是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等,主要反映的是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状况,含有较多的积极情绪,较少的消极情绪.而国民生产总值（GDP）,指的是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生产出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也反映国力和财富,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研究发现,GDP的改变对GWB的影响是微弱的,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更可能发生在人们对财政状况更加满意,对未来更加乐观的时候.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较长时期内存在着一种“重增长、轻发展”,“重客观、轻主观”的偏向.现在,是转变这种倾向的时候了.我们要提高人民的幸福,而不仅仅是提高GDP的数字.主观幸福感作为GDP衡量幸福的指数的替代或者补充,已经受到极高的重视,一些国家如法国已经开始做了.作为弥补GDP单一经济指向的发展目标和手段,势必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幸福的可持续模型认为：对幸福的贡献中,50%由基因解释（setpoint,固定点）,[27]10%由环境解释,其余40%则归诸于有意向性活动（intentionalactivity）.基因方面,我们能做的努力比较小,而环境和个体改变方面我们大有可为.

1.改善影响幸福感的环境

幸福相关的环境因素指那些偶然发生（incidental）但是在个人生活中相对稳定的事实,包括所在的国家、地区、文化氛围,也可包括性别、种族等人口学因素,还包括一个人的个人史,以及婚姻状态、职业状态、工作安全和健康状况,等等.其中,收入水平、生活状况是考虑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从环境因素方面着手提升幸福,而这些方面,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重大.

第一,大力发展经济,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

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明显低于高收入群体,不富裕地区的幸福感低于富裕地区,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客观生存条件对于民众幸福感的制约作用是不容忽略的.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国民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程度还很不充分、很不平衡.居民的收入和财富积累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相比,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差距.所以,解决人民的经济收入问题,仍然是中国一段时间内工作的重点.

曾谈到,“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怎么写作、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段宣言表示,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不会变,也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而且,国民收入显著提高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写进了“十二五”规划建议.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党和政府对发展经济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

伊斯特林认为普通中国人,尤其是较低学历和低收入人群,获得工作和收入的保障、可担负的健康保障、孩子和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是对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模型和欧洲的满意度模型相似,都有一个u型的底,整体模式都和低就业率、社会安全保障的解除、日渐增长的收入不平等相关.这提示,就业和社会保障系统是决定幸福感的最关键所在.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就不足为怪了：“七成半的中国人说他们幸福,其中公务员的幸福感最高.”因为公务员工作最稳定,而且福利保障最安全.

而社会保障系统中,医疗、养老等问题尤为突出.低收入人群虽然收入确实有所增长,但是,大量的医药费支出使得生活满意度降低.另外,最具中国特色的指标莫过于住房.据2009年中国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有房贷的人比没房贷的人更幸福,单位建房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蚁族”最不幸福,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还低.这提示,住房问题已经成了影响中国幸福指数的因素之一.养老方面,突出表现是养老金比较低.中国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比如,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3年1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并且,在普遍调整基础上,对企业退休高工、高龄人员等群体适当再提高调整水平,对基本养老金偏低的企业退休军转干部按有关规定予以倾斜,等等.这些都是有力举措.第三,建立和完善利益调整机制.

基尼系数用来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安全范围在0.2―0.4之间,低于0.2反映贫富差距小,收入过于公平,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年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的差距还要更高.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为0.3到0.35之间）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否则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危及社会主义人民政权.

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日趋明显,财富分布不均的问题已经出现,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分化日益加剧,这一切对民众的幸福感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建立和完善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利益调整机制,是宏观决策中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针对这一点,党的十八大会议上,同志报告的第七部分“加强社会建设”中做了具体全面的安排和部署.其中第三点作为实现收入翻番计划的落脚点,也是社会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首先是深化收入分配的改革,要从制度上保证居民收入的提高；其次强调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保证居民收入的增速；第三是提高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从根本上保证居民收入提高的路径.而也强调了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的重要性,向外界释放出政策信号,十八大后如何遏制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积将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改革之一.

2.改善意向行动,提升幸福

环境对幸福确有贡献,但所占比例大约在8%～15%的水平,人们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可能是造成所占比例较低的原因.如,人们会对新环境和生活事件产生迅速的适应,不管是感觉的（例如,适应恶臭或者体重增加）、生理的（例如,非常热或者非常冷的温度）,还是享乐的（如加薪）,等等.

从幸福的可持续模型可以看出,改变个人的意图性活动对幸福感影响较大.环境虽然可变,但人们很快就会适应.而有意图的活动不仅是可变的,且人们可以自己控制这方面的活动,减缓或者改变适应的过程,使得幸福持续提升.而研究发现,环境改变和积极活动改变都可预示生活满意度的加强,但积极的环境改变影响的持续性会降低,只有积极的活动改变预示着持续的幸福感的提升.

第一,坚持积极的思想,包括乐观、感恩和做好事.

塞利格曼认为,不同的解释风格会带来不同的情绪和结果,乐观者在学业和事业、身体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上都具有优势.乐观者更容易在学业和事业上取得成功.例如,对初中生人格型乐观、应对策略及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表明,学生的乐观主义与他们所采用的积极应对策略、消极应对策略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学生成绩的关系也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乐观的推销员比那些不那么乐观的推销员卖出更多的人寿保险,而且约有一半的悲观者会辞掉保险工作.乐观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比悲观者能进行更好的调整,减少抑郁症状,会感到更幸福、更低的退学率及更多的社会支持.对180位天主教修女在其平均年龄约22岁时手写自传的情感内容进行分析,探索其与75岁至95岁之间的生存率的关系,结果发现,自传中积极情绪内容与寿命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关,而负面情绪内容没有.在85岁时,最快乐的修女（前25%的修女）中有90%还活着,而最不快乐的修女（后25%的修女）中只有34%的人还活着.而到95岁时,在最快乐的修女中还有54%人活着,而最不快乐的修女中只有11%的人还活着.

Seligman（2002）在《真实的幸福》这本书中提到要获得更持久的幸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感恩.Emmons和MeCullough（2003）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相对于争执组和生活事件组,感恩组整体生活上觉得比较好,且对未来一周的期待更乐观.感恩既影响了主观生活评价,也增加了积极情感,同时还减少了消极情绪,似乎也提高了人们的睡眠数量和质量.另外,写感谢信也是表达感恩的方法,也能提升幸福.Toepfer,Cichy和Peters（2012）让被试连续三周每周写一封感谢信,结果发现,被试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升,抑郁症状却显著下降.而且无论感谢信是否寄出,写给同一个人或不同的人,幸福感都能够显著提升.

幸福的人更倾向于参加较多的亲社会活动,实施亲社会行为的结果,会让人幸福感提升.比如,给被试一定的钱让被试或者给自己花钱或者给别人花钱,结果发现,给别人花钱的被试报告了更高的幸福感.帮助他人也可以提升幸福感,做好事组的被试生活满意度有较大的提升.

第二,提升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是个体学习、工作的基础,更与人的幸福具有中等程度的关联.健康的人比不健康的人要幸福.哈佛幸福课的著名讲师泰勒本一沙哈尔在总结了利于健康的日常活动之后,提出了幸福的灵丹妙药（wonderdrug）,已有研究证明这四种方法对提高身体健康十分有效.锻炼能增强呼吸机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功能,减少紧张,可降低抑郁水平,提高身体自尊水平,降低自卑感,提高认知功能.锻炼在降低抑郁方面效果明显,如Babyaketal.（2000）对156名重型抑郁症患者采取分组治疗：1/3患者只服用抗抑郁药物；1/3患者每周慢跑3次,每次30分钟；还有1/3患者既服用抗抑郁药物又慢跑.16周后,3组患者的抑郁情况都有明显改善,但10个月后的随访却发现,慢跑组患者的复发率要远远低于另外两组.类似的结果也在Blumenthal的研究中出现.近期“正念冥想”作为认知行为疗法的第三次浪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念（mindfulness）”一词最早来源于佛教,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美国的Kabat―Zinn引进心理治疗领域,他定义“正念”为“一种有目的、不评判地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时此刻的方法”.临床研究表明,正念训练能够显著提升健康水平,降低酒精和药物滥用,减少失眠,降低临床焦虑、抑郁症状和复发,提高各种认知功能.王岩等（2012）发现正念训练能够很好地提高认知功能,并起到去自动化作用,使人对当前的任务减少失控.正念训练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经常走神的人衰老得更快,能够把注意力保持在当下的人,细胞中DNA分子末段保护序列就会更长,细胞的生物学年龄就越年轻.

第三,投入地做事：福流.

福流（flow）的感受能够极大地促进身体健康,提升心理幸福感.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MihalyCsikszentmihalyi）第一个提出了福流的概念,并以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福流是一种将个人精神完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福流产生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个体的知觉很愉快很成功.一位攀岩者把福流体验描述为“越来越完美的自我控制,产生一种痛快的感觉.你不断逼身体发挥所有的极限,直到全身隐隐作痛；然后你会满怀敬畏地回顾自我,回顾你所做的一切,那种佩服的感觉简直无法形容.它带给你一种狂喜,一种自我满足.只要在这种战役中战胜过自己,人生其他战场的挑战,也就变得容易多了”.KazukiHirao等人（2012）将生活在农村地区的119名健康老年人分为冷漠、焦虑、放松和福流组.调查结果显示福流组、放松组比冷漠组的人身体更健康.而且,福流与应对陌生人、社交信息、亲合力水平、主动交往呈现显著正相关.

第四,追求成功的意志活动.

追求成功的意志活动（volitionalactivity）可以加强幸福感.Sheldon（2002）研究发现,高水平的目标进程,或者不断地指向目标的活动预示着幸福感的提升,而低水平的进度预示着满意度的降低.而且,这种意志活动的持续进行,会使得主观满意度持续下去.意志活动停止了,主观满意度就会回到当初.Sheldon对学生进行连续两个学期的研究发现,在第一学期达到个人目标的学生,满意度会提升；第二学期继续努力的话,其满意度水平会保持下去；而那些第一学期做的很好第二学期不好的学生,其满意度又回到了当初.持续三年的调查发现,高水平意志活动的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都保持了他们早期获得的情绪上满意度的提高.

在此过程中,努力的作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当从事的活动不那么令人愉悦,很难保持的时候.而其中的关键性,就是把从事的事情赋予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牺牲短期的利益以获得长久的满足,实质上就是赋予当前不愉悦的事物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感会使得我们坚持下去,从而获得长久的幸福.这也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映.

综上,提升个体幸福感的意向性行动可以包括坚持积极的思想,如乐观、感恩和做好事,也可包括提高身体健康、锻炼、冥想、正念,等等,而且,还可以投入到一件事中去,享受福流的快感,追求成功,超越自我等.值得一提的是,Seligman（2005）在幸福理论方面,提出了新的涵义.他认为,过去对幸福的测量,多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而一个人想要达到蓬勃人生（flourishing）,仅保持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PERMA：P-积极情绪（positiveemotion）、E-投入（Engagement）、R-人际关系（Relationship）、M-意义和目的（meaning）、A-成就（Achievement）.以上谈到的实现幸福感提升的很多办法,在PERMA理论中也都有所涉及.PERMA理论为更高层次地追求幸福,提出了新的架构.

四、结论

中国的“幸福悖论”,虽然表现为幸福感没有随经济发展而提升,但实质上,经济不够发达仍占很大比重.对广大中低收入人群来讲,提高收入依旧是关键因素.同时,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调整社会利益分配等方面都是执政者应该考虑的重点问题.同时,幸福悖论的产生也与我们过分重视经济因素忽视心理因素有关.积极心理学研究发现,经济的发展对幸福感的贡献只是作为环境的多种因素之一而起作用,依据幸福的可持续模型,个体对环境因素改变的迅速适应,容易造成幸福感的回落,也许这也是幸福悖论产生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要用国民幸福指数来衡量社会的发展,而通过实施提高幸福的意向性行动,则不仅可以提升幸福,还可使得幸福感持续下去,比如运用积极的思想,乐观、感恩和做好事,通过锻炼、冥想、正念等措施提升身体健康,投入地做事,享受福流的快感,树立目标,追求成功,实现不间断的意志行动等,都是提升幸福的好方法.

（责任编辑：子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