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好的刑事政策

7月20日18时24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到达大厅B出口外发生爆炸,残疾人冀中星引爆自制爆炸装置,造成本人受伤.冀中星家乡山东鄄城县通报,冀中星曾在广东东莞市以开“摩的”为业,于2005年6月29日驾驶摩托拉客经过东莞市厚街镇新塘村治安队门口时,遭到新塘村治安队队员殴打,致使冀中星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为此,冀中星多次向东莞市政府,均未得到明确答复及相关赔偿.（7月22日《成都晚报》）

鄄城县通报称,冀中星多次向东莞市有关部门,当地曾为此派出专人赶赴东莞了解情况,并确认冀中星在东莞遭到新塘村治安队队员殴打并致残的事实.东莞市通报则称,冀中星是在厚街从事摩托车载客时与在路上巡逻的治安队员发生碰撞后倒地受伤的.厚街镇分局解释,因整个案件过程没有其他路人及群众围观,至今仍没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过冀中星.其实,厚街镇分局称没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冀中星,仅仅是表明没有证据证明相关事实,并不就能据此得出相关治安队员确实没有殴打冀中星的结论.

鄄城县通报称,后经多方协商,2010年,东莞市局给了冀中星10万元.鄄城县参与协调此事的人士认为,称这笔钱为赔偿款无任何不妥.东莞市政府发布的通报则称,这10万块钱是“考虑到冀家庭困难”给予的“救助款”.东莞市所以否认该笔款项为赔偿款,显然是因为如果认定该款项为赔偿款,也就意味着承认了治安队员殴打冀中星的事实.事实上,无论该笔款项是赔偿款还是救助款,有一点却是无可否定的,即事发后冀中星下身瘫痪,丧失劳动能力,基本不能下床,而其如此严重的伤情,显然不是10万元款项所能补偿得了的.而冀中星也正是由此而不断地,直至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制造爆炸案.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东莞市有关方面面对冀中星的严重伤情,不是简单以没有证据证明治安队员殴打冀中星为由,拒绝冀中星的诉求,而是进一步寻找相关人证物证,乃至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由相关治安队员举证没有殴打冀中星,倘若举证不能,即由其承担相关法律后果；或者根据冀中星伤情严重的事实,合理确定对于冀中星的救助款金额,使其能够得到相对为高的补偿,冀中星或许就不会因为感觉受到不公正对待而产生报复社会心理,并由此而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行为.

正如人们所常说的,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尽管公民个体自觉受到不公正对待不是其可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理由,对于各类报复社会危害他人生命健康犯罪行为,理当依法严厉打击,但是,如果能够经由好的社会政策的实施,最大程度地减少有损公平公正现象,使自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维护,其合理诉求得到应有的满足,无疑就可最大限度地消弭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减少各类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行为的发生,在更大程度上维护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