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学术动向

[摘 要]自1965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从平塚奖的获奖作品、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及特点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以期对我国的比较教育学科建设有所助益.

[关 键 词]日本；比较教育学；地域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59.3G649.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639（2013）01-0089-06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学术实践中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比较教育学也是这样.自法国学者朱利安发表《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以来,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近200年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以来,比较教育学走过短暂的低迷岁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比较教育学著作以及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可以说,如今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是蔚为大观.同样,二战后日本比较教育学学科理论构建也是由无数次的实践积累而成的.其间经历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冲击、比较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争、研究方法的转换、研究地域重心的转换、研究基础弱化等一系列的考验,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依然在执著地探索与前行.本文将从平塚学术奖的获奖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研究动向、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关注点、共同研究课题的主题变迁、年度大会个人自由发表的关注主题的变迁等几个方面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的研究动向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限于篇幅所限,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会刊《比较教育学研究》中的研究动向与特点将另撰文加以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一、平塚奖与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动向

为了纪念平塚益德教授,同时也是为了促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培养国际化的日本研究者,为学会培养优秀的后备人才,1982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设立了平塚学术奖励基金.1990年,在平塚基金的基础上,学会设立了比较教育学会平塚奖,以鼓励更多的年轻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这一奖项是日本在教育类学会中的首次尝试.平塚奖的设立对于比较教育学的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年轻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与支持.可以说,平塚奖是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最高奖项,是对年轻学者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的一个高度肯定.截至2012年,平塚奖总计评选出20篇获奖论文,通过对这些获奖论文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日益青睐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社会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逐渐从“脱亚”向“协亚”的回归.这一趋势反映在比较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即是日本研究者对亚洲教育问题的关注.从表1中我们不难发现,1991～2012年平塚奖的获奖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韩国、德国等国.除了德国和澳大利亚,其余的国家均属于亚洲,而且关于泰国及马来西亚的研究论文均在3篇以上.这些论文研究遍及了亚洲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政策、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教育的多个层面.

(二)研究方法更注重实地考察

比较教育学在与其他学科进行有益合作的同时,也保持了独有的特色.90年代以来,作为重要研究方法的实地考察法（或称之为田野研究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日本研究者针对世界各国的各种教育现象、教育实际情况,在当地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实地考察和准确的资料收集,从而进行国际比较与调查研究.长时间地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对于比较教育学研究来说,无论是通过共同研究进行多国之间教育问题的比较,还是学者个人进行某一文化圈的教育问题的深入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比较教育学研究者从全球的视野把握世界教育动向,突破时间、语言、方法等方面的局限,对教育实际问题进行准确地分析与研讨.我们从这22届平塚奖的获奖论文中不难发现,有多篇论文都是在进行较长时间的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例如学者服部美奈的《印度尼西亚的近代女子教育》一文,就是作者在当地两年半的学习及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取得的研究成果.

(三)对少数民族教育愈加关注

正如日本学者杉本均所指出的那样,近年来,少数民族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1].通过表1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论文研究的问题一栏中有6篇获奖论文是关于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足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对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重视.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教育问题的共同点及普遍性理应倍受瞩目,然而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与此同时各国自身社会及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所带给教育的影响却更加倍受关注.在这6篇论文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等均为亚洲国家,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对亚洲的少数民族教育尤为重视.这些论文对少数民族教育中的女子教育问题、民族平等、民族差异、教育政策等均有涉及,对不同国家、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教育从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其中也不乏对教育中的弱势群体及性别差异问题的关注.

二、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自1965年3月召开第一届年度大会正式宣告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立以来,年度大会作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45届（数据截至2004年）.年度大会为日本比较教育学者乃至国内外的教育学者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氛围,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毫无疑问,自1968年在第四届年度大会上增设了课题研究以来,课题研究成为了此后历年年度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年度大会课题研究中主题变迁的梳理来对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特点进行尝试性的探析.

如表2所示,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顺应时代的变迁来选择相应的研究主题,其研究课题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中等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许多教育领域,对课题研究的主题选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如1965～1980年的主题较多涉及教育研究体制、教育传统与革新、幼儿教育、教育与宗教及国际理解教育.细究其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主题的选择趋向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的世界教育改革的热潮并没有消散,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热切期待导致了研究者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课题研究主题深为国家意向所左右.80年代以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主题发生了一些变化.在1981～1990年这10年中,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道德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教育个性化与自由化.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教育国际化的推进,有4年的研究主题都涉及国际化的问题,教育国际化一举成为80年代比较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随之而来的留学教育、教育个性化等问题也倍受关注.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下,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育课程的改革问题也相继倍受瞩目,分别有3年的课题研究主题关注这两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即高等教育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因此,有两年课题研究的主题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90年代以来的课题研究主题主要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理论、国际化与国际交流、教师教育、中等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心的教育、教育开发等.仔细观察,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课题研究的主题愈加多元化,涉及的方面愈加广泛.如少数民族教育、多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教育开发等新问题被提了出来,可以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课题研究已经涵盖了教育领域的方方面面.这阶段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对高等教育问题的关注急剧上升,有6年的主题关注高等教育.而且,对比较教育学科自身的反思与探讨也进一步深入,其中有7年的研究主题关注比较教育学科理论问题,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者愈加关注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当然,对国际化问题、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注依然继续,而且在这一阶段还加入了中等教育.总体说来,1990年以来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课题研究的主题特点为：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以及研究方法的探讨；对国际性及全球性教育课题的关注；对特定教育领域及教育现象的比较等.细论其详,研究动向及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这一阶段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显著变化之一,即在研究中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理论分析,对比较教育学自身的课题与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学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日益关注.

（二）第二个显著的变化为研究的对象国不再仅限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研究对象开始涉及亚洲、大洋洲的国家及地区.我们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中以亚洲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逐渐增多,尤其是研究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学者逐渐增多.然而,对拉丁美洲及非洲等地区的教育问题仍没有学者触及.

（三）课题研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显著增多.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潮流的急剧推进,越来越多的日本学者对高等教育问题及教育实践的课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对基础教育、中等教育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多文化、多样化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进行相应的课题分析.随着冷战结束及世界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教育也成为了比较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主题所呈现的研究动向及特点

日本比较教育学会自成立以来广泛开展了学术领域的共同研究,在1965～1980年这一段时期,共同研究所涉及的科研主题包括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相关问题[2].如表3所示,从1968年开始,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共同研究的主题涉及高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研究体制、教师教育、道德教育等问题.可以说,1980年以前的共同研究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的重视,促使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这一阶段的研究主题的选定深受国家及提供资金援助财团的影响,从而具有一定的功利性.

1980年以后,随着教育国际化的逐步推进,学会的共同研究主题也选择了“教育国际交流与援助”等具有时代特色的问题.此外,还开展了涉及比较教育学科特性的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相关课题研究,即以“比较教育学的授课调查”为主题的研究.此后,高等教育又再一次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并且,在世界各国加强基础教育的呼声中,义务教育也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至此,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共同研究已经涉及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这几个教育阶段的问题,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课题具有时代特色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1990年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变换,共同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化.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国家及地区的教育问题日益关注,这一变化也明显地反映在共同研究的主题中.如“日本教育对亚洲国家的影响”、“亚洲各国教育国际化”、“亚洲中等及高等教育市场化”等都成为了共同研究的主题.此外,研究主题还涉及了教育风俗、大学评价、多文化教育、英国教育政策、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学校与企业的合作等相关问题,从而使共同研究主题更加多元化.

此外,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也体现出了类似的特点.如表4所示,2000年以来,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国际研究合作部所涉及的课题包括了从宏观到微观多个层面的问题,从教育政策、全球化冲击下的教育改革,具体到中等教育、家长参与活动、授课时间等学校教育实际中的问题,可见,教育实践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另外,该研究合作部所研究的课题除了接受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委托的课题外,其自主研究的课题更突出了国际性与时代性.

四、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自由发表的数量及主题变迁的特点

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1}一直是年度大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图1所示,1965年前后,自由发表的数量一直保持在4、5篇左右,而到了1980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已经徘徊在20篇左右了.由于1980年日本比较教育学会成功举办了第四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发展.1981年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30篇,而1986年,自由发表的数量又突破了40篇.1981～1990年这一阶段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问题的报告数量自1983年以后一直保持在11篇左右,可见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对亚洲教育的重视.而1990年以来,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的数量又实现了新的超越.1993年的自由发表数量一举突破了60篇,此后一直保持在60篇左右,直到2002年又一次突破了80篇,而2003年自由发表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95篇.随着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不断增加,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数量也不断攀升,这一方面反映了关注比较教育学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的独立研究水平不断提高.（资料来源：日本比較教育学会編.日本比較教育学会40年の歩み[M].東京：東信堂,2004.p17～61.）

从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1993年年度大会上的自由发表内容涉及比较教育学理论、学前教育、初等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多文化教育、异文化教育、教育交流史、亚洲教育史、开发与教育、中国教育等,其中多文化教育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在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教育的研究也不断增加,1991年的年度大会上自由发表为31篇,其中关于日本的10篇,北美的13篇,欧洲的8篇,而关于亚洲、大洋洲及拉丁美洲的共计只有6篇.而1993年的自由发表中关于亚洲、大洋洲教育的研究迅速增加,甚至有赶超欧美之势.而且,在年度大会的自由发表中,留学生会员及海外会员不断增加,增强了日本比较教育学会年度大会的国际性.

总之,历经了四十几年的风雨,日本比较教育学会逐渐走向成熟,同时,她也为日本比较教育学界及教育学界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正如著名的西班牙学者何塞·加里多（JoseLuisGarciaGarrido）所说：“在亚洲国家中,比较教育无论在教育水平还是在研究水平上有了较大发展的,无疑是日本.”[3]的确,在其发展历程中,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从最初只有94名会员（其中学生会员12名）,发展壮大为已经拥有会员近900名的这样一个较大的学会组织.在学会发展的过程中,历经了数任会长的薪火相承,从而不断地发展完善,日本的比较教育学研究已经蔚为大观.然而,在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著作层出不穷的背后,日本比较教育学会乃至日本比较教育学界正面临着一个潜在的隐忧与困境,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研究基础的弱化、学会的边缘化及学科的危机是日本比较教育研究者挥之不去且必须直面的棘手问题,同时这也是新时期发展中日本研究者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解决对策的问题.

五、对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启示

反观我国比较教育学的发展状况,自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式成立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已经走过了四十几年的历史.但是,历经了十年浩劫,直至改革开放,比较教育学科才迎来了发展的春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成果比较显著.与日本相比,我国的比较教育学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时至今日,中国比较教育研究会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学会组织,不能不说这是比较遗憾的,而且对于学会的发展壮大乃至学术研究的开展都是十分不利的.与之相对,日本的比较教育学会是一个独立的学会,并且于20世纪80年代设立了平塚奖励基金,大力支持与鼓励年轻学者开展研究,对于开展与推进比较教育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其次,日本比较教育学研究者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的问题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而我国开展比较教育研究比较晚（真正实现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因此我们的比较教育学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而日本的比较教育研究已经相对比较成熟.第三,“理论研究和方法论层面难有创建”这一问题,是中日两国比较教育学界所共通的问题,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也在不断探索,试图有所突破和创建.对于一个学科来讲,在创建初期、发展中期、成熟时期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有所不同.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面对难题、解决难题,从而让我国的比较教育学术研究走向成熟,这是我国比较教育学界的研究者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1][日]杉本均.比較教育学の風景[J].教育学研究,2004（71）：p38.

[2]日本比較教育学会編.日本比較教育学会40年の歩み[M].東京：東信堂,2004.p45.

[3][西]何塞·加里多.比较教育概论[M].万秀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