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与《国史大纲》

若按当下的毕业文凭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只能是中师肄业.

钱先生9岁入私塾,13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1年因辛亥革命被迫辍学,这一年钱先生只有16岁.此后便开始了一生漫长的自学.1929年,钱穆先生任教苏州中学时,在教学之余依然不放弃学术研究,撰写了《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刘歆年谱》等重要研究作品.四川蒙文通先生此时正在南京内学院跟随欧阳竞无学习佛学,在苏州游玩的时候,与钱先生结交,并阅读了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认为体大思精,唯清初顾亭林诸老可比.顾颉刚先生因读《先秦诸子系年》,以为钱先生学问不宜久居中学,而应去大学任教.1930年顾颉刚回到北京,在燕京大学任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向钱穆先生发出邀请.钱穆终于接受邀请,于同年来到燕京大学任教,次年转入北京大学教授历史.

一、讲授中国通史

《国史大纲》的写作,要从钱穆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谈起.

1931年,钱穆接到北京大学寄来的聘书,随即到北大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揭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也在国内掀起一片抗日救亡的浪潮,在这样的形势下,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必修课.

当时的北大也遵令设立了通史课程,但却是由不同的老师讲授不同的时代.钱穆对此颇不认可,他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今天在这里讲课,却不知前一堂课是何人讲了什么,亦不知后一堂课又将由何人再讲什么.这样毫无线索地讲授,对于你们来说,其实只能感到头绪纷繁,不得要领.”随即,他慨然表示,自己愿一人担任中国通史的讲授任务.1933年,北大于是聘其一人讲授中国通史课程.

独任中国通史课的第一年,钱穆几乎将所有的精力耗尽,为了让学生达到修习通史的真正目的,钱穆给自己下了严苛的规定：必须在一学年规定的时间内讲授完毕,决不能有首无尾,中途停止.为了达到这个要求,钱穆也做了大量努力.在开学前,用四五天的时间反复思索,将全部课程纲要写定.在每次上课的前一天,要用一下午的时间来对明日2个小时的讲述内容进行取舍,以达到全部史实彼此相关,上下相顾.择选精要,详略得当.同时,他还将所需要的史料,记录下来,以便课堂查考.

精心的准备当然带来精彩的内容,虽然中国通史仅仅是北大文学院新生所修,但往往会吸引高年级的学生和其他学院的学生,乃至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前来旁听,每每一堂课,就有三百人前来旁听,不但没有空座,连站着的人都挤得满满的,真可谓盛况空前.在北大讲授四年后,已经到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集体迁往西南.开始了八年西南联大的教书史.在西南联大,钱穆先生仍然教授中国通史,听课的场面仍然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讲授时,无路可走,而需要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

更有一名学生,自读高三时前来听课,钱穆先生在北大讲授的四年中,每年必至,在西南联大讲授的两年,也可见到这个学生的身影,前前后后听了六年之久.钱穆先生告诉他,这课程每年的主旨都是一样的,不必如此重复,而此学生则答道：因每年听讲都有新得,所以屡听不厌.钱穆讲授的这门《中国通史》课程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经过几年《中国通史》的讲授,钱穆在获得学生的一致认可之外,还积累了厚厚五六本史料,这些史料成为《国史大纲》写作的祖本,为国史大纲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二、撰写《国史大纲》

内迁之初,西南联大各院系多有分散,钱穆所在的文学院先在衡阳的衡山停留,又迁至北距昆明300公里的蒙自,并在此开课.当时,无论师生都因为形势影响,人心涣散,无法安心读书.在北京曾旁听过钱穆先生讲课的陈梦家,此时已经成为钱先生的同事,他力劝钱穆为中国通史写一部教科书.一开始,钱穆还有所顾忌,毕竟,通史写作非常繁难,要求很高,而因为流亡不定,相关可供查阅的资料又十分缺少,他想等到时机成熟时,再按《廿二史札记》的体裁,以笔记的形式,按各个专题来写.

陈梦家的着眼点与钱穆很不一样,他对钱穆说,如此,则此书仅仅对研习历史的学生有用,而不能对全国的青年有用,为了时代的需要,您应该先写一部教科书,让广大的全国青年受益.钱穆说,你说的话很有道理,我要再思量考虑一下.

又过了两天,陈梦家又敦促钱穆,此时的钱穆仍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他总觉得,如果能平安返回北京,再做这件事,可能会更加稳妥.陈梦家又是一番极力劝说.并指出,现在这种情况,书籍缺乏,却正是写一部简明通史的大好时机.在陈梦家的积极鼓动下,钱穆终于改变了初衷,答应一试.他取出一路藏在衣箱底层夹缝中带来的中国通史的讲授随笔,准备开始.

然而,事多有坎坷,钱穆已经决意撰写《国史大纲》,却传来文学院要再迁昆明的消息.钱穆听闻,担心因为昆明事务繁多,无法静心写作.思量许久,决定在昆明不远的宜良安居,只在有课时才去昆明,这样,每周有半周的闲暇,用以闭门写作.

在朋友的帮助下,钱穆在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安顿下来,这是一个幽静之地,陈寅恪曾来拜访,就说,如此寂静之地,若我一人独住,非得神经病不可.钱穆却耐得寂寞,谢绝了众多演讲的邀请,潜心写作,常常每周有四日不开口说一句话.

在钱穆的住处内,有一株白兰树,春日花开时,清香四溢.楼下阶前有潺潺的泉水,流注到下面两个小小的水潭内,水潭以白瓷所砌成,在清泉的映照下,莹洁可爱.

优美而寂静的环境,带给钱穆前所未有的平和心境和写作状态,原本计划两年完成的《国史大纲》,历时一年就完成了.

三、未来之希望

《国史大纲》写作完毕后,钱穆先将引论发表,如同一颗石头投入了平静的死水,顿时引起阵阵波澜,一时间,引发了诸多的议论.胡适的好友毛子水欲驳斥,傅斯年也表示不屑,然陈寅恪先生却以为大文章,而后数十年间论者无数,未有定论.

其中,最具争议的恐怕数对待历史的四条信念.至今读来,仍觉振聋发聩,令人击节.姑且全列如下,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感受.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大家都晓得,知识来源于积累,历史本身即是文化经验的载体.如果说我是某国的人民,而不是他国,是因为我学习了此国的历史知识,受了此国文化的熏染.钱穆有知识人与文化国民的区分,就是将历史不仅仅看作简单的知识,而是作为一种文化,一种民族生存于此的感受.对于去历史文化的知识分子,那只能算是知识人,而非文化国民.

从这个观念出发,钱先生才能在现代史学的框架下,重申民族文化的立场,否则现代史学本身就是一场启蒙运动,通过历史研究否定传统文化.钱先生这种民族文化立场的重申,对于历史文化的认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本国历史抱持温情与敬意,换用现代点的说法,就是增加点对文化认同感.

五四运动之后,认同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存在的关键问题之一.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开出的现代化药方,往往要剥去民族文化身份,接受普世价值的洗礼.不仅仅在五四运动前后,六十年代的台湾,以及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都有这种去民族文化身份的倾向.直到今天,仍有众多知识分子提出的现代化方案仍有去文化身份,强调普世价值的倾向.但是,问题在于,今天我们如果放弃了文化认同,是否就真能够接受普世价值?

在第三条中,钱穆批判了当时的三种倾向,即虚无主义、历史进化观和文化自谴.虽然说表现为三种倾向,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实这三种现象本质就是一个,即历史虚无主义.

然而,钱先生只是谴责了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还没有深入分析它的本质.在这里,我们不妨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一点讨论.

历史进化论或者称为历史主义,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产物,在启蒙哲人看来,传统的社会因为个体缺乏理性,所以历史文化表现为蒙昧状态.因此,只有对于国民进行启蒙才能使人类历史从蒙昧走向光明.从这意义上讲,历史进步观就是建立在启蒙哲学的基础之上,认为人类已经通过启蒙,结束了蒙昧的历史.所以,才会有认为站在历史最高顶点的狂妄.也正是抱持这种启蒙观念,所以才会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大肆攻击和污蔑,也就表现为钱先生所说偏激的虚无主义,认为以往历史毫无价值可言,又将今日诸多罪恶推诿给古人,认为今日问题乃是因为启蒙不足,大众依旧受到传统文化影响蒙昧所导致的,在知识界形成文化自谴的行为.

国家向前发展的希望何在?钱穆在最后一条给出了答案.只有当一个国家的文化国民逐渐增多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有发展的希望.从这一点上看,钱穆先生其实也是一个启蒙者,不过并非是现代意义的启蒙哲人,而是历史文化的启蒙者,希望通过历史文化对于大众进行启蒙,使之成为拥有文化教养的国民,换句话说就是有文化观念的士大夫,只有如此国家才会有兴旺发达的可能.

至于后面所批评的,因为虚无主义所导致的西化运动,最终不仅不会真正接受普世价值,反而会造成被动的文化殖民.从这个角度上看,钱穆先生所提出来的,正是后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念.即西方通过所谓的文化殖民,将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渐次消灭从而达到所谓的普世价值的目的.而如当年或现代的一些所谓知识分子,恰恰就是某种意义的殖民文化的写办,他们企图通过抨击民族文化,来达到彻底的西方文化的殖民.从这个角度上看,钱穆先生所代表的民族文化认同,正是对于此类殖民文化写办的揭露和攻击.

今天,当众多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把美国道理当成新的发展方向,抛却了自己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直欲将自己的黄皮肤换成靓丽的白皮肤时,我们还是应该再三重温钱穆先生所提出的四条信念,或者至少要对于第四条信念再三诵读,只有当我们放弃了对于殖民文化的追求,回到自身文化传统的确认上来,中国才可能有真正向前发展的希望.

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否定文化的影响,从而成为一个文明人.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命题,历史文化认同,依旧是我们走向文明社会的基础所在.

在发表四条信念与引论后,学术界造成广泛的反响,赞成者以为绝响,反对者以为开历史倒车.身在漩涡中的钱穆先生却依然在炮声隆隆中讲授着中国历史与文化.在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复校,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并命傅斯年负责具体工作.出于对钱穆出版《国史大纲》的气恼,傅斯年先生并未继续为北京大学延聘钱穆先生继续讲授中国通史.但是,此时钱穆先生已经声名鹊起,辗转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内战结束后,离开大陆,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继续教书育人.

这部史学名著,在当时即受到顾颉刚先生的高度评价,认为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最后出而创见最多.严耕望先生则以为,目前所有各种中国通史中,仍以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为最佳,内容既见识力,也有深度,迥非其他几部通史所能企及.余英时先生则认为,钱先生写通史时惜墨如金,语多含蓄,其背后不仅是正史、九通之类的旧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可见学界对于钱穆先生《国史大纲》仍有公论.

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钱穆在台北逝世.

时光荏苒,一转眼已经过去了数十年.钱先生早已驾鹤西去,而当时的批评者或褒扬者也大多已作古.而这部二十世纪重要的史学名著,却历经时光的考验,闪发出熠熠光辉.自1940年印行以来,到1974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再次修订出版,再到1992年已经是第十八次印刷了.199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根据台湾版基础上修订为第三版,在此之后钱穆先生的这部史学名著,不断再版发行.2011年,钱穆先生的全集,也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大陆又有了一个最新版的《国史大纲》.

国家之希望何在?这一个厚重而又鲜活的命题,也许一直盘桓在每个人的心头,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如今,我们提出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点明的方向,希望会给每一个关怀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以些许感悟.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