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诗经》写卷综述

内容摘 要：敦煌《诗经》写本的发现为《诗经》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从1911年刘师培发表两篇关于敦煌本《诗经》的提要始,一百年来,共有三十多位学者发表了七十多篇论著,本文从《毛诗》写本的研究与《毛诗音》写本的研究两个方面做了全面的梳理,展示了一百年来学术界对敦煌《诗经》写本的研究历程,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做了一些思考.

关 键 词：敦煌；诗经；百年；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1-0068-10

《诗经》是我国先秦时编成的诗歌总集,早在汉朝,就已列位“五经”.历代阐释之作品,不可胜数.特别是清代,朴学大兴,清儒的《诗经》研究成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顶峰,传统文献中的材料已被搜罗殆遍,若无新材料的发现,已达不可逾越之境.

1900年,在中国西北敦煌莫高窟第17窟中发现了大量六朝至北宋的写本,其中也有数十件《诗经》写本,因而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据笔者所见,从1911年刘师培发表两篇关于敦煌本《诗经》的提要始,一百年来,共有三十多位学者发表了七十多篇论著,这还不包括在研究中利用到《诗经》写本的论著.

敦煌所见《诗经》写本,包括《毛诗》白文、毛传郑笺本、正义本、佚名注本及《毛诗音》,所据文本全部是《毛诗故训传》.但其中的《毛诗音》写卷,并非纯粹的对《毛诗》经文之注本,而是一种对毛公作传郑玄作笺的《诗经》文本所作的摘字注音本,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因而单独将它立为一个专题,而将其他的《毛诗》写本（经文及注疏）作为一个专题论述.

一《毛诗》写本的研究

1909年7月,伯希和在北京将随身所写作流程卷给罗振玉观摩[1],罗氏即于9月在《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记载了他在伯希和寓所目睹之写卷及伯氏已寄回法国诸写卷之部分目录,提到《诗经》写卷两种,其中《邶柏舟故训传》残卷乃罗氏亲眼所见,故他又于《莫高窟石室秘录》中云：“《鄁柏舟故训传》,郑注.案陆德明《释文》‘邶,本作鄁’,汉《衡方碑》‘感背人之凯风’,字又作‘背’.此本作‘鄁’,知是六朝古本.”[2]案罗氏所见即P.2529,“世”字或缺笔,“民”或改作“人”或缺笔,乃是唐写本,非六朝古本.此盖罗氏匆匆展阅,未及细审之故也①.罗氏之语极简略,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论文.

关于敦煌本《诗经》最早的研究论文,当推刘师培于1911年发表的《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一文中的两篇《诗经》写卷提要——《毛诗诂训传国风残卷》（P.2529）、《毛诗诂训传鄁风残卷》（P.2538）②.刘氏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1）详细描述写卷的概貌,包括行数、起讫、篇题.（2）据讳字考定抄写时代.（3）将写卷与《唐石经》、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毛诗正义》及古籍引《诗》相比勘,进行文字校正.（4）评定写卷价值.（5）对勘两写卷的重合之处,认为两者非据同一底本抄录.其中第三项的研究,颇得后人称道③.

1917年,罗振玉出版《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诗经》写卷5件——P.2506、P.2514、P.2529、P.2538、P.2570,并撰《敦煌本毛诗诂训传残卷跋》；1924年6月,罗振玉撰《诗豳风残卷跋》,对英国所藏S.134《豳风》残卷做了简单的介绍[3],又于1925年5月将录文刊入《敦煌石室碎金》[4].1929年,保之（陈邦怀）在上海神州国光社的《艺观》第3期发表《敦煌本毛诗豳风七月残卷跋》,根据罗振玉的录文,取《唐石经》、宋巾箱本、阮刻本《毛诗注疏》及卢文弨刻《经典释文》对勘,列举可正今本者七条.1929年,罗振玉又撰《敦煌古写本毛诗校记》[5],校录了P.2529、P.2514、P.2570、P.2506四种写卷,并在跋文中概括写卷优点有四：（1）异文.有可刊订今本者,有与今本不同而与《释文》相同或与《释文》所载或本相同者.（2）语助.传笺中句末多有语助,多与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中所载古本相合.（3）章句.段玉裁据《正义》,移章句于篇前.而此诸卷,章句皆在篇后,知段氏误也.（4）卷数.段玉裁据《汉书·艺文志》定《毛诗故训传》为30卷,而此诸写卷,分卷与《唐石经》、《隋书·经籍志》相合,知《毛诗故训传》分20卷,六朝即已如此.

1932年,小岛祐马据其在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见,发表《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所见录》,介绍了P.2669写卷,并与阮刻本对勘,撰有异文校记[6].

1934年,姜亮夫在巴黎阅览敦煌写卷,他收集的《诗经》写卷,反映在《敦煌本毛诗传笺校录》一文中,该文虽于1962年成稿,1987年发表[7],但其材料却是1934年在巴黎所录.该文为P.2529、P.2538、P.2570、P.2978、P.2506、P.2514、P.2669共7种残卷撰写了叙录,并与阮刻本对勘,做了异文校录.

1944年8月,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中寺后园的土地庙残塑体内发现了北魏写本《毛诗》、《孝经》、帐历、北朝幢将名簿等共七十多件,编成68号.苏莹辉《记本所新发见北魏写经（附目）》、向达《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经》二文有土地庙遗书的发现及其情况的详细介绍{1}.苏莹辉在1944年12月与1945年2月连续发表《敦煌新出写本毛诗残页校后记》（兰州《西北日报》1944年12月26日）、《敦煌新出写本毛诗孝经合考》（《东方杂志（渝版）》41卷3号第47—53页,1945年2月）两篇论文.据卷中注文有与《郑笺》相似者,亦有与《正义》所引王肃注相近者,疑其为《隋书·经籍志》所载南朝梁时郑玄、王肃合注本《毛诗》之残卷.1961年又在《孔孟学报》第1期发表《从敦煌北魏写本论诗序真伪及孝经要义》一文,进一步论定写卷为王肃《毛诗注》残卷{2}.该卷原藏敦煌艺术研究所,据沙知先生说,1951年在北京举办敦煌文物展览以后,此卷转归故宫博物院保管{3},故我在《敦煌经籍叙录》中,将此卷定名为“故宫本《毛诗注（小雅巧言、何人斯）》”.2010年6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召开的“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教授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王素发表《敦煌土地庙发现的〈诗经注〉残卷——读〈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札记之一》一文{4},该文主要谈了两点：（1）残卷并不在故宫博物院,可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2）残卷非王肃《毛诗注》,而是佚名《韩诗注》,理由是魏晋时,《齐诗》、《鲁诗》先后亡佚,唯《韩诗》尚存,故此应是《韩诗注》.笔者认为王说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而且此残卷中,《何人斯》篇有小序,与传本毛序基本相同,既有毛序,可见是《毛诗》而不可能是《韩诗》.所以此为《毛诗注》的说法仍不可破,只是尚无材料证明其为何人所作而已.傅振伦据北平图书馆所藏照片,对法藏敦煌写卷P.2978做过一个提要{5},收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6},提要的内容为异文校录,并据避讳字定抄写时代{7}.

1958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这是对以往有关敦煌古籍的研究成果所作的总结.其中,对英法所藏14种《诗经》写卷做了叙录（P.2529、P.2538、P.2514、P.2570、P.2506、P.3383,S.10、S.134、S.5705、S.789、S.2729、S.3330、S.6346、S.498）.其中,P.2529、P.2538、P.2514、P.2570、P.2506、S.134皆转录罗振玉、刘师培、保之的序跋；关于S.10、S.5705、S.789、S.2729、S.3330、S.6346、S.498诸卷的叙录撰写于1938、1939年,皆王氏30年代在巴黎阅览原卷所得,内容主要是定名、缀合、抄写时代的判定及简单的校勘,但这是对以往《诗经》写卷研究的集成性之作,成为以后很多学者特别是非专业学者的重要参考书.

1969年,陈铁凡在《孔孟学报》17期发表《敦煌本易书诗考略》一文,收入了28种《诗经》写卷,比《敦煌古籍叙录》多14种（S.541、S.1442、S.1722、S.2049、S.3951、P.2660、P.2669、P.2978、P.3737、P.4994、L1416、L1640、散204及土地庙遗书《毛诗注》）.但陈氏所见影本仅19种,皆据《敦煌文献录》{1}、《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其余乃据他种目录著录{2}.陈氏在文相似度检测绍了写卷的内容、行款,并考其抄写时代,提供影本信息.

在20世纪80年代前,对敦煌本《诗经》写卷的研究及影本公布方面,贡献最大的当属潘重规.他先后发表8篇论文{3},不仅为英法所藏的25件写卷撰写题记,而且还首次公布了8件写卷（P.2660、P.2669、P.2978、P.3737、P.4072、P.4634、P.4994、Дх.01366）.他还在《敦煌诗经卷子之研究》一文中,概括性地提出了敦煌《诗经》卷子之价值：（1）可觇六朝唐代诗学之风气；（2）可觇六朝唐代传本之旧式；（3）可觇六朝唐人抄写字体之情况[8].其说多为后人遵从并承袭{4}.

1971年,苏莹辉发表《从敦煌本〈毛诗诂训传〉论〈毛诗〉定本及〈诂训传〉分卷问题》（《孔孟学报》第22期,1971年9月）一文,对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谓S.798、S.3330、S.6346为颜师古《毛诗定本》之说做了纠驳.

70年代末开始,由于缩微胶卷与《敦煌宝藏》的发行出版,特别是90年代以后,刊布敦煌文献的大型图录本陆续问世,研究者可以很方便地利用敦煌写卷资料,敦煌学的研究进入了黄金时期.在《诗经》写卷的收集、介绍、研究方面,成绩斐然.

1998年,伏俊琏发表《敦煌〈诗经〉残卷叙录》[9],收录了29种写卷,比陈铁凡多出P.4634、Дх.01366（俄1517）及天理本三种{5},而没有陈氏的两种L编号的俄藏写卷.但作者没有见到陈铁凡的论文,写卷来历及叙录内容主要依据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潘重规《敦煌诗经卷子论文集》.天理本写卷则据王三庆《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卷》一文[10],而未提及1990年就已出版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8辑第8卷《敦煌学文献》中的写卷影印本.

笔者于2003年发表《〈俄藏敦煌文献〉儒家经典类写本的定名与缀合——以第11—17册未定名残片为重点》、《英伦法京所藏敦煌写本残片八种之定名并校录》、《残卷定名正补》三篇文章{6},比定了7件俄藏残片（Дх.11933B、Дх.11937、Дх.12750、Дх.12759、Дх.12697、Дх.08248、Дх.09328）、2件英藏残片（S.1533V、S.11309）的题名,纠正了2件法藏残卷（P.2978、P.3330）的错误定名；并判定Дх.11933B、Дх.11937、Дх.12750、Дх.12759四个残片为一卷之裂,S.11309与S.5705亦为一卷之裂.当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敦煌写本研究、遗书修复及数字化国际研讨会”上,笔者发表《跋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诗经〉写卷》一文{7},对BD14636号《诗经》进行研究,考察了它的抄写时代及其文献价值.

2004年,张锡厚发表《敦煌本毛诗诂训传的著录与整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一文,收录了30种写卷{8},比伏俊琏多出P.4072、俄1640（Дх.01640）两种,但未收入土地庙遗书,当因彼非《毛诗诂训传》故也.张文与伏文相比较,张文吸收前人成果较多,但多为抄撮,缺少自己的考证,而且似乎也没有看到笔者《〈俄藏敦煌文献〉儒家经典类写本的定名与缀合》、《英伦法京所藏敦煌写本残片八种之定名并校录》两篇文章,可能成稿时笔者两文尚未正式发表之故.

2006年,笔者出版《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年）,为收集到的中、英、法、俄、日所藏44号写本撰写了叙录{9},将有关定名、断代、缀合、辨伪、研究进展等相关内容集中考察,对《诗经》写卷做了一次全面清理和总结.

2009年,黄亮文发表《敦煌经籍写卷补遗——以〈俄藏敦煌文献〉第11至17册为范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一文,又从俄藏写卷中发现3种《诗经》残片（Дх.7475V、Дх.12602、Дх.15312）,从而将《诗经》写卷增加到47号.

同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发行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10册,其中BD12252号定名《毛诗传笺（淇奥至硕人）》,按此为白文,并无传笺,故应定名为《毛诗（卫风淇奥—硕人）》[11].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出版《敦煌秘笈》影片册一,其中羽015号包括三个残片,编为羽015ノ一、羽015ノ二、羽015ノ三,分别为《毛诗传笺（大雅文王）》、《毛诗传笺（小雅雨无正—小弁）》、《毛诗（小雅鸳鸯—车舝）》,笔者已有《杏雨书屋藏〈诗经〉残片三种校录及研究》一文提交2010年8月在甘肃敦煌召开的“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2].2012年,方广锠教授在《敦煌遗书中多主题遗书的类型研究（一）——写本学札记》一文中,提到S.329V有两块毛诗残片[13],案此残片在《英藏敦煌文献》第1册第133页上栏,乃修补S.329的补丁,内容为《齐风·东方之日》末行标章句及《东方未明》小序.

经过中外学者一百多年的努力,已获得敦煌《诗经》写本52号,内容涉及《诗经》305篇中的231篇.

同时,对于《诗经》写卷的整理研究也陆续发表了不少论著.

1985年,胡从曾在《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发表《从敦煌〈毛诗〉古写本看高邮王氏训诂方法》一文,利用敦煌《诗经》写本材料,列举可以印证《经义述闻》考证之善者11例,藉以说明王氏父子训诂方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1986—1987年,黄瑞云在《敦煌研究》分三期发表之《敦煌古写本〈诗经〉校释札记》{1},其校勘条目多有可取者,可惜对于清人的成果吸取较少.

从2001年开始,郝春文教授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文献释录》陆续出版,该项目计划将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全部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按号释录成通行的繁体字,并附校记及有关的研究文献索引.至今已出版了10卷,校录了S.10、S.134、S.498、S.541、S.789、S.1442、S.1553V、S.1722共8号写卷,可惜S.1553V的校录及定名没有注意到笔者《英伦法京所藏敦煌写本残片八种之定名并校录》一文的考释.马新钦《〈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之〈毛诗郑笺〉标点献疑》（《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一文,纠正了其关于S.10写卷的一些录文标点之误.

笔者在《敦煌学辑刊》2004第1期发表《敦煌〈诗经〉卷子研读札记二则》一文,对翟理斯《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以S.541《诗经》写卷为卷背的说法提出疑问,认为应是抄写在写卷正面,而抄有佛经的那一面才是写卷背面.

2006年,张锡厚主编的《全敦煌诗》出版（作家出版社,2006年）,收录了22种敦煌《诗经》写卷,分为录文与校记两部分.然校记过于简略,缺少自己的考辨；所收录的写卷亦比笔者在《叙录》中所列少19种{2}.

2008年,王晓平在《敦煌研究》第1期发表《敦煌〈诗经〉残卷与日本〈诗经〉古抄本互校举隅》一文,将敦煌本与静嘉堂文库所藏《毛诗郑笺》本的旁注异文比较互证,以抉发两者之价值.

在这一年,中华书局出版《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其中《群经类诗经之属》即为笔者所撰（在第二册）,对43号《诗经》写本做了分类、定名、缀合、校录{3},是对一百年来敦煌《诗经》写卷文本录校的集大成之作.洪国樑教授于2012年3月发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群经类诗经之属〉校录评议》一文（《敦煌学》第29辑,乐学书局,2012年）,在对《诗经之属》录校成果溢美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意见.除了具体的校勘意见外,关于校录原则,主要在两个方面提出了与《合集》特别是《诗经之属》不同的看法.因为有关敦煌文献校录原则,所以在这里特别予以澄清.

（1）关于“定本”

洪氏根据《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前言》中“做成像标点本二十四史那样的‘定本’”之语,从而认为笔者想把敦煌《诗经》写本做成颜师古所说的“定本”,并云：

古人之为经书作注作疏,彼此各据所传抄之底本而为之注、疏,其底本不尽相同；后人将之合刊,复自据其传抄本中之经、注、疏而予合刊,是以经、注、疏多有不相合者,若欲强合众本而为“定本”,则不合古代文献流传之事实.经部文献如此,《诗经》尤其如此.盖郑《笺》所据之经文底本,与毛《传》所据不尽相同；而《正义》所据之毛《传》、郑《笺》,与六朝义疏所据者亦未必相同.又敦煌《诗经》文献含经文、《传》、《笺》、《正义》四部分,不仅敦煌写卷与传世刊本所据之经文、《传》、《笺》、《正义》底本未必相同,即敦煌各写卷所据之底本亦未必相同,若欲强合而“定”于一是,无异统一不同之底本,则是淆乱众本,治丝而愈棼,不合古代文献流传之事实.（41页）

许氏之校录敦煌写卷而为“定本”,虽亦据其他写卷,而实以刊本为主.刊本仅为众参校本之一,与写卷各有其优劣得失,斠理之道,不如保留底卷之原貌,并兼存众参校本之异同于〈校记〉中,至是非曲直,则由读者斟酌取舍,如此,既保存敦煌本原貌,亦符合研究者之需要.若径予删改,时或遗失敦煌本之可贵价值.（45页）

关于“定本”的说法,见于《合集·前言》,虽然不是我的观点,但我个人认为将这个“定本”说法与颜师古“定本”扯在一起,给人以故入人罪的感觉.颜是为国家校定“定本”,是政府行为,由国家颁布.而《二十四史》点校本并没有自称“定本”,只是因为其高质量的校录,而成为学界首选的引用文本,故我们谓之为“定本”.我们只是希望《合集》的校录质量能获得大家认可,能像《二十四史》点校本那样为学界所广泛使用,这只是我们作者的良好愿望,并没有强迫学界作为国家的法定“定本”来供奉它.洪氏没有读懂我们“定本”的含义,强行将之比附为颜师古的“定本”,实在令人遗憾.

洪氏所说的校录原则,笔者也难以苟同.按照洪氏的这种思路,“校勘学”这门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我们在校录古代文献时,只是列举异文,而不判断是非,那人人都成钞胥,学术研究如何进步?敦煌所见《诗经》写本,都是《毛诗》系统,众所周知,《毛诗》是汉代毛亨整理而成的一种《诗经》文本（只有一种文本,毛亨不可能同时为后世整理了两种或多种文本）.既然当时只有一种文本,它即是后来的各种版本之祖.无论是郑笺、孔疏等注疏本所据底本,还是出土的敦煌本、传世的雕刻本,其祖本就是毛亨整理本.数百年来,学者们穷尽毕生精力,对《毛诗》文本进行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探索汉代《毛诗》用字之原貌.如果学者们（当然也包括笔者）在研究过程中,由于材料缺乏,或功力不逮,得出错误的结论,那是应该予以指出并纠正的,学术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进步的.那种认为只应该罗列异文,不做是非判断的说法,才是“不合古代文献流传之事实”,也是阻碍学术进步的.何况我们在整理敦煌写本时,任何增删校改均在校勘记中注明,完全可以复原,这是符合古籍整理通例的,根本不可能“遗失敦煌本之可贵价值”.

洪氏所以会有以上这样的说法,乃是根据段玉裁“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后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后经之底本可定,而后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之说而来（43页所引）.但洪氏完全误解了段玉裁的话.段玉裁认为贾孔陆杜郑对经义的看法,是根据其所据底本而产生的,不能因为他们所据经文有误,而否定其义理.要正确理解他们的义理,就必须根据他们所据的底本经文.段氏的着眼点在诸人对经文的理解,而非经文本身.段氏并不是说《毛诗》原来就有不同的文本,不可改动.如果这样认为的话,那如何理解段玉裁撰写《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一书?如何理解段玉裁改《说文》?

（2）关于文字

洪氏云：“读《合集》群经类者未必兼读小学类,况群经类者所用异体俗字,亦未必见于小学类,若于群经类能‘适当从严’,除有裨学者推想写卷字形之外,并可作其他相关之研究.”（80页）并举13例,认为《诗经之属》录文中,刊削俗字太多.

何为俗字?什么样的“俗字”应该原样移录,或改成正体字?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笔者在《整理敦煌文献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专门谈了这个问题[14].我在校录写卷时,一般情况下,只保留转辗而误者、不易辨识而需考辨者,而将仅仅笔画之异、一望可识的所谓“俗字”（其实是变体字）改为通行正体字.

方广锠教授曾说过：“把不规范的字全部保留,等于把原卷照样摹写一遍,看起来学术价值高,实际上并不能保证正确摹写了每个字.这样还不如去看原件或照片.”[15]洪先生所举13例,除第8例外的其余12例均为笔画之异的变体字,是根本不成字的手写变体.如果这一类字都要保留,那《敦煌经部文献合集》这本书就没有必要录文了,直接印出原卷照片即可.

敦煌文献材料之所以没有能被各学科学者广泛引用,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俗字太多,如果不是浸润于敦煌学研究多年或非文字学研究者,实在难以卒读,所以敦煌学界的一件重要任务就是把写卷文本校录成通行文字,供学界使用.保留俗字原貌的文本,只适宜于专门研究近代文字的学者,而这些学者,是不会使用无法存真的摹录本的.按照洪先生的要求做出来的文本,想看的人看不懂,看得懂的人不想看,最后成为毫无用处的废书.

笔者发表的《〈毛诗〉文字探源四则》[16],即是利用敦煌《诗经》写本的用字复原汉代《毛诗》原本文字的一次尝试.

其他还有一些关于敦煌本《诗经》研究的论文,如刘操南《敦煌本毛诗传笺校录读记》（《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敦煌本毛诗传笺校录疏证》（《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林平和《敦煌伯二五二九、二五三八号唐写本毛诗诂训传残卷书后》（《人文学报》第8期,1990年6月）、《敦煌伯二五一四、二五七○、二五○六号毛诗诂训传小雅残卷书后》（《孔孟月刊》第29卷第8期,1991年4月）、《敦煌斯二○四九号毛诗诂训传残卷书后》（《孔孟月刊》第30卷第11期,1992年7月）,伏俊琏《敦煌〈诗经〉残卷的文献价值》（《敦煌研究》2004年第4期）、《读敦煌〈诗经〉写卷札记》（《敦煌学》第25辑,乐学书局,2004年）,秦丙坤《敦煌写本二〈南〉校记》（《图书馆杂志》2004年第1期）,韩宏韬《〈毛诗正义〉单疏本考》（《河池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李索、穆晶《敦煌写卷〈毛诗〉P.2529号异文例释》（《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但所论没有发明及新见,不再详述.

至于郑柏彰《论敦煌诗经写卷P2529、P2538之成卷时间及其所透显之蕴义》一文{1},对敦煌避讳特点及经学史缺乏基本的了解,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正确的.

二《毛诗音》写卷的研究

敦煌写本有五件《毛诗音》写卷：P.3383、P.2729、Дх.01366、S.10V、P.2669V.学术界最早见到并关注的是法藏写卷P.3383.

伯希和将敦煌写卷劫至法国国立图书馆后,编写了一个简目,简目中谓P.3383写卷是“《诗经音释》残文,似即陆德明之《诗经释音》.”{2}1932年,小岛祐马在《支那学》6卷3号发表《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所见录（四）》,认为P.3383与《经典释文》所引徐邈《毛诗音》不同,当是《释文》以前某诗音,定名为“毛诗音义”,录了写卷全文.

1935年,王重民为P.3383《毛诗音》撰写了叙录{3},认为即是晋徐邈所撰《毛诗音》.1942年3月,刘诗孙据王重民所摄照片,在《真知学报》第1卷第1期发表《敦煌唐写本晋徐邈毛诗音考》,认为并非如王重民所考徐邈之作,而怀疑为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原本,后又对写卷注音做了音系上的归纳{4}.6月,周祖谟作《唐本毛诗音撰人考》,否定王重民、刘诗孙之说,认为是隋鲁世达所作《毛诗音义》{5}.

1968年,潘重规撰《王重民题敦煌卷子徐邈毛诗音新考》一文{6},也纠驳了王重民、刘诗孙之说,不过未在文中评论周祖谟鲁世达所撰说,但他在最后结论中说：“此残卷当为徐邈以后,《释文》以前,六朝专家之音.”则亦不以周说为然也.

1974年,内野熊一郎发表《ぺリオ本敦煌出土唐写〈毛诗释文〉残卷私考》（《宇野哲人先生白寿祝贺记念东洋学论丛》,宇野哲人先生白寿祝贺记念会1974年）一文,将写卷与通志堂本及瞿氏巾箱本《经典释文·毛诗音义》的反切进行对勘,探寻其源流及变化,则同于刘诗孙之说,以其为陆德明《经典释文》也.

1990年,平山久雄在《古汉语研究》第3期发表《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一文,亦不赞成周祖谟鲁世达所撰说,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阙疑.

2004年,笔者发表《法藏敦煌〈毛诗音〉“又音”考》（《中国俗文化研究》第2辑,巴蜀书社,2004年）一文,对写卷的21条又音条目做了考订,认为写卷之又音,非作者之注音,而是取自别家注音.2006年,笔者发表《试论法藏敦煌〈毛诗音〉写卷的文献价值》一文[17],通过对写卷文本的分析,揭示了它所蕴含的文献价值.最早研究S.2729《毛诗音》的是王重民,他在1939年即撰写了关于该写卷的叙录,后来收入《敦煌古籍叙录》,他认为该写卷是撰成于颜师古后孔颖达前之《诗音》汇编本[18].1969年,潘重规发表《伦敦藏斯二七二九号暨列宁格勒藏一五一七号敦煌毛诗音残卷缀合写定题记》一文（收入《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据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小川环树的抄件,缀合了Дх.01366与S.2729两个写卷,并公布录文及临摹本,对王重民撰成于颜氏后孔氏前之说予以否定,认为是隋刘炫所撰《毛诗音》.王利器《跋敦煌唐写本刘炫〈毛诗述议〉》（《文献》1983年第3期）一文{1},则认为是刘炫所著《毛诗述义》,后又在《经典释文考》一文中否定此说,认为是刘炫的《五经正名》{2}.平山久雄《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3期）认为写卷非刘炫《毛诗音》；张宝三《伦敦所藏斯二七二九号敦煌〈毛诗音〉残卷论考》一文通过详细考辨,否定写卷为刘炫之作,并且考察了写卷在经学研究上的价值[19].所以,此写卷之作者迄今未能考定,但其非刘炫之作,张宝三所论綦详,可以定谳.

关于S.2729+Дх.01366写卷,笔者亦有《英藏敦煌〈毛诗音〉写卷所见〈毛诗〉本字考》（《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英俄所藏敦煌写卷〈毛诗音〉的文献价值》（《文献》2011年第3期）两文探讨其价值.

2012年7月,平山久雄在《中国语文》第4期发表《敦煌〈毛诗音〉残卷里直音注的特点》一文,对P.3383与S.2729+Дх.01366两种《毛诗音》写卷的直音注做了分析,认为P.3383《毛诗音》的作者把所依据材料的普通反切和直音按自己采用的独特结构原则改换成了新式反切,只保留了同声直音.而S.2729+Дх.01366《毛诗音》则把所依据材料的同声直音也改为新式反切.研究精细周密,颇具说服力.

S.10V、P.2669V两《毛诗音》是S.10、P.2669写卷卷背以极细小之字所写的字音,正对应于所音的写卷正面的经、传、笺之字.

S.10的卷背注音,首先录文的是王重民,他录出了其中48字字音,认为这些字音多与《经典释文》及S.2729《毛诗音》同,系六朝旧音{3}.平山久雄根据英国大英博物馆为东洋文库摄制之缩微胶卷录出126字字音,并做了简单的校记,其成果《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の研究（上）》发表在1966年3月出版的《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4号第3分册上.潘重规于1967年据英国所藏原卷录出113字之音,纠正王重民阙误颇多,其录文见《伦敦斯一○号毛诗传笺残卷校勘记》（收入《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一文.平山久雄又据潘重规录文对卷背注音重作释录,得128字字音[20].1996年,宁可发表《敦煌遗书散录二则·英藏斯一○号〈毛诗郑笺〉卷背字音录补》（《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文,据英国所藏原卷重新录文,认为共有144字之音,并录出潘重规所漏录、误录者52字字音.笔者在《敦煌音义汇考》（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据《英藏敦煌文献》第一册的放大照片,重新过录,得140字之音,并对每条音注做了校勘；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又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网站上的彩色高清扫描图片重新过录,得145字之音,并做了校勘{4}.

1968年9月,潘重规在《新亚学术年刊》第10期发表《敦煌毛诗诂训传残卷题记》一文,录出P.2669卷背之音30条,并据之与《经典释文》及《广韵》对勘,认为非采自《释文》、《广韵》,而为六朝人旧音,可能是《毛诗音隐》一类著作之遗迹.

远藤光晓于1990年在《开篇》第7卷发表《在欧のぃくつかの中国语音韵史资料につぃて》,2001年在《论集》第42号发表《敦煌〈毛诗音〉S.10V写卷考辨》{1},释读出136字之音,并据卷背文字墨色浓淡情况,认为是抄录两种以上书籍的音注而成.

2004年,笔者在《敦煌学辑刊》第1期发表《敦煌〈诗经〉卷子研读札记二则》一文,详细比勘了S.10卷背注文与正面文字,认为S.10背面字音并非针对正面文字而作,而是另有所本.此当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据别种《毛诗音》随手注于卷背者,应是一种独立的《毛诗音》,非是与正文文字合成有机整体的《毛诗音隐》,只是它用以注音的方法与六朝的音隐类著作相同.

郑阿财在《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发表《论敦煌文献展现的六朝隋唐注释学——以〈毛诗音隐〉为例》一文{2},论述唐以前注释学发展历史及六朝隋唐史志中有关“隐”的注释形态,认为S.10、P.2669卷背注音即六朝音隐著作之旧式,应命名为《毛诗音隐》,把潘重规的推测直接坐实,而未提供新的证据.

2010年,平山久雄在《开篇》第29卷发表《关于S10V〈毛诗音〉残卷——论其混合本性质》一文,据《英藏敦煌文献》第1册的放大照片,重新移录,得143字之音,并因远藤光晓氏的启发,证明S.10卷背注音具有混合性质,并非来自于一本书,而是来自于两种或更多种的《毛诗音》.

关于《毛诗音》写卷,平山久雄撰有一系列论文：《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の研究（上）》（《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第14号第3分册,1966年3月）、《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の研究（中の1—6）》（《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78、80、90、97、100、105册,1979—1988年）、《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3期）、《敦煌〈毛诗音〉反切中的“类一致原则”及其在韵母拟音上的应用》（《中国语文》2009年第6期）、《敦煌〈毛诗音〉反切中的“开合一致原则”及其在韵母拟音上的应用》（《中国语文》2010年第3期）,对5件写卷均有录文、校记,特别是对写卷的反切做了深入而精细的分析研究,成就卓著.

笔者在《敦煌音义汇考》中对P.3383、S.10V、S.2729+Дх.01366做了录文与校勘.后来又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第二册、第九册）对5件《毛诗音》做了更进一步的校录.高乐《敦煌〈毛诗音〉音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对《毛诗音》的声韵调系统做了分析,但其中第四章第三节“敦煌《毛诗音》又音现象”全部抄袭自笔者《法藏敦煌〈毛诗音〉“又音”考》一文.

结语

敦煌本《诗经》写卷的发现,是经学研究史上的大事,也是《诗经》学史上的大事,这是关于《诗经》的出土文献中最大宗材料,对这批重要资料进行恰当合理的利用,相信可以解决《诗经》研究中的诸多问题.

学者们研究《诗经》所据文本,基本上是宋代以来的刻本.而敦煌《诗经》写本是早于传世刻本的中古时期写本,可以说是刻本以前《诗经》的文本形态,对于《诗经》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现在对于敦煌本《诗经》的研究,主要着眼在介绍、整理、比勘,而有关于《诗经》的语言、韵读、文字以及文本之演变等方面的研究很不充分,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在日本有为数不少的《诗经》抄本,其源头当是六朝至唐时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写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诗经》文本的旧貌,将敦煌写卷与日本古抄本互证,以探寻中古时期的《诗经》文本流传之脉络,考察《诗经》异文之演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的学术增长点.已有学者导夫先路,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更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则仍有待于学术界的进一步关注.

附记：原文于2012年11月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召开的“联系东亚的汉籍文化——从敦煌到正仓院、再到金泽文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今略有修订.

[4]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C]//敦煌丛刊初集：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3-5.

[5]罗振玉.辽居杂著[C]//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4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3-5.

[6]小岛祐马.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所见录[J].支那学,19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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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潘重规.敦煌诗经卷子之研究[J].华冈学报,1970（6）：1-20.

[9]伏俊琏.敦煌《诗经》残卷叙录[C]//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8：361-370.

[10]王三庆.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卷[C]//第二届敦煌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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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1979：43-44.

[19]张宝三.伦敦所藏斯二七二九号敦煌《毛诗音》残卷论考[C]//隋唐五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9.

[20]平山久雄.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の研究（中の1）[J].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78册.1979：2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