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述要

摘 要：近年来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两个部分,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但是,上述两部分的学理方面的问题仍然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而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几次论战的研究仍然相当薄弱；实践唯物主义的创新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重大理论与方法问题亟待厘清；更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与时代价值这样的命题有待.

关 键 词：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述要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9010107

作者简介：方松华,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以近百年中国多元哲学思潮为背景,全面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及其中国化、大众化的曲折历程；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形成与作用；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倾向；分析西方哲学思潮对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等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大前沿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其研究方向致力于问题意识的导向；致力于研究方法的创新；致力于学术前沿的探索；致力于历史经验的反思.

在厘清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的探索旨在研究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1）不仅仅是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而是要进一步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在各种中西哲学论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近现代中国的精神世界与主流意识形态.（2）不仅仅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中所作出的历史性成就,还应该进一步探索所有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尤其是职业学者的思想贡献.（3）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主潮,引领20世纪中国走向繁荣的主流思想,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结合其革命实践介绍、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是由于专业学者以各种形式参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讨论（科学与玄学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人道主义论战,等等）.中国内外、专业学术领域内外所进行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与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的相关性

收稿日期：20130614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哲学史”、“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10Azx002）的阶段性成果和上海市社科规划“党的十八大精神研究”系列课题的阶段性成果.的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东西文化论战）,彼此间发生了重要影响.在研究中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同时,研究中国外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学术研究的历史,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体会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智慧、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和本土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教训,这也是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任务之一.（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不仅仅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当下中国亟待的难题,这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不同解读,实践唯物主义的创立,人的自由与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永恒的主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意义与价值所在,也是马克思成为千年伟人的根本原因.（5）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任务,不仅仅是要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更为重要的是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与灵魂,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哲学.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成为主流思想,特别是她在与其它哲学思潮的相互争鸣中荣膺中国当代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近百年中国哲学史的最重要事件,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了中国,这是与西方哲学思潮同起源但其意义已远远超过西学东渐的盛事.马克思主义被引进到中国以后,其传播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直到思想的诞生,马克思主义完成了其中国化的初步阶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崛起,为现代多元哲学思潮增加了深厚的内涵：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不断的相结合的过程.众所周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与时代共命运的学说.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状况,提出共产主义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宣告了人类自由、解放和幸福的途径.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被引进到中国,其就不仅仅是被当作一般的哲学思潮,而是很快成为指导中国社会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思想武器.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成就,是它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自我创新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西方哲学的批判和创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传播和发展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不固步自封、把自己的理论当作最终完成的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始终伴随着时代前进,成为紧扣时代主题、引领时代前进的哲学理论.因此,把握时代的精神,回答时代的课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神圣使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有着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昭示的,而且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发展历史中一再得到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生动写照.最后,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教训.从理论方面来说,我们遗憾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准备和探索大多数不是来自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而是来自于列宁、斯大林甚至于前苏联的哲学界.可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又和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在不少方面有很大的差别,或者说,有些对马克思思想的修正、创新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才有近年来国内外不断的“回到马克思”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孙伯鍨、张一兵主编《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的呼声；从实践方面来说,20世纪80—90年代,苏联和东欧相继发生剧变并解体,马克思主义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引起世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的核心是对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深刻反省.这也从反面证明了上述对马克思理论修正的错误.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经历了沉痛的历史教训.所幸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重新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她是理论而绝不是教条.因此,我们在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时,必须铭记：共产主义作为历史科学是对社会主义及运动的科学界定,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揭示.在共产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绝非历史的终极制度和文明的最后形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财富的资本化占有和生产以及以资本为基本原则和终极目标的文明将最终被历史所扬弃.而共产主义绝不排斥现有的文明成就,绝不排斥自由和人道理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扬弃,共产主义是自由和人道理想的彻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上终结了“历史终结论”,为人类文明新的形态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的主流,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与意识形态上构成了现当代中国的新传统,这一新传统是由中国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所奠定的.从哲学史的视角来检视和建构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于现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精神的传承,对于这一新传统的生命力的发扬,都有着不可或缺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现代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走上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和复兴的道路,21世纪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并在与各种哲学思潮的斗争中占据支配性地位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中国的新“道统”或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这一新“道统”或新传统的形成和确立过程.

所谓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广义的层面,就是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积累或学术沉淀,从而在思想和学术层面传承20世纪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所奠定的新的精神和历史,在狭义的层面就是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建构,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在学术检视的视角中厚重起来,从而为提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境界,为提升党的理论境界和理论水平,奠定厚实的历史基础和学术基础.此外,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是在学术和思想的层面上探寻中国经验、中国问题和中国道路的理论表现,为成就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奠定它的学术基础和学术传统.

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视角.建国前,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史,由一般的哲学思潮（建党之前）演变为与中国的民族革命有着内在关联、外在引领的指导思想（建党之后）,而后的争论都涉及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道路选择：如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哲学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等等.这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它在现当代中国的前途和道路选择中确立自身的主导或引领地位的历史,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它在近现代中国的新“道统”地位的历史.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与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密切相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理论事业,是党的社会主义历史伟业的理论和政治表达,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和社会的理论生活中逐步奠定自身的学术基础,积累自身的学术传统,建构自身的学科体系.在此基础上,新中国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语境的思想和学术传统也渐趋形成.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一方面以党的理论创新为原动力,从而向现实性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开放,以增强自身的创新性与活力；另一方面有着健全的学术和社会生态的支撑,与古今中西各种哲学思想资源进行对话交流,以积淀自身的哲学内涵,锤炼自身的哲学旨趣.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积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都体现了真正的哲学与思想内涵,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学以原道）,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从学理方面来说：近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引领现代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学说,需要深入的历史与逻辑的建构,这是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重大任务.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仅只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她有着自身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的脉络：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起、论争、创建的各个时期,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法论与世界观的传播与确立；还是新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与创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身的历史渊源、思想范畴与逻辑发展,厘清、阐释乃至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体系是本研究的要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主潮、引领20世纪中国走向繁荣的主流思想,从学术论战的角度而言,乃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哲学思潮的比较与论战的结果.从“问题与主义讨论”、“唯物辩证法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一直到绵延近一个世纪的“东西文化论战”,在与各种哲学思潮的相争与相融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哲学上逐渐成为主流,所以,成就当代中国复兴伟业的既不是西学思潮,也不是现代新儒学,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

三

纵观整个中国近现代哲学史,虽然近百年来各种哲学思潮兴盛,但是大多匆匆而过,深度明显不够.这一方面是因为哲学思想的原创性不足,另一方面,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外,在哲学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的建树方面,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中国的话语系统.因此,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不仅仅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对于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多元学术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建立了一套中国的话语系统.从“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哲学式阐发,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中国话语表达形式,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潮.因此,发掘和阐发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也是我们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她不仅仅是一个外在形式的表达,而且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刻内涵的彰显.主要内容：（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及其与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转换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现话语转换何以是必要的、又何以是可能的；如何创立具有中国风格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一生的核心话语及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影响.（2）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创新：重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调整国际国内语境；转换话语体系以掌握推进改革开放的话语权；强调实践性思维.（3）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衍进的基本经验的反思：根据实践主题的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进程中坚持其立场观点方法；对斯大林模式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消极影响的反思.（4）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建构的理论思辨：话语主导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其他学科学术话语、实践话语、日常生活话语的关系；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何以是必要的,又何以是可能的.（5）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建构的路径探索：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和学术语言,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解释力和影响力；话语批判和吸收借鉴的结合；内在理路和外在形式的统一；不同领域和不同主体的区分.四

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引领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旨在探索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创新中所作出的学术贡献.正如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人思想发展史,中国马克思主义也不仅仅是领袖人物的思想史,它还应该包括所有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尤其是职业学者的学术史.这无疑将是“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理论、思想和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之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歧出,而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智慧的结合所结下的丰硕果实,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构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而且在当下的实践中正努力践行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能否建立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从国际比较视野来考察,在批判和扬弃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了“历史终结论”,并最终将开启的是怎样的人类发展的新的途径和现代文明样式?这无疑也是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再由国际比较视野来研究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理论与学说,对思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均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这又使我们可以从外部世界、另一个角度来探索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于风雨飘摇的古老中国向现代中国迈进之际,中国的仁人志士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的落后、制度的缺失,更为关键的是整个文化的问题,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而这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走出困境的历程.“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毅然将“、自由、法制、人权”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输入中国,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度面貌为之焕然一新.新思潮的时代价值与历史意义就在于传统中国将要溃败之际,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这个新的文明就是根基于中国传统古老文明的基础之上,既吸纳现代西方先进文明成果,又有着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的指引.

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近现代中国思想的主流,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无论是她对于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还是对未来社会的宏大叙事,迄今为止仍然未被超越.而她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主流,则在于她深深契合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实际,为中国近现代走向光明、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现代化指明了前景.在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西方思潮涌入古老的中国,使老大的帝国明确了在中华文明之外,还有其它伟大的文明存在.马克思主义从一个西方社会与哲学思潮之一,在与各种思潮与学说的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引领近现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古老中国的传播与研究,我们要特别感恩于“五四”时代的大哲先贤,陈独秀与李大钊（南陈北李）是其中的翘楚,他们不仅深谙中国智慧的博大,而且也觉悟中国思想的弊端,由此,才能够以大无畏的勇气,与传统决裂.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近现代中国哲学的显学,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仅亲自大力介绍和研究,更为难得的是像中国历代的先哲一样,他们还以自己的人生乃至生命来践行他们所信仰的思想,使我们后学有了敬仰的标杆,也使近现代中国哲学有了杰出的代表.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思想界能够成为显学,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契合中国时代与实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与伦比的思想性与学术性主要表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战中,与一般的政治和文化论战不同,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唯物辩证法论战”,因为涉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哲学的形态问题而有了非凡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19世纪20年代后期,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唯物史观到唯物辩证法的新阶段,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深入研究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发展的历史状况；辨析政治与学术的分野；还原哲学思想的本来面貌；厘清哲学论战的几大阵营；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主潮、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担任了思想的先导,但是她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与意义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彰显.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研究往往是具体历史的阐释,缺乏深入的学理的探究；另一方面,近百年来,许多哲学论战还是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与伦比的思想性、学术性与批判性在当代中国学界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由此才能回应“回到马克思”的呼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五

于1938年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代命题,内涵丰富,寓意深远,对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性的哲学和科学世界观的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参见潘世伟《上下求索九十年——中国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探索历程》,学林出版社2011年版.,简言之,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从而形成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和影响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革命时期,在这一阶段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理论形态：思想,正是在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革命事业才走向辉煌的胜利,最终迎来新中国的成立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二是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时期,在这一阶段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建立在诸如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党的一系列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的,它代表了我国在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基本理论成果,代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理论境界.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思想,作为在中国的历史和革命实践中生长出来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发展和转化,而且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和历史影响.对于中国革命史和社会主义史最普遍的、最持久的贡献便是思想,而且正是通过思想,中国革命的经验和道路才呈现出它的世界性意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现实化,也是中国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在历经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之后的又一次伟大而深刻的理论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是20世纪中国对于世界性的马克思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和历史贡献.

六

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理论,对于20世纪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来说,随着时代主题和历史重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自然也要改变它的基本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作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的诠释,不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践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理论、政治和历史影响.对于21世纪的当代中国来说,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形成能够反映中国现实、体现时代主题、契合历史需要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满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需要,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重大理论使命.其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开拓性创新是必经的一个环节.

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探讨来说,20世纪80—90年写作技巧论界掀起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陶富源：《关于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反思》,《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价值和现实性,它犹如思想和历史的助产婆,促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形态在当代中国的沿革变迁,促成了对教科书哲学的批判、改革与创新.

其实,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并非没有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在民族革命时期,李达就已经洞察到“实践”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意义,并首次提出了“实践的唯物论”这一命题,尽管他的《社会学大纲》在体系上仍然受到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支配和束缚,但是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以及实践原则在哲学史上所引起的革命性变革已经有了罕见的精彩论述.他的《社会学大纲》标志着中国在民族革命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握和体系性构建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的经典范本.

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激起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理论界的新一轮理论热潮,并形成长达30年之久的旷日讨论.那么,20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席卷当时中国的理论界,并掀起一股强大而持久的“唯物辩证法热”.正是在这一大的理论环境下,张岱年（别名宇同或季同）,这位跨越两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也参与到关于这一新唯物论的探讨之中,并在综合西方分析哲学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解析的辩证的唯物论”参见张岱年《关于新唯物论》,载《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应当说,李达的实践唯物论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试图揭示和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质,再现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哲学史上掀起的革命性变革,而张岱年则是试图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试图综合罗素等人开创的逻辑或语言分析传统,展现这一新唯物论对于现在和将来哲学研究的“重心”或“核心”地位.

20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是以辩证唯物论的形式出现的,并在当时中国的理论界掀起关于“唯物论和辩证法”、“科学和人生观”等思想论战潮；在20世纪80—9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则是以实践唯物论的形式出现的,并引起辩证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之间漫长而激烈的交锋.辩证唯物论和实践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的中国所呈现的两大最基本的理论形态,实践的唯物论在批判辩证唯物论时,往往会滑向实践的人道主义或人类学立场,辩证的唯物论在批判实践唯物论时,往往又摆脱不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的纠缠.这两种立场都看到了对方的疑难,也都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要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要实现辩证法、唯物论和实践观的真正统一,就要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重新理解和认识辩证法,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实践观,惟其如此,才能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础上实现唯物论和实践观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

（责任编辑：周小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