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和物的文学理

点赞:22128 浏览:103642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0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2012年的文艺学研究看上去似乎波澜不惊,并没有如前些年一样高度集中地、持续性的研究热点.但在围绕文艺学向前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上,文艺学研究者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探索.2012年文艺学研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文艺学研究的几大关键领域,如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以及对新的文学现实(视觉图像和新媒体文学)的关注中,研究者表达了对“接地性”、“及物的”以及与具有相同价值取向的“本土的”、“中国的”、“现实的”的关注,并且各个方面均有可圈可点的研究推进.

关 键 词:文学理论;接地性;及物;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1-0185-08

作者简介: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苗田,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上海200444)

一、文学理论的“接地性”问题

文学理论研究如何才能走出“理论之后”的学术阴影?这是近些年中国文艺学研究者广泛关注的话题.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其实衍生于两种不同的问题意识:一个是知识学理上的,对当代西方文论发展现状及其走向的学术探讨;另一个则是经验情感上的,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现状不满.也正基于此,2011年11月18日至21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文学理论的创新与文论教学”学术研讨会上,高建平提交了《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一文,正面回应了这一问题.在他看来,“接地”的呼声正是在当代文学理论重重危机中出现的.所谓“不接地气”的表现,既表现在文学理论课程的难教、难学上,也表现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家对理论有效性的质疑上,还表现在文学理论关注“理论”甚于“文学”(即像乔纳森·卡勒一样地宣称,没有所谓的“文学”理论,只有“理论”本身).有鉴于此,高建平认为,理论研究不应该从各种“主义”出发,而应该从“问题”出发.只有接触到问题,才能形成理论的生长点.针对问题的理论研究,才是具有“接地性”的文学理论.它可以克服理论的经院化倾向,通过对问题的不断更新,避免为理论而理论的倾向①.紧接着,王元骧也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积极的回应.他也认为,问题乃是理论的核心.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首先必须要有问题意识.如何正确地发现问题,防止以不是问题的问题来充当问题,无谓地分散和消耗我们的精力.要重视学理上的探讨,要有起码的人文情怀,要有理论思维的基本训练王元骧:《也谈文学理论的“接地性”》,《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

所谓“接地性”,即强调文学理论的研究应该是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上的.换句话说,就是针对中国问题、中国的本土问题发言.这看上去是一个一直未得到很好解决的老问题.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对中国问题、中国本土问题、中国现实问题的判断上,存在一些思维上的误区.王先霈认为,我们强调本土性,首先要意识到文学和文化本土化是对应于文化全球化而提出的.全球化的方向是趋同;本土化的方向则是趋异.对于中国这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又增强了在这种求同存异过程中的不平等性,“既要开放、借鉴,又不照搬、依附外来文化;既要独立自强,又不闭关自守,不拒绝交流和学习——这是后发国家需要处理的难题”.王先霈还提出另一个重要问题,讨论文学理论的本土化,还离不开对本土语言特性的认识问题,必须深入认识汉语的特性,它在文学美构成上的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对文学的影响.在他看来,“文学理论本土化包括若干方面和层次,其中有表述方式的本土化,观念、立场的本土化,研究对象和关注对象的本土化亦即实践来源的本土化.决定性的、起关键作用的是最后一项”.此外,文学理论本土化还不能忽略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文化的本土化.讨论文学理论的本土化需要放在文化本土化总体中来探索、衡估、考量.因此,“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本土实际,首先就是母语的实际.文学理论直面本土现实,更重要的是直面本土当下社会生活”王先霈:《如何实现文学理论本土化》,《深圳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作为对文学理论现实关怀复杂性的讨论,赵宪章和曾军做了一次关于文学理论现实关怀及其问题的对话,试图校正围绕现实关怀思考中的某些误区.他们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的危机感由来已久.这种危机感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释然,反而徒增了更多的迷茫、困惑和焦虑.并且,随着21世纪以来文化形态的变迁、文艺格局的调整以及文学研究的式微,更加使之成为挥之不去的魅影.文学理论研究必须面对文学现实,对文学现实的追问具有多个层面,但其基本指向应是当下的“文学人”所关心的问题,将“文学现实”等同于“社会现实”、“文学现象”和站在“非中国”立场谈论中国的现实,是目前存在的三个误区赵宪章、曾军:《现实关怀及其问题——对话中国文学理论未来之走向》,《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

在对中国本土的、现实的、具有接地性问题的讨论中,朱立元与刘为钦围绕钱谷融“文学是人学”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样本.2010年,刘为钦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的文章,一方面肯定钱谷融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与文学生态中提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勇气、才情及其非凡意义.但同时认为,“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缺乏自圆其说的学理性依据,尤其在新理论的发展阶段上,如果以更高的标准来对这一命题进行审视,其局限性就很明显了.他认为,人是文学描写的中心,但不是文学描写对象的全部;人是评价文学的一个尺度,但不是唯一尺度;文学还应遵循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刘为钦:《“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针对这一观点,朱立元表达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刘为钦忽视了“文学是人学”命题在新时期初期的曲折遭遇.“文学是人学”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它在上世纪80年代初“拨乱反正”过程中文艺界纠正“左”的政治工具论方面发挥过很大的作用;90年代以后,它也成为对商业化、市场化、世俗化、功利化等的抵御和抗争的理论武器;即使是在今天,“在当下的文学活动中如何以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来表现人性、人的,文学批评怎么坚持‘以人为本’,对当下文学中种种负面现象进行准确、科学、一针见血的批评等这些问题仍然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仍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处理“文学是人学”中“文学”与“人学”的关系问题时,朱立元认为刘为钦基于人与自然的二分法,对文学与自然关系的阐释存在明显失误,没能深入把握文学阅读的审美特质.文学的描写的不管是大自然还是人,都是人化的、人的心灵化的自然.一旦进入文学,都必定已经是人化、人性化、人情化、人格化、心灵化的自然,“把文学创作和作品归结为认识论和知识论形态,这显然是片面的”朱立元:《对“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再认识——对刘为钦先生观点的若干补充和商榷》,《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马大康的《文化政治应该慎行——也谈文学理论的重新政治化》也具有将文学理论问题中国化、本土化的自觉意识马大康的观点也是有感而发的,并不唯独是针对姚文放发表在2011年的几篇文章的回应(《文化政治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文化政治三维度》(《求是学刊》2011年第2期)和《文化政治与文学理论的后现代转折》(《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在对文学的文化研究取向上,文化政治成为近些年来关注的焦点,这里不仅包括文艺学界对各种西马理论和后学理论的文化政治维度的接受,而且还包括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大量以此为视角对中国思想、文化、文学问题的分析..他认为,这次借文化研究而重新政治化,未必是件好事.“当今的文化政治恐怕很难逃脱这般命运.讲身体的文化政治,往往落入身体崇拜;讲后殖民理论,则又摆脱不了与极端民族主义的瓜葛.看看那些打着后殖民理论的“洋式”旗号来捍卫“民族传统”、捍卫“国粹”的做派,总让人怎么看怎么别扭.因此,“真正有价值的文化批判就需要有这样一种独立立场.立场失去外位性,任何文化批判都无法开展;而这个处于外位的立场一旦丧失‘自己的’独立性,那也就真的有可能入东方主义的辙了”马大康:《文化政治应该慎行——也谈文学理论的重新政治化》,《文艺争鸣》2012年第3期..从这两个例子不难看出,如果要更好地接地气,首要的是辨别何为真问题,何为检测问题;其次是如何历史化地讨论理论问题有现实针对性及其有效性范围,而不是将之泛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再次是如何超越“古今中西”之争,不在问题讨论之前先将问题简单定性,“古”问题到今天也未解决,这就仍然是“今”问题;“西”问题在中国本土也有反映,它也就同样是“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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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中国问题

与文学理论本土化、接地性问题相关的,还有另一个持续时间长达近一个世纪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里牵涉的问题极多,如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思潮流派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二十世纪的新发展,即所谓“西马”问题?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已有近一百年,我们是否仍然将马克思主义视为“西方”的产物,而在中/西的维度讨论“化”的问题?等等.可喜的是,2012年,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了新的进展,尤其是在直面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中国问题,做出了新的努力和探索.

2012年《湖北大学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一组讨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形态”的文章,分别是孙文宪的《从人类学视域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理论构成》、王庆卫的《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生态维度》和韩军的《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接受》.看上去这组文章的主题有些分散,一篇讨论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本身的认识,一篇分析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新进展,一篇讨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传统问题.但其实有着内在的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不同于此前绝大多数学者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架构中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是,孙文宪有意从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独特性.他认为马克思批判异化劳动的观点其实是在哲学人类学视域中提出的,这使得马克思对审美活动及其意义的阐释有了比西方古典美学更丰富也更深厚的人学内涵和历史内涵.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理论定位,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特有的社会/政治批判维度和文学价值观孙文宪:《从人类学视域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范式的理论构成》,《湖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建立了人类学维度,才能有机地将此前我们视之为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和“阶级论”统一起来.王庆卫对生态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分析也有着超越过去将马克思主义狭隘地等同于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冲动.在他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继承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危机的理论基础上,对环境保护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归于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分析,从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通过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方法的引入,生态批评有可能成为一个结合了社会批评、形式批评方法的全新批评模式,也使文学批评在人学品格上阐释文本的生态意义成为可能王庆卫:《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生态维度》,《湖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韩军则力图恢复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复杂语境,并对其中的多元聚合因素加以细致考察.在他看来,“接受”是受现实政治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知识主体不断调整其角色与位置,面向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受众而最终作出的选择.比如,知识主体有一个从士阶层、启蒙知识分子到革命知识分子的转变,他们所面对的民众也有“臣民”、“国民”、“人民”的区别.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建构,既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生成其问题指向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外文化资源不断交汇生成其理论形态的过程”韩军:《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接受》,《湖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除了这组文章之外,张永清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也具有与之相同的理论取向.他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发生了明显的文化转向,其理论基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这种文化转向带来了一系列的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上的后果,就是“从书面文本向视觉文本、从语词感受向视觉快感、从语词向图像的转变”.在这一转向过程中,存在着把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相等同的问题,也存在着把文学、文化问题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的问题.文学批评、文化批评缺少文学性、审美性的问题也很突出张永清:《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西北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黄念然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则试图正面描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建构历程.他将这一过程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生和文艺思想的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发展与变异、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多元建构实践三个基本阶段.认为这一过程是一个理论形态、政治过程和文化过程相统一和完善的动态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中国特色逐渐形成同时又伴随着中国文学批评本身“既济”(完成性)和“未济”(未完成性)相纠结的辩证发展过程黄念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与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问题相响应的,是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为契机的对《讲话》的研究热点.这也内在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此前绝大多数文章都属于纪念性、表态性,今年的讨论呈现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亮点.以《文艺争鸣》和《文艺理论与批评》这两个刊物为代表,形成了“和而不同”的态势.在《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中,发表了袁盛勇《〈讲话〉的边界和核心》、杨劼的《延安与中国文化转型》、肖进的《〈讲话〉的修改与建国初期的文艺实践》、王秀涛的《〈讲话〉与建国初城市旧文艺的改造》和张志忠的《政与文、权与经、流与变——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座〉的断想》五篇文章.《文艺理论与批评》也发表了一系列纪念《讲话》的研究性文章,包括姜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底层叙事》(2012年第1期)、刘忠的《〈讲话〉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传播与接受》(2012年第2期)、宋建林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创新》(2012年第3期)、霍炬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人民”概念》(2012年第3期)、智联忠的《〈讲话〉与抗战时期解放区戏曲发展》(2012年第3期).相同的地方是,这两组文章中均触及到了还原《讲话》原貌,考察其对于中国革命文艺活动实践的影响的问题.如肖进比较了《讲话》发表的前后两个版本,发现《讲话》从口头演讲到形诸文字并不断修改,从最初的试图解决解放区文学问题到1949年后作为全国文学艺术的指导性文艺政策.较之于《讲话》43年本,《讲话》53年本从语言到内容均做了较大修改,但在涉及马列主义文艺原理和新文艺的主旨方向方面,并没有做出根本性的改变.《讲话》的修改问题,不仅涉及《讲话》在建国后对当代文学的指导纲领的策略性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也隐含着意识形态与文学实践的“博弈”.他还分析了《讲话》与建国初期的文艺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两者之间其实只是一次不对等的“互动”,文艺工作者因此或主动或被迫地向《讲话》靠拢,最终导致“十七年”文学趋于整体上的同质化倾向肖进:《〈讲话〉的修改与建国初期的文艺实践》,《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刘忠考察了《讲话》的传播史,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消息最早见报是在《解放日报》1942年5月14日第四版.但让人费解的是,从5月3日正常出报至5月底,没有任何相关报道.《讲话》何以迟至1943年10月19日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讲话》发表之后,延安知识分子和国统区知识分子展开了不同的理解、阐释的过程刘忠:《〈讲话〉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传播与接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2期..所不同的是,在如何阐释《讲话》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革命文艺实践的意义方面,两个刊物中的观点形成了一定的差异.如袁盛勇认为,“《讲话》在现代中国的意义,首先不是理论思想上的,而是的政治文化和文艺政策上的,这是准确理解其历史和当代价值的前提,也即我所言的边界”.他直接将《讲话》的核心命题和思想逻辑确定为“党的文学”本身袁盛勇:《〈讲话〉的边界和核心》,《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而宋建林则认为,《讲话》的意义在于文艺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全面阐述新主义文化纲领宋建林:《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3期..杨劼主要从中国文化转型的角度对《讲话》的文化意义进行了重新认识.他认为《讲话》表明了整个文化思想、文化战略的一个基点,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经过延安的语言革命,在中国的新文艺发展史上出现了以“人民群众”概念出现的人数巨大的群体,其语言取得了由政治来保证的优势杨劼:《延安与中国文化转型》,《文艺争鸣》2012年第5期..霍炬也是从“人民”这个概念入手来理解《讲话》的,但他的看法是,“人民”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也不是一个感情描述的对象,《讲话》不是一般性地“畅谈”文艺问题,而是要讨论“革命文艺”;不是对革命文艺的泛泛而论,而是就具体的“民族解放”来讨论文艺.因此,“人民”的概念奠定了《讲话》的文本结构,形成了《讲话》主要观念的核心,同时也弥散在思想的各个角落霍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人民”概念》,《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3期..三、“及物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


对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不及物”的批评已屡见不鲜了.其批评的主要理由有三:1、现有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知识都是来自西方的,没有从中国文学和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没能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现实相结合,即高建平所言的“接地性”;2、西方的文学理论、文化理论日益“理论化”,它们所征用的理论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已与“文学”无关;3、“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消失”,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昭示文化理论解释当今文化现象的乏力以及面对新的文化现实时的困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化研究、文学批评,包括文学理论研究“及物性”的吁请便显得尤其迫切了.孙士聪在评介张光芒“人心文化”命题时,即提出了“文化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及物的?”他提出,“及物的文化研究首先直面当下文化实践”、“正视文化理论本身的阐释有效性的限度”、“坚持反思和批判的文化立场”和“坚守研究主体的人文担当和理论勇气”.在方法上,真正及物的文化研究要“包容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双重视域,并在文化实践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中生发问题意识、生长理论实践性”孙士聪:《文化研究在何种意义上是及物的——兼评张光芒的“人心文化”命题》,《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3期..这些分析和主张可谓切中时弊.

作为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并坚持了十多年的学者,王晓明感到终于看到中国文化研究的曙光了.在《从文化研究的窗口望出去》这篇文章中,王晓明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文化研究’这扇窗子,大体已经开出来了.经过大家十来年的努力,窗框子是大体搭起来了”.那么,这个框子是什么呢?王晓明认为就是“今日中国的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机制”.不同于此前文化研究着重于制度分析和政策分析,王晓明更关心的是“机制”,即“在各种有形的社会和制度条件约束下实际起作用,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不成文法’”和那些潜规则.正是它们,在实际地影响文学和文化的创造(生产)、传播和接受.文化研究“不是不关心审美之类的问题,而是不再只从抽象、孤立的角度去理解审美,要把审美的问题放进社会再生产的范围里面来讨论”.为此,他从人们的政治无力感、城市中的意识形态功能、应试教育体制对人的影响、各行业的劳动作息时间、城乡差异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新媒介及其监管制度等多方面揭开了这一机制的面纱王晓明:《从文化研究的窗口望出去》,《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1期..与之相呼应的,是《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发表的一组讨论文化批评的文章,对当代中国文化批评的现状及其问题展开了及物性的分析.陶东风指出,“作为公共书写形式的文化批评,以其公共性为根本特征”.正因为其公共性,所以文化批评的议题必须超越狭小的专业圈子,必须避免使用过分专业化的表达,从事文化批评者,必须不只是专家,而且还同时应该是关注公共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有别于纯粹的学术研究,文化批评的空间不是真理的发布场,而是意见的集散地.“针对中国的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文化,目前文化批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是建构一种具体的、立足中国本土语境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因此,政治批评是真正的文化批评陶东风:《论文化批评的公共性》,《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曾军则从文化批评的对象上作了辨析,认为中国的文化批评实践需要重新确立本土性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应在这林林总总的文化现象、思潮、冲突与激荡中形成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特征的某种认识,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致力于“形成中的支配性文化”的参与性研究,“主流大众文化”可以成为对之的一种命名;在这一以媒介技术、商品消费为取向的文化生产大潮中,处于支配性地位的便不再只是纯文学、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了,而是由权力、资本、技术以及相应的文化趣味相交织而形成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以及相应的文化产业形态.文化批评需要在文化产业领域进行强有力的批判性质疑和建设性参与,从而真正介入并影响支配性文化的形成曾军:《面对形成中的支配性文化及其生产方式——“理论之后”的当代中国文化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周志强则从批评视野的角度认为,文化批评不能只就事论事,而应该有大胸怀、大抱负,“不仅仅要依托现代公共领域言说策略,更要坚持‘总体性批判’,通过深刻理解当前社会的整体政治现实,在局部的领域中建构其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批评”.因此他倡导一种“震惊体的寓言批评”,力求采取轰动效应、震撼效果和多重立场来实现文化批评的政治目标周志强:《社会叙事危机中的总体性批判——谈“震惊体寓言批评”的文体政治》,《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2期..

在面向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方面,大众文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批评和研究对象.2012年第5期,《探索与争鸣》推出“我们该如何推进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的圆桌会议,发表陶东风的《畸变的世俗化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肖鹰的《中国文化的问题在精英文化取向的下滑》、陆扬的《大众文化:“塞壬的歌声”》、胡智锋的《我们该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张柠的《发生学的意识形态阐释:大众文化研究的新范式》、邵燕君的《网络时代,精英何为》、周志强的《奢侈品·性·自由——当前中国大众财富价值观的另类观察》和孙士聪的《人:大众文化形象与价值的根基》八篇文章,再加上陶东风的《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赵勇的《大众文化的概念之旅、演变轨迹和研究走向》(《山西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以及和磊的《公共理性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判》(《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等其他一些文章,集体性地推进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深化.不同于此前将大众文化视为文化工业的结果,视为被主流文化所收编或者进行抵抗的亚文化,或者受消费主义浸染的小资文化,2012年的这组围绕大众文化的研究致力于从价值观的角度探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联.陶东风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想和大众文化形成良性关系,必须实现两个转化,“即从文化转化为主流文化或主导文化,再由主导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当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就是寻找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契合点和转化机制”.为此,文化的价值观必须首先具有多元性、包容性、开放性,必须和现在正在日益开放的和多元的社会相适应.其次,这一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大众文化恰恰因为缺乏激进性和革命性而成为落实主流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最重要管道”.大众文化必须面向大众,因此它必须通俗也只能通俗(但不一定低俗或庸俗),“必须模式化、类型化,个性化、独创性、探索性、实验性、先锋性只能是少数艺术家圈子里的事情”,大众文化批评的价值尺度,不应该是宗教价值尺度或精英价值尺度,也不是某特定社会群体价值尺度,而应该是适合于公民文化的普遍价值尺度陶东风:《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融合》,《文艺研究》2012年第4期..肖鹰强调仍然要坚持大众文化批评的精英文化立场,既要立足于传统,也要着眼于未来的文化认知,保持批评的独立性肖鹰:《中国文化的问题在精英文化取向的下滑》,《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5期..张柠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认为大众文化批评应该“放弃学院派知识体系中那些僵硬的、约定俗成的概念和方法,用正常心态面对新生事物,用中立的价值立场去观察和分析,用非排他的观念去面对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念”,并最终指向发生学的意识形态阐释张柠:《发生学的意识形态阐释:大众文化研究的新范式》,《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5期..四、理解新媒介和视觉图像:面对新的文学现实

新的文学现实是什么?新媒介的兴起、视觉文化的泛滥以及所产生的对文学创作、传播、阅读等诸方面的深刻影响已经成为公认无可回避的文学现实问题了.不过,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思考新媒介和视觉图像,最容易陷入的误区就是将它们视为文学的对立面,视为洪水猛兽,从而强化呵护文学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进入2012年,这一局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在新的文学现实面前,文学理论的研究者开始找到了理解新媒介和视觉图像的学术自信.

在对视觉文化的研究中,不再局限在当代大众文化、媒介文化语境,而是重建其与传统的视觉艺术文化传统的关联,从文艺美学、艺术哲学、艺术史的角度反观视觉文化提出的各种问题,成为视觉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表征.张法以“Image(形象/图像/意象)”为关 键 词,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考察了西方视觉观念的变迁.在他看来,“Image”在西方主要与三个方面相关:由主客互动而来的影像,主体心理运行的意象,由主体外化而成的艺术形象.这三个方面为image在中国的三种不同译法奠定了基础张法:《西方文化和文论中的Image——从比较文化和比较文论的角度看Image(形象/意象/图像)(之一)》,《河北学刊》2012年第1期..肖伟胜也在图像学的意义上反思视觉文化问题.他认为,图像是视觉文化研究最为关键性环节.他首先考察了“象”或“像”即图像(image)的基本语义,并在此基础上将图像分为物象、属象、意象和道象等四种类型.针对图像语义非常庞杂的局面,遵照语词的意义即用法的方法论立场,以“家族谱系”的方式将之区分为“图形”、“视觉”、“感知”、“精神”、“语词”和“影像”六种类型.进而考察了视觉文化研究与图像学之间既相关又存在着差异的关系肖伟胜:《图像的谱系与视觉文化研究》,《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金惠敏则从“审美泛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角度切入对视觉文化的分析.在他看来,这些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家中存在着一条或显或隐的思想主线,即将图像增殖作为审美化的推动力量,是谓‘图像学路线’”.图像增殖一方面作为审美化的直接推动力在大众文化那里得到肯定,但另一方面,由图像所造成的审美化在哲学认识论上是被批判、被否定的.因此所谓的“图像之罪,图像—审美化之罪,在于其对认识对象的遮蔽甚至模拟性取代”金惠敏:《审美化研究的图像学路线》,《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由视觉文化影响而提出的“图文”关系问题,近年来逐步稳定成一个重要的基础性理论问题.赵宪章从符号学的角度认为,“语言和图像有着不同的意指功能:前者是实指符号,后者是虚指符号,从而导致文学崇实、绘画尚虚的艺术风格及其不同的评价标准”.在对语言和图像的关系史进行清理之后,赵宪章发现,“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性’造就了语言的实指本性,‘相似性’原则决定了图像的隐喻本质和虚指体性”.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以语词为媒介的文学和以图像为媒介的视觉艺术之间的差异.但是,语言并非只具有实指性,它还可以通过隐喻等修辞手法赋予语词以虚指化、图像化的功能,“即语言脱离实指功能、变身为图像(语象)隐喻,从而滑向虚拟的文学空间”.这一特征使得文学语言有别于日常语言,“语言实指和语象虚指的交互变体而成就了文学”赵宪章:《语图符号的实指和虚指——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从图文关系角度出发,我们获得的是对文学性的全新认识.前些年著有《形象诗学》的赵炎秋也参与到了图文关系的研究.在他看来,作为人类认识和表达世界的两种基本手段,文字与图像既有异质性的一面,也有互渗性的一面.从艺术史的角度看,文字与图像的地位是此消彼长的,两种媒介的长处与不足、人类的艺术生产与消费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科技发展水平成为影响彼此关系的重要原因赵炎秋:《异质与互渗:艺术视野下的文字与图像关系研究》,《文艺研究》2012年第1期..

与围绕视觉图像问题的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相反,在对新媒介背景下文学形态的变迁问题的探讨则相对滞后和单薄许多.除了前些年的网络文学、玄幻文学、穿越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等现象的探讨之外,近年来以微博为载体的“微博小说”也应运而生,李海全和杨光宗初步关注了这一新生事物李海全、杨光宗:《媒介化时代的文学新景观———微博小说的定义、特征、前景》,《三峡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李存也在媒介变迁的背景上对以手机短信和微博为主要载体的文学形式进行了“微文学”的命名,并初步展开了特征分析李存:《新媒介时代微文学发展研究》,《中州学刊》2012年第3期..这些初步的分析虽然显得稚嫩,但也是对新的文学现实的关注,随着新媒介文学的日益成熟和发展,它们也许能够获得更加系统的理论分析.2012年6月26日,湖南省网络文学研究会在中南大学成立;2012年10月20-21日,河南大学召开“新媒介与当代文论转向”研讨会暨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新媒介文论分会的成立大会.这些研究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新媒介文学开始正式进入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视野,系统化的研究正式开始.

(责任编辑:李亦婷王恩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