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新收获

王定璋先生自1981年以来长期从事综合性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四川《天府新论》的文史编辑工作,同时以唐诗为重点而进行文史研究.他的著述有《钱起诗集校注》、《陶渊明悬案揭秘》、《白话小说》、《尚书之谜》等十余种,发表论文百余篇.今《学海蠡测——文史思辨录》（55万字,巴蜀书社,2009年10月出版）是其自选论文集,收录论文近五十篇.其中关于唐诗及唐代文史研究的论文三十余篇,最能体现其学术个性与学术成就.它应是新时期以来唐诗研究的可喜的新的收获.

为了全面地理解唐诗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著者探讨了唐代司法监察制度及考试制度,以及唐代地理学的成就.这属史学的范围,但它们与唐诗中的自由精神、诗赋取士和山水诗的发展均有间接的关系,可以对唐诗有更为深入的认识.唐代各种哲学体系并存的开放型文化所促进的思想的解放,儒家地位的加强及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以及景教、伊斯兰教、祅教、摩尼教的流行,统治阶级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大量吸收外域文化,成就了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这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再将唐诗的繁荣仅仅归结为社会经济高涨的产物或社会变革的结果,较切近唐诗发展的真正原因.从社会意识形态对唐诗的影响而言,著者着重探讨了道教文化对唐诗所发生的作用,这即是：道教超越功名利禄的思想对唐代诗人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唐诗中有许多直接表现神仙世界的游仙之作,寻求新境界的浪漫情调在唐诗中的回响,自然深秀和空灵飘逸的审美追求是道教文化在唐诗中着上的鲜明底色.由此我们将唐诗与汉魏六朝诗、宋诗,以及元明清诗相比较,可见到唐诗所受道家哲学和道教文化的明显影响,有助于我们对唐诗的思想与艺术特色的认识.为了说明道教文化与唐代诗人的渊源,著者在全面考察唐代诗人的基础上将诗人分为八种类型：隐居读书或著书讲学者,求仙服食者,隐居学道以求仕者,仕途失意后隐居者,厌世归隐者,隐居避乱者,被迫终生隐逸者和受道家思想而淡泊名利者.因有这样细致的归纳,使道教文化对唐诗的影响的论点得以落实.

在唐诗研究中,著者关于李白的研究共有七篇论文.它们多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及其他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