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旨趣

摘 要：新政治经济学是现时代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产物,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运动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尤其是经济学和政治学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对社会、政治、经济运动规律研究方法创新的必然结果.综合学术界的各种主张,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范围和主要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比较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法律经济学、规制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等.可见,新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理论体系,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它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中重新占有主流地位的一系列方法的集合、学科的集合和理论的集合,它的学科方向和地位尚处于凝练之中.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广博性,而在于其研究取向或学术旨趣,其学术旨趣为观察、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关 键 词：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学术旨趣；制度结构：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3-0047-05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整体化发展趋势不断加强,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并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有关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由于新政治经济学尚处于发展之中,新政治经济学还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理论体系,学者们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阐释仍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人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从本质上讲属于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归；有人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有人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新”是相对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以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的.本文以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与新政治经济学产生为出发点,站在时代和社会科学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新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旨趣——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以期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一、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与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政治经济学演进的历史可以说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关系变动、发展的历史,也是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前史.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7世纪初,“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最初,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并没有分家,甚至经济学从属于政治学,如亚里斯多德的《政治论》论述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家务.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写了一本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的书,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孟克列钦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术语是为了同以往的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家庭经济区别开来.因为“政治”一词,希腊文的原意是指“社会结构”、“国家”,用“政治经济学”一词表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由家庭经济转向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

第二阶段,18世纪中叶以后,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存于作为单一学科的政治经济学中.此时,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社会的来临,政治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1767年,斯图亚特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之探究》一书,从此,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理论通常都冠以“政治经济学”的头衔.如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9年）、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1819年）、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年）、纳索·威廉·西尼尔的《政治经济学大纲》（1836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59年）,等等.

第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和经济学分道扬镳.其标志就是致力于纯粹的经济学研究与政治学研究的职业组织开始出现.促成经济学独立的因素有：一是19世纪70年代,随着边际革命的发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发生改变——由古典时期对财富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的研究转向研究如何合理地配置稀缺资源.二是英国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二版序言中曾明确提出用经济学（Economics）代替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他认为,Polit-icalEconomy这一个双名是麻烦的,应尽早放弃；Economics这个名称最好,它既与旧名称比较接近,又在形式上与其他各种科学的名称可以类比.三是1885年美国经济学会成立.其主旨是致力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四是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促成现代政治学自立门户的因素有：一是1880年10月在美国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进行具有学科意义的政治学研究；二是1886年美国《政治学季刊》创刊；三是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随后《美国政治学评论》创刊.从此,经济学家将政治与制度结构视为既定的条件,重点研究个别厂商和消费者行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行为.而忽略了任何的政治学考量.政治学家则致力于研究在没有市场的状态下制度如何与个体互动,以及个体如何为制度塑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努力下,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各自的领域里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当然.20世纪20-30年代的福利经济学的兴起、凯恩斯革命的出现,标志着经济学领域中对国家和政府作用的关注开始回潮.

第四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政治学与经济学出现整合的趋势,新政治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从历史过程看,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分道扬镳“尽管有利于特定科学的发展,但却令经济学家与政治科学家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出现了分歧.学科的分离帮助它们建立了相应的适当方法与最有效的研究路径,也对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设定了人为的束缚.”于是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又开始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逐渐浮出水面.“1949年,在JPE（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布坎南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呼吁主流经济学家关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时还没有这口号,就是关注北欧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重新关注政治经济学就是为了在那些个体、制度与市场的互动至关重要的领域中将分立的观点重新统一起来,从而深化我们对政治、经济行为的理解和分析.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在思想认识上逐渐趋向一致,从而推动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见,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只不过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二、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

当下,新政治经济学尚处于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之中,其体系结构尚未形成统一定论.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内容,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JamesMcgillBuchanan）、迪帕克·莱尔（DeepakLal）和明特（H·Myint）、安德鲁·盖保尔（AndrewGamble）、《新政治经济学》杂志等人或组织给出了不同的主张.综合学术界的各种主张,新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范围和主要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比较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的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法律经济学、规制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等.可见,新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理论体系,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流派.它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中重新占有主流地位的一系列方法的集合、学科的集合和理论的集合,它的学科方向和地位尚处于凝练之中.然而,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其理论体系的广博性,而在于其研究取向或学术旨趣.

一是时代性,即新政治经济学是对时代要求的回应.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是现时代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是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和自由化,而民族国家的政治和主权走向高度和独立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这些矛盾激化的产物.”各国社会发展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要求人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考虑政治因素,分析政治问题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现代‘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和市场就不可能有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机制和市场力量来决定,这是纯经济学的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所以,新政治经济学总是从社会现实出发,从整体上和结构上强化对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的认识.凯波拉瑟和莱温（D.Levine）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中指出,新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以下两个核心检测设：一是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应该作为一个复合体来研究,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研究领域；二是正确地理解政治需要对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的解释给予特别的重视.它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样的前提下,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贴近社会现实,更具有政策性、实践性以及可操作性.

二是公共性,即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是新政治经济学各子系统之间联系的纽带.社会越是发展,公共权力、公共怎么写作、公共政策、公共利益等公共事物越引人注目.新政治经济学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视为天职.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社会集体选择中多元互动的行为者,在选择、决定公共政策时的行为动机、行为过程、行为方式；关注为有效提供各种公共物品而构建激励制度的努力；关注公共资源配置：关注社会公共福利提高中政府组织与市场组织组成及相互作用.”通过对公共权力、公共怎么写作、公共事务的研究,促进了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规制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相互包容和互为促进.

三是政治性,即把目光聚焦在政府角色、政府职能以及政府缺陷的分析上.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宽,经济学开始涉及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事务和政府的作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决定的形成和实施.“新政治经济学把研究的目光投向政府,关注政府政策、制度对经济的作用,形成了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是对二战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出现问题的深层原因的揭示和解答.”在用经济方法分析政治学的内容时,“新政治经济学把政府行为与制度过程看作是经济政策的化身,看成是影响经济体系的内生因素,其目的是要从对政治过程的分析中探索财政赤字、通货膨胀、资源浪费和政府管制（干预）失灵以及政府规模过大等经济困境的根源.它得出的结论是经济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治过程.因此,纠正市场失灵不是要用政府来取代市场,而是需要另一套规则来纠正市场失灵,因为市场失灵的根源是现行的法律一政治规则的失灵.”从而使政府的行为更具现实性和可预测性.

四是制度性,即借助“制度”这一概念来实现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互动.经济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政治是决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因素之一,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寻求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和政治基础.新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以强有力的证据向世人表明,制度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基石.制度至关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的行为和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进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具有时代的针对性,更以综合性、创新性的特点,把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纳入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包容了政治、法律、文化、历史、习俗等超经济因素,揭示制度要确保人们进行各种选择的自由,以便改变资源的配置状况,甚至改变资源的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反映了人类对社会运行规律及其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化,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创新的浪潮.”

五是跨学科性,即用跨学科的视野来增强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新政治经济学打破学科界限,形成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个学科不同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等,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的研究领域.”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例如,同样是对政府的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国家（政府）在形成国家经济政策时的作用问题,规制政治经济学则直接研究政府规制职能对经济过程的影响：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是政府失灵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则关注国家与产权制度形成的关系,等等.“政治经济学跨学科的视野对分析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并对之作出反应具有巨大的潜力.”新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扩展和改进现有经济学与政治科学研究边界的自然方法.政治科学家强调制度,而且他们的工作可以帮助经济学清楚经济制度的结构是如何影响经济绩效的.反过来,经济学家的个体选择方法也已令政治科学更为严肃地反思它关于制度的形成、演化与维护的理论.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跨学科的交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从企业管理到宪法设计等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问题.”六是综合性,即运用综合的分析方法实现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整合.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以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为基础,发展出一种综合的分析方法,从而超越了现有的多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分歧和僵化的思维模式.“这种研究方法有其科学性,更进一步说,这种综合的分析方法集中地反映了新政治经济学对布雷顿金融秩序崩溃以来世界政治一经济体系的变化,对各国政府管理庞大的公共部门以及发达国家维持福利资本主义越来越困难的敏锐把握.”因而新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应用性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运用综合的分析方法,有利于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有利于解决将市场、政治与制度的概念分离的问题：有利于“将政府经济政策制定、产业管制、立法结构和绩效,以及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发展或变换等问题连接起来.”总之,新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宽度与20世纪社会科学分析方法进步的融合,打破主体与结构、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二分法,其采用的主要理论方法是：（1）经济学中的制度一组织方法；（2）经济学和经济史中制度和经济变迁的比较理论；（3）社会学中的结构理论和战略相关理论；（4）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5）新公共选择（6）文化政治和认同理论.”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引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路径

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传统的思维定式,即把经济学的实用性视为主旨,而经济学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等都是附属的.总以为只有实用主义的经济学才是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必需的,忽视了经济学流派之间的交融与综合.这是经济学的方法论演进使然.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在于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引领了社会科学发展方向.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学术旨趣为我们观察、分析中国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研究、分析中国问题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或教条出发.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告诉我们,环境塑造人们的思维,是现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界定了经济学家所提问题的实质和特定时代经济理论的内容和方法.所以,研究中国问题、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出发,而不能套用国外现成的理论模式.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是历史上商品经济不发达,又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告诉我们,中国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如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体制改革不到位问题；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发展中的不合理、不道德、信念不坚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只有在经济与政治、社会与个人、国家与公民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找到答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正确处理好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其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从政治经济学的演进和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与经济、政府（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永恒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讲,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一体到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道扬镳再到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融合”的逻辑视野,再次验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平衡的历史.这种演进的轨迹再次证明了——尽管市场有缺陷,市场仍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尽管政府有失灵,政府仍是依靠力量；只是政府作用的方式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政府和市场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是两者之间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就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如何行使职权、通过什么方式行使职权将成为两者关系的核心和焦点.而且,在当今社会,单纯地依靠政府已经很难解决复杂的公共事务问题,政府需要更多地和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或公民个人合作,共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实现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合作共治”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吸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任何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根基.新政治经济学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运动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是在广泛吸收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也是如此.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产生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对19世纪社会科学主题的回答；是对19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的三种主要思潮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从现实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完善更需要社会科学的支撑,需要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碰撞以及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借鉴和扬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也罢,只有是开放的,才是有生命力的.

第四,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新政治经济学强调制度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而制度又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正式的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它涵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从宪法到具体法规,再到特殊的细则,它们共同约束人们的行为.非正式的制度主要包括价值信念、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内容.因而,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理论研究,对正式制度与价值信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发展的影响要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要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加强正式制度建设和价值信念、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建设,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化、系统化,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保障.

（责任编辑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