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管理中国范式的形成与

【摘 要】中国宏观调控是基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的概念创造和理论总结.中国宏观调控无论是目标选择,还是实施手段,与经典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界定、论述相比,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这使得中国宏观调控形成了一个宏观经济管理的中国范式.

【关 键 词】概念；宏观调控；宏观经济管理；中国范式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1—099—06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寻求“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范式”,是相当一批理论研究者矢志不移的追求.经济学的研究也不例外,探讨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构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是很多研究者的努力方向.宏观调控就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学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潜在的理论研究价值.在中国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宏观调控发挥着越来越令人关注的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宏观调控已经有六轮完整的实践,第七轮也正在发展之中.透过这长期的实践,中国宏观调控无论是目标选择,还是实施手段,与经典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界定、论述相比,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特殊性.首先,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制度一般被认为是外生的,但中国的宏观调控被中国党和政府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其次,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宏观经济政策并不针对结构问题,但中国的宏观调控始终在强调结构的优化；第三,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中国的宏观调控手段还包括行政手段.

这种来自实践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导致理论界在关于宏观调控的认知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理论界目前关于宏观调控的认知存在着广义论、狭义论和特色论三类观点.广义论者将宏观调控等同于政府干预,把政府针对市场失灵采取的所有经济措施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以马洪（1993）[1]197曹玉书（1995）[2]2、邱晓华（2004）[3]等人的观点为典型代表.狭义论者则将宏观调控简单地对应为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认为宏观调控仅指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以黄达（1999）[4]2、张鸿岩（2004）[5]100、许小年（2007）[6]和汤在新（2006）[7]86-92等人的观点为典型代表.特色论者认为中国的宏观调控是属于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管理行为,是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衍生的理论概念,从目标选择到手段选择都不能用经典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只有少数学者持特色论观点,其典型代表是刘瑞（2006）[8]等.比较上述观点,广义论的缺陷在于将政府规制等微观措施也纳入宏观经济管理的范畴,混淆了宏观和微观的差异；狭义论的理论渊源是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虽然被众多研究者所接受,但无法解释宏观调控作为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管理行为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而特色论虽然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现实,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成果,因而成为少数派.这些分歧说明,解读中国的宏观调控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问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宏观调控措施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的宏观调控行动,更提升了中国宏观调控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在宏观调控的理解和认知方面给予合理的解读,无疑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

二、宏观调控：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中形成的概念

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直接面向企业等生产者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是国家管理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手段.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市场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在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干预和管理方式也在转型,宏观调控发挥着越来越令人关注的作用.

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宏观调控概念经历了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宏观调控的形成和发展链条.宏观调节的提法最早见于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提出：“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越要善于在及时掌握经济动态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以利于调节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积累和消费等重大比例关系,调节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流向,调节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布局等”1985年8月13日,针对当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膨胀的情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瞻前顾后、统筹安排》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同志较多地重视微观放活,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贯彻党、国务院关于加强宏观控制的指示.”这是宏观控制首次正式出现在公开报刊上.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决定进行经济调整,治理经济环境.1988年9月26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这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等必须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齐下,进行宏观调控.”从此,宏观调控在中国开始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到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发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党和政府关于宏观调控的论述形成了相对比较完整的认识.该文件对宏观调控的制度性特征进行了概括,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该文件明确了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明确了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等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银行以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调节货币供应总量,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财政运用预算和税收手段,着重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分配.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与产业政策相配合,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考察党和政府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宏观调控的重要文献,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宏观调控最初的一个认知框架：

首先,党和政府提出宏观调控是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等问题结合到一起的,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之后才出现的,因此宏观调控从时间逻辑上来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产物.其次,宏观调控不但具有总量调控的功能,也具有结构调整功能.第三,宏观调控的主体具有多元性,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构成了宏观调控的主体.第四,宏观调控的手段具有多样性,以间接手段为主,强调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的综合运用.显然,宏观调控对结构问题的重视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完全不同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当中单纯针对总量进行调节并强调运用间接手段的宏观经济政策.

在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特别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对宏观调控的认识不断深入.

这首先表现在对宏观调控的制度性特征给予了进一步的强调和明确.十四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五大报告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十六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十七大报告提出“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这是从宪政高度上明确了宏观调控的制度性特征.

第二个方面的表现是对宏观调控承担结构调整任务的基本认识更加坚定.十五大报告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十六大报告虽然没有强调结构调整是宏观调控的任务,提出“要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主要目标”这样的措辞并没有将结构调整从宏观调控的视野中剔除出去,而接下来200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不但将结构调整和投资结构联系到一起,而且关注到了地区结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五个统筹,更是空前强调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关于宏观调控手段的认识逐渐成熟,形成了经济与法律为主,行政手段和其他政策手段相辅助的基本认识.199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等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则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坚持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发挥各种政策的组合效应”.

第四个表现是强调宏观调控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作用.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宏观调控要着眼于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搞好宏观调控,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适时适度调整政策实施的力度和重点”.政府将宏观调控作为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说明宏观调控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管理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方式.

第五个表现是政府作为唯一的宏观调控主体被明确.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以分权为导向的改革进程逐步发展,政府曾经认为地方政府也是宏观调控的主体.伴随着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的出现,开始强调宏观调控权力集中在的观点,宏观调控的主体也就被明确为政府这一唯一主体.1993年6月24日《、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强调“坚决维护对全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和有效性.”随即,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会议文件再次强调：“宏观调控权必须集中在,要维护政策的权威.”

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实践过程中宏观调控概念清晰的形成和发展链条相比,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却没有宏观调控的概念,只有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考察西方经济思想史,尽管关于宏观经济的一些理论观点早在17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了——熊彼特认为早期宏观经济学说发展的线索始于威廉·配第,[9]327但“宏观经济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挪威经济学家拉格尔·弗瑞希在1933年提出的,而宏观经济理论框架的基本建立则以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出版为标志.然而,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文献和经济学辞典当中始终没有出现宏观调控这个概念,经济学家们只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这个概念来描述政府在宏观上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实践.萨缪尔森在其著名的《经济学》中关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和目标的表述就是一个真实写照.萨缪尔森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职能在于提高效率、增进平等和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同时减少失业和降低通货膨胀,政府依赖于税收、支出和货币管制等政策工具以实现上述目标.[10]73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关于宏观调控概念的认知框架.

第一,宏观调控是中国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是中国经济特有现象,因此,宏观调控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是基于中国经济现实,在现代经济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

第二,宏观调控是中国政府根据对国民经济运行形势的基本判断,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而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行为,这些新问题是计划经济时期所未有的,也是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实践中没有的.因此,宏观调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行为.中国特色表现在：除了市场失灵这个政府干预市场的一般意义的经济学逻辑外,宏观调控还存在两条中国式的逻辑线索.第一条线索是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中国经济面临众多的结构矛盾和利益冲突,需要在宏观层面上予以协调,因此单纯针对总量的需求管理是远远不够的,宏观调控必须强调结构性目标.第二条线索是政治和文化线索,即中国作为一个集权体制的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方面的特殊逻辑.在中国,国家的统一和的集权是中国独特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中国作为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必然要遵循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历史传统.党和政府除了达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目标以外,还需维护国家的统一、集权体制的生存和延续,而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分权和竞争,所以党和政府必须在宏观上对任何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因素和问题进行调节和控制,特别是控制,于是宏观调控不仅仅强调政府对市场的间接影响作用,更有直接影响的能力.第三,宏观调控强调操作性和功能性,是一个由一元化的调控主体、二元化的调控任务和多元化的手段体系构成的三位一体的操作——功能框架.所谓一元化的主体,是指宏观调控的主体只能是政府,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仅限于管理调节地方经济的发展.所谓二元化的调控任务,是指宏观调控的任务既包括总量调节,也包括结构调整.所谓多元化的手段体系,是指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必要的手段.

三、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意义：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中国范式

基于前文对宏观调控概念形成和发展脉络的分析,中国的宏观调控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行为,既不同于西方式的政府干预,也不同于西方式的宏观经济政策.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关注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行动,宏观调控的上述差异性是否意味着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某种范式特征?如果是,围绕宏观调控的研究和相关观点将丰富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构建经济学研究的中国范式提供理论支持.

范式的概念源于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中探讨什么是科学的命题,第一次提出了范式理论以及不可通约性、学术共同体、常规科学、范式危机等概念,深刻揭示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库恩认为,科学是由某些特定的“范式”支配的,形成所谓常规科学,科学家们围绕常规科学努力扩展此时的主流“范式”；在研究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无法用主流范式解释的现象和事物,当这些现象和事物不断出现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将会出现当前范式的解释危机,最终导致科学的革命,出现一个新的主流范式,而新的范式又如同前一个范式形成类似的发展过程.通过范式概念的建立和表述,库恩回答了什么是科学这一问题,他认为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是科学家集团（学术共同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组检测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库恩认为范式的特点是：其一,范式在一定程度内具有公认性；其二,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它的存在给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其三,范式还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在库恩范式概念的基础上,什么是科学这一命题有了较为明确的答案,即一门学科能否成为科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领域的学者对过去和目前的成就能否取得共识,能否拥有共同的范式,如是,则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科学.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科学哲学领域的研究者们对于科学中到底有没有“范式”进行了激烈、持久的争议,而在科学哲学领域以外,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学者出于对本学科科学性的关心和建构,积极地运用“范式”的概念对各自学科进行着方方面面的分析.范式概念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影响自然也被经济学家看到,从而被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范式概念被引进西方主流经济学后,经济学范式主要表现在边际主义的发展,主观效用论和边际分析方法迅速成为经济学者的共同的分析工具,也由此推动了新古典主义的主流地位的形成.宏观经济学内部也有相对立的范式：既有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出清检测设,即古典宏观经济学,也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在中国,也有学者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问题.例如,樊纲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国经济学在1979年以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应该说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那个范式等中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所感觉到的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其实主要就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现实问题的冲突；所力图‘改造’、突破或放弃的‘范式’,就是所谓的‘苏联范式’.”[11]

具体到我们目前的研究对象——宏观调控,从范式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认为,前文所提到的中国宏观调控相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些差异性,为形成一组能够凝聚研究者共识（学术共同体）的概念、观点、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奠定了逻辑基础,换言之,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范式特征.

第一,中国宏观调控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独特的认知路径.不论对宏观调控概念持有怎样的观点,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即尽管市场经济的理论源于西方经济理论,但西方经济理论中没有宏观调控的概念,只有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而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实践当中,宏观调控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宏观调节—宏观控制—宏观调控的发展链条,宏观调控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理论产物,是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理论总结.

第二,中国的宏观调控行为植根于东方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一条中国式的经济、政治、文化线索决定了宏观调控通过目标和手段体系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首先,从经济层面而言,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中国经济面临众多的结构矛盾和利益冲突,需要在宏观层面上予以协调,宏观调控必须强调结构性目标,与西方经济学语境中忽视结构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全不同.其次,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古老文明传统的东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方面有其特殊逻辑.在中国,党和政府除了达到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目标以外,还需维护国家的统一、集权体制的生存和延续,而市场经济带来的是分权和竞争,所以党和政府必须在宏观上对任何影响到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因素和问题进行调节和控制,特别是控制,于是宏观调控不仅仅能够发挥西方主流宏观经济理论中强调的政府对市场的间接影响作用,更有直接影响的能力.

第三,中国的宏观调控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这套理论隶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借鉴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教训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科学发展观是其中的最新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中国经济转型已经30年,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未来,中国经济体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继续完善,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出更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力.第四,中国宏观调控的研究方法同样具有差异性.长期以来,尽管西方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就是否应该对宏观经济进行政府干预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但是,西方宏观经济学不同流派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大都基于以下几个隐含的检测设[12]38-41：其一,制度是外生的或中性的,对经济运行是无摩擦的；其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是熨平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原因导致的经济周期,并且主要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其三,检测定市场是同质的,将研究定位于总量层面,不考虑结构性问题.上述隐含检测设植根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在发达国家没有制度变迁的问题,也没有结构性问题,于是制度中性检测设和市场同质检测设保证了在不同时期推出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相似的效果和可比性,成为宏观经济学通过大量计量分析找到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检验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逻辑前提.但是,对于中国的宏观调控研究而言,由于上述隐含检测设根本不存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中国面临严重的水土不服.因此,充分认识到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这些隐含检测设并因此思考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对于中国宏观调控理论在借鉴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时进行合理的扬弃至关重要.

四、结论

综上所述,宏观调控所有显著的差异性都是无法从现有的理论框架中直接得到解释的,无论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苏联范式”,还是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中,都无法得到答案,中国宏观调控具有明显的新范式特征：

宏观调控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市场化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行为,有着自身的特殊逻辑.在实践中,宏观调控形成了一元化的调控主体,二元化的调控目标、任务,以及多元化的手段体系这三位一体的操作——功能框架.如前文所述,一元化的主体是指宏观调控的主体是政府,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仅限于管理调节地方经济的发展.二元化的调控任务是指宏观调控的任务既包括总量调节,也包括结构调整,其目标是短期经济运行的总量平衡和长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优化.多元化的手段体系是指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等其他必要的手段.

我们认为,以上述认识为圆心,足以形成中国宏观调控范式的内核,进而形成关于中国宏观调控的概念、观点、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的较为一致的认知.事实上,从目前的文献看,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者在某个方面与上述观点相近,这说明一个关于宏观调控研究的“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从库恩范式理论的视角来看,这无疑是一个范式.当然,任何科学范式都是在实践发展中产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理论界的争论正是宏观调控研究学术价值和意义的体现,随着相关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必将形成相应的范式.我们也希冀本文对宏观调控的分析和观点能够为构建研究中国宏观调控的主流范式作出贡献.