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原创摘 要：文章讨论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学理依据,并概述商务领域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和方法,从语言语体变异研究、人类语言学、交际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研究、（批评）话语分析等商务社会语言学研究视角,梳理各个研究路径的发展脉络和及其内容、方法和主要结论,展示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的多维度理论架构.
关 键 词：商务社会语言学；研究路径；学科架构
中图分类号：H0-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5-0187-006
一、商务社会语言学产生的背景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来自语言、文化、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理论和方法出发,共同缔造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以语言为核心研究社会和文化生活.该领域跨文化、跨学科的视角在社会科学界引起了一场地震,尤其是在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心理学领域.拓荒学者们开创了多条路径来研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语言：变异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交际社会语言学、对话分析、象征交际学派、语言社会学,等等,为研究语言文化和社会奠定了概念和理论基础.[1]在此时期,“社会语言学”开始用作相关研究的总称.尽管早期各个研究路径理论和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彼此往往互相补充、协作.其中最大的两个发展取向是“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大量使用社会信息来阐述语言结构、变体和语言变化,人类语言学通过言语事件和交际实践来解释文化现象.Hymes（1964）提出用“语言人类学”来囊括人类学语境下的语言研究；10年后,他意识到这个提法已经逐渐被“人类语言学”所代替,经过审慎思考,Hymes（1974,pp.83-85）将该领域更名为“社会语言学”,认为它最能代表语言和人类学之间跨学科研究的新领域.
80年代中期,学科方法论分野日渐明显,社会语言学（狭义）主要使用量化分析方法,人类语言学主要使用民族志方法,话语分析则是两个领域共同的研究方法.尽管如此,语言学界和非语言学界,依然普遍使用“社会语言学”涵盖宏观的社会文化跨学科视野.至今,语言、社会、文化领域已经呈现清晰的学科融合趋势,社会语言学（广义）是该融合学科的总称.融合学科麾下,研究视野更加广阔,既关注主流国家、主流社会人群（所谓的精英）,也关注非西方主流社会、边缘群体；不仅涉及宏观政治、经济、民族、文化范畴,也涉及地理、历史、教育等人类生活范畴,并深入到消费、管理、商务谈判、新闻、物理空间、艺术品象征意义等微观社会生活语言符号层面.统一的学科旗帜,为不同视野之间理论、概念、方法的互相借用和融合清除了门户壁垒,为社会语言学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优厚的学术条件.
为社会语言学在21世纪的繁荣创造另外一方面条件——社会背景条件——的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全球化.随着西方跨国公司的触角深入到世界各地,国家间、区域间交流合作日益增多,原材料、劳动力、技术、市场等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调配、整合的趋势已经呈现.自20世纪60年代社会语言学产生之初,人们就已经认识到,语言和经济结构息息相关[2],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势必产生新的语言和语言使用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格局重写,国内、国际商务交往激增,无论就语言作为跨国、跨区域商务沟通媒介的物质资源,还是就其标识民族身份、政治经济地位的象征资源,语言当之无愧成为全球化商务人士无可回避的问题,语言选择、各种书面和口头商务交际语言使用、企业员工招聘条件和能力评价系统、外语教学,甚至国家语言规划政策等等问题纷纷浮出水面.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言问题并非只是争相与“国际”接轨的亚、非发展中国家才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经济链条上任何国家、任何企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语言也并非只是政治经济格局和变革的棋子,基于听众文化的语言符号可以为企业带来商机,语言能力和语言策略可以左右商务谈判结果,机构话语行为可以建构社会现实,也可以掩盖真相.实际上,全球化背景下商务领域的社会语言学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影响之重大,问题亟待反省和解决之迫切,使得“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成为必然和必须,社会语言学科发展和商务活动现实共同呼吁“商务社会语言学”的建立,用以考察和研究商务领域林林总总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不仅有助于促进商务沟通,而且有助于人们清楚认识隐藏在商务交际背后的失衡权势关系,从而推动人际、国内、国际企业之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与合作.
商务社会语言学并非独立于社会语言学之外的学科,恰恰相反,商务社会语言学正是运用宏观社会语言学框架下的理论、概念、方法,研究商务社会各个层面的语言现象和语言问题,因此,从学理上应属于社会语言学的分支.但本文并无意倡导（或反对）其他领域都应建立自己的社会语言学,例如政府机构社会语言学、医疗社会语言学、体育社会语言学等等,“商务社会语言学”的提法,是建立在语言的社会经济本质、商务语言活动对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基础之上的,是全球化经济现状和发展所呼唤、应运而生的必然产物.提议建立学科的目的不在于区别和排斥其他领域,更不在于限定研究路径,而在于总结前人学术成果和不足,为今后商务领域的语言研究提供概念、理论依据和方法论的指导,鼓励学仁向更多未知商务语言领域挑战,增加不同视角和研究路径之间的对话和协作.
二、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建构路径
回顾过去的二十年,商务领域语言问题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大致可以用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路径概括：变异社会语言学、人类学、交际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跨文化交际、语篇分析/话语分析/对话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同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研究路径入手,也可以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路径和方法来研究一个问题.本文将前人相关研究放置在商务社会语言学学科视野下进行综述和总结,以此构架一个综合性的、独立的学科.
1.商务语言、语体变异研究
变异学说基于社会现实主义（Socialreali）,认为社会存在不同阶级,任何人类社会活动、交际行为（包括语言）、社会关系以及意识形态,都具有阶级属性.[3]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找出作为因变量的语言变体和作为自变量的语言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跨国商务交际或者多语环境下商务活动情景下,语码的选用标识社会文化身份,选用对方语言表示放弃自己的优势或与对方平等的地位（例如Cohen&Cooper（1986）旅游景区当地居民向外国游客语言调适研究）,将对方置于优势地位（例如怎么写作对象）.[4]有人基于促进国际交流和贸易往来的实用性,提出淡化国家主权象征意义[5],认为英语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通用语[6],不仅在英语母语国家与非英语母语国家商务交往会使用英语,即使在延展圈（extendedcircle）[7],即非英语母语国家之间商务交流也大多以英语为通用语,使用英语不在乎语言是否准确地道,重点在于清楚传递信息和提高工作效率.但有些事实不容忽视：放弃母语的一方学习外语增加经济成本,商务谈判中因为语言劣势失去平等发言机会,以及强势语言的文化扩张,即文化中心主义,等等.除了语言对于企业社会身份的标识作用,变异学者也关注语体变异.在日渐形成的“国际商务英语社区”,存在介于标准英语和当地语言之间的过度语,构成社会方言（sociolect）,并形成上层、中层和下层的社会分层.[8]一方面语体标识说话人的社会身份地位,标识显性社会声望,或是反应商务交际场合的正式程度,另一方面,语体选择和语体切换可以体现说话人对商务交际对方的尊重或重视,希望得到对方的认可,拉近情感距离,因而进行语体调适行为.与此相关,来自母语非英语国家的商务社区成员努力学习英语以便增加自己晋升的机会.[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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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语言学发展一个重要动向是将基于实践的研究方法纳入变异研究,更注重说话人主体作用[12],关注主体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资源建构社会意义的方式.在新语境中使用现有语言资源,即“再语境化”（recontexturalization）,是产生新的社会意义的转换过程.[13]例如在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使用北京当地语言资源和全球化语言资源来构建普通话的新兴世界性变体.[14]
2.商务人类学/民族志研究
社会语言学对于个体意义建构的思想来自于人类学.最早的变异研究将社会群体与语言形式一一对应的社会结构模式[15]过于简化了真实的语言和社会.现实生活中,两者之间的标识关系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联系二者的纽带——语言意识形态——是不统一、可变的.人类学不仅研究语言形式和结构,而且研究谁、怎样、为什么使用这样的语言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对于说者和听者产生怎样的影响,挖掘语言行为产生的‘象征’意义,甚或说者和听者未曾意识到的意义.个体的语言行为,出于个体对社会群体语体规范的感知和再现,体现个体对自我身份和社会规约的动态构建.[16]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家纷纷以外语为自己的商号命名,通过新名称将公共空间私有化,通过语言的象征意义,在语言和社会层面上引入新的区别性和阶级概念,体现转变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重新定义社会空间、个人身份和权势关系.又如企业管理者通过幽默的语言风格让听者开心,显示自己与听者对幽默有共同理解,拉近彼此距离,创造正面个人形象（persona）.[17]拉近距离往往涉及权势,为了得以构建“受人尊敬的地位和团体内部的地位”.身份随交际产生,在话语和文化意识形态中建构.
新近语言人类学者关注本土化主体性（localizedsubjectivities）,通过民族志局内人视角（emic）观察、反省、解释,重点考察社团成员对于社团的主观认知和体验[18],常用的民族志方法包括参与者观察法、访谈、个案跟踪、叙事等.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局内人视角进行商务研究,例如密切观察商务会议[19][20],考察管理层和员工对于领导能力的认知,或者通过女经理自述了解职场成功女性的身份构建.[21]变异线性相关理论将社会结构和语言结构僵化对等,人成为结构的玩偶,忽视了人的主观选择空间.局内人视角能够有效避免研究学者强加给所研究社区的泛化范畴,强调说话人的感知是社会语言学证据的重要的来源.但是完全按照个体描述分类或划分社会范畴,也未必完全反映客观实际,容易过度强调自我定义.一种解决办法是语料库研究[22],语料库研究的结果可能与直觉相反,对于研究者和局内人的社会语言范畴提出挑战,将民族志和语料库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得到客观的结论.
3.商务交际社会语言学
Gumperz创立的交际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sociolinguistics）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Hymes所创立的交际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属于人类语言学的分支,两个学科都关注语言交际事件,互相影响借鉴,侧重点略有不同,后者注重言语事件中的文化背景与交际能力,前者注重会话策略和言语事件的语境化过程.本调两者研究言语交际事件的共性,因此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统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放在商务社会语言学视阈下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
根据对话推论理论,来自共同言语社区的对话双方通过使用语境化提示（contextualizationcues）来标识自己的身份,即语境化过程.语境化理论被广泛应用到商务谈判研究[23],双方通过语境化过程建构谈判秩序.谈判之前,谈判双方已经通过语境预设（contextualpresuppositions）赋予语言符号（词汇、句法结构、语调、韵律、语体）以字面以外的意义,即谈判双方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象征意义带入谈判之中；谈判过程中,双方通过语境化提示进行情景推论（situatedinferences）,破译对方信息,推断当即对方要表达的社会意义,实现成功谈判.谈判成功的重要前提是双方对于相同的语境化提示（例如术语）具有同样的社会文化预设,但是实际生活中,谈判双方代表不同利益群体,来自不同社会文化和企业文化环境,谈判双方往往缺乏共同的预设,用自己的社会文化预设阐释对方的语境化提示,形成“社会语言迁移”[24],造成误解和冲突.因此谈判双方需要根据当即情景的权势关系和彼此地位试探、协商、坚持或妥协,最终形成对于语境化提示的一致阐释,新的谈判秩序得以建构,谈判秩序能够使下面的谈判顺利进行,并规范双方谈判行为.因此谈判秩序的建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
4.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
二战后北美职工多元文化构成产生并大大刺激了60年代跨文化交际学科的发展.但此期间鲜见商务领域跨文化研究,多为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对比研究.80年代,欧洲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学者也开始关注各种用途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商务语境中的语言行为也开始受到关注.由于欧洲是话语研究的故乡,促动了跨文化商务研究的话语转向.[25]21世纪全球劳动力构成国际化、跨国公司激增,对于跨文化商务交际研究产生空前需求.
英语在全球商务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成为跨文化交际首要的焦点.为了满足商务发展需求,英语教育已经成为一项全球规模的产业,培养学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大量的基础性研究是关于文化特征的描述,尤其是商务文化和商务规范的研究[26],提醒商务人士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有学者提出应警惕语言与文化一一对应的“本质主义”,因为本质主义的背后往往隐匿着欧美英语国家优势的“民族中心主义”,以英语和英语的各种社会附加值为标准,衡量交际能力和交际行为是否符合规范.实际上,很多跨文化研究直指母语英语国家与母语非英语国家之间商务交际中体现在话语行为中的权势失衡.[27]
在英语“霸权论”呼声渐高的同时,近来有人提出英语“异质论”[28],认为英语出现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趋势,现代商务英语不仅包括英美人讲的英语,而且包括世界各地的英语,马来西亚英语、泰国英语、日本英语等等.一方面,有人认为异质英语的概念意在混淆视听,掩盖政治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全球英语作为跨文化交际现象和产物已经呈现在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学者面前,成为跨文化商务交际的重要议题之一.
近年跨文化交际出现两个趋势：第一,研究内容由书面研究向口语转变,由虚拟数据转而研究真实数据；第二,研究方法由交际模式研究向民族志方法转变,更多实用录音、访谈,取得真实语料,并获取局内人视角.
5.商务话语分析/批评商务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既是社会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又有其语言学分支的学科独立性,具有跨学科性质.Schiffrin（1994）总结六种话语分析路径：言语行为、交际社会语言学、交际民族志、语用学、对话分析、变异分析,足见话语分析学科应用的广泛程度.话语分析着手于话语结构,着眼于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话语分析领域有几个里程碑式的研究贡献,决定了它的发展趋势.Foucault（1984）对于话语秩序、真理、权势的解构,成为话语分析尤其是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Bakhtin（1981）发现语言对话化本质（dialogi）,让人们认识到任何话语都具有历史性和互文性,承载着社会生命和意义；Bourdieu（1991）语言市场理论揭示语言的物质和象征价值；Bauman&Briggs（1990）拓展对话化理论,提出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andrecontextualization）,进一步解析新的本土化社会意义产生的过程；Agha（2003）追踪话语的语域化（enregisterment）过程,解析话语是怎样具有和巩固标识社会地位的社会价值的.[28]这些奠基性研究为话语分析提供了广阔应用空间.
Bargiela-Chiappini主编的TheHandbookofBusinessDiscourse（2009）提出10种商务话语研究的路径和方法：组织话语分析、民族方法、语料库语言学、谈判研究、多模态分析、修辞分析、批评研究、媒介交际、礼貌研究,以及作为通用语的商务英语,涉及学科视角亦是包罗万象：语言人类学、跨国管理、跨文化交际、话语分析、社会学、叙事和话语、语用学、组织管理研究等等[29],为商务话语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本文按照宏观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路径,从商务语言变异、商务人类学/民族志、商务交际社会语言研究、跨文化商务交际和商务话语分析几个方面架构商务社会语言学研究路径,为该学科奠定理论基石并勾勒出主体理论实践研究框架,为后续研究方法的探索铺平道路.
三、结语
商务社会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分支,该学科的建立是语言的经济本质、社会语言学密切关注人类政治经济活动学科本质属性的必然产物,尤其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时代背景之中,商务语言选用的纠结、语言培训的成本与困境、商务交际中各种语言文化的障碍,使得商务语言成为时代舞台的前景,成为商务人士、语言学者、社会学家甚至政治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可见商务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学理必然性和时代必然性.
此前关于商务领域的语言研究散见于社会语言学的各个分支或相关学科,每个学科视野有其独到优长也有视阈限制,学科之间偶有互相借鉴,例如变异社会语言学对主体的关注,人类语言学主观感受与语料库方法的结合,跨文化商务研究的话语转向等,进一步证明打破视阈界限、建立综合学科的必要性.将如上综述的各类研究置于“商务社会语言学”的广阔视野之下,有利于各分支学科互相借鉴融合,研究方法更趋于科学缜密.视阈和方法的整合有利于深掘该领域研究的哲学根基、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理论、优化研究方法.商务社会语言学应时代呼唤而产生,并具有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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