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参与的进程、议题和趋势

摘 要：国内网络政治参与研究从起步到现在进入初步发展阶段,网络政治参与的涵义和特点、形式和类型、影响因素和行为机理、积极作用和困境、治理对策和出路等议题逐渐展开,但多局限于现象描述.下一步应重点加强分类识别、行为机理、不同社会群体的网络政治参与、修复和提振政府公信力等方面的研究.

关 键 词：网络政治参与；；网络件；网络媒体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1-0014-09

进入改革发展关键期,社会矛盾复杂化、公众参与意识增强、现实政治参与困境、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高和向政治生活领域广泛渗透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催生了当下中国活跃的网络政治参与.与之相应,学界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也逐步展开.那么,十多年过去了,国内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状况如何,讨论了哪些议题,取得了哪些共识,还存在哪些不足,未来的研究趋势是什么等,这些都需要进行认真梳理,以便推动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为妥善应对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一、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进程

国内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论文即黄永炎、陈成才的《21世纪网络技术对中国政治参与的影响》,始于2001年,之后十多年间不断发展.依据不同时期成果数量的明显变化,特别是研究内容的拓展、深化等情况,可将国内网络政治参与研究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2001～2007年）

2007年以前,由于互联网普及率相对较低,因此,网络政治参与还只是偶发的个别现象,相应的理论研究也谈不上发展,只能说开始起步.呈现如下阶段性特征：第一,成果数量严重不足.2001～2004年间总共才有8篇期刊论文,平均每年2篇.2005～2007三年间成果数量有所增加,但每年也就十几篇.期间出版的两部著作都不是网络政治参与方面的专题研究,只是部分章节内容涉及网络政治参与.第二,主题相对单一.主要围绕“网络技术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展开,即网络技术将对政治参与产生哪些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第三,研究视角和方法相对简单.主要基于“技术与政治关系”视角.方法上采用实证研究的只有《组织性：网络政治参与的新趋向――以某艺员杭州受阻事件为例》一篇文章,其他都是宏观层面的抽象思辨.第四,核心概念的使用尚不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网络环境下的政治参与”等多种用法都有.

2007年,接连发生的几起网络政治参与事件,如,质疑华南虎照片查重、声讨山西黑砖窑、围观重庆最牛钉子户、热议厦门PX项目等,初步显示了网络空间集聚民意的优势和网络舆论的威力,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现象引起社会关注,也推动网络政治参与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二)初步发展阶段（2008年至今）

2008年6月20日上午,视察人民日报社,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进行了4分钟的在线交流,明确表示：“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在当年的“”结束后与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也表示：“广大网民向我提问题、提建议,甚至为我分忧,多达数百万条.等这么多群众以如此高的热情关注‘’,特别是关心政府工作,使我深受感动.他们的意见、批评都是对政府的信任、支持、鼓励和鞭策.”领导的表态肯定了网络民意的价值,学界对网络政治参与的研究也开始渐趋活跃,获得初步发展.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成果数量不断增加（见表1）,质量有所提高.2010年核心期刊论文第一次突破10篇,2011年达到19篇,2012年则增加到30篇.总共5篇博士学位论文,其中4篇为2011年以后通过答辩.期间出版了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第一部专著《网络参政》.

第二,研究内容不断拓展、深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杨福忠运用法学规范研究方法对网络政治参与的涵义做出新的解释,赵银红辩证分析了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曾凡斌系统总结了网络政治参与的九种形式,部分学者则开始尝试对网络政治参与进行类型化.二是对网络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不断细化.网络政治参与“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影响”“对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对政治参与动员的影响”“对网络结社的影响”等研究,与原来只是从总体上简单罗列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不同,认识不断细化.三是对不同社会群体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逐步展开.青年或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始终是研究的重点之一.这一阶段,“城市移民”“农民”“新生代农民工”“网络舆论领袖”等群体引起学者关注,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除以上三个方面以外,对网络政治参与出路或对策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如,杨福忠提出“网络征求民意法治化”,建设性作用显著.但多数研究者提出的治理对策,宏观的一般原则要求多,可操作性的方案少.

第三,研究视角趋向多元,实证研究受到重视.大多数研究主要基于“参与式”和“有序参与”视角,这符合所研究问题的特点和要求,同时有学者尝试从“协商式”（赵春丽）、政治文化（赵自然,张劲松）、政治心理（朱碧波,尹向阳）、善治（陈杰,叶战备,黄信瑜）、有效性（杨福忠）等视角进行研究,别有一番新意.进入这一阶段,案例研究和调查研究受到重视.主要成果有：《网络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以“E”为例》《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出路――以深圳龙岗为例》《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现状调查与规范机制构建――以广东省八所高校为例的实证研究》《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对七个中文论坛相关资料的文本分析》等.实证研究的方法,研究对象具体,依据案例和调查数据对现状、特征、影响因素等的分析,结论相对客观,有利于克服抽象思辨容易导致研究结论受研究者心理偏好影响的弊端.2.网络政治参与的机理

全面认识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目的在于揭示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发生、发展的机理和规律,提高政府回应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行为机理的研究至少有两种模型：一是“刺激――反应”模型,即不考虑行为的内部状态,认为这一部分是“黑箱”,着重研究外部刺激和适应性反应之间的关联性及规律.二是“行为――目的”模型,重在研究适应性反应过程中为实现目的而进行的努力.目前国内的研究属于第一种模型,如,李斌认为：“网络‘政治信息’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基础；‘利益’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动力；‘网络’是网络政治参与的载体；‘互动’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催化剂’；政府理念的转变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必要条件.上述几方面的共同作用构成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机理.”客观地讲,这一认识最多只能说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发生机理,并没有揭示网络舆论形成过程和实现对公共政治生活影响的机理.现有研究中,杨福忠对“影响公民网络意见能量”的四个变量因素（拥有信息量的程度、政治功效意识、参与广度和深度）之间因果关系以及影响政府决策的两个变量因素（目标差距、公民通过传统渠道输入的公共意见能量）的分析,接近于揭示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在机理,但也不理想.进一步的研究应借鉴新闻与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深刻揭示网络舆论形成中发帖、灌水、加精、置顶等不同阶段,参与者的行为动机、行为方式、议程设置技巧、舆论放大机制、施加压力方法等.

(四)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和困境

1.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

梳理现有的研究成果,学界对网络政治参与积极作用的认识,实际上应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网络技术对政治参与的积极影响.如“改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手段”“提高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保证政治参与的数量和质量”“降低政治参与的成本”等.二是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对提升主体品质的影响.如“有助于提升素养”“有助于推进训练”、有助于“提升社会资本,培育公民社会”等.三是网络政治参与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三个层次中,前两个层次的研究必不可少,网络技术、主体品质的作用也非同小可,但只是实现对现实政治影响的基础,因此,主要内容应是第三个层次.

关于第三个层次的研究,由于政治具有多重涵义和复杂结构,是理念、制度、模式、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技术基础的有机统一,因此,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也有所区别.但的基本理念是“主权在民”,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主要途径是人事过程中的定期选举、政策过程中的民意输入和反馈、对公权力无处不在的监督等,这几点基本上没有太大分歧,因此,对网络政治参与作用的研究也应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以此观之,郭小安的研究,内容比较全面,专业水准较高.首先,他在价值和制度层面上深入探讨了网络在中国的特定意蕴,认为与其说网络提供了新的形式,重塑了,不如说只是“消除了某些现实障碍,激活了的潜藏因子,重现了活力”；与其说提供了一个新的参与方式,不如说“它把一些本该属于政治的元素还原,它把一些被现实束缚的东西解开,把失衡的权力配置格局一定程度上进行调整”.因此,网络在中国承担了太多本该由体制内参与和传统媒体承担的政治功能,这是网络不能承受之重.其次,在体制机制层面上深刻分析了网络给中国带来的变化.（1）输入主体变化：从“沉默的大多数”到“新意见阶层”；（2）公共决策模式变化：从“黑箱模式”到“新群众路线”；（3）监督力量变化：从“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到“离地三尺有网民”；（4）纠错模式变化：从“内部纠正”到“咬定青山不放松”.

2.网络政治参与的困境

网络政治参与是网络技术广泛应用于政治过程的产物,孕育着政治理念、制度、技术创新的机遇,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诸多困境.这主要是因为网络“存在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和“一些功能性缺陷”,从而使网络与社会主义存在若干冲突,即“网民”与“人民”的悖论,自由至上与集中的紧张,传播无序与稳定发展的冲突,文化多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也有学者把网络政治参与的困境归纳为主体困境和治理困境.主体困境包括：主体的参与理念困境：参与理念与追求利益之争；主体的参与能力困境：实现网络权利与现实数字鸿沟；主体的参与方式困境：多元互动方式与“群体极化”行为.治理困境包括：参与技术的治理困境：自由表达诉求与维护网络安全；参与文化的治理困境：理性包容文化与政治参与盲从；参与环境的治理困境：政治参与规范与虚拟开放空间.困境也就是矛盾,因此,有学者运用矛盾分析法,探讨了网络政治参与的矛盾,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有两个基本矛盾：内在矛盾是主导性与自主性的矛盾；外在矛盾是虚拟与现实的矛盾.参与过程中则具体表现为：一元与多元的矛盾、规范与自由的矛盾、凝聚与开放的矛盾、他律与自律的矛盾.以上学者独特的视角,开阔了研究视野,深化了研究内容.

(五)网络政治参与的治理对策和出路

1.网络政治参与的治理对策

妥善回应日益活跃的网络政治参与,包括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方面：一是“如何应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负面影响,解决网络政治参与可能导致的参与危机问题”；二是如何创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生态和健康有序的网络文化生态”,发挥网络政治参与的积极作用问题.归纳学者们提出的对策,主要有：第一,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消弭“数字鸿沟”,促进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平等化；第二,加大网络教育培训力度,缔造或培育网络公民,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理性化；第三,加速推进和完善“电子政府”建设,畅通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渠道,促进网络政治参与制度化；第四,健全网络法律法规制度,完善网络道德体系,促进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与有序化；第五,优化政治和文化生态,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网络政治参与健康发展.其他更具体的建议还有,制定《公众意见征询法》,实现网络征求民意法治化；加强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积极应对网络件等.通过分析可知,以上对策主要局限于协调网络空间中技术与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网络政治参与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政府行为应做出哪些适应性调整等少有论及.然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要减少网络政治参与对现实政治的冲击,根本问题还在于不断完善现实制度,规范政府行为.“截至2012年6月30日,中国互联网普及率39.9%,远低于美英日韩（均在70%以上）,但中国的网络舆论场绝对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力度最强的.”究其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社会矛盾也在积累和增加；政府高扬‘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旗帜,而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往往很难冲破现有利益格局的藩篱.因此,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结构性突发舆情有增无减,如弱势群体的民生和权利保障,政府公共治理的越位和缺位,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与民争利,以打压民众权利的方式维稳,都会让一些冲突个案在互联网上迅速发酵为公共事件,拷问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治理和调适网络政治参与,功夫在网下.

2.网络政治参与的出路

从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看,网络技术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创造,必将对现实政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纵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治选举中“得网络者得天下”,相对完善的“电子议政厅”“电子议会”、网络征询民意制度使决策有了更多的直接,网络结社促使更加多元的集团政治格局形成并有利于保护少数派权利,网络监督无处不在等,这些都与积极利用网络技术完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因此,我国网络政治参与的前景和出路固然与其自身的品性有关,但根本出路在于实现与现实政治的对接与融合.首先,期待以网络直接最终取代现实的代议制,至少目前还不具备相应的经济社会条件.其次,网络政治参与个体化、碎片化、情绪化等局限性使其还不能作为一种组织化、制度化的力量与政府对话,去监督政府、制约政府.培育现实生活中多元化的力量比单纯依靠网络技术更重要.再次,网络政治参与的作用不管多么重要,“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相对接,如果没有现实政治的理解和支持,网络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制度之于网络,有如主食之于点心.再怎么可口的点心,也只能起到补充的作用.人的健康成长,最终还是要靠吃主食,社会的健康发展,最终也要靠制度的完善.如果放弃了现实政治的建设,而仅仅寄希望于网络,无异于舍本逐末,也是网络不能承受之重.”最后,网络政治参与不是唯一的形式,只是的众多形式之一,其既需要现有体制的吸纳和净化,更需要与其他形式相互协调,实现良性互动和功能互补.

四、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未来趋势

国内网络政治参与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要最终实现对网络政治参与的有序引导和与现实政治的良性互动,还需在现有基础上,加大研究力度,深化研究内容,特别是要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网络政治参与的类型化即在确定网络政治参与同其他网络行为之间外部边界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网络政治参与的内部边界,进行分类识别.这是因为,网络政治参与涵盖的个案种类繁多、性质各异、作用不同,不能笼统地作为一个没有内在差别的统一整体来认识,只有分类识别,才能准确认识其具体表现、复杂性质和多向影响,从而提高政府回应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网络政治参与类型化可借鉴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如,学界把政治参与主要划分为八个类别：制度化的或非制度化的、合法的或非法的、动员的或自发的、和平的或暴力的、组织化的或个人的、持续的或间断的、有效的或无效的、输入性的或输出性的.于建嵘“根据参与者的身份特征及所指向的目的、事件发生机制、发展逻辑及社会后果等方面,把目前中国发生的件分为四大类,即维权抗争事件、社会纠纷、有组织犯罪和社会泄愤事件”.林鹏把网络件分成四类,即信息不透明型、制度建设型、工具型、行政管理类.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网络政治参与的典型特征,即“触发点”为现实或网络中偶然发生的个案,参与主体的身份多为无直接利益者,群体结构为无组织无动员的偶合群体,无直接利益诉求但并非完全为了发泄不满情绪,无意识形态追求但质疑政治权威等.因此,进一步的研究不能停留在组织化、制度化等表面特征上,而应综合考虑参与者的身份特征、动力机制、诉求目标、社会效果等多种因素,建构起能解释网络政治参与的理论范式,透过纷繁芜杂的现象把握其本质.

网络政治参与实质上是不特定多数人在网络空间的大规模群体行为,通过制造舆论或发起现实行动的方式,试图影响公共政治生活.那么,这种集体行为为什么会发生?是什么力量把原本分散的个体集聚成群?其发展逻辑是什么等,这些问题即网络政治参与的行为机理问题,只有准确认识这些问题,才能深刻把握网络政治参与的演变规律.否则,就会流于表面的现象描述,对问题的认识“雾里看花”,提出的对策“隔靴搔痒”.

网络政治参与的行为机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什么会发生即发生机制问题.“价值累加”理论、“相对剥夺感”理论、“资源动员”理论、“全景监狱”理论、“社会转型”理论、“阶层分化”理论、“断裂”和“博弈”理论等研究成果,可资借鉴.第二,无组织无动员的偶合群体为什么会采取一致行动即动力机制问题.曼瑟尔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揭示了有明确组织边界、严密组织结构和成熟组织形态的“集团”的动力机制,于建嵘提出的“压迫性反应”理论解释了“维权抗争事件”的动力机制,王锡江的“不满――刺激――攻击”理论对“基于不满宣泄的件”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这些理论可资借鉴,但都不能解释网络政治参与的动力机制.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动力是复合的,而非单一的,即维权抗争、压力释放、不满宣泄、正义呼唤、价值追求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第三,集体行为的策略技术.进一步的研究应从“问题化”技术、“舆论发酵”技术、“目标锁定”技术、施加影响或压力的方法等方面不断深化.第四,报网互动机制.现实或网络中偶发的个案最后引发汹涌舆论浪潮,是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互动的结果,那么,网民、网络社群、商业门户网站、网络意见领袖、专家学者、传统媒体及从业者等,他们各起什么作用?如何相互影响?这些也需要深入研究.（三）不同社会群体的网络政治参与

“在网络媒体越来越发达的‘大众麦克风’时代,公众的话语权实现了空前普及,社会各阶层都已习惯在网络上‘喊话’,表达个人观点.”但不同社会阶层的参与方式、影响因素、参与内容、诉求目标等不尽相同.这决定了,要全面、真实了解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状况,必须建立在对不同社会群体网络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之上,以避免空泛的议论.

青年或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出现两个新情况：一是“蚁族”的网络政治参与.“蚁族”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的年龄一般在30岁左右,受教育程度高,思想活跃,能熟练运用新媒体、生活方式与互联网难分难解,但“收入不能支撑日常生活”,与进城农民工、国企下岗职工共同构成“城市新贫困阶层”,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很容易使他们参与各类网络件.二是“90后”青年的网络政治参与.2012年的几起重大事件中均出现他们的身影：“在广东乌坎事件中,15岁的大男孩‘乌坎鸡精’和‘乌坎爱国青年团’的微博,一度成为村民抗争的唯一信源.在什邡钼铜项目引发的件中,率先走向街头的是中学生.在广州反对花巨资统一改造地铁车站的‘举牌哥’是高一学生陈逸华.”三峡大学学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安监局申请公开“微笑哥”的工资等.这表明,“90后”青年已不满足于只是在网上“说说”,从网络走向现实的冲动比以往要强烈得多,将会对我国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中等收入阶层“过去一般不介入时政议题”,因为像职业病、矿难、强拆、野蛮执法等热点事件伤害的都是低收入群体,但2011年“723动车追尾事故”开始触犯中上层的安全感和尊严,“以演艺明星为代表,中等收入阶层变得激动起来.”2012年,浙江东阳市吴英因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引发企业界很多人士不满,终审改判死缓,沈阳则出现了大量“商铺关门事件”等.“中产阶层对公权的质疑和离心倾向,值得为政者警思”,也需要认真研究.

通过对100位“意见领袖”的职业分析发现,“媒体人士最多（占比28%）,其次是学者（占比27%）、作家与自由撰稿人（占比14%）、党政干部（占比13%）、企业家商人（占比5%）、公益人士、律师、演艺名人、网络达人等”.这表明网络“意见领袖”是一个存在很大内部差别的群体,甚至存在着观点的不同、角力和博弈,因此,对网络“意见领袖”的研究需要细化.

政府是社会的权威,权威的公信力低,争论就多.我国网络舆论场世界第一,能量第一,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部门陷入“塔西陀陷阱”,即“一旦失去公信力,无论说真话还是检测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检测话、做坏事”.因此,弱化网络的政治功能,关键是修复和提振政府公信力.

首先,转变执政思维.受传统的统治思维支配,公权力呈现出一种“体制性傲慢”,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征地、拆迁、国企改制、有环境风险的项目建设等,即便面对群众质疑甚至反对,也充耳不闻,甚至一味打压而不做正面回应,群众“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讲,有苦无处诉”.互联网使“人人都有麦克风”,因此,政府必须适应与一个对公共治理喜欢“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新意见阶层”共处,确立善治思维.“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其次,落实信息公开.某一事件被网络后,公众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真的吗”?迫切希望知道真相,然而,一些政府部门的反应是本能性护短、习惯性狡辩、挤牙膏式的欲说还休、为掩盖真相的“撒谎”、甚至以“跨省抓捕”等,从而为网络谣言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尤其是网友通过政府部门公开的新闻报道发现其“附着信息”,然后展开“全民侦探”,结果揪出一个个贪污犯,或者是政府在“查重”“作秀”,这种情况对政府的公信力伤害极大.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止于公开.

再次,解决实际问题.妥善应对网络政治参与,通过舆论引导、思想工作等,教育人们应该“怎么看”,固然重要,也必不可少,但民众并非都是“消极受众”,谁都不能完全支配人们的思想,因此,真诚回应民众诉求,解决实际问题才是根本.也就是说,“怎么办”是第一位,“怎么看”是第二位,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第四,加快政府转型.“经济建设型”政府定位,扭曲的政绩观等,使得政府忙于招商引资,疏于公共治理,房价高、看病贵、上学难,食品药品安全、道德冷漠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整个社会出现一道道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社会墙”.“这一道道‘墙’当然不是由钢筋水泥砌成的,而是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资本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等等,不一而足.”致使稍有风吹草动,便引发大的社会恐慌和骚乱.事实证明,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亟待强化政府的公共怎么写作职能.

（责任编辑辛世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