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艺术与唐代文学关系问题综述

摘 要：新世纪艺术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成果数量丰富,成绩喜人,涉及唐代的作家、文学流派及文学作品等诸方面.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音乐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音乐内容包括乐种、乐人、音乐机构、音乐活动、乐曲及音乐制度等方面,文学则囊括了所有的体裁.在音乐与唐代文学研究中,最热点的话题是关于音乐与词之起源的大讨论,成果最突出的是音乐与乐府诗的研究.笔者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时发现,它所存在的明显不足是描述性成果太多,同一课题常常被重复地研究,这不但造成了研究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还导致研究精品不多,故今后亟须在研究广度、理论深度与创新高度上大力开拓.

关 键 词：艺术；唐代文学；音乐；唐诗；乐府诗；词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6-0150-007

唐代既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繁荣期,也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期.唐代文学是唐代艺术诸种样式之一,与其他艺术样式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既可以通过考察唐代文学来了解唐代艺术的发展,也可以通过考察唐代艺术来了解唐代文学.因此,艺术与唐代文学研究一直是唐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研究依然活跃,成果颇丰.通过对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的统计（1）,笔者发现：它涉及的艺术样式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其中以传统艺术（如书法、绘画与音乐等）与唐代文学研究为主,现代艺术与唐代文学研究只是略有涉及,就后者而言,涉及的艺术样式有影视、建筑等,论文仅10篇左右；它涉及的唐代文学内容则包括作家、文学流派、文学作品等.

在艺术与唐代作家关系研究中,论及的作家往往都为大家和名家,包括李白、杜甫、王维、韩愈、元白、刘禹锡、李贺及温庭筠等.其中艺术与李白关系研究的论文约12篇,涉及的艺术样式包括书法、绘画与音乐,在书法方面的有1篇,在绘画方面的有1篇,其余10篇均为音乐方面的.而在音乐与李白关系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大约有三：一是李白诗词中的音乐,论文有3篇；二是考察音乐与李白的诗词关系,包括考察李白乐府曲辞的特点,分析李白乐府诗与词之间的关联性,考辨李白词作的真伪,以及评价李白在词史上的地位等,论文有6篇.三是考察李白诗歌对当下歌词的影响,论文有1篇.

关于艺术与杜甫关系研究的论文约51篇,既有分类研究又有整体研究,其中以分类研究为主,论文有47篇,涉及的艺术样式包括书法、绘画、音乐、影视等；整体研究论文仅4篇,就后者而言,研究的问题包括二方面：一是考察杜甫的艺术思想,二是揭示杜甫艺术与唐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论文各占2篇.在分类研究中,绘画与杜甫关系研究的论文最多,有31篇,另外音乐与杜甫关系研究的论文有12篇,书法与杜甫关系研究的论文有3篇,影视与杜甫关系研究最少,论文有1篇.在31篇绘画与杜甫关系研究论文中,涉及的问题有三：一是对杜甫的绘画诗作分析,论文共22篇.其中涉及绘画内容的有14篇,包括壁画、山水画、鹰画、马画等,涉及绘画技法的有8篇.二是将杜甫的绘画诗与其他诗人的作品进行对比研究,论文有6篇；三是考察杜甫绘画诗的接受与传播,论文有3篇.在12篇音乐与杜甫关系研究论文中,研究的问题有三：一是对杜甫音乐诗文本的辨析,论文有2篇；二是对杜甫诗中音乐内容的分析,论文有7篇,其中关于其乐舞诗考察的有4篇；三是考察音乐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论文有3篇等.

艺术与王维关系研究成果最多,论文约99篇,其中分类研究论文有97篇,综合研究论文仅2篇.在分类研究中,主要是从绘画与音乐这两方面切入,其中绘画与王维关系研究最受关注,论文有84篇之多,音乐与王维关系研究的论文仅13篇.在绘画与王维关系研究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围绕“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传统评价展开的研究,论文有77篇；二是对王维的绘画作考察,论文有3篇；三是将王维绘画诗与其他诗人作品作对比研究,论文有3篇；四是“诗中有画”与王维的接受研究,论文有1篇.77篇围绕“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所作研究的论文中,研究的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是结合作品,对此理论作展述,论文有69篇,二是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一传统评价进行质疑、辩护及争鸣,论文有8篇,首先质疑与反思的是蒋寅《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1]在69篇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相关的论文中,围绕“诗中有画”所作分析的又有27篇,围绕“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作考察的有42篇.在这些分析中,涉及不少王维的作品,对于这些作品,学者们既有整体的研究,又有单篇的分析,涉及的单篇作品有《山居秋暝》、《汉江临泛》、《使至塞上》、《袁安卧雪图》、《田园乐》等,其中对《山居秋暝》考察的最多,论文有6篇.另外涉及的王维作品,就题材而言,包括了王维的自然诗、山水诗、田园诗及山水田园诗等,在分析这些作品时,涉及的绘画艺术手法包括意境、布局、剪裁、禅意等,其中对禅意的考察最为关注,论文高达10篇.另外,13篇音乐与王维关系研究论文中,涉及的问题包括四方面：一是分析王维诗中的音乐,论文有6篇；二是关于王维乐府诗作品的考辨,论文有2篇；三是对《送元二使安西》音乐内容及传唱史所作的考察,论文有2篇；四是考察音乐对王维的影响,包括诗歌的创作、在词史上的地位以及王维在唐代的接受等,论文有3篇.除了分类研究以外,还有艺术与王维关系的综合研究,论文约2篇,研究的问题有二个：一是将王维与陶渊明的艺术进行比较,二是考察王维与唐代文艺思想发展的关系.

艺术与韩愈关系研究的论文约19篇,其中分类研究的论文有17篇,综合研究的论文有2篇,可见以分类研究为主.在综合研究中,涉及的问题有二：一是考察韩愈的艺术观,二是分析宗教艺术与韩愈诗风的关系.在分类研究中,涉及的艺术类别包括音乐、绘画、书法等方面.其中在音乐方面的成果最多,论文有12篇,研究的问题有三：一是分析韩愈的音乐诗,作品有《听颖师弹琴》、《琴操》组诗等；二是考察韩愈的音乐思想；三是研究对当下音乐教育的作用等.绘画与韩愈关系研究的论文4篇,关于《画记》的有2篇,其中1篇为蒋寅的译作,原作为日本川合康三所撰[2]；书法与韩愈关系研究的论文仅1篇.在艺术与元白关系研究中,艺术与元稹关系研究相对较弱,论文约7篇,全都是音乐与元稹关系研究,涉及的问题有三方面：一是考察乐人与元稹的交往,论文有3篇；二是分析元稹的音乐诗,论文有3篇,作品包括《霓裳羽衣谱》、《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与《琵琶歌》等；三是考察元稹乐府诗中的音乐思想,论文有1篇.相对于元稹,艺术与白居易关系研究明显活跃,论文约84篇,涉及的艺术样式有书法与音乐,其中书法方面的研究相对清冷,论文仅1篇.83篇音乐与白居易关系研究论文中,涉及的问题有三：一是对白居易的音乐文学作品进行分析,论文有43篇.其中40篇是关于《琵琶行》的,3篇是关于《霓裳羽衣》、《杨柳枝词》、《竹枝词》的.关于《琵琶行》分析的40篇论文中,有33篇分析的是作品的人物形象、艺术技法、文化意蕴以及作者的创作心态,有6篇是将《琵琶行》与其他诗人的作品进行对比研究的,有1篇是关于它文本考辨的.二是对白居易诗中的音乐作考察,论文有35篇,内容包括乐器（如琴、筝）、乐舞、乐歌、乐人、音乐思想与音乐美学等,乐舞又具体包括宫廷乐舞、西域乐舞等.三是分析音乐对于白居易诗歌创作、体式特点及词史地位的影响,就创作而言又包括新乐府诗与讽谕诗等,论文有5篇.

由于元稹白居易交谊深厚,诗歌理论主张相似,创作在当时极富影响,故被唐人并称为“元白”,因而也有艺术与元白关系的综合考察,论文约5篇,其中音乐与元白关系研究的有4篇,研究的问题有三：一是歌诗传唱、采诗制度对元白新乐府的创作,论文有2篇；二是乐人与元白诗歌的传播,论文有1篇；三是顾况音乐诗对元白音乐诗的影响,论文有1篇.另外绘画与元白关系研究的有1篇,涉及的问题是佛教绘画对元白诗歌的影响.

除了上述李白、杜甫、王维、韩愈与元白以外,在艺术与唐代作家关系研究中,涉及的作家还有刘禹锡、李贺、杜牧、王建与温庭筠.除了王建以外,所选择的视角均是音乐与之关系的研究.音乐与刘禹锡关系研究的论文约21篇,研究的问题有三：一是考察他的《竹枝词》,论文有16篇,内容包括作品的文献记载、创作地点、艺术特色、与民俗的关系、以及与其他诗人作品的对比研究等,比较的对象既有同时代的白居易,又有现代诗人卞之琳等；二是考察刘禹锡与民歌民俗之间的关系,论文有4篇；三是分析他新乐府观念及新乐府创作,论文有1篇.音乐与李贺关系研究的论文约25篇,研究的问题有三：一是对他音乐诗的名篇作分析,作品包括《李凭箜篌引》与《苏小小墓》.其中关于《李凭箜篌引》的论文有11篇,内容涉及它的艺术技法、美学思想以及与其他诗人作品的对比等,对比的作品包括白居易《琵琶行》与韩愈《听颖师弹琴》等.关于《苏小小墓》的论文有8篇,内容包括苏小小的形象以及李贺心灵情感世界等.二是整体分析他的音乐诗,论文有5篇.三是对之作跨文化对比研究,论文有1篇.另外,艺术与王建关系研究论文约6篇,其中2篇只是标题不同,内容几乎一样,因而只能算是5篇,涉及的艺术样式除了音乐以外,还有戏剧,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一个,即王建乐府诗中的艺术内容,音乐方面主要指的是宫廷音乐,如《柘枝舞》,其他艺术则涉及戏剧.再如,音乐与杜牧关系研究的论文约6篇,研究的问题仅一个,即歌妓与杜牧的关系,其中有4篇是关于《泊秦淮》中“商女”及《张好好诗并序》中张好好的.最后,音乐与温庭筠研究论文有3篇,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对他音乐诗《弹筝人》作考辨,二是对他的乐府诗作考察,主要分析他乐府诗的入乐问题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除了上述这些唐代大家和名家以外,学者们还将这种研究方法辐射到二三流作家的研究上.比如李颀,音乐与之研究的论文有4篇,其中1篇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问题涉及诗中的音乐描写以及音乐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等两个方面,在对他诗歌的音乐内容作考察时,学者们尤其关注其中的胡乐.再比如顾况,主要考察的是绘画、音乐与他诗歌创作的关系,论文有4篇,各占2篇,其中1篇为博士学位论文.在绘画与顾况研究的2篇论文中,涉及的问题有二：一是对他题画诗的考察,二是考察他的诗歌精神对绘画创作的影响.在2篇音乐与顾况研究中,涉及的问题有二：一是音乐对他诗歌的影响,二是他的音乐诗对元白、韩孟音乐诗的影响.

除了艺术与唐代作家关系研究以外,还有艺术与唐代文学流派关系研究,这些流派包括山水田园诗、边塞诗、韩孟诗派、新乐府运动以及古文运动等.比如在艺术与唐代山水田园诗派关系研究中,主要研究的是艺术与王维之间的关系、艺术与孟浩然之间的关系.关于艺术与王维关系研究,前面已作总结,而在艺术与孟浩然关系研究中,主要考察的是绘画与孟浩然关系研究,论文有2篇,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孟浩然山水诗中的绘画描写,二是将他的诗歌与王维的进行对比.比如艺术与唐代边塞诗关系研究的论文约10篇,其中绘画与边塞诗关系研究的论文1篇,研究的是西域绘画与边塞诗创作的关系.音乐与边塞诗关系研究的论文9篇,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边塞诗中的音乐描写,论文7篇,其中3篇是对胡乐描写的分析,3篇是李益与李颀边塞诗中的音乐分析；二是考察音乐对边塞诗创作的影响,论文2篇,涉及的音乐包括鼓吹曲与胡部新声两个方面.比如艺术与韩孟诗派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与韩愈关系的研究上,关于这点,前文也有分析.比如艺术与新乐府运动研究,涉及的诗人有元白、温庭筠与王建等,这些作家在前面所作的艺术与唐代作家关系中均有涉及和分析.除了这些艺术与新乐府诗人关系的分类研究以外,还有综合研究,相关论文约4篇,研究的问题有三：一是新乐府诗中的音乐描写,二是新乐府的入乐性考察,三是歌诗传唱和采诗制度等音乐文化活动对新乐府创作的影响.比如艺术与唐代古文运动的关系研究,由于韩愈与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所以这主要集中在对艺术与韩柳关系的研究上.关于艺术与韩愈关系研究,前文已作分析,而艺术与柳宗元关系研究的论文约6篇,研究的问题有三：一是音乐与柳宗元关系研究,考察了柳宗元所创作的雅曲歌曲《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包括它们的艺术特点及在宋代的传播；二是绘画与柳宗元关系研究,对柳宗元诗中的绘画内容与意境作考察；三是对柳宗元山水文学的艺术作整体考察.论文各占2篇.另外,艺术与古文运动关系的整体考察论文有1篇,研究的是书法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影响.除了艺术与唐代作家及文学流派研究状况以外,还有艺术与唐代文学作品研究.关于这些作品,有些在前文分析时已经提及,现再总结之,它们是：李白《将进酒》、《长相思》,杜甫《画鹰》、《公孙大娘剑器舞》、《江南逢李龟年》、《赠花卿》,王维《山居秋暝》、《汉江临泛》、《使至塞上》、《袁安卧雪图》、《田园乐》及《送元二使安西》,韩愈《听颖师弹琴》、《琴操》、《画记》,元稹《霓裳羽衣谱》、《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琵琶歌》,白居易《琵琶行》、《霓裳羽衣》、《杨柳枝词》、《竹枝词》,刘禹锡《竹枝词》,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李贺《李凭箜篌引》、《苏小小墓》,杜牧《泊秦淮》、《张好好诗并序》等.除此以外,还有初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也颇受关注,研究的问题包括：一是音乐对它的曲辞结构的影响,二是它所富含的音乐艺术特点.

从上述对艺术与唐代作家、文学流派及文学作品等关系研究所作分析中可见,最受学者关注的是音乐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关于这点,可以通过一些数据说明,如以艺术与作家关系研究为例,音乐方面的论文在整个艺术与作家关系研究论文中所占的比例除了杜甫、王维低了一点以外,其他的分别是：李白的10/12、韩愈的12/19、白居易的83/84、元白的4/5,而元稹、刘禹锡、李贺、杜牧、温庭筠等则全是选择了艺术中的音乐作考察.在音乐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中,学者们不仅考察传统音乐与唐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考察了现代音乐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与后者相关的论文约6篇,研究的问题主要涉及唐诗宋词在流行歌曲建构中的作用等.在传统音乐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中,就唐代文学内容而言,它覆盖了文学的所有体裁,当然研究的重点主要聚焦在诗词方面；就音乐内容而言,包括乐种、乐人、音乐机构、音乐活动、音乐乐曲、音乐制度等诸方面.

在音乐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中,乐种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的论文约44篇,其中关于雅乐的有4篇,关于清乐的有1篇,关于燕乐的有39篇,可见燕乐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是考察的重点.在雅乐与唐代文学研究中,涉及的问题有二：一是微观考察雅乐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内容包括《破阵乐》与唐诗的关系、雅乐与燕飨歌辞及颂文的创作关系等,论文有3篇；二是宏观考察雅乐对唐诗的影响,论文有1篇.在清乐与唐代文学研究中,涉及的问题是清乐与唐代曲词的关系.在燕乐与唐代文学研究中,研究的问题有二：一是考察燕乐与唐诗的关系,诗歌类别主要为歌诗与乐府诗,论文有3篇；二是分析燕乐与词的关系,论文有36篇,其中绝大多数是讨论燕乐与词起源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些是讨论燕乐与敦煌曲子词之间的关系.在乐人与唐代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乐人很多,有些在前面考察音乐与唐代作家研究时已经有所提及,除此以外,还有12篇之多.就乐人的性别而言,乐工关注得较少,绝大多数是关于歌妓的考察,研究的问题包括：一是考察乐人对唐代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受方面的影响,论文有10篇；二是考察乐人对唐代文学艺术技法及审美特质的影响,论文有2篇.

再如音乐机构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论文约9篇,涉及的音乐机构包括太常、教坊与宣徽院等,研究的问题是这些音乐机构中的乐曲、乐章、乐舞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唐代文学的内容包括诗歌的创作与传唱、戏剧的发展等方面.再如音乐活动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吴相洲的系列研究成果.专著有《论元白新乐府创作与歌诗传唱的关系》[3],考察的是歌诗传唱对新乐府创作的影响；《唐代歌诗与诗歌——论歌诗传唱在唐诗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4],考察的是歌诗传唱对唐诗创作的影响.论文有《论初唐近体诗律的形成与歌诗入乐的关系》[5],讨论了诗歌入乐传唱的需要对初唐近体形成的影响；《唐诗繁荣原因重述》[6],指出以歌传诗的方式造就庞大的欣赏群体,它是唐诗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论唐代诗人之歌》[7],指出诗人作为唐代诗歌演唱的主体,其创作的歌不但构成了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有着独特的形态与功能.除此以外,柏红秀《音乐文化与盛唐王维的接受》[8],从盛唐音乐文化的特点及王维音乐活动这两方面分析了王维在盛唐被广为接受的原因.

在乐曲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中,涉及的乐曲数目很多,包括宫廷乐曲与民间乐曲两方面,这些有不少在前文分析时也已提及,研究的问题包括乐曲的歌辞创作、乐曲对文学的影响,如文学的创作、传播及文体定型等方面.音乐制度与唐代文学的研究方面,有左汉林《唐代采诗制度及其与元白新乐府创作的关系》[9]与《唐代音乐制度与文学的关系》[10]等论文,研究了采诗制度以及音乐机构管理制度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涉及的文学内容包括格律诗的定型与发展、新乐府的创作及词体的确立等方面.

在新世纪音乐与唐代文学研究中,最热点的话题是关于音乐与词之起源的大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位学者,一是李昌集,一是木斋,他们均对传统的“胡乐生词说”及“词起源于燕乐”观点进行了否认.李昌集在《“苏幕遮”的乐与辞——胡乐入华的个案研究与唐代曲子辞的声、词关系探讨》、《唐代宫廷乐人考略——唐代宫廷华乐、胡乐状况一个角度的考察》[11]中,对唐代华乐与胡乐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考察,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考察,在《华乐、胡乐与词体发生论》[12]中,提出词“乃是唐代中华民间歌曲音乐和语言双双发展的水到渠成”,后来他又在《“词体发生于民间”与“词起源于隋唐燕乐”——答岳珍学友商榷文》、《词之起源：一个千年学案的当代反思》[13]2篇论文中进一步对于“词之起源”这一传统学术命题提出学理性反思,认为它的阐释前提是“新音乐生成新词体”,而这本身就不能成立,因为它忽略了文艺形式建树中的社会运行和人的主体性.木斋以声乐消费为视角,考察了初唐宫廷音乐的发展以及文人歌诗活动,进而对词的起源提出了新观点：词起源于宫廷而非民间,起源于法曲而非燕乐,李白词是词体发生的标志.其中与音乐考察相关的论文有《论江南清乐及乐府诗的属性及与曲词发生的起源关系》、《论唐代乐舞制度变革与曲词起源》[14],与文人歌诗活动相关的论文有《论早期应制应歌词的词史意义》、《论盛唐声诗和绝句为唐曲词发生的前夜》、《论隋代初唐的燕乐歌诗写作》、《论初唐乐府诗的去音乐化现象》[15],与上述所持词体发生观点相关的论文有《略论词产生于盛唐宫廷——关于词的起源、界说和发生》、《论李白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16]等.李昌集对于词的发生说这一命题的实证精神和学理反思,兼具学术高度,深受关注.木斋的新观点影响很大,但是存在争议也很多.无论怎样,这两位教授关于音乐与词之起源的新思考和新见解大大推进了音乐与唐代文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在新世纪音乐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中,就唐代文学体裁而言,研究最为深入、成果最突出的是音乐与唐代乐府诗关系研究.其中代表性成果有吴相洲所主持的“《乐府诗集》的分类研究”,著作有9部,它们分别是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韩宁《鼓吹横吹曲辞研究》,王传飞《相和歌辞研究》,曾智安《清商曲辞研究》,梁海燕《舞曲歌辞研究》,周仕慧《琴曲歌辞研究》,向回《杂曲歌辞与杂歌谣歌辞研究》,袁绣柏、曾智安《近代曲辞研究》,张煜《新乐府歌辞研究》[17]；“乐府诗断代研究”,已出著作有陈利辉《两汉乐府诗研究》、王淑梅《魏晋乐府诗研究》、王志清《齐梁乐府诗研究》、王淑梅《北朝乐府诗研究》、韩宁《初盛乐府诗研究》[18],“乐府诗要素研究”,成果包括张煜《乐府诗题名研究》、向回《乐府诗本事研究》、曾智安《乐府诗音乐形态研究——以曲调考察为中心》、周仕慧《乐府诗体式研究》[19],这些成果均是在吴相洲关于建构“乐府学”理念指导下产生的.吴相洲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乐府学”的建构,不但创办了《乐府学》刊物,而且还对如何研究乐府学,提出了成熟的思考,他在《关于建构乐府学的思考》一文中将之凝练成“三个层面”（包括文献、音乐、文学）“五个要素”（包括题名、曲调、本事、体式、风格）.[20]吴相洲和他的研究生们多年来一直以此理论为指导,全力进行乐府学的研究,产生了诸多的成果,其中不少就是关于音乐与唐代乐府诗关系研究的.除了在音乐与元白新乐府诗研究上有过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以外（上文已提及）,吴相洲还对旧题乐府的入乐问题以及王维乐府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论文有《略谈唐代旧题乐府的入乐问题》、《论王维乐府诗的文献留存和音乐形态》等.[21]另外他的学生也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韩宁《乐府曲调的流传与初唐诗风之演变》、张煜《新乐府辞研究》、王淑梅《论温庭筠的“乐府倚曲”及其文学史意义》等.[22]

总结而言,新世纪艺术与唐代文学研究数量是丰富的,成绩喜人,但是对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研读时,笔者发现,它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不足,那就是描述性的成果太多,同一命题被不断地重复研究.以艺术与杜甫关系研究为例,在51篇论文中就有31篇涉及的是绘画与杜甫关系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又集中在对杜甫题画诗的考察上；以艺术与王维研究为例,在77篇涉及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论文中,仅8篇是关于此评价本身的讨论,其余的皆是结合王维的山水诗作品来对此评价进行展述；以艺术与白居易研究为例,在84篇论文中有40篇是关于《琵琶行》考察的.上述提及的这些研究成果,有时连标题都是一模一样的.因此,与这些数量庞大的但研究对象几乎雷同的研究成果相比,音乐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的优秀成果往往乏善可陈.纵观所有的研究成果,今后学者们可供借鉴的精品有：在艺术与杜甫研究中,融文本精读、诗学发微及艺术探究于一体的钱志熙《百年歌自苦——论杜甫诗歌创作中“歌”的意识》[23]；在音乐与词起源这一问题上直到李昌集《华乐、胡乐与词体发生论》的出现才有了真正学理层面的思考；在音乐与王维的研究中直到蒋寅《对王维“诗中有画”的质疑》的出现,才扭转了学术对于已有观点陈陈相因、不加深辨的沉闷风气；而在大量的唐代文学作品艺术考察中,王兆鹏《千年一曲唱<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24]显然为如何进行单篇作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那就是既要有扎实的文献基础,又要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更要有明晰的学术指向；再如吴相洲所领导的学术团队以“乐府学”理念为指导的乐府诗研究,改变了过去仅仅因为关注乐府文本及文学性的静态研究模式,将乐府研究变成一种有机的文化生态研究模式.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今后艺术与唐代文学关系研究亟须在研究广度、理论深度与创新高度上大加开拓.

注释：

（1）本文统计的学术成果,主要以源自中国期刊网的学术论文为主,重要的学术著作亦有所论及.对学术论文进行统计时,笔者限于时间与精力,采取的是论文的“篇名”加“关 键 词”的检索方法,因而所得数据不完全精确,仅为论证时的参照数据,同时为了行文的简洁,数据前一般省掉“约”字.

[16]木斋.略论词产生于盛唐宫廷——关于词的起源、界说和发生[J].学习与探索,2008,（2）；论李白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J].中州学刊,2009,（2）.

[17]吴相洲.《乐府诗集》的分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8]吴相洲.乐府诗断代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9]吴相洲.乐府诗要素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0]吴相洲.关于建构乐府学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2006,（3）.

[21]吴相洲.略谈唐代旧题乐府的入乐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2,（5）；论王维乐府诗的文献留存和音乐形态[J].文学遗产,2011,（6）.

[22]韩宁.乐府曲调的流传与初唐诗风之演变[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0,（4）；张煜.新乐府辞研究[J].文艺研究,2011,（2）；王淑梅.论温庭筠的“乐府倚曲”及其文学史意义[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6）.

[23]钱志熙.百年歌自苦——论杜甫诗歌创作中“歌”的意识[J].中国文化研究,2004,（1）.

[24]王兆鹏.千年一曲唱《阳关》——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传唱史考述[J].文学评论,2011,（2）.

（责任编辑岳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