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性科研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旧书业很是繁荣.琉璃厂之外,东安市场里,旧书摊也很多.琉璃厂以古籍为主,东安市场则多民国以来的洋装旧书.此外,东四隆福寺,旧书店也不少.那时,书价不高,洋装旧书尤为低廉.如果不是寻觅那些罕见的版本,我这样没几个零花钱的中学生,也还可以挑到一些有意思、也写得起的旧书.后来到上海读大学,福州路旧书店也常去逛逛,那些古本、珍本虽然无力购写,但影印的《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拆零卖的,不过几角钱,也很低廉.

及至“”风起,大破“四旧”,书籍所罹劫难,远远不止“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过去,书业凋零.东安市场、隆福寺的旧书摊点已寥寥无几,琉璃厂书业也风流云散,只剩下“古籍书店”与“中国书店”少数几家.所谓旧书,多为1949年以后、尤其是1976年以后出版的书了.因此,逛旧书店,也兴味索然.

大约是去年,去三联书店,途经隆福寺,因时间尚早,踱进小巷中一家书店,蓦然见到薄薄一册《资产阶级语言学批判》,是五十多年前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学生的批判文集,其中竟还有我一篇,是批判高本汉的.

说是批判高本汉,其实是批判我的老师张世禄先生.因为这一本书,又勾起当年的一段回忆.

1958年的夏天,狂飙式的“反”运动虽已过去,但上层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依旧很不放心,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上剥夺了资产阶级,“反右”,在政治上剥夺了资产阶级,此后,资产阶级能够同无产阶级较量的就只剩下文化上的优势.这种优势,集中体现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知识不像生产资本,也不像政治地位.资本可以剥夺,地位可以剥夺,知识无法剥夺,应对的方法,只有大力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用以取代.

沿着这条思路,在高等学校中,大致采取了两种手段：一方面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打掉专家教授们的“威风”,另一方面,则是鼓励青年学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展“群众性科研”,在“战斗中”成长.于是,从1958年到1960年,大约两年时间,发动学生批判老师,“打破”对教授们的“迷信”之后,在学校党委号召下,又开展了“群众性科研”,让学生们自己编教材、写文章.这些教材与文章,要“大破大立”,即大破“资产阶级学术体系”,大立“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学者、教授.

这些口号,引得年轻人热血沸腾.

1958年的夏秋之间,我们进入二年级,刚学了文学、语言专业的几门基础课,竟然就要自己动手来写文章,编教材,听起来似是天方夜谭,但那时的我们,坚信“真理在手,所向披靡”,无不跃跃欲试.何况从上面传下来的,都是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说青年胜过老年,自古皆然.后来知道,当时党委、总支领导们挂在嘴上的颜回、周瑜、诸葛亮、王弼、王勃,乃至释迦牟尼、红娘等等例证,都是在全会上讲的.青年容易激愤,容易冲动,尤其来自上层的鼓动,有各级组织推波助澜,更是被激励得一往无前!

语言学,我们所学不多.虽然作为经典的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承认语言没有阶级性,但是,语言没有阶级性,不等于语言学也没有阶级性.于是,就拿张世禄教授开刀.可是,我们接触到的“语言学”理论,实在太少.张世禄先生“贩卖高本汉的语言学观点”,只是听年轻教师介绍的,我们自己既没有读过高本汉,甚至也没有读过张世禄先生的著作.张先生只给我们讲过古代汉语,而且讲得极好.于是,在青年教师帮助下,列出了高本汉的一些观点,又列出了张先生过去书中的一些说法.然后由学生们每人分担一两条,敷衍成文,最后再由青年教师从中选出一些,集成文集.这就是我在那家旧书店重见之《资产阶级语言学批判》的由来.很后悔当时没有写下一本,等我想到再去写时,隆福寺那条小街已列入拆迁,书店消失,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文学专业人多势众,而且又经过了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风,批判《文艺报》,以及刚刚过去的“反”和此后对丁玲、王实味等的“再批判”,思想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似乎壁垒分明.因此,破除文学史撰述中的旧体系、旧观念,就成了“战斗”的目标.在校、系两级党组织的号召下,学生们披挂上阵,自己上马编写教材了.

复旦大学中文系是五年制.五年级的同学毕业在即,忙于学业.四年级的同学认领了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任务,三年级的同学认领编写《中国近代文学史稿》.刚进入二年级的我们,系里起初似乎并没有布置任务,但也不甘示弱,自己提出要编写《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那思路就是既然要“以党校精神办中文系”,中文系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按照党指引的方向,把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因此必须熟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后来知道,学生自己编写教材,并非复旦独创,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也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出版时的封面是红色的,所以也叫“红皮文学史”.复旦学生编写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文艺思想斗争史,也在1959年、1960年先后正式出版,自然大大地鼓吹了一阵,说是“党的领导的胜利”,“思想的胜利”,“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教育方针的胜利”,“是在科学研究中大搞群众运动的胜利”,不但培育了人才,也建立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理论队伍.

过了若干年,回头看看,似乎并没有那样了得,但它确有特点.

特点之一,是学生们编写的文学史,不管是哪一部,都声称是“以思想为指导”.譬如《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就强调编写中反复地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遇到问题,就到著作中寻找“智慧和力量”.这就已经很有点“活学活用”的味道了.

特点之二,是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要么是革命的,要么是反革命的,二者不能调和,对所谓“折衷派”,则都归之于反动一方,且认为“其迷惑力大,危害性也就大”.这样的两极思维,把胡适在“五四”时期的活动目为“反动活动”,把胡适的“整理国故”也定性为“反动阴谋”.对认定为“无产阶级”的作家,则尽力夸大其成就与作用.这些非白即黑的评判,也同“”时所谓“革命的走过来,不革命的滚开去”血脉相连.可见“”时在文艺问题上的极端主义,在那时就已经种下根因,“”不过是走向更加极端而已.

特点之三,是那时在我们心目中,“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已经是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若要论证一个问题,或要下一断语,只要找到了他们著作中的一言半语,与之附会,便可义正词严,不容反驳.因此,在这样的“群众性科研”中,大都学会了在“经典著作”中寻章摘句,做成卡片,以备不时之需.这就开启了后来各种语录的兴盛,而“”时的“语录战”其肇祸开端,实在此时.

“群众性科研”的“伟大成果”,没有流传下来,北大的文学史,复旦的文学史以及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现在已经少有人知了.当时要培养的“无产阶级”自己的理论队伍,后来许多人也真的成了学者、专家、教授.但在涉世较深、学问日长之后,大都“悔其少作”.他们后来的著作,传承的还是被认作“资产阶级”学者的家法,他们回忆的也都是后来传道授业的恩师.这场由上而下发动的“学术人才争夺战”,也就尽入渔樵闲话中了.当然,自称把握了“宇宙之真理”的人,至今也还是有的.

（作者为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望》周刊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沈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